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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照片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地下13米深處的發射場控制室，牆上還寫著當年留下的主席標語——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49年新成立的時候，美國已經在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寶座上，穩坐了50年。而，是個連汽油鐵皮桶都無法生產的落後農業國。全國五億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農村文盲率超過95%。就是在這樣的巨大差距下，億萬人民由毛主席領導，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工業追趕進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奇迹。然而結果很不幸，由於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錯誤政策，導致電子工業全面垮掉，並在地上跪了三十年，至今也沒能爬起來。電子工業起步——亞洲最完善的電子工業體系電子工業發展，起步於毛澤東時代。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為解決軍隊電子通信問題，國家成立電信工業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橋籌建北京電子管廠（即現在的北京京東方），由民主德國（東德）提供技術援助。該廠總投資1億元，年產1220萬隻，是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除此之外，酒仙橋還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北京電機總廠、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下轄706、707、718、751、797、798廠）、北京有線電廠（738廠）、華北光電技術研究所等單位。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國務院制定科技發展12年規劃，將電子工業列為重點發展目標。科學院成立了計算技術研究所（中科院計算所），這是第一個電子計算機研究所。為了培養電子工業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國五所大學的科研資源，在北京大學設立半導體專業。由黃昆博士、謝希德博士、高鼎三等留學回國的著名教授講課。1957年畢業的第一批學生中，出現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國際董事長王陽元、華晶集團總工程師許居衍、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俞忠鈺。1958年，上海組建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企業。使上海和北京，成為電子工業的南北兩大基地。1960年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集中了王守武博士、黃昆博士、林蘭英博士等著名海外歸國專家。同年組建河北半導體研究所（現為中電集團第13所），進行工業技術攻關。1962年由中科院半導體所，組建全國半導體測試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組建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1982年改組為電子工業部），由通信專家王諍中將任部長。早期電子工業，主要以軍事項目為牽引，研製軍用航空電子設備、彈道導彈控制設備、核武器配套電子設備、軍用雷達、軍用通訊器材、軍用電子計算機等產品。1958年開始研製東方紅衛星后，又將防輻射級太空電路列入研究項目。這一時期，民用電子產品，僅限於無線電收音機。收音機當時是極為昂貴的奢侈消費品。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運算100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105機，由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燃料化學工業部，等單位協助研製成功。文革時期——獨立自主 自力更生1966年文革爆發后，由於左傾政策的保護，電子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北京酒仙橋電子工業區基本成型。電子工業開始與紡織、印染、鋼鐵等行業結合，實現自動化生產。1968年，北京組建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上海組建無線電十九廠，至1970年建成投產，形成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南北兩霸」。其中北京878廠主要生產TTU電路、CMOS鐘錶電路及A/D轉換電路。上海無線電19廠，主要生產TTL、HTL數字集成電路，是最早生產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的專業工廠。1977年四機部投資300萬元，建設6000平方米集成電路潔凈車間。到1990年該廠累計生產509種集成電路，產量4120萬塊，產值3.25億元（該廠後來合資為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68年，國防科委在四川永川縣，成立固體電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導體研究所，解放軍1424研究所，現中電集團24所）。這是唯一的模擬集成電路研究所。同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拉開了發展MOS集成電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導體研究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至1990年底，上無十四廠累計產量為3340萬塊（後來合資成為上海貝嶺半導體）。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從歐美大量引進技術。由於集成電路產品利潤豐厚，全國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廠建成投產。包括四機部下屬的749廠（甘肅天水永紅器材廠）、871廠（甘肅天水天光集成電路廠）、878廠（北京東光電工廠）、4433廠（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湖南長沙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另外投資建設了大批電子企業。1975年，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研究小組，由王陽元等人，設計出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硅柵NMOS、硅柵PMOS、鋁柵NMOS）1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它比美國英特爾公司研製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韓國、台灣要早四五年。那時韓國、台灣根本就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照片為北京大學校史陳列館展示的器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3英寸晶圓廠拖了七年1973年，借著中美關係緩和及歐美石油危機的機會，希望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是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這要比台灣早2年，比韓國早4年，那時候台灣與韓國還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1975年美國英特爾才開始建設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圓廠。但是由於歐美技術封鎖，最終拖了七年，才得以引進三條已經落後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分別投資在北京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研究所（西安微電子研究所），和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4433廠）。其中北京878廠的3寸晶圓生產線，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經比台灣晚了3年，比韓國晚2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工研院1975年向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生產線，1977年就建成投產了。1978年，韓國電子技術研究所（KIET），從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生產線，次年投產。1980年台灣聯華電子建設4英寸晶圓廠。而大陸，直至1988年，才由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與美國貝爾電話合資，成立貝嶺微電子，建設大陸第一條4英寸晶圓生產線。這比台灣晚了八年，比美國晚十三年。在歐美聯手封鎖壓制下，大陸只能買到二手淘汰設備。1975年，就在台灣剛剛向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廠時，大陸已經完成了DRAM核心技術的研發工作。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教研室（成立於1956年，現北大微電子研究院），由王陽元領導的課題組，完成硅柵P溝道、鋁柵N溝道和硅柵N溝道三種技術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廠（現為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採用硅柵N溝道技術，生產出第一塊1K DRAM。這一成果儘管比美國、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韓國、台灣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後，韓國、台灣才在美國技術轉移下，獲得了DRAM技術突破，瞬間反超大陸。韓國直接從16K起步，台灣從64K起步。1978年10月，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由王守武領導，研製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廠投入批量生產（比美國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導體所又研製成功16K DRAM（比韓國晚兩年）。1982年，江蘇無錫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耗資6600萬美元，從日本東芝引進3英寸晶圓生產線（5微米製程，月產能1萬片），生產電視機集成電路。1985年，該廠製造出第一塊64K DRAM（比韓國晚一年）。1993年，已經改組的無錫華晶電子公司（原無錫742廠），製造出第一塊256K DRAM（比韓國晚七年）。從上述歷史，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歐美技術封鎖，以及1980年後，大陸減少電子產業投資的情況下，DRAM產業從領先韓國、台灣，然後迅速被韓國、台灣反超。尤其是韓國在美國刻意扶植下，依靠20億美元左右的巨額瘋狂投資，在DRAM產業取得了顯著成果。1977年8月1日，北京，凳和華在紀念南X昌X起義50周年大會上。洋躍進——800億美元瘋狂計劃而大陸的這一局面，主要由於政治原因。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左右各派為爭奪權力，展開了激烈較量，經濟領域是主要戰場之一。1977年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後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其中只有一個陝西咸陽顯像管廠是電子項目。政治局討論時，（凳）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再次得到（凳）等人的肯定。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在葉的鼓動下，華將進口規模提高到180億美元。3月份再次討論時，華又將進口額度提高到200億美元。要知道1978年的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可見當時（凳）、華等人的決策是如何荒唐。到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報告，（凳）說得更乾脆：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麼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是3月份擬定的200億美元的二點五倍。受（凳）的影響，6月30日聽取谷牧出訪彙報時，華再次強調步子要大一些。國家計委討論后，提出了花費1000億美元引進技術的設想。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凳）也同意這個方案。9月9日，李現鯰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時宣布：今後十年的引進規模可以考慮增加到800億美元。李還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從65億美元到後來的800億美元，這幫人完全違背經濟發展規律，如同兒戲一般，將氣球越吹越大。其實，1958年大躍進時期，搞浮誇風、畝產萬斤的，也是（凳）、李、葉這幫老狐狸。當時他們把主席架在火上烤，以趕他下台。1959年毛下台，換了劉上台。1978年大搞洋躍進，同樣是為了將華趕下台。洋躍進號稱要建設「十個鞍鋼、十個大慶」，其中就包括（凳）力主拿出50億美元，從日本新日鐵進口設備，建設上海寶鋼。而上海長江邊的爛泥地，根本不適合建設大型鋼廠。1980年9月，北京，人大五屆三次會議上，趙種里與（凳）、李一批人坐在主席台上。狂印鈔票——經濟全面惡化1978年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麼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好處，中央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文革時期打倒的牛鬼蛇神們平反，補發工資。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1980年，在（凳）、葉等人的聯手打擊下，華終於被趕下了台。換了胡擔任種書計，趙擔任總里。但是經濟形勢已經開始惡化。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成為經濟毒瘤。1978年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為了控制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面，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上海的運10飛機，在研製15年後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後面。上海市威海路696號，原是上海元件五廠廠房和倉庫的一部分。工廠倒閉后廠房被30多位藝術家佔據，成為藝術倉庫。到1990年代，上海市曾經聞名全國的電子企業，幾乎全部破產倒閉，或變成合資企業。撥改貸——抽乾電子企業血液1984年，國務圓總里趙，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聽信一些經濟專家的建議，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后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儘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這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在文革時期，科研投入佔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台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佔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比如像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破產倒閉了。其實不單是電子工業。在1980年代，獲利豐厚的紡織工業、鐘錶工業、鋼鐵工業，全部成為中央財政的吸血來源。國家停止工廠設備升級投資，導致紡織工業到1990年代全面破產，全國下崗失業工人超過200萬人，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中央停止投資——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淘汰技術1982年，國務圓組建電子工業部，由張挺任部長，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毛時代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製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於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於是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面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台灣徹底甩開。1982年，國務圓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大辦）」，由副中里萬里出任主任，管理包括半導體在內的電子工業。1984年該機構又更名為「國務圓電子振興領導小組」，由副中里李月月任組長。至1988年該機構取消，兩任國家當家人出面，最後結果怎麼樣？1984年至1990年，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後晶圓生產線，前後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後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污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幹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江蘇省無錫市，華晶電子，最早啟動的6英寸晶圓廠，花了八年時間才建成。建成就已經落後淘汰。九0八工程——蓋一座6寸晶圓工廠用時八年為了治理散亂差問題，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舉辦集成電路戰略研討會，提出「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並落實南北兩個微電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滬，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誕生了五家具有規模的國有半導體企業：江蘇無錫華晶電子（原無錫742廠與永川半導體研究所合併）、浙江紹興華越微電子（1988年設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上海貝嶺微電子、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1年設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和北京首鋼NEC（1995年設第一座6英寸晶圓廠）。1990年8月，國務院決定在八五計劃（1990-1995），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製程，決定啟動「九0八工程」，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6英寸晶圓廠，由建設銀行貸款。還有5億元投給9家集成電路企業設立設計中心。（1993年華晶開發出256K DRAM，比韓國晚7年）但實際結果是，由於官僚體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兩年時間。然後從美國AT&T（朗訊）引進0.9微米製程，又花了三年時間。前後拖延五年時間，建廠再花三年，導致1998年無錫華晶電子投產即落後（月產能僅6000片），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為了解決華晶的困境，電子工業部借研討會的機會，請台灣茂矽電子老闆陳正宇，接手管理華晶的六寸晶圓廠。1998年2月，由台灣人陳正宇、張汝京和李乃義在香港註冊上華公司，來租賃無錫華晶的6寸廠，進行晶圓代工業務。1999年8月，雙方合資成立無錫華晶上華半導體公司，上華控股51%。新公司迅速扭虧為盈，成為大陸第一家「純晶圓代工」企業，月產量達到1萬片。2001年月產能達到2萬月。2003年上華籌備建設一座8英寸晶圓廠，為了節省投資希望購買二手設備。不過國際上二手8寸晶圓廠很少。直至2007年8月，無錫海力士的8英寸晶圓廠，因DRAM價格暴跌而停產。上華迅速出手，以3.8億美元買下了該廠設備，2009年投產。與無錫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而無錫華晶卻被甩給了台灣人經營。1990年，進口一台美國IBM 286電腦（IBMPS1），價格是3.5萬元人民幣。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300元左右。由於電子產品的暴利，引發廣東、浙江等沿海省份，大規模走私進口電子器件，徹底衝垮電子工業。電子產業落後——三十年來以市場換技術在1996年，國際主流生產線是8英寸晶圓廠，而最先進的是首鋼NEC的6英寸晶圓廠，比國外落後八年。造成這一現象，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投資薄弱，1980-1996年間，在半導體產業，累計投資僅有3億多美元，其中多數胡亂花掉，沒有形成技術能力。國有企業缺乏投資，根本不可能追趕國外先進技術。作為對比，日本光是1996年對半導體的投資就接近40億美元。二是電子工業部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卻沒有制定執行產業政策的權力，要通過國家計委來審批項目。九0八工程就是如此。而官僚體系在決策時，盲目追求技術先進，根本不考慮市場因素。以華晶電子為例，決策者拒絕在華晶內部設立IC產品設計研究所，這就一下子丟掉了大批缺乏設計能力的客戶。後來電子工業部部長鬍啟立，在接受採訪時認為：那是因為決策者不了解半導體市場運作規律。三是政治因素，自1949年新成立起，就被西方國家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進行嚴格的技術封鎖。1994年巴統由於蘇聯解體而宣告解散，但是西方對於的技術封鎖並未停止。1995年9月，包括原巴統17個成員國在內的28個國家，在荷蘭瓦森納召開會議，決定以控制武器技術擴散的名義，建立技術出口控制機制。1996年7月，西方33個國家正式簽訂《瓦森納協定》，民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感測器等九大類。軍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22大類。同樣處於被禁運國家之列。在電子領域，韓國、台灣可以輕輕鬆鬆從歐美進口先進電子設備，而大陸只能購買落後5年以上的淘汰技術。而韓國、台灣依靠電子產業優勢，同樣對大陸進行技術封鎖。如台灣官方禁止台積電等企業，到大陸投資建設先進位程晶圓廠，禁止台灣液晶面板企業到大陸設廠。即使設廠也只能投資落後台灣一代的生產線。台灣廠商通過合同約束，嚴厲禁止台灣技術人員，跳槽到大陸相關企業工作。在各方面嚴防死守下，企業要想獲得先進技術，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外國企業則憑藉掌握的先進技術，在市場予取予求，佔盡便宜。所謂的「以市場換技術」，成為改開三十年來，最大的笑話——為此付出了，至少損失1萬億美元的巨額產業代價。1990年，大幅降低關稅、取消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電腦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美國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晶元，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電腦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 到1990年代末，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八英寸晶圓廠——摩托羅拉在天津拖了六年1995年12月，為落實「九五計劃」中，半導體生產工藝達到0.5微米的目標，國務院與上海市政府批准了「九0九工程」。包括建設晶圓廠和建立設計公司兩大任務。其中上海市政府出資40億元（5億美元），成立華虹微電子。日本NEC出資2億美元，雙方成立華虹NEC，合計投資12億美元，在浦東建設8英寸晶圓廠。由NEC提供0.35微米技術，生產當時主流的64M DRAM內存晶元。由於決策執行迅速，華虹NEC在1999年9月投產，次年實現盈利。2000年起，政府更換第二代IC式身份證和社保卡，華虹NEC成為主要製造商，拿到大量訂單。1996年，美國摩托羅拉提出，準備在天津投資122億元人民幣，建設一座當時最先進的8英寸晶圓廠（MOS-17）。憑藉這個條件，摩托羅拉成為2001年前，唯一獲得政府特許，獨資設立手機廠的企業，而且是唯一拿到GSM和CDMA，兩張手機生產許可證，及內銷許可證的外國企業。摩托羅拉因此在大賺特賺，佔領了超過半數手機市場，光是1999年銷售額就達到260億元。但是直到2000年，天津的8寸廠才開始動工，2002年才正式量產（2004年被中芯國際收購）。此時國際上已經紛紛開始建設12英寸晶圓廠。1998年，電子工業部和郵電部合併，組建信息產業部，邀請海外華人專家，參與討論制定產業指導政策。台灣世大半導體老闆張汝京赴大陸考察。電子工業部曾考慮聘請張汝京出任總經理，結果未如願。到1999年底，世大半導體被台積電併購后，張汝京便決定投資大陸。2000年6月，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張汝京創辦中芯國際，一期投資14.76億美元，其中上海國有銀行提供了12億美元貸款。2001年9月，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建成第一座8英寸晶圓廠，採用0.25微米工藝（設計月產能5萬片）。十二寸晶圓廠——中芯國際專做接盤俠2000年，北京市政府，計劃由首鋼集團出面，與美國AOS（萬代半導體），合資組建華夏半導體，投入13.35億美元，建設8英寸晶圓廠。其中北京市願意提供6.2億美元貸款。然而隨著2001年全球半導體市場跌入低谷，該項目流產。此後，中芯國際提出在北京建設第一座12英寸晶圓廠（Fab4），獲得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2004年建成（計劃月產能4.5萬片），採用100納米工藝，為英飛凌、爾必達代工生產DRAM。該廠總投資12.5億美元，北京市最初承諾提供6億美元貸款，不過直到2005年6月，才將貸款撥給中芯國際，導致Fab4直至2006年才大規模量產。2003年，江蘇無錫市政府，獲悉韓國海力士在各地挑選投資地點，便成立了812項目，全力爭取海力士投資。無錫開出了比上海和蘇州，更大的資金優惠條件。最終韓國海力士與意法半導體（ST）合資，在無錫投資20億美元，建設一座8寸晶圓廠，和一座12寸晶圓廠。其中無錫市政府總計為該項目，提供了10億美元貸款。在土地方面，由無錫市政府出資3億美元，建設兩座佔地54萬平方米，和面積32萬平方米的晶圓廠房，租賃給韓國海力士及意法半導體使用。2006年，湖北省與武漢市政府投資100億元，組建武漢新芯，建設12英寸晶圓廠。該項目是湖北省歷史上，單項投資金額最大的項目，設計月產能6-7萬片。由於湖北省缺乏相關人才和技術，從項目之初，武漢新芯和中芯國際就簽訂了託管協議，由中芯國際提供技術支援。2008年武漢新芯投產後，由於產能開工不足，長年處於虧損狀態。2010年，美國鎂光和台灣台積電，都對武漢新芯虎視眈眈，希望併購。由於中央政府擔心國際寡頭，危及半導體產業安全，因此支持中芯國際入主武漢新芯。2010年10月，雙方簽訂合作協議。但是到2013年，兩企業開始分道揚鑣。2014年2月，武漢新芯和美國飛索(Spansion)，簽定技術合作協議，由飛索提供技術，在武漢新芯共同研發新型的3D NAND Flash。美國飛索是1993年日本富士通和美國AMD，共同出資設立的NOR Flash研製公司。2009年飛索因業績連續滑坡倒產，被賽普拉斯(Cypress)收購成為其全資子公司。雖然，飛索從來就沒有生產過NAND晶元，但是，包括三星在內，現在所有的3D NAND Flash技術，其基本原理是飛索最早開發的MirrorBit技術。不過在量產技術方面，飛索遠遠落後於韓國三星。陝西西安，韓國三星電子西安廠區，由西安市政府免費提供土地，並花費數十億元建設廠房，再租賃給韓國三星。西安市在十年內，收不到一分錢稅費。韓國三星落戶西安——西安市政府提供300億元巨額補貼2011年，韓國三星與日本東芝在NAND快閃記憶體領域展開爭奪。當時三星在韓國華城（Fab12、Fab16）、器興（Fab14）以及美國得州奧斯汀，共有4座NAND快閃記憶體12英寸晶圓廠，年產能450萬片晶圓。為了拉開與東芝的差距，三星決定在選址建立NAND快閃記憶體晶圓廠，以搶佔市場。為此，三星對北京、重慶、無錫、蘇州、西安等城市進行考察。各地政府紛紛開出巨額優惠條件。2011年，韓國三星電子的半導體銷售額達到285.63億美元，僅在市場銷售額就高達95億美元。要知道全國的集成電路銷售額也僅有1572億元（241億美元）。因此，三星在談判中具有強勢地位，提出了眾多苛刻條件。最初作為熱門選手的北京、重慶兩個直轄市，最終都主動放棄了這個項目。最後是不被人看好的西安，在付出巨大代價后，拿下了這個項目。2011年底，陝西省×省*長*趙正*永親赴韓國，與三星洽談。2011年，西安市GDP為3864億元，僅排在全國第30名，還不如南通、大慶、泉州等三線城市。因此西安市急於拿下這個項目。2012年1月，韓國政府審批通過三星在華設廠項目。2012年4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在西安，建設快閃記憶體晶元廠。項目一期投資將達70億美元，若三期投資順利完成，總投資約為300億美元。西安市為此項目提供了巨額補貼，包括：一、韓國三星需要的130萬平方米廠房，由西安市建設，並免費提供1500畝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補貼水、電、綠化、物流費用5億元。三、西安市財政對投資額進行30%的補貼。四、西安市對所得稅徵收，進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額徵收。同時，西安市還承諾，將為項目修建高速公路和捷運等交通基礎設施。總的補貼金額保守估計在300億元以上。面對這種獅子大開口的苛刻索價，西安市竟然全盤接受。三星西安項目，選址在西安市安區五星和興隆街道，佔地9.4平方公里，15個村莊3000多戶農民被迫拆遷改造，引發群眾抗議。為了調解征地拆遷矛盾，西安市乾脆派了一批幹部吃住在農村，專門解決拆遷問題。西安市這種只要面子不要裡子的招商方式，實際是用土地、資金、工人，來補貼服務外國企業，幫助它們佔領市場，壓制本土企業發展。這在其他國家是極其滑稽的行為。也無怪乎北京、重慶不要這種項目。改開三十年來，看看盡數破產倒閉的本土電子企業，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費巨額資金，補貼扶植的無錫海力士、西安三星、大連英特爾、南京台積電，不禁令人感嘆。你們發展電子產業，到底是為了誰？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電子工業，是靠引進外資壯大的？1958年9月，科學院半導體研究室,王守覺等人，研製成功第一批鍺合金擴散高頻晶體管，頻率達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廠批量生產，為中科院計算所研製的109乙型晶體管計算機（浮點32二進位位、每秒6萬次），提供了12個品種、14.5萬多隻鍺晶體。后又為計算所研製的109丙型計算機，提供了大量晶體管元器件。109丙機字長48位，平均運算速度每秒11.5萬次。該機共生產兩台，為用戶運行了15年，在核武器研製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65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廠等單位合作，開始研製655型數字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由陳仁甫（照片右側）副研究員主持，重點攻克TTL集成電路。1969年在上海無線電十三廠投產，定名TQ-6型計算機，每秒運算100萬次，配備磁碟操作系統，語言編譯程序。1971年，上海復旦大學自主研製的719計算機，由王世業、顧芝祥、陳志剛等人參與研製。1975年復旦大學研製FD-753計算機。經過反覆研究討論，結合那時美國IBM360/370、歐洲TSS、日本FACOM等計算機系統和DJS-260、北大150等計算機系統，最終確定753計算機系統的主要研製目標是：具有處理速度浮點運算200萬次以上的主機系統；實現分時計算機系統；多進程分層管理的微內核操作系統。1979年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聯合仿製（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處理器（編號5G8080）。8080為美國英特爾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處理器，集成6000隻晶體管，每秒運算29萬次。自1975年第一台個人電腦誕生以後，8080晶元幫助英特爾在幾年後佔據了電腦晶元的霸主地位。德國西門子仿製出8080晶元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還晚一年。日本也仿製過8080晶元。1980年，日本代表團在上海訪問時，拍攝的上海半導體企業。可能是上海無線電十四廠或上海無線電十九廠。上海當年的電子工業擁有良好產業基礎。上海冶金研究所研製的離子注入機，還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後，上海電子工業全面破產倒閉。誰該承擔這一歷史罪責？1989年4月30日，台灣省新竹科技園區，台積電早期的廠房。當台灣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的時候。歷時30年間積累起來的集成電路科研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所謂「春風」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員任其自生自滅。下列研究所清單，回答了：為什麼以落後的民用電子產業，卻能夠研製殲-20戰鬥機、月球探測器、相控陣雷達、航空母艦等尖端軍工產品。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研究所 （成立於1962年） 太原電子專用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研究所 （成立於1960年） 北京電視聲電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七研究所 （成立於1959年） 廣州通信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八研究所 （成立於1970年） 淮南光纖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九研究所 （成立於1967年） 西南應用磁學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研究所 （成立於1955年） 第一個綜合性電子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二研究所（成立於1957年）北京真空電子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三研究所（成立於1956年）石家莊半導體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成立於1949年）南京電子研究所（亞洲最大的雷達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五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六研究所（成立於1966年）合肥低溫電子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八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天津電源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研究所（成立於1961年）導航測控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成立於1963年）上海微電機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成立於1963年）電波傳播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成立於1963年）上海傳輸線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成立於1968年）四川固體電路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成立於1970年）重慶聲光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成立於1964年）南京電子工程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成立於1965年）西南電子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研究所 （成立於1965年）保密通信和信息安全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上海計算機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三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華北電磁防護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成立於1971年）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六研究所（成立於1978年）嘉興特種通信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成立於1965年）華東電子工程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成立於1968年）精密天線系統專業化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研究所 （成立於1984年）接插件、繼電器專業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成立於1968年）華東電子測量儀器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成立於1968年）華東微電子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四研究所（成立於1969年）重慶光電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五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半導體專用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六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天津激光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七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東北微電子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成立於1964年）長沙光電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成立於1976年）哈爾濱感測器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研究所 （成立於1977年）上海電子通訊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一研究所（成立於1978年）上海微波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成立於1962年）計算機外部設備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成立於1952年）第一個電信技術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南京電子器件研究所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成立於1985年）無錫微電子科研中心這些鎮國瑰寶，全部是新前三十年，億萬人艱苦奮鬥留下的經濟遺產。后三十年「國賊」當道，愧對先人。網上評論：拜那個x小x個子所賜於1978年改革開放后在發展電子信息產業的錯誤政策，導致電子工業全面垮掉，並在地上跪了三十年，至今也沒能爬起來，還有人至今仍在跪舔歐美日！！！相關文章鏈接：DRAM晶元戰爭 ——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1DRAM晶元戰爭 ——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2DRAM晶元戰爭 ——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3DRAM晶元戰爭 ——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4DRAM晶元戰爭 ——1970-2017輸贏千億美元的生死搏殺5本文轉載網路，請關注夸克顯示網微信公眾號Quark-display；如轉載，請標註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