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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作者：【美】伊麗莎白·揚-布魯爾譯者：陳偉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愛這個世界》的作者伊麗莎白·揚-布魯爾，是漢娜·阿倫特的學生。她是阿倫特去世前一年帶的博士生，她與阿倫特的研究助理傑羅姆·科恩，後來成為了整理和傳播阿倫特思想最為有力的學人——阿倫特很多文集都是科恩的註解和說明，而揚-布魯爾紀念阿倫特的方式就是撰寫了這部傳記。她從阿倫特的生平和經歷入手講述她的思想、流亡生涯以及晚年的思想論證，讓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充滿智慧和熱情的政治理論家。阿倫特不承認自己是哲學家，在她看來，哲學家追求的是沉思的智慧，但是她所追求的是行動的智慧，是她花費一生精力總結的積極生活的智慧，被楊-布魯爾恰如其分地概括為：愛這個世界。「平庸的惡」與「無思」阿倫特是在1975年12月4日晚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的，終年69歲。去世前她正在招待友人，她的書桌前還擺放著凌亂的書稿，那是她未完成的《精神生活》「判斷」部分的底稿。阿倫特寫過很多論戰文章，就連她的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有很多章節也有強烈的現實指涉。她不承認自己是哲學家，她晚年花費大量時間寫作的《精神生活》大概是最接近純哲學風格的寫作。但是就連這樣的著作也是有現實的誘因的。1961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獲，偷運到耶路撒冷受審。阿倫特主動請纓《紐約客》雜誌，以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旁聽審判。後來她陸續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5篇文章。1963年，文章集結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出版，這本書也成為了阿倫特著作爭議最大的一本書，由這本書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爭議有很多，但是大多數爭議都誤解了阿倫特的思想，而她從書中提煉出的一個短語形容艾希曼，說他犯下的是「平庸的惡」。這個觀點激怒了很多人，某種程度上傷害了猶太人的感情，也導致了阿倫特與許多友人之間的不和。其實，身為一個猶太人，阿倫特並非不知道猶太人遭受的災難，她在流亡到美國之前，一直都是一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曾經為猶太復國組織工作過很久。所以，很多人批評她是為納粹戰犯辯護，明顯是不公正的。與其說這個概念是形容艾希曼的，倒不如說是形容某一類人，這樣的人就在我們身邊，他們可能是我們的朋友、鄰居，甚至親人，但是在某種外界條件的刺激下，這些平時慈善面目的人成為「幫凶」。阿倫特用「平庸的惡」精闢地概括了這種人的特質，但她用這個辭彙形容一個納粹劊子手的時候，顯得不合時宜。如果這個概念僅僅是阿倫特一時的思考，隨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但事實恰好相反，阿倫特正是從此出發，改變了她後半生著作的研究方向，開始專註於「平庸的惡」是如何激發出來的。除了在眾多演講和文章中一再提及這個話題，更是用《精神生活》三卷本來追根溯源，從古希臘哲學到康德哲學的脈絡中尋找寫作靈感。在《精神生活》的序言中，她談到了這個誘因，說在艾希曼這個唯唯諾諾的官僚身上，他表現出的陳詞濫調、因循守舊和標準化表達背後是一種心不在焉，因為只有這樣才具有被社會認可的作用，「正是這種心不在焉——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這是一種十分普遍的體驗，因為我們幾乎沒時間停下來進行思考，更不用說有思考的愛好——使我產生了興趣」。成為哲學家很容易陷入危險狀況 在《愛這個世界》中，揚-布魯爾總結阿倫特思考的核心主題，那就是在一個道德崩潰的時代里，我們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成為一個惡人違背良知，成為好人太過艱難，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個灰色地帶。比如，在納粹統治時代，當其他人都順從納粹的統治時，你該如何面對這種選擇？社會的道德標準已經全面崩潰，一個細微的決定可能就決定了你的生死。這種關鍵時刻的抉擇更為艱難。阿倫特正是針對這種極端情況作出了分析，她並不像其他哲學家那樣呼籲人們：呼喚道德復原，恢復道德的「法律和秩序」。相反，她堅持在危機中，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要去尋找什麼規則或法律，而應該說「我必須忠實於我自己」：「那些我一旦做了就不再能心安的事情，於我是決不能做的。」阿倫特一生中基本上沒怎麼寫哲學著作，她與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的一段戀情披露出來之後，給哲學界添了不少的八卦。要是這段戀情給阿倫特什麼樣的影響，那就是成為一個哲學家很容易陷入一種危險的狀況，就像海德格爾成為納粹幫凶一樣。在她看來，古希臘沉思的智慧容易讓一個哲學家步入迷途，如同柏拉圖遠去敘拉古妄想成為一個暴君的精神導師和哲人王，海德格爾這樣的哲學家也免不了讓自己的存在哲學成為政治的污點。揚-布魯爾總結說，阿倫特通常追求的是這樣一些政治制度和態度，它們允許和鼓勵人們從道德范型中學習成為有德之人，能夠為思考和朋友的親密交流提供必要的保護。因為詢問自己——「如果做了這件事，我能否心安」——這一道德問題會反過來引導他們保護政治領域。有德之人的光亮在《愛這個世界》中，正是這些有德之人成為了阿倫特生活中的光亮。這樣的人物有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呂赫、流亡到美國之後的瑪麗·麥卡錫等，這些友人的存在照亮了她的生活，還有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致敬的許多人物。閱讀和撰寫這樣的人物，判斷他們的生活價值，同樣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時刻。所謂「愛這個世界」就是愛這樣的朋友、家人和在黑暗中發光的人。在「平庸的惡」遭遇到最大惡意批評的時刻，有人指責阿倫特說，她不熱愛自己的民族。阿倫特回答說，儘管她曾經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她不會熱愛自己的民族，不會相信他們。她只能熱愛自己的親人和朋友，無論他們是否是猶太人。這是阿倫特基於自己的思考之後作出的最為審慎的回答。其實，這種立場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法國作家加繆，在阿爾及利亞是否應該獨立的問題上，加繆拒絕了簽字和表態。當人們希望聽到他的解釋時，他想到的只是，「我一直譴責恐怖。因為我必須譴責一種，比如說，在阿爾及利亞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義，有朝一日它會襲擊我母親或我的家庭。我堅定地保衛正義，但首先，我要保衛我的母親」。在加繆看來，所謂的正義和真理，並不是簡單地在請願書上籤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萬事大吉了，他所厭惡的正是那種抽象的概念，虛空的真理，更討厭的就是以民族的名義消解真正的問題。也難怪漢娜·阿倫特對加繆讚譽有加，在1952年5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當時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見到了加繆，毫無疑問，當今法國最傑出的人，遠在其他知識分子之上。」與其說《愛這個世界》是阿倫特的傳記，倒不如說是黑暗時代里，那些保持良知和思考的知識分子相濡以沫地群相譜，正如揚-布魯爾所說的：「我們要展示的是她思想的歷史基礎，是激發她進行思考的待定經驗，是濡養她的友誼與愛，如有可能，還要展示她的思維方式或思想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