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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勝》正式出版，破解信息網路時代的制勝之道（王建偉：《全勝：信息網路時代的制勝之道》，北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當戰爭的軌跡在歷史的天空畫出了一個大「圓」之後，又重新回到了孫子這裡，一個變幻的「圓」，一個的神秘的「圓」，也是一個邏輯的「圓」。揭開這個「圓」背後的秘密，破解這個古老而永恆的命題:全勝，何以可能？全勝，我們需要怎樣的大戰略？2014年5月28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西點軍校出席學員畢業典禮並發表演講，特別談及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應該承擔的所謂「領導」角色，「美國必須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如果我們不領導，沒有別人會來領導」；「我們面對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會領導，而是我們怎麼去領導——不只是保障我們的和平與繁榮，還包括將這種和平與繁榮傳播到全球各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唐納德·川普以「讓美國重新強大」「美國第一」作為競選口號，入主白宮，任命66歲的海軍陸戰隊退役上將詹姆斯·馬蒂斯擔任國防部長，57歲的退役中將邁克爾·弗林為總統國家安全顧問，52歲的邁克·蓬佩奧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鷹派」當家，似乎已經成為川普執政班底的一大特色。就連川普選中的白宮事務首席顧問白邦瑞，也是一位著名的「鷹派」人物。乃至有媒體調侃說，川普是在組建美國的軍政府。假如這些「鷹派」人物如期上任，未來四年，美國的對外政策顯然會更加具有進攻性，中美關係也極有可能會變得比以往更具挑戰性。無論是歐巴馬還是川普，在世界已經趨向多極化和正在和平崛起的今天，美國何以重返「世界之巔」保持「領導地位」呢？理由或許是，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分成兩大陣營：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冷戰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向世人證明，自己陣營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比對方的優越。為此，美國拚命地發展高科技，主導金融體系，宣揚西方文化，以強化自己的科技霸權、美元霸權及文化霸權，力圖繼續主宰世界。秉承這種信念的美國，強調自己全方位的優勢和領導地位，警惕全球其他國家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和威脅，不能容忍任何別的國家崛起——哪怕這個國家只是在經濟上開始崛起。不管是小布希時期的強勢反恐，還是歐巴馬政府的巧實力霸權，抑或川普的重塑美國，美國國家戰略的變化都是圍繞國家利益進行，其實質是上世紀冷戰思維的延續與翻版，已然與世界大勢背道而馳、漸行漸遠。今天的大戰略已不同於過去的大戰略，過去冷戰時期的大戰略主要是以軍事和戰爭為核心的戰略，現在的大戰略已經轉為以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較量為核心，以軍事裁決和武力對抗為後盾的綜合大戰略。導致這種戰略重心轉移的根源在於世界範圍內正在發生的大變局，即大國綜合博弈、全球治理體系、國際戰略格局及軍事技術與戰爭形態已然發生重大變化。其一，大國綜合博弈發生重大變化。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時期，大國之間的競爭與較量重心主要在軍事，由軍備的充分、軍費的充沛及軍人的充足所決定的軍力之強大，就是國際政治中大國話語權的籌碼。強者霸道，弱者臣服，從來如此。然而，自從有了核武器的強大威懾效應，人們忽然意識到，武力大對決、軍力大比拼的傳統爭奪就意味人類的集體自殺。相反，國與國之間圍繞文化先進與否、科技發達與否、經濟繁榮與否等展開的沒有硝煙之競賽，才是正道，才是關鍵，才是方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世界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交相重疊、相互滲透，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的加速推進與複合影響，世界主要大國的綜合國力競爭更為明顯地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等領域全面鋪開，這必將從根本上影響世界發展的進程和走向，也必將從根本上規制各國競爭的重心與方向。其二，全球治理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在全球化尚未全面展開與深度發展的較長時期，全球安全問題主要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全球治理體系也主要是由少數幾個西方大國所強力主導，拳頭的大小與否，決定著話語的強勢與否，更直接與利益分享的多少捆綁在一起。今天，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幾個西方國家湊在一起就能決定世界大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方面，全球治理體系正在從幾個西方國家行為體主導，向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參與共治轉變。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體系正在從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範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向各國通過制定國際規則、相互協調關係和利益的方式演進。上述這種轉變與演進的方向，更加凸顯了前瞻性戰略籌劃的極端重要性。其三，國際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作為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相互關係的基本結構，國際戰略格局是國家戰略環境的總體框架，標示了世界主要力量的分佈、組合與對比。19世紀以後，歐洲列強統治和影響著世界上廣大地區，從而形成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戰略格局。這一格局的特點就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歐洲和世界霸權，於是，列強內部發生劇烈矛盾，結果引發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雅爾塔體制」形成美蘇主導的兩極國際戰略格局。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解體后，美國軍力和經濟膨脹到極點。但由於日本、德國、西歐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海灣戰爭之後美國的「單極」世界格局夢逐漸破產。幾百年間，雖然國際力量格局發生了幾次大的變化，但都是在西方世界內部範圍開展。如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力量顯著上升，這對西方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產生重大衝擊，從而導致國際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大國關係進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階段。其四，軍事技術與戰爭形態發生重大變化。在當今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軍事領域發展變化廣泛深刻，是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世界新軍事革命本質是爭奪戰略主動權。這場軍事領域的發展變化，以信息化為核心，以軍事戰略、軍事技術、作戰思想、作戰力量、組織體制和軍事管理創新為基本內容，以重塑軍事體系為主要目標，以武器裝備遠程精確化、智能化、隱身化、無人化為標誌，以太空和網路攻防為軍事競爭新的制高點，正在推動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罕見。面對風起雲湧的軍事革命浪潮，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調整安全戰略、軍事戰略，調整軍隊組織形態，搶佔軍事戰略制高點。美軍在總結反思近幾場局部戰爭經驗教訓基礎上推動「二次轉型」，加緊實施第三次「抵消戰略」，不遺餘力地進行軍事技術和體制創新。俄羅斯圍繞建設「職業化、常備化、精幹化」軍隊深入推進「新面貌」軍事改革，提出「創新型軍隊」建設考理論，著力打造信息化新型軍事力量。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印度等國也不斷採取新的重大軍事舉措。圍繞謀取軍事優勢地位、爭奪軍事戰略主動權的國際競爭進一步加劇。大變局呼喚大戰略，大變局催生大戰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這一目標。越是在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我們越是要保持戰略清醒，增強戰略定力，處理好戰爭和政治的辯證關係，把戰爭問題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籌劃，不能出現戰略性失誤。當年，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是打是談、是進是止，黨中央和毛澤東首先從政治上來考慮，為打贏戰爭奪取主動權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先後打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蘇聯入侵阿富汗，不僅在軍事上付出高昂代價，而且在政治上也沒得什麼分，甚至失了大分。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要善於從政治、經濟、文化及軍事等方面綜合謀划戰爭問題，善於從世界大格局演變中思考戰爭問題，戰略與戰爭靈巧配合，用大戰略設計微戰爭，用微戰爭支撐大戰略。這是怎樣的大戰略呢？答案就是：力勝·智勝·心勝。其一，力勝戰爭是實力的較量。拿破崙有一句名言——「從長遠來看，刀槍總是要被思想戰勝的」，許多人在引用時往往有意忽略了前半句，其實，拿破崙在前面還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強大的力量，即刀槍和思想」。美國政治學家史蒂文·盧克斯在《權力：一種激進的觀點》中也指出，權力有三種：以武力為代表的強制力，議程設置背後的操縱力，以及一種潛藏在無形之中的影響力。其實，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將「五事七計」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不單單以謀略定勝負，而是高度重視「以力勝人」，既有精神因素的考量，又有物質因素的廟算。「全勝」之力勝，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軍事力、威懾力及精神力。 軍事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能戰方能止戰」，「要想得到和平，必須準備戰爭」——這些廣為流傳的名言都說明了，國家沒有強大軍力作後盾，一切都無從談起。歷史上因武備廢弛而招至禍殃的悲劇並不罕見。如法國在拿破崙時代曾威力無比，但之後因國內政治腐敗，國防意識談泊，導致在普法戰爭中巴黎這個數百年來的歐洲政治經濟中心不得不掛出白旗。鴉片戰爭中，清朝的經濟實力不可謂不強，但依然被列強欺凌的一塌糊塗，其中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從某種意義上講，戰爭是最偉大的審計員，它能映照出你的國家實力、軍事實力。在國際較量中，政治運籌固然很重要，但說到底還是要看有沒有實力、會不會運用實力。有足夠的實力，政治運籌才有強大的後盾，光靠三寸不爛之舌是不行的。當前，世界各國軍隊都在「信息化建設」的跑道上衝刺，我們不能落後，否則，十分危險。相反，我們認為，小國可以沒有大國防，但大國絕對不能只有小國防。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對近代列強欺壓有切膚之痛的大國，千萬不能忘記，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的手段。只有建設一支世界一流軍隊，運用軍事力量和軍事手段營造有利戰略態勢，才能最大限度預防危機，積極化解和控制危機，遏制武裝衝突和戰爭爆發，為祖國人民鑄起一道長城，為世界和平貢獻一份力量。威懾力。威懾是現代軍事力量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大國博弈中，戰爭與威懾就像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具有互聯共鳴效應。軍事實力是威懾的根基，運用實力的決心和意志是威懾的藝術。基辛格曾經說過，「威懾需要實力、使用實力的意志，以及潛在進攻者對兩者的評估三方面因素。威懾，是所有這些因素的乘積」。贏得戰爭的力量強大，指導戰爭的藝術高超，戰略威懾的效應就大。軍事威懾具有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強大功能，靈活的威懾藝術拓展打贏戰爭的途徑。新成立以來，正是因為我們高度重視國防建設，成功研製「兩彈一星」，敢於在關鍵時刻亮劍，才頂住了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自主、尊嚴。正如後來鄧小平所言，「如果六十年代以來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威懾是時代的產物。冷戰時期，威懾一度被看作是霸權主義的特權，並出現了全面核威懾理論、有限核威懾理論等。在信息技術與戰略武器系統的支撐下，現代戰爭的時空特性發生了重大變化，戰爭進入發現即摧毀的「秒殺」時代，使用少量兵力、兵器，通過空中或遠距離打擊，即可達成一定的戰略目的；同時，由於擁有高技術優勢的一方一般都掌握著主動權，能有效地控制戰爭的規模和過程，從而使得現代戰爭呈現出實戰與威懾並重的發展趨勢。也就是說，威懾不僅要以一定的軍事實力為後盾，有時也可以採取一定的軍事行動才能達成一定目的。因此，有些國家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通過有限軍事行動這種「微戰爭」樣式來達到戰略威懾的目的。比如，2015年10月，俄羅斯以反恐名義在敘利亞實施的較大規模軍事行動，既展示了強大的戰爭意志、高超的軍事藝術和海空遠程打擊能力，也對對西方國家產生了強大的軍事震懾力。我國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仍尚未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大國，必須把備戰與止戰、威懾與實戰、戰爭行動與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運籌，全面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威懾和實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最有效地捍衛國家的根本利益。精神力。在戰爭制勝問題上，人是決定因素。無論時代條件如何發展，戰爭形態如何演變，這一條永遠不會變。克勞塞維茨說，物質的原因和結果不過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結果才是真正銳利的刀刃。人類戰爭史告訴我們，無論武器裝備多麼先進，都不能代替人的戰鬥意志和作風所激發的力量；無論未來戰爭打的是鋼鐵還是矽片，軍心士氣始終在戰爭中佔據重要地位。我軍素以有強大的戰鬥精神聞名於世。我們能夠用「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能夠在朝鮮戰場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靠的就是強大的戰鬥精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時，美國人狂妄自大、完全不把我軍放在眼裡，但戰場上我軍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令美國人也不得不佩服。未來戰爭是信息化條件下的戰爭，儘管信息化戰爭極大地改變了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但並沒有改變「人是戰爭勝負決定因素」這一鐵律。信息化戰爭不僅僅是高技術武器裝備的較量，也是人的謀略、技能、智慧和勇氣的比拼。信息化戰爭並沒有因為注入了「文明」和「人道」色彩而變得柔情仁慈，相反變得更加殘酷、血腥和激烈。據美國軍方統計，海灣戰爭中，空襲戰的軍事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伊軍損失飛機10%、裝甲坦克18%，而心理打擊（包括武器殺傷效力的心理打擊）卻造成伊軍士氣下降40%到60%。可見，「兵可挫而氣不可挫」，心理打擊能夠有效摧垮對方的戰鬥精神和意志，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因素的「軟殺傷」甚至比單純軍事打擊的「硬殺傷」更加有效。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條件如何變遷，精神力始終是戰爭制勝邏輯鏈條中的關鍵一環。其二，智勝。人類伊始，就進入了一個追求智慧，也不斷產生智慧的時代。人類需要智慧，是因為不再滿足於普通動物生存的達爾文法則，只有依靠智慧才能博弈未來。歷史發展到新的十字路口，考驗著世界各國參與全球競逐的戰略定力與智慧。拿破崙曾經說過，真正的征服，唯一不使人遺憾的征服，就是對無知的征服。刺穿無知之幕的是智慧之光。在冷戰剛剛結束的1992年，美籍日裔學者福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民主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認為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世界正在迎來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統。言外之意，一個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也即將來臨。然而，20多年過去了，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並未建立起來，國際形勢動蕩多變，各種意外頻頻發生。與此同時，恐怖勢力蔓延擴散，「逆全球化」思潮日益顯現，當今世界正面臨開放與保守、合作與封閉、變革與守舊的重要抉擇。在大國角逐的疆場上，我們要主動謀划，積極運籌，以智慧參與全球治理，提出「方案」「模式」，以「和合文化」之王道對沖西方「征服文化」之霸道，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和而不同。作為戰爭的另一面，人類對和平的追求，是一種最古老、最悲壯的追求，也是一種最痛苦、最艱辛的追求。現實的世界歷史，充滿著血與火的廝拼與抗爭。從殖民時代開始，西方國家憑藉堅船利炮，大肆屠殺別國人民，侵吞別國土地和財富。可以說，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西方國家始終奉行「誰拳頭硬，誰就說了算」的霸權主義。不僅如此，這種弱肉強食、仗勢欺人的傳統已深深浸入西方文化之中，「國強必霸」「贏者通吃」成為其思維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如美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們都認為，崛起必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亨廷頓甚至斷言，「未來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文明的衝突」的背後，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普世價值」推廣，就是剷除異質文明的「推土機」戰略，就是企圖用一種模式或制度控制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顯然，這是西方對異質文化的傲慢與偏見。自古以來，和平、和睦、和諧的「和合文化」就深深融化在人民的血脈之中，根植於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以和為貴」「化干戈為玉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國雖大，好戰必亡」等理念，世代相傳。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鄭和七下西洋，五次到馬六甲海峽，不是去征服掠奪別人，而是帶去了大米、絲綢、茶葉和瓷器。中華民族曾經遭受到西方列強長期侵略和欺凌，但人民從中學到的不是弱肉強食的強盜邏輯，也不是開疆拓土的殖民擴張，而是更加堅定了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衝突，有時比利益引起的衝突更可怕。「和而不同」為人們提供了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取向，提供了體現人類共同智慧的思維方式，同樣也提供了人類共同嚮往的世界和平圖景。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這個世界奼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國家和民族無論窮富、大小、強弱、先進還是落後，都要相互尊重，共同發展。文明相處更是要對話，而非衝突；交流，而非取代；尊重，而非歧視。我們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兼收並蓄，互學互鑒，才能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斗而不破。過去幾百年都是由大國的實力來決定世界的和平，以及國家之間的秩序與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蘇兩大超級大國都力圖控制自己的盟國，推行自己的國際秩序。蘇聯解體后，東歐國家紛紛倒戈加入歐盟和北約，世界格局分化重組，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時的美國幾乎得意忘形，用福山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戰勝社會主義」「歷史已告終結」。小布希甚至公開宣稱：美國的權威高於聯合國。因此，美國在戰略上不斷出現誤判，東擴西進，傳播「美式民主」，策劃「顏色革命」，干涉別國內政，擠壓俄羅斯和的戰略空間，「在全世界到處尋找敵人」，而且一再發動戰爭，以為「美國的價值觀就是國際秩序」。然而，美國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世界已經發展到「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我們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架內。用「冷戰」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的話來說，這個世界絕不會接受一個單一的領導中心，無論是美元還是刺刀，都不能贏得勝利。因此，構建當代國際秩序的關鍵是，代表20世紀國際秩序的美國和引領21世紀世界秩序的能否攜手共建、共治、共享。和美國，一個是最大的發展家，一個是最強大的發達國家，兩國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誰也改變不了誰。同時，在全球化的今天，兩國又有著日益廣泛的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誰也離不開誰。競爭與合作並存，摩擦與協調同在，「斗而不破」是中美在世界大棋局中的明智選擇。構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要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也不是固守「美國治下的和平體系」，而是要在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合理部分的同時，改造其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既是這一國際體系的創建者之一，也是獲益者和貢獻者，同時還是國際體系變革的參與者。新型大國關係是平等關係，各個國家都享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任何國家都不能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修改規則或實行雙重標準。各國應將避免對抗、尋求合作視為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並將維持相互關係平穩健康發展置於最優先位置、作為最低準則。妥善處理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和平方式處理和解決各種國際分歧與爭端。但是，大國博弈歷來波詭雲譎，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縱橫捭闔，彼此之間明爭暗鬥，這些爭鬥有流血的形式，也有不流血的形式。其中，「斗」是絕對的、客觀的，「不破」是相對的、建構的，關鍵是在「斗」與「不破」之間保持張力，既要敢於鬥爭，又要善於鬥爭。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要敢於針鋒相對，不在挑戰面前退縮，不拿原則做交易，不在任何壓力下吞下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同時，兼顧相互關係的改善，將共同利益擴大、推廣到不同層面和範圍，將矛盾和分歧縮小、限定在特定層面和範圍，管控分歧，增信釋疑，實現世界秩序由戰爭衝突主導的「霸權政治」向制度機制決定的「規則政治」轉變。同舟共濟。在不同時代，都有哲人喜歡仰望星空，預知未來。然而，對今天的世界，儘管先哲們有足夠的智慧，但仍缺乏足夠的想象。基辛格曾經感嘆，在每一個時代，政治家們都嘗試著尋求和平，然而「和平總是地區性秩序，從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礎上」。無論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是「日不落」帝國的崛起，無論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還是維也納體系，無論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廝殺還是冷戰時的兩強爭霸，國際秩序變遷背後的「世界觀」始終是「一己之利」的狹隘考量，康德希冀的「永久和平」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夢想。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面對恐怖主義、金融動蕩、環境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挑戰，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這就呼喚著全球治理觀念的改變。2012年11月，關於人類命運，中共十八大報告里一段文字引發世界的關注，「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演講，再一次向世界傳遞對人類文明走向的判斷，「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斷，到「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感言；從「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宣言，到「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的實踐；從「共築亞太夢想」的呼籲，到「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方案，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對命運共同體的不斷闡釋，把握人類利益和價值的通約性，在國與國關係中尋找最大公約數。「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人類的命運趨同性，是一種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它在尊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等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強調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提倡正確義利觀，倡導親、誠、惠、容等周邊外交新理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倡導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倡導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合作構建「一帶一路」，等等。這是智者的思慮，也是時代的命題。其三，心勝行王道者得天下。孫子在「全勝」思想中，將「道」放在贏得戰爭「五事」之首。《尉繚子》中也提出用兵有三「勝」：道勝、威勝、力勝，其中道勝是最高境界。「道」就是道義，就是民心。心勝的前提是道勝，根基在人心，源於認同，源於自信。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力量之源。誰贏得了民心，誰就能贏得戰爭。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治目的是奪取世界霸權，掠奪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進行的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完全違背了世界人民的意願，與「道」相違背，失去了民心基礎。儘管在戰爭初期，他們憑藉強大武力逞凶一時，但終竟沒能擺脫失敗的命運。正義的戰爭符合於「道」，符合於民心，因此，正義的軍隊那怕它是弱小的，由於有民心的支持，有正確的政治目的，也會很快強大起來，並能戰勝非正義的軍隊。的抗日戰爭就是正義戰爭戰勝非正義戰爭的典範。「戰爭勝利的實質是改變意識，而不是消滅意識。」單純憑藉武力實施暴力征服，是征服不了人心的，只會激起更強烈的反抗和仇恨。2003年3月20日，美英等國拋開聯合國，不顧世界各國的反對，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美軍憑藉超強的武力雖然非常順利地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卻沒有贏得伊拉克的人心，反而播下了仇恨的種子。僅到2007年初，戰爭就造成200多萬伊拉克人逃離該國，170萬人成為「國內流離失所者」。為此，美軍也付出了代價，截至2010年8月16日，4415名美國軍人喪生伊拉克，約3.2萬人戰鬥受傷。雖然美國已從伊拉克撤軍，但戰爭留給伊拉克人民深深的傷痛，無窮無盡的教派衝突，沒完沒了的汽車炸彈。據英國YouGov公司在2009年6月一次民意調查顯示：關於伊拉克戰爭，67％的受訪者認為，駐伊美軍在伊拉克不得人心；54％的受訪者則認為，駐伊美軍不會給伊拉克民眾帶來所謂的民主。在此，全世界人們看到的已不再是那個高舉火炬、和藹可親的自由女神，而是一個高舉導彈、霸氣逼人的美國大兵。美國「正義化身」的國際形象，因其在全球不斷擴張軍力、進行偽善干涉而遭嚴重毀容。認同。人類戰爭史表明，雖然戰爭的重要形式是物質力量的對抗，但人仍然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迫使對方屈從我方意志，那麼消滅敵人的目的和手段就有了直接同一性。使對方屈服的方法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說服，一種是強迫。強迫一般是運用武力的或強權的手段使對方屈服，如果對方不願意屈服，就採取摧毀對方的物質和肉體的暴力手段，強迫他不得不屈服於自己。說服則不同，它主要依靠灌輸、勸戒、誘導、啟發等非暴力方法，使對方認同其意識形態、文化及價值觀等，從而達到說服與征服的耦合，世界正由「角力」向「角心」轉換。冷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把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的較量，作為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較量的重要戰場。進入21世紀，政權更替和「顏色革命」成為美國等西方大國謀求霸權利益的主要「法寶」。2011年，中東版「顏色革命」肇始。在西方所謂「民主」「人權」等價值觀鼓動下，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先後發生政權更迭或陷入內亂。然而，五年多過去了，西方模式導致的後果有目共睹：突尼西亞政權頻繁更迭，埃及經濟持續凋敝，利比亞派別紛爭、軍閥割據，「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異軍突起，血腥殺戮震驚世界，這種外溢效應最終也引爆了歐洲難民危機和恐怖襲擊。正如美國《國家利益》文章所說，試圖支配全球和把民主強加於其他國家是行不通的。各國國情、政情、民情不同，照搬西方發展道路與政治制度模式的「顏色革命」不僅不會帶來和平與發展，反而引發暴力與流血的惡性循環。強扭的瓜不甜。發展、變革必須適合本國自身國情，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必須由本國人民自己決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中華民族始終崇尚的品德和胸懷。作為一個擁有13多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一心一意辦好自己的事情，實現國家持續發展和穩定，為世界貢獻了「模式」「方案」。正如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所說，「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家獲益巨大，特殊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國家視為可效仿的榜樣……更重要的是，將來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當然，這種認同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結果，倘若有些患「偏見症」嚴重的國家，故意要曲解、醜化、諷刺我們發展理念、道路及信仰，那是另外的篇章，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自信。「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所講的「自勝」，就是說要戰勝對手首先要相信自己、戰勝自己、超越自己。自信是發自內心的一種信仰，一種信念，一種意志。自信的火炬一旦點燃，就會煥發出無窮的力量。毛澤東當年領導工農紅軍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針對黨和紅軍內部不少人對革命前途流露出的悲觀情緒，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何以能發出如此豪邁的預言？靠的就是對國情的深刻了解，靠的就是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靠的就是對革命必勝的決心和意志，「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正是憑著這種自信，中華民族走向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然而，在有些人眼裡，西方不僅代表著強大的科技、經濟、政治和軍事能力，也代表著一種「先進的」精神文化和「優越的」價值觀，實質上是骨子裡透著對本民族的不自信。其實，中華民族有過輝煌燦爛的文明，法國啟蒙運動者還從中華文化中尋找根治西方制度弊病的藥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寫入法國人權宣言。一切的改變發端於19世紀，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文化成為了一種強勢文化，進而帶動了軍事強權的崛起，西方藉此獲得了文化優越地位，以致「西方中心論」濫觴。鴉片戰爭以來，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與西方的軍事衝突中慘痛敗北，自信心丟失殆盡。當今，從農耕型走向工業型、從內陸型走向海洋型、從地區型走向全球型的中華文明，再次面向世界。冷眼向洋看世界，「西方之亂」與「之治」成了鮮明對照，風景這邊獨好。我們必須擺脫「西天取經」的思維定勢，破除對西方的制度迷思、價值迷思、文化迷思，堅定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自信、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向世界，走向未來。 這就是全勝之最高境界——心勝策！力勝！智勝！心勝！永遠在路上……目 錄第一章 戰爭的「圓」點一、古老的命題二、歷史的軌跡三、美蘇爭霸不戰而勝四、嚴峻的挑戰五、新拐點六、網路信息時代大戰略第二章 力量一、戰爭是力量的競逐二、技術制勝三、美軍三次「抵消戰略」四、殺手鐧五、角力第三章 威懾一、示形·造勢二、軍力「肌肉」秀三、兵臨城下四、從「戰爭工具」到「戰略符號」五、亮劍第四章 微戰爭一、從本拉登之死說起二、可控三、發現=摧毀四、「古羅馬軍團」重生五、蝴蝶效應第五章 「互聯網+」戰爭一、「稜鏡門」事件的警鐘二、滑鼠操控的戰爭三、網路戰爭1.0：「賽博」戰士四、網路戰爭2.0：「X計劃」五、網路戰爭3.0：震網六、戰爭VS治理第六章 「三理」融戰爭一、消失的鏈接二、生理信息戰三、心理信息戰四、智能戰第七章 金融戰一、資本與戰爭二、虛假的邏輯三、「薅羊毛」遊戲四、貌似「fair play」的國際貿易五、反制第八章 「制腦權」一、瘋狂的「顏色革命」列車二、大腦沒有「防火牆」三、被妖魔化的「式」四、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五、堅守意識形態上甘嶺第九章話語權一、傳統媒體與輿論二、網路集聚下的輿論操控三、輿論即意識形態四、適應者死亡五、「E緣」政治下的逆襲之戰第十章 規制權一、「非中性」的國際制度規則二、美國不「例外」三、「合法化」戰爭四、從參與到制定第十一章 伐交一、沒有硝煙的暗戰二、軍事同盟，福兮禍兮？三、亞太再平衡四、破局第十二章 氣象武器一、泥濘的胡志明小道二、翻江倒海三、山崩地裂四、HAARP項目五、塑造環境第十三章 決勝「不戰之戰」一、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二、以多手對多樣三、軍事是保底手段四、科技創新迎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