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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會堂，從竣工那天起就在人心中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只是我們往往更關注那些發生在其間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大會堂這座建築本身。今天的人們或許很難相信，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會堂建築，從規劃、設計到施工，一共只用了380天，其中，從選址到敲定設計圖紙，僅用了50天時間。2016年3月5日從天安門廣場西望，人民大會堂在迎風招展的紅旗映襯下更顯莊嚴。饒強攝2016年3月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饒強攝在天安門廣場西側，將出現一座怎樣的建築？參與大會堂設計的建築師們發揮了無窮的創意，有採用傳統琉璃瓦頂子的，有採用攢尖頂「大帽子」式的，甚至還有很超前的設計，把大會堂設計成了完全透明的一個「玻璃盒子」……與「百花齊放」的外立面設計相對應的是，在大會堂的內部設計上，建築師們被死死鉗住了手腳。從初稿到定稿，大會堂的設計方案足足進行了七輪評比論證：叫大家來的時候只說做一個萬人大禮堂，第二輪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會廳，第三輪，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也加了進來……建築師們苦心設計的方案，往往轉天就被全盤推翻。最令人頭疼的是，大會堂的功能被不斷擴充，建築面積卻不能相應增加，「最多7萬平方米，一點也不能放寬」――這個數字，中央「咬」得很死。7萬平方米，就算只做一個萬人大禮堂，平攤到每個座位也不過是7平方米的面積，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劇場，更何況還要建大宴會廳和常委會辦公樓呢？建築師們都說，大會堂的設計簡直是「螺螄殼裡做道場」，「戴著鐐銬跳舞」罷了。果然，大家「精打細算」做出來的設計受到了外交部禮賓司近乎刻薄的批評。因為面積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會廳安排在了大會堂的一層。禮賓司認為，這樣設計貴賓進門之後沒有迴旋餘地，沒有休息場所，立刻「登堂入室」，顯得過於寒酸，把國宴場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從大會堂正門一進去就是萬人大禮堂，沒有鋪墊、沒有過渡，有失莊嚴隆重的氣氛，「像電影院，不能用」。就這樣，大師們的方案紛紛落馬。到1958年國慶節，十年大慶進入一周年倒計時的時候，「十大建築」中最重要的萬人大會堂，依然沒有一個成形的設計。人民大會堂二層平面圖。製圖:游揚張鎛大師(右二)為周恩來總理介紹人民大會堂方案。從選定大會堂設計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來就反覆對建築師們說:「大會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門廣場和萬人大會堂就難以保證在國慶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國慶期間，焦急的周恩來做出指示:進一步解放思想，除老專家之外，發動青年同志參加國慶各大項目的設計。前幾輪中作為「審核機關」而沒有參與具體設計的北京市規劃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會堂的設計隊伍。著名建築師趙冬日當時正擔任規劃局技術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樓的設計師，也因此得到了當時的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的信任。規劃局從大會堂設計的「幕後」走到「台前」之後，劉仁親自找到趙冬日，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7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不去考慮。140米×270米的規劃用地，也不去考慮。打破樊籬、另起爐灶，設計一座全新的萬人大會堂。」按照這個思路，趙冬日和同事們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設計方案――大會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會廳、大禮堂和常委會辦公樓，三部分以中央大廳相連，宴會廳放到二樓，大禮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於立面方案，則沿用了前幾輪設計中曾獲得總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結構。規劃局的方案完美地解決了此前大會堂設計過於「小氣」的問題，只是支撐這恢宏氣勢的，是高達17萬平方米，超標兩倍有餘的建築面積。原來和博物館「配套」的用地規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幾乎擴大了一倍。但這個方案能不能最終獲得通過，誰心裡都沒底。且不說中央從沒明確表示過放寬7萬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慶一天天臨近，多建10萬平方米顯然又會延長工期。更關鍵的是，17萬平方米已經超過了故宮全部建築面積的總和，畫在圖紙上容易，我們真的能把它變成現實嗎？1958年10月14日，規劃局忽然接到國務院的通知，剛從外地返京的周恩來將連夜召開會議，審查大會堂設計方案。經過劉仁的篩選，當晚10時，共有三份設計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除了規劃局之外，還有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和清華大學建築系的兩份方案――最終，規劃局方案雀屏中選。據說，總理之所以沒有計較10萬平方米的超標面積而選中了規劃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兩點:一是規劃局設計的大會堂全部採取了一般建築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膽地放大了一倍，顯得氣勢非凡；二是在大會堂的中心安排了寬敞的中央大廳，既可作為休息大廳使用，還能舉行紀念活動。而且，當時中央是打算在這裡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1959年五一天安門廣場鳥瞰圖。1959年五一天安門廣場鳥瞰圖。王可信 陳肇宗攝偏偏就是這兩大「亮點」，隨即在建築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而周恩來似乎預料到了這點，從選定規劃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覆叮囑參與下一步施工設計的建築師們:「大會堂的設計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絕，要留有餘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總理選定規劃局方案的時間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點鐘。果然，僅僅數小時后，設計方案就進行了第一次修改――圖紙上大會堂北端宴會廳的寬度是108米，而大會堂北牆與中山公園間的距離足足有180米，劉仁認為兩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響整體結構的前提下，給大會堂又加了四條「腿」，使整個建築由「凸」字型變為了「出」字型。大會堂「體型」的確定也使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得以順利完成:廣場北部東西兩側分別安排革命歷史博物館和萬人大會堂，兩座建築均採用柱廊結構，形成「廊」一實一虛，「柱」一圓一方的對比關係。它們連同後來建造的毛主席紀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門廣場壯麗威嚴的宏大氣勢。在1997年4月的中日設計師北京交流會上，日本著名建築大師磯崎新由衷地讚歎:「天安門廣場真偉大，在高樓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氣魄的國家廣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則給了天安門廣場更高的評價，他認為，天安門廣場的改擴建工程，可以視為繼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規劃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1959年天安門前工地。1959年五一，施工中的人民大會堂。劉光華攝工人正在施工。1959年五一，施工中的人民大會堂。王可信攝1959年五一，施工中的人民大會堂。陳肇宗攝人民大會堂主體完工。1958年10月28日，距離新成立十周年大慶還有11個月的時候，萬人大會堂終於破土動工了。負責大會堂技術設計和施工圖設計的，是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此前參與了大會堂全部七輪設計的著名建築師張鎛，隨即被市建院任命為萬人大會堂的總建築師。張鎛的家世頗為不凡，他的父親就是清末兩廣總督張鳴岐。廣州起義的起義軍攻破總督府之時，張鎛剛剛出生半月，多虧革命黨不傷婦孺才逃過一劫。長大后的張鎛並沒有如父親一樣從政，而是拜在了建築大師楊廷寶、梁思成等人門下。我們今天說的「十大建築」中有三座都是張鎛的作品，除了人民大會堂之外，還有民族文化宮和民族飯店。擔任大會堂的總建築師，自然代表著榮譽，卻更意味著艱難。總理審定的方案其實只是個「輪廓」，此時，17萬平方米大會堂的內部結構還幾乎是一片空白。為趕在十周年大慶前完工，大會堂是「邊設計、邊供料、邊施工」的――張鎛落在圖紙上的每一筆都將立即被付諸實踐，每個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隱患。可是，大會堂不是一般的建築，很多特殊的設計要求，是身為建築師的趙冬日、張鎛們之前不可能去考慮的。大會堂剛一動工，當時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張鎛，對大禮堂的設計提出了具體要求――全國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們必須全部坐在大禮堂的一層，且每個座位都要配備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設施。張鎛打開總理審定的那張設計圖，馬上發現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實現――圖紙上，萬人大禮堂被設計成了圓形，按每個座位最少佔0.9平方米計算，大禮堂的第一層最多能容下2750個座位，與彭真要求的3500個相差甚遠。張鎛立刻拿起圖紙找到趙冬日，想商量著在大禮堂的形狀上做些修改。趙冬日的回答卻給了張鎛當頭一棒――「圓形是周總理親自定下來的，輕易不好變動。」的確，在大會堂設計的前幾輪，「總理要求做成圓形」是建築師們中間流行的說法，也不光是市規劃局，幾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禮堂設計成了圓形。趙冬日給張鎛出了個主意:一層觀眾席壓縮每座0.9平方米的硬指標，再把其餘的6000多個座位安排在三層挑台上。憑著多年的經驗，不用畫圖，張鎛也知道趙冬日的建議不可行:大禮堂是圓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這種形狀越往後座位越難排列，挑台的層數不能多，否則就太高太陡了。張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層挑台四層座位」的大禮堂平面施工圖勉強做了出來，在這張圖紙上，大禮堂第四層座位的俯角已經達到了「危險」的30度。時間轉眼就進入了1958年的11月，大會堂的施工速度十分驚人，馬上就要推進到萬人大禮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設計，觀眾席很可能成為大禮堂最大的一個安全隱患。張鎛心急如焚，卻無計可施。誰也想不到，此時一個意外的發現竟成了大禮堂的「救星」。1959年6月1日，人民大會堂內景。王可信 陳肇宗攝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剛剛建成的人民大會堂外景。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高宏 王一波攝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高宏 王一波 攝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夜景。高宏攝一天，在大會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幾塊鵝卵石。最初誰也沒在意，不料挖出的石頭卻越來越多――漸漸地，一條古老的河道竟顯現在大家面前。有見多識廣的工人說，這條河道在廣場東邊公安部大樓施工的時候也出現過，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還特別做了兩層鋼筋混凝土的地下室――這個方法在大會堂卻行不通，由於面積太大，工期又太緊，大會堂根本沒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剛性基礎鋼筋混凝土牆來支撐整個結構。據侯仁之先生考證，這條兩度「神秘」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古老河道，就是遼、金時期的永定河故道。誰能想到將近一千年後，搖擺不定的「無定河」又給施工中的大會堂帶來了一系列的「不確定」――由於一時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會堂工程被迫暫停了。施工的停滯倒為張鎛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就在大家著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這幾天里，市建院院長沈勃陪同彭真從外地回到了北京。張鎛向自己的領導訴說苦惱時，身為國慶工程負責人之一的沈勃告訴他，所謂「圓形大禮堂」的指示，竟然是誤傳。總理做指示的時候沈勃就在當場，其實，周恩來的原話是「后牆兩側用圓角向前圍合」，並沒有具體要求做成某種形狀，「圓形」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至於張鎛硬著頭皮做出來的方案，更被沈勃斷然否決:「體育場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經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沈勃隨即叫上趙冬日和張鎛，重新商議大禮堂的觀眾席設計。最終，大家決定挑台控制在兩層比較合適，不夠的座位，則用取消一層部分過道的方法「找」回來。從最終的施工圖上看，觀眾席的平面形狀也發生了改變，成了接近扇形的樣子。此時，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經做好，大會堂的施工擺脫「出師不利」的陰影，繼續以驚人的高速推進了下去。剛鬆了一口氣的張鎛不會想到，此刻，一封來自他的恩師梁思成的「抗議信」，已經悄然擺在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一角。高宏攝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大樓梯。高宏 王一波攝1959年9月1日，人民大會堂交誼廳。高宏 王一波攝梁思成對大會堂"放大一倍"的設計思路提出質疑:"把一個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個大人了？"大會堂的面積從7萬平方米擴大到17萬平方米，幾乎是一夜之間的事。因為時間倉促，最終確定的17萬平方米方案從來沒有交給專家論證過，一時間，京滬兩地建築界的專家學者對此議論紛紛，書面意見雪片一般飛到了總理的面前，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大會堂的這個「大」字。為了向大家解釋清楚，平息這場爭論，1958年11月初，周恩來在御河橋交際處召開了擴大的專家會議。「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廳」本是周恩來選中規劃局方案的兩大關鍵，卻成了會上專家們抨擊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筆，在總理面前畫了個大頭小身子的小孩兒形象，「把一個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個大人，大會堂就犯了『小孩兒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說，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進去立刻覺得自己微不足道，彷彿到了「巨人國」。這樣的方法用來表現神權無可非議，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會堂上就很不適宜了。至於中央大廳，用北京工業設計院總建築師王華彬教授的話說就是「大而無當」，「從大門走到大禮堂一共要經過五道門，有多少亮光都被擋在外面了，中央大廳竟然有180根柱子，既無用又擋光。光線不足就要依靠人工採光，又是一筆浪費。」面對專家們連珠炮似的質疑，周恩來沒有從正面回應，「聖彼得教堂是神權社會的產物，有意識使教徒進入之後感覺天主偉大、自身渺小。我們不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大會堂空間、體型、面積擴大一倍之後同樣要注意由內而外體現『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虛，讓人成了物的奴隸。」實際上，對於大會堂的「大」，張鎛從純建築學的角度做出過很有說服力的解釋。他說，大會堂的龐大體型是由廣場的超大面積決定的，因為從來沒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間中安排建築的先例，大會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種大膽的嘗試。唯一能確定的是，在特大空間運用「正常尺度」的建築物是有失敗先例的――偽滿洲國曾經在長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腦機關，一個又深又寬的廣場，卻在兩廂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築。不但襯得廣場空曠荒蕪，更顯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實每棟建築單看都不錯，放在廣場上整體考量就顯得很難看了。」關於「大」的爭論剛剛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對大會堂的整體風格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他說，建築分為四種――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對於的現代建築來說，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會堂幾乎是個文藝復興建築的「復刻版」，「不要以為在細部加上幾個斗拱、琉璃、彩畫，它的風格就成了的。」這一次，周恩來的回答更為巧妙，他舉的還是個建築學的例子:「塔就是印度傳來的，經過幾千年本土化的發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建築之一。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善於吸收他人經驗，活學活用。在大會堂的建築風格上，我們不能被狹隘的民族情結限制住，應該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華，含包並蓄，皆為我用』。」緊接著，周恩來給在座的專家講了個「畫菩薩」的故事:早年間的菩薩是印度人的形象，還有兩撇鬍子，老百姓都不滿意。畫師於是張畫於市，自己躲在畫后偷聽評論，經過反覆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菩薩」模樣，終為大眾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對照起來，似乎更能體會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深意。周恩來最後說，受客觀條件所限，現在對大會堂設計的要求只剩下一個了，那就是「一萬人開會五千人用餐八個月蓋完」。如果大家仍舊有意見，「好在我們的建設量會很大，可以在別處再試，這裡就不必再動了吧。」1959年文教、衛生、體育、三八群英會，規模盛大的北京市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等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於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高宏攝1960年，2月1日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聯歡會，小朋友們正和機器人對話。爭論雖然暫時平息，專家的意見卻也給建築師們敲響了警鐘――從聖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無論古今中外，大空間、大體量從來就是為了襯托高高在上的威儀，我們的大會堂卻要讓每一個普通人走進它的時候，都感覺自己像個主人――這對矛盾如何解決？建築史上找不到答案。大會堂17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一個萬人大禮堂就佔去了將近二分之一――一間能裝進整個天安門城樓的大屋子，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看得見、聽得清？如何在保證頂棚絕對安全的同時，還不讓人產生壓抑感？張鎛幾乎請教了所有相關領域的專家，大家卻眾口一詞――太難。中科院的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這麼一句話:「人均空間6立方米是聲學處理的極限，大禮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聽得清，那叫世界奇迹。」無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張鎛又一次敲開了西花廳的大門。聽罷彙報，周恩來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間給人的壓抑感，大禮堂就會是個失敗的設計。片刻之後，周恩來忽然開口，輕輕吟誦了兩句詩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見張鎛一時摸不到頭腦，周恩來笑了:「人站在地上，並不覺得天有多高，站在海邊，也不覺得海有多遠。『落霞孤鶩』這一句，應該對我們有所啟發。為什麼不從水天一色的意境出發，去做抽象處理呢？」說得興起，周恩來一邊打著手勢，一邊拿過紙筆描畫起來:「大禮堂四邊沒有平直的硬線，有點類似自然環境的無邊無沿。頂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徵天體空間。頂棚和牆身的交界做成大圓角形，把天頂與四壁連成一體。沒有邊、沒有沿、沒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渾然一體的效果，沖淡生硬和壓抑感。」落霞孤鶩，秋水長天――誰能想到，大會堂設計中的最大難題，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裡找到了答案。為了體現「水天一色」的感覺，張鎛給大禮堂的穹頂設計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燈槽，與周圍裝貼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應，燈亮之時猶如波光盈盈。建築師們還在整個穹頂上開了近500個燈孔，人坐在觀眾席內，抬頭就可見「繁星點點」，彷彿置身於浩瀚夜空，絲毫不會感覺壓抑、沉重。其實，在大禮堂巨大的穹頂上，還藏著許多我們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幾百萬個小小的吸聲孔，有了它們，大禮堂的屋頂整個兒變成了一塊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發出的多餘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沒有回聲還能留點「混響」，讓坐在每個角落的人都能清晰準確地聽到發言人的聲音――大空間帶來的問題，又被大空間自身解決掉了。用馬大猷教授的說法，人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迹」。1959年9月24日，歷時11個月建設的大會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幾天，毛澤東給這座氣勢恢宏的建築正式定名――人民大會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