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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一本來沒打算當作曲家的。作為日本當代繼喜多郎之後的世界級音樂大師，他對於自己如何成為了今日的「新音樂教父」，多少也有點兒好奇。讀國小時，老師讓每個人寫下「我的志願」，他完全不知道該寫什麼。人從小便決定如何立定志向、改變自我，不是一件很不可思議之事嗎？其他同學寫下了「首相」或「醫生」，有女孩子寫下了「新娘」或「空姐」，坂本龍一仔細思考之後，寫了四個字：「沒有志願」。待到成為音樂家之後回頭看，他覺得這或許意味著自己時間感的缺乏，無法拼湊出任何未來的形象，卻鬼使神差地選擇了音樂這一門「時間藝術」。坂本龍一，1955年坂本龍一幼年時因飼養小白兔而創作了一曲《小兔之歌》，他第一次強烈地體會到音樂帶來的喜悅。青年時，他是一名徹頭徹尾的「憤青」，罷課抗議、遊行示威，在音樂上沉迷於德彪西、貝多芬、披頭士，同時又潛心閱讀黑格爾、胡塞爾、德里達等等。在此期間，他曾一度拒絕學習鋼琴。正是「拒絕」之後的巨大空虛，使坂本龍一察覺到，「自己原來是如此喜愛音樂啊」。在此之後，他真正開啟了自己的一段音樂人生。參與YMO樂隊，取得國際性成功；憑藉《末代皇帝》的配樂，他登頂國際舞台贏得盛譽……2009年2月，57歲的坂本龍一在日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口述自傳《音樂即自由》，坂本龍一不斷回望自己的成長與音樂創作，以期看清現在的自我。坂本龍一除了是一位獲獎無數的作曲家，還是一位演員。1983年他在大島渚的影片《俘虜》（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中出演了一位印尼戰俘營里的跋扈日軍營長，出演此片的還有英國搖滾歌手大衛·鮑伊和日本導演北野武等。坂本還為此片寫了電影音樂，其中由西爾維安演唱的主題曲《禁色》（Forbidden Colours）在當時引起轟動。《俘虜》中的大衛·鮑伊與坂本龍一1987年，在貝托魯奇的影片《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中，坂本所作的音樂捧得奧斯卡，在影片中，他還飾演了監控溥儀的日本軍官甘粕正彥。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新近出版的《音樂即自由》一書中，節選了坂本龍一口述的拍攝《末代皇帝》及為這部電影作曲的「一團混亂」的故事。劇組輾轉北京、大連、長春之間，在真的紫禁城裡拍戲，彷彿「時光倒流」；坂本拒絕執行貝托魯奇導演安排的切腹情節，「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最後他們只好改成了開槍自殺。坂本本以為自己就是來拍拍戲，不料臨時受命作曲，貝托魯奇給他找了一架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走音走得很厲害，作曲幾乎全靠想象力。他在兩周時間內完成了四十四首兼具風與現代風格的曲子，在這之前，他完全沒學過音樂……坂本龍一《音樂即自由》絕不切腹！參與電影《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對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貝托魯奇導演一起工作相當有趣，每天都過著緊湊的生活。如同前述，我第一次見到貝托魯奇導演是在1983年的戛納影展上，那一年《俘虜》入選為影展的競賽片。通過大島渚導演的介紹，我跟崇拜的貝托魯奇導演寒暄過後，他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聊起了拍攝《末代皇帝》的事，比如說他想拍攝這樣一部電影，然而，困難重重之類的話題。在喧鬧嘈雜的宴會會場里，我們就一直站著，聽他說了快一個小時。我覺得這部片的拍攝工作似乎非常有趣，不過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會參與。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後受邀出演。工作團隊似乎費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攝許可，總算在1986年於北京紫禁城開拍，過了三個月後，我也加入了拍攝的行列。其實在開拍之前，我已經拿到劇本讀過了，裡頭有一幕劇情讓我怎麼樣也無法接受。劇本里寫著，我所飾演的甘粕正彥是切腹而死。到了拍片現場后，我很固執地不願配合，心裡覺得：「雖然我很希望出演這部電影，但是切腹實在令我相當反感。對日本人來說，切腹是多麼的可恥。」於是，我拚命說服導演：「一提到日本人，就會聯想到切腹。像這種刻板印象，你應該也覺得很丟臉，而且你在全球的影迷也應該不會接受吧！」甘粕曾經在法國待過兩年多，在當時是個相當時尚的男子。我嚮導演懇切地拜託：「這樣的男人怎麼可能會切腹？拜託改成用槍自盡吧！」貝托魯奇導演也知道甘粕是一位時尚的男子，而且在電影里，甘粕的辦公室牆壁上還有著未來派的畫。最後，我堅持地表示：「是要選擇切腹？還是要選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劇情，我馬上就回日本。」我似乎是讓貝托魯奇導演傷透了腦筋，結果劇情還是改成甘粕舉槍自盡。不過，實際上，甘粕是服毒自殺。以甘粕正彥的身份大吼到達拍片現場當天，我與飾演溥儀的尊龍（香港男演員）第一次見面。所有人已經拍了三個月左右，每位演員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他對我說：「你是日本派來的幕後黑手甘粕，是我的敵人，片子沒拍完，我不會跟你說話。」我當時是帶著弔兒郎當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話嚇了一跳，心想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後來，我還是成天說笑，態度輕浮。甘粕的角色有一場重要的戲，要對著皇帝說：「你只不過是個傀儡，是我們日本的玩偶。」於是，導演就來警告我：「一星期後要拍這一場戲，你在那之前都不準笑，去想想天照大神。」大概是我平常太過弔兒郎當，導演已經看不下去了吧。在這之前，每天晚上拍攝工作一結束，我都會和大家去吃飯，一起去玩，但是經過了這次的事，就沒有人來找我出去了。接下來，實際拍攝這場戲的日子來臨了。導演覺得我憤怒的力度不夠，於是親自示範給我看：「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憤怒！」我雖然照著導演的方式做，還是完全不行。導演一直喊著：「再多一點！再多一點！再多一點！」我始終都沒辦法從他口中聽到OK。我有一句台詞是：「Asia belongs to us！」意思就是亞洲是屬於我們的。雖然說是演戲，不過要說出那樣的台詞，還真是令人相當為難。然而，既然接下了這份工作，也只得照說，於是導演在一旁不斷地喊：「卡！」我則是同時不斷地吼著：「Asia belongs to us！」這句台詞也讓我思考了許多事。《末代皇帝》拍攝現場，坐在坂本龍一旁邊的是貝托魯奇導演北京的天皇陛下電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東京車站歡迎溥儀來訪，於是劇組人員匆忙去尋找可以飾演天皇的臨時演員。選角指導跑遍整個北京，總算順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選。很巧地，這名臨時演員也是日本人，好像是在北京經營貿易公司還是什麼公司。他的長相和鬍子，都很像昭和天皇。他是個非常奇特的人，我們聊開來后，他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之前因為工作需要，暫時回東京，結果收到一封自己公司的女性員工的來信。內容寫著，兩個人在北京街上說話時，有人看到去通知了公安......不過，如果他肯和她結婚，一切就沒事了。我還在想這個人會怎麼做，結果他表示自己就那樣結婚了。也就是說，那時寫信給他的女員工，現在已經成為他太太了。這似乎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不過我自己其實也有好幾次類似的經驗，和我關係不錯的女性在街上迎面走來時，連看都不看我一眼。1986年的社會，還是有著我們這些外來者無法窺知的一面。時光倒流劇組所有人輾轉在北京、大連、長春三地進行拍攝工作。在北京拍攝時，是租下了貨真價實的紫禁城，移到長春之後，則是借用了偽滿洲國皇帝實際居住的宮殿。紫禁城裡的物品都讓蔣介石帶到了台灣，幾乎一件不剩，不過紫禁城結構對稱的宏偉建築還是令我大為嘆服。長春是偽滿洲國「首都」，因此有著寬闊的大道，而且街道都是採用棋盤式設計，也很有氣勢。我們在長春住的地方是當年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宿舍，要到隔壁棟的建築甚至得騎腳踏車，可見這裡佔地之廣。宿舍有一間娛樂室，裡面擺著撞球檯，我在台底看到寫有「昭和三年·○○公司制」的字樣。宿舍里的許多東西都是從二次大戰前保留至今，讓我有彷彿經歷了時光倒流的體驗。大連也是我父親在學生兵動員時期曾短暫駐紮的地方，之後似乎就移防到哈爾濱。部隊露宿在蘇聯與偽滿洲國邊界附近的郊外時，曾經聽到邊界另一邊的蘇聯士兵唱著不知名的歌曲—小時候，我聽過類似這樣的故事。無論是自己親眼看到這座城市，或是拍攝這部描述當時情景的電影，都彷彿在回溯著父親的戰爭體驗，還真是讓人頗為感慨。飾演甘粕的坂本與飾演皇后的陳沖臨時負責配樂《末代皇帝》的拍攝工作從北京展開，然後開拔到大連、長春持續進行。到了長春，劇組也借到實際的宮殿，拍攝了溥儀「登基」為偽滿洲國皇帝的一幕。貝托魯奇導演表示，希望這一幕的現場能夠配上音樂，於是要求我立刻創作「登基儀式」的音樂。一直以來，我都是以演員的身份參與拍攝工作，從沒想過得創作配樂。我也覺得貝托魯奇導演雖然請我加入演出，卻也沒有考慮過要讓我負責配樂。真要說起來，據說導演的老朋友埃尼奧·莫里康內（1928年出生於羅馬的作曲家）幾乎每天打電話來片場，請導演讓他負責這部電影的配樂。總之，我就遵照導演這時候的指示，就當成是製作攝影現場的這一幕配樂，而不是負責整部電影的音樂。我一直對民族音樂很有興趣，讀書時也學過，但是我不太喜歡的音樂，也沒有寫過風的曲子，甚至是幾乎沒有聽過。而且，拍片現場缺乏器材，給我作曲和錄音的時間大概也只有三天。貝托魯奇導演狡猾地笑著說：「不管是什麼樣的音樂，埃尼奧可都是當場就立刻寫出來哦。」聽了導演的這句話后，就我的立場而言，總不可能當場推辭吧。甘粕上尉的亡魂我向貝托魯奇導演提出要求：要我寫曲，也總得給我鋼琴啊。於是，劇組幫我借來了一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鋼琴。「滿洲」電影協會的前身是「滿洲」鐵路電影部，是當時的「國有」電影公司。在片廠里有一台直立式鋼琴，當地的工作人員用貨車運到了我的房間。那台鋼琴原先保存狀態就不好，又加上一路顛簸地運送過來，所以走音走得很厲害。然而，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作曲時，幾乎是一邊想象樂音，一邊寫下。錄音就得再回到舊「滿洲」電影協會的片廠進行。樂曲的演奏找來了當地劇場附屬的樂團。於是，把鋼琴搬上貨車后，我也一起搭著貨車去片廠。到了片廠，有一位稍懂日文的老先生負責協調工作。那位老先生對我說：「你是演甘粕老師的人吧。」沒想到他居然認識甘粕上尉本人。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大概十八歲就加入「滿洲」電影協會的管弦樂團，在團里吹奏長笛。「甘粕老師對我很好」，「甘粕老師是個了不起的人」。從他的這些話里可知，甘粕上尉應該相當受當時的人敬愛，有他充滿魅力的一面。錄音的地點是「滿洲」電影協會，並且由當地樂團負責演奏樂曲，也就是說，呈現出來的聲音幾乎與當時沒有兩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有片廠立的毛澤東銅像吧。其他部分全部原封不動，從過去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似乎隨處可以見到甘粕上尉的亡魂，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不清楚偽滿洲國當時的音樂形式與演奏方法，但猜想應該多少都會加入的樂器，不過是稍微偏向西洋風格的音樂。而且，由於是出自日本人之手，又是用來宣揚國威之類的音樂，整首樂曲應該會顯得非常不倫不類才對。我寫的雖然不是拿破崙加冕儀式的樂曲，不過還是放入了一些法國風格，做成帶有濃厚鼓樂曲味道的音樂。當地的演奏者絕對無法完美演奏，不過這種演奏程度的差異更能營造出當時的實際氛圍，真是太好了。無論是宿舍、片廠，或是那位老先生，我面對這一切時，感覺像是被吸入了當時的世界。回到那棟天花板挑高的宿舍睡覺時，彷彿真的會有關東軍的軍官出現一樣，讓我覺得心裡毛毛的。我認為，在電影這種事物里，有些部分能夠跨越某種現實與虛構的界線。電影彷彿具備這種強大的磁力，甚至有時在拍片現場會讓人為之喪命。無論是「現實」，或是「虛構」，都是硬要為了設下界線而使用的辭彙，現實就是虛構，虛構即為現實，兩者之間原本就沒有界線存在。跨越這類語言界線的真實就反映在電影之中。在《末代皇帝》一片中，我想也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前往羅馬結束在長達半年的拍攝工作后，整個劇組移往義大利，來到了羅馬的製片廠辛奈西塔繼續拍攝。隔壁的攝影棚里，費里尼正在拍片，而馬塞洛·馬斯楚安尼（義大利男演員）就在一旁走來走去。我興奮到極點。馬斯楚安尼叼著雪茄，散發出一股非凡的氣勢，簡直是酷得不行。辛奈西塔是墨索里尼下令興建的巨大電影城，成立的背景類似「滿洲」電影協會。法西斯分子都很喜愛電影，希特勒也不例外。從日本法西斯分子建設的電影協會出發，一路來到同時代義大利法西斯分子興建的辛奈西塔，彷彿又回到歷史之中，我的腦袋似乎都變得有問題了。不管走到哪裡，怎麼都是亡靈？法西斯主義似乎強烈崇尚某種崇高的美感。法西斯分子並非都很野蠻，也有人具備高貴的氣質與教養，又有品位。貝托魯奇導演的電影里出現的法西斯分子就是如此。因此，《末代皇帝》一片中，甘粕上尉的辦公室就非得用未來派的畫作來裝飾才行。《末代皇帝》劇照第二次的臨時工作影片殺青過了約半年，我因為工作關係，人在紐約。在酒店退了房間，正要坐上車時，櫃檯人員把我叫了回去，說是有我的電話。我接過電話，原來是製片傑里米打來找我。「龍一，幫《末代皇帝》製作配樂。」傑里米劈頭就來了這麼一句，而且給我的期限是「一星期」。我當時回他：「我現在人在紐約，等一下正要回東京......」然後，只聽見電話那頭說：「反正你馬上去做就對了。」於是，我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時間至少要有兩星期，一星期讓我能在東京作業，然後再前往倫敦，與正在剪接電影的他們會合，接著完成剩下的部分。第二，我要僱用助手幫忙。當時索尼Epic唱片公司有位非常優秀的女職員，她姓筱崎，我們私下都叫她「鋼鐵女」。我希望能夠僱用她一星期。傑里米立刻答應了這兩點要求。我問貝托魯奇導演希望是什麼類型的音樂，得到了這樣的答案：「電影的舞台雖然是在，不過這是一部歐洲電影。故事的時間雖然是從二次大戰前開始，一直到戰爭期間，但這仍是一部現代電影。我要你做出呈現這種感覺的配樂。」我心想，這樣的答案說了跟沒說一樣，不過我也沒時間不知所措，於是在腦中大致描繪出一個輪廓：用西洋的管弦樂曲當作基本，然後大量放入風的元素，再加入德國表現主義之類的元素，營造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崛起時的感覺。首先，我在東京開始了作業。說是這麼說，不過我過去完全沒學過音樂，因此先跑了一趟唱片行，買了二十張左右的音樂精選集，然後花了一整天全部聽完。接著，我考慮電影里的時代與場合，選好應該使用什麼樂器，然後就開始尋找東京附近的樂器演奏者。我一邊寫曲，一邊錄音，同時也請樂器的演奏者彈奏，並且錄製下來。我和另外三位管弦樂編曲家整整一個星期都在反覆做這些工作，而且幾乎每天熬夜。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因此我借用BBC與NHK之間的衛星聯機，與倫敦的工作人員相互傳送數據。衛星線路傳輸一首樂曲得花上一個小時左右，談不上多好用，不過我沒時間等郵件寄送，也只好將就。我請倫敦的工作人員聽我傳送過去的檔案，然後在電話中討論，再重新錄音。通過這樣的方式，我總算完成了四十四首曲子，接著就與一直幫我的上野耕路帶著這些曲子飛往倫敦。前往倫敦一到達倫敦，我才發現剪接過後的電影完全不是原先的樣子。如此一來，作好的曲子當然完全無法配得上。只不過半年的時間，這部電影經過貝托魯奇導演不斷的剪接，完全變了個樣子。他就是這種作風的人。整部電影剪接得越來越不一樣，不僅原有的畫面被拿掉，順序也有調動，真的是一團混亂。隔天就要錄音，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還是到處可見，於是當天晚上，我和上野又繼續熬夜，關在酒店房間重寫。酒店房間沒有鋼琴或任何樂器，而且當時也沒有計算機，我們只好按著計算器，拚命計算得要減少幾個小節和拍子，秒數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畫面，然後重新寫下，忙得雞飛狗跳。結果我們到了倫敦之後的一星期也都沒合過眼，白天錄音，晚上重新寫曲，每天重複這樣的過程。不過，這段過程並非全是苦差事。有一幕戲是溥儀的皇妃大喊「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後就此出走。這幕戲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很喜歡這幕戲和飾演皇妃的女演員。我第一次讓工作人員聽這個部分的配樂時，所有人相互擁抱，口中喊著：「bellissimo」（太美了）、「bellissimo」（太美了），高興得簡直要跳起舞。我嚇了一跳，不過那一瞬間，所有人融為一體的感覺，我永遠無法忘記。我想這就是與義大利人一起工作的快樂之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