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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葉，傳教士最早將西洋自鳴鐘帶進廣州，在明末的「廣州交易會」上，自鳴鐘是中葡貿易的商品之一。而明末西來的第一批傳教士，就是靠用「自鳴鐘」賄賂廣東的地方官員，才得以登陸。 1580年，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跟隨葡萄牙商人來廣州，向兩廣總督陳文峰獻上包括自鳴鐘在內的貴重禮物，請求能留居。陳文峰貪圖這些西洋禮物，不顧當時正在海禁，同意他在暹羅驛館居住了3個月。 為了投人所好，羅明堅還親自調試「自鳴鐘」，按照人的習慣把歐洲一日24小時改為獨有的一日12個時辰，把阿拉伯數字改成中文。 而對於利瑪竇，西洋鐘錶也是重要的禮物。1601年，他獲准進京覲見皇帝，通過太監馬堂送給了萬曆皇帝一份重禮。其中，有兩隻鐵制的自鳴鐘。 靠這些西來的奇器，利瑪竇獲准留居於宣武門內，為傳教佈道打下了基礎。為了便於管理利瑪竇送來的這兩隻鍾，皇帝在欽天監找來4個學員，向他學習制鐘、使用和保養的方法。 從此，在西方人每次送給皇帝的禮物中，製造精巧的「自鳴鐘」幾乎是必備的禮物，最典型的要屬馬戛爾尼使團。據參加使團的英方人員回憶，英國方面在選擇禮品上相當謹慎，禮品中「最能說明自己國家現代化程度的禮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樂鍾」。 奢華「八音盒」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收藏鐘錶，乾隆初期，耶穌會教士沙如玉估計清廷已有自鳴鐘4000 具以上。當時自鳴鐘之聲在紫禁城內終日隨處可聞，時鐘已成宮廷生活必需品，作為舉行各種宮廷儀式的時間依據。 如此多的鐘錶，僅日常維護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務。更何況每逢冬至、元旦、萬壽前夕，如此多的鐘錶還要集中修理並重新陳設起來。 每年皇帝要出巡、圍獵，做鍾處還要選擇上好的鐘錶供皇帝沿途御用。在不斷製造精美新鐘的同時，乾隆還常命令拆毀構造簡單、造型普通的鐘錶。 據記載，從乾隆51年到53年，僅僅3年時間，拆毀的舊鐘達115件。而乾隆的好大喜功，也成就了一個鐘錶製作的繁華期。這一時期鐘錶的質量和數量均達到了清代鐘錶製造的頂峰。 乾隆喜歡西洋鐘錶，還常常親自對設計的鐘錶指手畫腳。在歷史文檔中，除了冷冰冰的政令和諭旨，還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設計鐘錶的記載：乾隆八年，12月，乾隆傳旨「要做鍾處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鍾。」 一個月後，制鐘處上報：「西洋人畫得八仙慶壽、海屋添籌山子、樓台紙樣一張。」乾隆覽后，發御旨：「外面樓做杉木彩漆，欄杆做木頭掃金，再裡面山子、樹木、樓台……再畫樣呈覽，準時再做。欽此。」 相比於康熙的重視時鐘的科技內涵，乾隆帝更加註意時鐘觀賞性。所以，乾隆時期的御制鐘表極盡奢華之能事。這段時間，為帝皇訂製的時鐘越來越多，以精巧的自動機械與八音盒功能為主要特色，報時功能反在其次。 嘉慶以後，西洋鐘錶逐漸式微，主要原因是嘉慶皇帝對西洋器物的反感。嘉慶4年（1799年）11月他在一條上諭中表明了這一看法：「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鐘錶，不過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恆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西式鍾「國貨潮」 最初西洋鍾都來自歐洲，最受歡迎的是英國與瑞士兩國製造的時鐘，兩者均見於根津美術館藏品中。但隨著各級大臣，甚至民間雅士也開始玩「西洋鍾」，西式鍾開始出現「造」。 仿製西洋鐘錶始於上海。萬曆年間李紹文著《雲間雜識》載：「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余於金陵王太穩處親見。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制高廣不過寸許，上海則大於斗矣。」 自康熙後期至清末，在長達二百年的時間裡，形成了「御制鐘」、「廣造鐘」和「蘇造鐘」三足鼎立的狀況。當時的「廣造鐘」製造技藝已接近當時歐洲制鐘的水平。 「廣造鐘」能成為皇家御藏的奢侈品絕非偶然，在清代的多次海禁中，廣州一直是唯一的海外貿易地，因此廣州工匠所受影響也最大。 「廣造鐘」中還有一種特別創意——水法，也就是在鐘錶上製造出小噴泉，因水法裝置及旋轉方式不同，會出現上噴水、下噴水、平流水等效果。 當時進口歐洲鐘錶的造型，多以反映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文題材為主，如牧羊、郊遊和跳舞場面，以及古希臘、古羅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廣造鐘」中，則加入了很多「元素」，比如佛塔、寶葫蘆、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官辦「做鍾處」誕生 康熙不僅熱衷於搜集各種西洋鐘錶和科學儀器，還在內務府造辦處內建立了一個「做鍾處」，專門負責仿製歐洲機械鐘。 康熙47年（1708年），江西巡撫郎廷極向康熙進貢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硃批：「近來大內做的比西洋鐘錶強遠了，以後不必進。」這說明康熙後期，清宮自鳴鐘處生產的自鳴鐘質量已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超過當時的歐洲進口鐘表。 做鍾處的職能是按照皇帝要求製造、修理御用鐘錶。根據任務大小、繁難程度建立限期，遵行嚴格的賞罰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數目，持印有「造辦處」字樣的紅票，開列名目分別向工部、戶部及內務府六庫領取。每一件鐘表製造完成後，鐘上的主要部件如發條、鍾架、鍾底、錶盤等都需署名，以備查核。 做鍾處內，廣匠和西洋匠手藝最精。他們不僅會製作鐘錶，而且通曉數學、音樂、繪畫等技藝。廣匠一般由廣東督撫選送入京，往往是民間鐘錶製作的佼佼者，極個別手藝出眾的廣匠甚至可攜帶家眷入京。他們每月得到錢糧四、五兩，飯銀二、三兩，這些錢由廣東督撫負責發放。 相比國內的一般匠役，西洋鐘錶匠的待遇就優厚多了。據中西文擋案，從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間，先後有陸伯嘉、杜德美、林濟各、嚴嘉樂等6位西洋鐘錶匠進入清廷製造自鳴鐘，另一位著名的瑞士鐘錶大師林濟各進入清宮主持自鳴鐘的製造，使清宮的自鳴鐘製造的水準大大提高。 衰落帝國、衰落的鐘 十八世紀清宮御用鐘錶的奢華只是曇花一現，與大帝國的頹相漸露相應，模仿西方的鐘錶製造技術逐漸落後了。 十八世紀，歐洲的機械鐘已成功應用「擺」的等時性，用「擺」作為調整器，不僅簡化了齒輪結構還提高了準確度。而同期冶金技術的進步，使得發條得以應用，為鐘錶體積的微縮開拓了道路。 與此同時，清朝國勢日益衰微，使得宮廷無法顧及各處。到了晚清，圓明園漸漸蕭條了，做鍾處這樣的小角落也冷清下來。 嚴格的紀律已成一紙空文，西洋鐘錶匠早就相繼離去，廣東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親等名目紛紛逃跑。道光31年，做鍾處匠役有兩個人3個月「未見當差，屢傳不到」。同治12年8月20日，做鍾處太監韓得安出去剃頭，從此杳如黃鶴。 清代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轉的潮流，而這些清宮鼎盛時期的鐘錶傑作也無法複製往日的繁華，只得留下落寞卻又璀璨的光輝，供時人賞玩、回憶。（文/邸利會）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