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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局面演變過於迅速，而且仍然處在疾速變化之中，身處複雜體驗之中的人們，很難與之拉開適當距離理性地評價這些變化。但這幾年的變化，又不容人們小覷，因為它關涉處在現代化進程瓶頸階段的向何處去的大問題。以此，人們不得不在宏觀總體把握這幾年變化軌跡的基礎上，努力去探尋其演變的路徑、動力和走向，以期摸到當下社會躍遷的脈搏。一、三態最近幾年，呈現出鮮明不同的三種國家態勢：一是此前一直緊緊圍繞經濟發展展開的態勢。這是一種直接呈現給世人的國家經常性狀態，可以稱之為尋求經濟發展的「常態」。常態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它還只是屬於表露給世人的國家形式特點，並不一定凸顯的國家實質特徵。二是近期出現頻次特別高的「新常態」，這個辭彙由國家最高領導人經常使用，以至於成為人們認知當下狀態的熱詞。新常態是一個定位發展總體新狀態的用語，既有確定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轉型經濟意味，也有明確經濟從單純增長型轉入結構均衡型的意思。三是在結構上呈現的國家狀態，那就是一種由革命和后革命因素混合而成的非常態。國家狀態的形式結構與實質結構是不大吻合的。在形式結構上，經濟建設的中心性讓人們以為已經成為一個人所熟知的現代社會。其實，在實質結構上，沒有真正走出革命社會的境地，部分人對革命遺產的執著程度，明顯超出人們的想象。不過社會已經不再是典型意義上的革命社會，因為暴力式的、運動化的、群眾性的革命活動已經無可挽回地終結了。斷言仍然是一個革命社會，不過是在革命不願退場的情況下對某些特殊政治現象的指認——國家即便是處理作為中心任務的經濟建設，也是以革命指令、舉國體制和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推進的。這是后革命的革命社會狀態，也是人們有理由斷定仍然沒有落定現代常態的法治社會、總還處在非常態的革命社會之中的基本理由。不論是維持了近40年政策層面的經濟發展常態，還是近期為人們熟知的重尋出路的新常態，其實都是找尋現代化進路的一個過渡時代之一時之計的稱謂。從總體上講，必須從前現代化進入現代化，這是國家發展的既定目標模式，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斥的國家演化進路。設定藉助革命手段推動國家成功走出前現代化境地，那麼由革命建國支撐起來的現代國家形式結構，需要在作別革命的基礎上，才能落定正常的國家發展狀態，進入一個頑強超越依循革命原則、崇拜革命經驗、訴諸革命手段、深陷戰時狀態的超常狀態，最終落到一個依憲治國、崇尚法治、理性妥協、局部動員的正常國家平台上面。就此而言，今日之，發展成就之巨大，舉世公認。但就國家總體狀態講，仍然處在一個國家的非常態境地。所謂國家的非常態，是指建國以來，即使經歷了近40年現代經濟發展，由於國家結構改革有待啟動，革命遺產未能很好清理，國家還是一個戰時結構。從國家三種狀態的關係上講，新常態要解決的老常態難題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新常態真正要應對的難題源自根深蒂固的非常態問題。這正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真正在花工夫嘗試化解的問題。二、國家發展的新布局可以確立優先對待文獻的基本理由。這是了解政治必需的出發點。原因很簡單：政治的單一制機制，決定了中央層面制定政策對全國政治運轉所具有的絕頂重要性。無論地方層面具有多麼強勢的領導人與優勢資源，都不可能在字面上偏離中央政策而另搞一套。央地政治最大的一致，最明顯地體現在中央文件與地方黨政機關的實施文件上。循此路徑，人們最容易認知單一制的文獻政策之一致性。但「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尷尬現實引發了中央機構以嚴厲的政策督導和紀律巡查，推動政策的有效執行。習近平直接強調，政策「關鍵在於落實」；李克強經常性地派出督查組巡視各地。既然如此，前述央地政策的文獻一致性豈不得不到保障？非矣！恰恰因為中央宏觀總體政策遭到部門或地方的軟抵抗，以至於落實不下去，反倒使文獻化的政策更易於保持央地的一貫性。因為這樣會遮蔽地方或部門對中央政策的陽奉陰違，有利於減輕地方或部門執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政治壓力。從抓大放小的角度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國家治理問題的決議，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決議，是最重要的兩個文獻。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聚焦國家治理問題，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促使人們重點關注對改革的認知、局勢的判斷和全局的部署。「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增強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給人們了解近幾年的新狀態以大量信息：在執政黨的視野中，「世情、國情、黨情」已經發生重大改變，確立改革的新任務勢所必然——此前的改革開放是挽救危機的「球籍」，而今的改革開放是為了國家復興；此前的改革開放是尾隨西方強國尋求國家富強，而今是自我探索前路、不再依傍他人，以自信作別跟隨；此前的改革開放是零敲碎打、從邊緣到中心，當下的改革開放是全面系統布局，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問題，尋求改革的根本突破。的改革開放已經邁出了40年的步伐，過去那種針對實際問題展開的改革，選項和有效性明顯衰減，全面謀划發展未來的新局面在所難免。如果說之前的改革主要依賴執政黨領袖的政治意志的話，那麼現在找到的主要動力就是法治。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開篇就明確了這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發展布局的總體意義，從兩個方面投射出來：一是在現實針對上是法紀鬆弛，不適應發展需要。二是在目標模式上是建立法治國家。概括言之，就是要以法治作為未來發展的強勁動力，作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槓桿，撬動整個國家穩定、協調與可持續的發展大局。這是對進入新常態，並藉助新常態根本解決非常態，成為真正落定在現代正常國家平台上所做出的總體規劃。三、反腐的社會效應與政治效應近五年左右，黨中央對的新布局傾盡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針對改革模式的結構性轉變要求而確立的方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針對改革動力缺損、激活機制力量而確定的進路。但從落實情形看，兩者的實施並不如人所願。習近平數次明確強調改革落地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即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這與改革開放的結構狀態有關。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期望實行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政策。哪些人可能先富起來呢？一是特別敢於運用權力給予的機會的人群。二是貼近權力，深明改革就是權力重新分配資源的變遷的人群，他們占有權力惠予的特殊機遇。改革開放的利益重組既然讓受益者成為掌握或接近權力的人群，那麼，相對普遍的腐敗就在所難免。這是權與錢緊鄰關係所註定的事情。一旦國家試圖轉變財富積累的方式，從粗放式的GDP增長轉變為精細化的全面推進，改革的利益動力機制就會遭遇極為嚴峻的挑戰。因此，在國家布局新的發展格局之際，一場反腐敗運動勢不可免。近幾年掀起了世人矚目的反腐風暴。空前力度的反腐，一方面證明贖買式的經濟發展驅動方式到了非終結不可的地步，否則國家權力的廉潔完全缺乏保障；另一方面證明了源自國家高層權力的自我清理門戶的決心之大，否則便會遭遇亡黨亡國的危機；再一方面則證明了社會對遍及各地各層次的腐敗已經無法容忍，否則社會的動蕩勢難阻遏。懲治腐敗，從一開始動用黨紀國法懲罰腐敗官員始，到後來發現運用制度機制反腐保廉重要作用，最後終於落到了反腐的重要制度補缺上。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持廉潔與懲治腐敗的文件——諸如《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共產黨問責條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等。這可以說是單一執政黨最為系統的組織紀律建設了，它對組織成員的反腐保廉應可發揮積極作用。但如何坐實整個國家反腐保廉的優良社會政治生態，恐怕只能指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比較現代化史表明，唯有落在法治平台上的國家，才能真正有效懲治腐敗，保證廉潔。從懲治腐敗的目前效果來看，社會效果要好於政治效果。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疾風豪雨式的反腐運動，讓社會接受了一次反腐保廉的教育洗禮，以腐敗為羞恥的社會政治倫理大致可以確立起來，權錢勾結的贖買性機製為人所不齒。但從政治效果上看，反腐還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一是官員集群在反腐運動中軟性抵抗明顯，反腐有待激發官員群體的工作動力。二是反腐還沒有完全坐實到法治的平台上，黨紀與國法的不同效用還未清晰區分，制度反腐的政治績效還需要提升。三是反腐的綜合效果，從不敢腐到不能腐，最後到不想腐的系統反腐保廉機制還需要貫通起來。這涉及整個政治體制的優化問題，是深水區改革的難題。四、「夢」的國家指向與全球意涵近代以來的發展複雜曲折，但從來沒有在挫折中屈服和認輸。直到改革開放時期，潛心效仿現代國家崛起的進路，一門心思沉潛於經濟發展，尤其是專註GDP的增長，堅持近40年，結果的GDP總量躋身世界前列，僅次於自己曾經悉心模仿的美國。這正是近幾年習近平闡釋「夢」理念的大歷史精神氛圍。「夢」的幾個要素：一者它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夢，二者它是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體現，三者國家與民族復興高於個人利益，四者仍然處在國家復興的路上，五者共產黨擔負著民族與國家復興的領導責任。一言以蔽之，夢乃是依賴共產黨領導才能實現的國家復興夢。實現夢需要建構國家命運共同體。其基本表述是對個人、集體、國家利益三兼顧的傳統政治倫理翻新式的表述，也是對國家集體力量大於個人力量的再次強調，更是對民族復興的國家目標的再度重申。這是一種基於權力認知的國家發展觀。的發展是處在全球化環境中的發展。的復興不是一個國家的孑然復興，而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與其他所有國家共同謀求的發展結果。循此理路，的國家命運共同體建構便與全球命運共同體建構直接勾連起來。「實現夢，必須堅持和平發展。我們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雙贏的開放戰略，不僅致力於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實現夢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不是動蕩；是機遇，不是威脅。」在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引導下，近年致力於建構「一帶一路」的全球經濟新體系；努力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明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傾力為全球的發展而非一國一地的封閉式獲利而謀划和動作。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自然是的國際大手筆——收益和代價都將是巨大無比的。但確實已經無法繼續行走在既定國際規則的進路上，謀求建構新的的國際規則甚至是國際體系，也許是不得不為的大事。的國家復興夢，自此也就具有了全球意涵。試想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一個體量如此巨大的國家的復興，豈有封閉孤立的發展而奏效的？不能不在國家復興之路展現出來之際，放寬視野，在廣闊的國際空間謀求國家的持續發展。在貧窮落後狀態下的之固守一隅，以敵視的態度對待「封資修」國家的定勢，必須經歷大轉變，轉而為與所有國家修好並尋求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的寬鬆環境。這是一個極為巨大的變化。國家復興必須仰賴的國家命運共同體，國家復興聯動必須仰賴的全球命運共同體，對發展來講，都是新事物。能否在付出當付代價的基礎上，蹚出一條令人耳目一新的發展道路，還必須審慎以對、戒慎戒懼、精心籌謀、理性評估。五、進退之間：突破國家治理的兩難古往今來，在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期待上，進取與退守都是需要以巧實力應對的難題。「進可攻，退可守」，是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自晚清到民國，已經兩次陷入退而失守、進而無功的失敗國家境地。可以說，晚清、民國的國家謀划是慘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表明共產黨在國家建構的政治謀劃上是成功的。但建國后逐漸定型的階級鬥爭取向，耗盡了豐厚的政治資源，國窮民怨是「文革」後期的社會事實。鄧小平在執政黨極為被動的處境中推動的改革開放，讓國家有了一個保持穩定、秩序和發展的發展目標。到中共十八大，曾經對的現代轉變尤其是經濟發展或GDP增長發揮極大促進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漸顯得左支右絀。決策者呼應改革新局面的要求，謀划全局性改革——不僅策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空前的改革規劃，而且將之夯實在依法治國的制度平台之上。與此同時，在國家發展的謀劃上，第一次明確將進取的改革安排與退守的國家安全謀划緊密聯繫起來，系統籌劃。如果說全面深化改革與推進依法治國是進取性的國家發展謀划，那麼，國家總體安全觀出台，則是退守性的國家治理謀划。從評價的角度講，總體國家安全觀確實將的國家安全提升到了一個罕見的高度，並且給予了空前系統的歸納、陳述和制度設計。這在國家發揮基本功能的角度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落實這樣的國家安全觀，需要處理好幾個前置性問題：一是怎樣分配用於國家發展和保護國家安全的資源。二是進取發展與退守安全在國家治理理念上很難兩全。三是守護國家安全的底線一定要堅持。換言之，國家總體安全觀是發展必須應對的課題，但也必須安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內，放置到依法治國的現代國家正常狀態中，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厚德載物學術探究學術探究公眾號為您提供最新、最有價值的顯點學術思想，為大家提供調查研究、思想聚焦的學術材料。如果您有好的文章，可以向小編推薦。郵箱：214198293@qq.com.，添加到微信群共同討論，謝謝您！長按關注我們吧陳先達：文化自信中的政治與學術【哲學思考】「政治人」假設的豐富內涵和價值您覺得小編的辛苦整理對您有幫助，就請打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