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 字媒體

作者簡介：王志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前主任；曾兼任全國經濟理論類核心雜誌《經濟科學》編委，現為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市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顧問。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講授「西方經濟學說史」「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課程，曾獲得北京大學「光華獎」、北京大學教學優秀獎（「花旗」二等獎）、北京大學優秀教學獎（教材一等獎）等。主持和參加過國家「六五」「七五」「八五」社會科學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資助的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研究」課題，國家重大研究項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下的《西方經濟學》《〈資本論〉導讀》《西方經濟學流派評析》教材的編寫，還有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研究，以及一些橫向課題的研究。公開出版和發表專著及教材20餘部、譯著10餘部、論文80餘篇。研究成果曾經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著作一等獎（合作）、「吳玉章獎金」一等獎（合作）、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合作）、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著作二等獎（合作）、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二等獎、「改革成果通報」榮譽獎等。近年來，為推動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在國內外多重矛盾共同作用形成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實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還有多方面艱巨的任務有待完成。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上並非來源於西方經濟學（儘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是立足於國內外多重矛盾和風險疊加的現實條件下，既要解決短期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問題，又要解決長期經濟增長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這與西方經濟學單純強調供給問題的條件和背景不同、支持理論不同，特別是與美國供給學派產生的條件不同，理論與政策主張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在經濟領域（也會關係到社會其他有關領域）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在問題導向前提下，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有針對性的戰略決策。實踐證明，這一決策的提出，不僅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多方面理論意義。它對於我們深入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建立和發展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多方面理論意義，至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數量和質量、供給側和需求側、穩定與增長、調整和改革這樣幾個方面的辯證關係角度去理解和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短期問題的理論解決供求均衡問題在凱恩斯主義西方經濟學家看來，市場經濟出現以產能過剩為特徵的經濟衰退問題，其直接根源在需求方面，是由於總需求不足引起的，所以，其針對性的策略就是由政府設法增加社會總需求。但西方國家，特別是二戰後美國的實踐表明，凱恩斯主義的對策產生了經濟滯脹的消極後果。當然，其理論也是有問題的。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情況下產生的問題，其理論解釋自然有所不同。我們認為，當前經濟中的問題產生的直接根源主要在供給方面，因此，解決問題的思路首先和重點考慮的就應該在供給方面，當然也應該適當兼顧需求方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解決供給方面問題的強調和著力，是強調適應需求情況的，而不是脫離市場需求、單純調整供給數量的。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想辦法適應市場需求情況下來尋求市場供求數量均衡的同時，在供求的結構和供給質量方面發力。破產、兼并、重組和壓縮過剩產能，就是在數量和結構上發力。而補上市場供給的產品和產業短板，降低產品成本和價格、豐富產品種類、提高產品品質，就是在結構和質量方面發力。馬克思曾經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於供給在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進行了說明。馬克思是將社會物質生產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供給看待的。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係中，生產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生產決定了分配的對象、數量和基本比例，決定了交換的對象和關係，決定了消費的對象。馬克思是辯證看待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相互關係的，但他也強調生產在這些相互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在整個社會化大生產進程中，如果上述關係中某個環節出現較大問題，就會導致社會再生產無法順利進行（產能過剩的危機就是其表現之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講到在社會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中，生產者並不是為自己生產商品的，而是為有需要的人生產的。這也意味著，在市場經濟中，如果產品不適合消費者的需要，就是多餘的（過剩的）。我們如果將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因素暫且放在一邊，僅就市場經濟運行角度，把供給和需求的關係直接看作生產和消費之間關係的話，馬克思的論述則更為準確地說明了供給（生產）在與需求（消費）的相互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馬克思說：「這裡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無論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作一個主體的活動或者許多個人的活動，它們總是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費，作為必需，作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的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個過程藉以重新進行的行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馬克思講「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就是說，消費必須有直接的具體消費對象和手段，而這恰恰是由生產消費品的過程開始的。是生產決定了消費的對象和手段，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則是說，沒有消費，生產就是空洞的和沒有內容的，也就不成其為生產。同時，再生產過程的完成，即「實現」，是指商品的出售和得到消費，而這就是買賣完成的情況。在生產與消費緊密聯繫的情況下，社會再生產是順利進行的，經濟中和市場上也就是供求均衡的情況。所以，生產與消費的緊密與順暢程度，就決定了供求是否均衡。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在講到供求均衡時，是注重供給（生產）的決定性作用的。這與我們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含義是一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抓住供給這個主要矛盾，也有這個意思。所以，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包含的「壓產能」，就是對於市場上數量過剩的產品和產能在長期找不到新需求情況下，去削減產能和庫存，絕不能再盲目增加產能。而保持供求均衡方面的注意力應在「去產能」和「去庫存」的同時，一方面可以考慮設法通過降低成本來增加需求（因為降低成本也是供給側發力作用於需求方面的有效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可以將供給側的努力放在可以形成新的消費需求的產品質量改進、創新產品方面。這些都是供給側發力對保持供求均衡的積極作用。解決結構失衡問題我們承認供給對於需求具有決定性作用，也承認它對需求的推動作用，因而可以通過各方面的創新來更好滿足市場原有需求和新的需求。但是，在市場經濟中，供給與需求並不是必然緊密保持一致聯繫的。正是這一點，要求我們在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也必須首先考慮市場需求的狀況。目前的經濟情況恰好說明了這種考慮的重要性。馬克思說：「假如市場的擴大與生產的擴大步伐一致，就不會有市場商品充斥，不會有生產過剩。」事實上，不僅生產和市場需求經常是相互獨立的，而且各生產部門之間的相互獨立性往往也使得生產結構難以經常保持順暢和相互適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曾經談到社會資本順利流通和再生產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保持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比例協調和資金周轉。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是社會化大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一旦這一條件遭到破壞，社會生產就會陷入危機或停頓。即便是某些主要生產部門發生投資過度的問題，也會最終導致經濟的全面衰退和危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馬克思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不可否認，有些部門可能生產過多，因此另一些部門則可能生產過少；所以，局部危機可能由於生產比例失調而發生（但是，生產的合乎比例始終只是在競爭基礎上生產比例失調的結果），這種生產比例失調的一個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資本的生產過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動資本的生產過剩。」馬克思還以19世紀英國棉紡織業中棉布的生產過剩來說明，某些社會主要產品部門的生產過剩最終會導致其他行業的生產過剩。他說：「它們現在突然發生相對的生產過剩，因為用來購買它們的錢少了，從而對於它們的需求減少了。即使這些生產領域生產的東西並沒有過多，現在也要發生生產過剩。」馬克思的這些分析與當前的經濟形勢何其相似！美國2007年的「次貸危機」、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失衡，都與此類似。不僅外向經濟部門與國內經濟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失衡，在生產結構上也是失衡的，而且一些產品部類之間也存在著失衡。的生產和需求的結構性失衡，既和各級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的盲目性有關，也和市場競爭的盲目性有關。這不但嚴重影響當前經濟的發展，解決不好也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調結構」方面最直接的作用首先就是解決產能相對過剩問題，並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這一戰略性的決策既可以用供求均衡的要求來解釋，也完全可以用馬克思關於社會再生產必須保持比例協調的理論加以解釋。解決經濟波動問題凱恩斯主義解決經濟波動和蕭條的基本思路是增加社會總需求。這種理論的膚淺和片面性在於，它僅僅從產品供求失衡的表象出發，將問題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放在需求方面，認為生產方面沒有問題，只是社會需求不足，因此，想辦法增加總需求就可以解決問題。我們說，如果購買者對生產的商品確實有實際需求，但缺乏購買能力，那就是與凱恩斯所說的相一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購買者擁有購買能力，只是由於他們已經獲得或擁有了足夠數量的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不再進行新的購買，那純粹就是表面的相對需求不足，或者說是虛假的需求不足。其實際情況恰恰是真正的供給過剩（產量或產能過剩）。凱恩斯在直接層面上將經濟危機的性質判定為需求不足，將原因歸結到社會消費方面，迴避了資本家為追求利潤而投資過度和生產過剩的責任。他站在資本家立場和利益方面，是其解釋經濟衰退和波動的理論錯誤的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蕭條和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本身。資本不顧一切追求盈利的本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往往造成某些生產的過度擴張，在社會收入兩極分化造成的大眾貧困和消費不足和生產比例失衡條件下，必然頻繁出現經濟波動或衰退，甚至危機。的情況與此既有所不同，但也有某些相似之處。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追求土地收入、官員追求政績等造成的各地競相盲目地同結構擴張，企業逐利性的市場競爭，國外經濟危機造成的外需驟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房地產、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的不規範發展，對投資和消費的錯配、金融機構的高槓桿融資……雖然這些就企業的逐利競爭和比例失調來說，與國外的危機發生因素有某種相似性，但總體上不能簡單等同於西方國家的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這些問題既需要運行機制方面的調整，也需要制度方面的改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決策就是根據這些實際情況提出的，既兼顧了供求兩方面的結構調整，也注意重點抓住供給方面，作為主要矛盾來解決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長期問題的理論馬克思有關理論的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對於克服市場經濟經濟衰退和危機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且對於經濟的長期增長也具有積極意義。社會產品和服務的增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而這又取決於生產供給的增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短期內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和調結構之後，使經濟保持了合理的結構，便於均衡發展。同時，由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的生產供給是在適應消費需求和通過創新提供的新需求情況下進行的，它必將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分析表明，具有部門生產合適比例和順暢流通的經濟條件，是一般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而我們當前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為解決這一問題所提出的戰略性決策，其所要求的供給側的調整和創新，則為經濟的均衡增長提供條件和動力。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創新的重視，也會兼顧對需求的擴展，通過對需求的質和量進行擴展，要求供給有的放矢地增加，而不是盲目增長。這樣將會為經濟的長期穩定主張提供有利條件。制度變革的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不是僅僅在供求層次上做文章。在當前情況下，搞好改革，為供給側發力創造有利條件，在一定意義上說，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改革」才是從長計議的核心。只有對妨礙供求相對穩定和長期增長的制度因素加以改革，才能真正為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創造條件，為新的供給和需求的增長動力提供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了對於政府職能、收入分配、產業政策、經濟運行、創新環境等多方面的制度變革。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包含經濟運行與制度改革的多方面綜合戰略和對策。而這才是這一戰略性舉措的根本意義。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對市場經濟的主動性調整與被動性調整相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之一。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有特色的，是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從經濟運行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通過供給方面的發力來解決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這也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其一，是通過兼并、重組和破產來壓縮遠超過實際需要的產能。我們知道，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規律。如何降低波動幅度、減少波動帶來的經濟損失，不使波動演化為大的經濟危機，是擺在各個市場經濟國家面前的重要挑戰。長期以來，實踐表明，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對於經濟周期波動和危機，只能被動地任由市場本身進行調節，其結果是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損失巨大。西方國家最成功的理論和政策措施，也無非是凱恩斯主義通過政府擴張總需求來暫時緩解危機。但那只是某些條件下的情況適用，如本文前面所說，如果發生的是沒有消費方面物質性實際需求的產品過剩，凱恩斯主義政策依然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它也只能通過長時間的緩慢消耗來解決（通過多種方式擴展海外需求是另一回事，在資本主義國家對海外市場基本瓜分殆盡時，戰爭就是其最有效的手段）。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主動通過兼并、重組和破產來壓縮遠超過實際需要的產能。這種主動調整遠比由市場被動消除過剩產能要迅速和有效（當然也要注意調整的針對性和程度）。其二，是通過降低生產成本、進行產業和產品升級換代、創造有全新需求的產品、提高產品品質、改善產品性能來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解決短期內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的問題，同時，也是長期內主動對經濟周期波動進行預防的措施。因為從供給方面根據需求的實際情況來開發、生產，就不會產生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會為社會創造新的需求，從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動力。當然，市場經濟波動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避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同樣會發生，特別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即便本國經濟沒有發生波動，也難免受到國外經濟波動的影響而發生波動。我們已經認識到，經濟波動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動規律之一。而如何對待經濟波動，則是我們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動規律面臨的任務。當前，我們正在著力進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以前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擴張總需求，就是這種探索。我們相信這種探索一定會取得成功的經驗，一定會為建立我們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出積極貢獻。綜上所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戰略決策，與西方經濟學在理論和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僅適應市場經濟中解決當前問題的迫切需要，也對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建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