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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他是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據說，他雙目失明，仍默誦舊詩，據說，他是史家最後一位通儒···他畢生弘揚傳統文化，高舉現代新儒家的旗幟，讀史的人，幾乎無人不知他、不敬他，學術界尊他為「一代宗師」，將他與陳垣、呂思勉、陳寅恪並列。醉心於故紙堆的人，身上總有別樣風華。 美國耶魯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時的頌詞寫道：「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江蘇無錫，北倚長江，南濱太湖，江南水鄉的風輕柔溫潤，沉澱了千年的文化底蘊，這裡有號稱天下第一的東林書院，歷來學風悠久、古韻盎然。魏晉以降，這裡便多出望族，無錫顧氏、陸氏、錢氏等名門，出身高貴，文人名士輩出。到了近代更是鼎盛一時，無錫當地流傳一句老話：「東有七房橋，西有七尺場」，說的是無錫錢氏出了三位國學大師：教育家錢基博、其子錢鍾書，以及我們今天要講的主人公：錢穆。 大師生平事 錢穆，1895年出生於江蘇無錫，字賓四，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錢穆出身於無錫錢氏望族，家門鼎盛數百年，但到錢穆出生之時，已有衰落跡象。錢穆父親錢承沛對兒子寄予厚望，嚴格要求他們讀書認字。錢穆7歲入私塾，10歲進入新式國小讀書，12歲那年父親撒手人寰，母親獨力支撐孩子就學。 青年錢穆在果育國小讀書時，錢穆的體操老師是同族師長錢伯圭，系革命黨人，錢穆在那裡不僅學習了體操，更受到了政治上的啟蒙。 一日，錢伯圭問錢穆：「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答是，錢伯圭便說：「這種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始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這是歷史走錯了路，固有此志。如今歐洲英，法各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以後應該向他們學習。」這番話對年僅10歲的錢穆震動極大，甚至影響到他一生的治學宗旨。 當時歐洲正在最強盛之時，正在最危亡之際，知識分子往往反思自己國家、民族的不足之處；而後來世界大戰，強盛之歐洲分崩離析，歷史也再度證明「合久必分」之真理，此是后話。 錢伯圭 1906年，錢穆就讀常州府中學堂，遇見了史學大家呂思勉。彼時的呂思勉只是一個在中學任教的普通教師，而錢穆也只是一個弱冠學子，呂思勉對錢穆表達了賞識和喜愛，歷史的車輪滾滾而前，沒有人會想得到，這裡會出現兩位日後的史學泰斗。 1910年，錢穆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恰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1911年，他任教無錫秦家渠三兼國小，開始教書育人的生涯。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長，1922年，赴廈門任教集美學校為任職中學教師。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 漫長的執教生涯里，錢穆以其無法進入大學學習深以為憾，一直勤奮自學，他雖無緣進入大學念書，日後卻成北大、清華、燕大等名校教授。 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舉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1931年，北京大學聘他在歷史系任教，講授上古史和秦漢史，之後又在清華、北師大等多所名校開課。 1935年，《先秦諸子系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得了學術界的極高讚譽。陳寅恪評價：「自王靜安（王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矣。」 七七事變后，各大校避戰南遷，錢穆亦隨之輾轉，有感於國家興亡、戰火紛離，錢穆著《國史大綱》，於1939年正式完稿，此書出版后，就被國民政府列為大學課本，它是在民族危亡時期，用以喚醒國魂、禦敵救國的佳作，表達了炎黃子孫對祖國的深厚之愛情。此書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強調經濟與政治、文化之謀和。這是錢穆畢生最負盛名的著作，至今被公推為通史最佳著作之一。 在全民抗日的浪潮下，知識分子錢穆胸中的家國情懷亦在激蕩，他在西南大後方奔走演講，撰文《歷史上青年從軍先例》，號召知識分子投筆從戎。 抗戰勝利后，錢穆並沒有收到北大續聘的聘書，這可能和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與錢穆理念不合有關。他先在昆明任教，后又回到家鄉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1950年，他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創辦新亞書院，獲香港政府尊崇，於1955年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講學於美國耶魯大學。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1967年10月，應蔣介石之邀定居台北，住在蔣介石贈予的庭院小樓「素書樓」，自號「素書老人」。 素書樓 凡人崎嶇情 錢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髮妻鄒氏，是封建包辦婚姻，錢穆與她相敬如賓，無奈命薄，1928年，妻亡子殤。 續弦張氏，名一貫，1929年在蘇州與錢穆成婚。張一貫是一位知識女性，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曾做過蘇州北街第二中心國小校長，為錢穆生下三子二女。 婚後數年，錢穆已成為名重一時的學者，家庭全靠張氏一人打理。錢穆跟隨學校逃難川滇，讓妻兒隨後跟上。可槍林彈雨之下，一介女流，如何帶著幾個啼哭小兒孤身從北平跋涉到四川？無奈之下，張一貫只能帶著孩子回了蘇州老家。 抗戰時流轉西南，1949年又遠走廣州、香港，期間也有短暫團圓，迎來了小女兒的出生，但終究離散。張一貫獨自帶大他的五個兒女，一人撐起這個家。1978年張一貫撒手人寰，故去前，她甚至不知道錢穆是否仍在人世。錢穆孤身一人南下，難免有「拋棄妻子」之嫌。 孫女錢婉約著述《梅櫻短箋》里寫道：「在我當時的心目中，祖父錢穆就像是一座遙遠的山，朦朧神秘看不清，陰雲之下，黑魆魆的山影若有若無、時隱時現。」 老年張一貫與孫兒們 錢穆不算一個風流才子，但他亦是凡人，免不了凡俗之情。但56歲那年，他竟迎來一段忘年之戀。胡美琦是錢穆的第三任妻子，比他小整整34歲。同那個時候許多才子佳人的故事那樣，20歲的胡美琦來香港求學，就讀新亞書院，選修文化史，成為了錢穆的學生。她被他的才華與家國熱血所傾倒，在那箇舊社會整個被打倒的迷惘時刻，錢穆的教學使她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連帶對自己的未來也充滿樂觀。 新亞書院胡美琦只在新亞書院念了一年，后便隨父去了台灣。新亞書院創辦之初，錢穆常為了辦學經費往來於香港台北，1952年春，錢穆在台北的一次講演中，突遇禮堂塌方，當場被擊昏，幾乎喪命。胡美琦得知錢穆受傷，告假來看望他，悉心照顧，這段老夫少妻的亂世情緣，就此種下。1956年，二人結為夫婦。與其說二人的結合是愛情，不如說是相知相伴的知己。 錢穆與胡美琦 彼時他老家的妻子張一貫，因腦溢血中風，從此陷入半癱的封閉狀態。可惜時局所限，二人通信斷絕、至死再未相見。 書生亦有報國志 1977年，錢穆因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雖目不能視，但仍筆耕不輟，靠口述完成另一巨著，謙稱《晚學盲言》。《晚學盲言》是錢穆最後之作，旨在闡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觀點。 1986年6月9日，錢穆在寓所素書樓講最後一課，臨別贈言：「你是人，不要忘記了！」至此告別杏壇。 1990年6月1日，錢穆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佔政府建築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8月30日，病逝於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晚年錢穆與胡美琦 錢穆所處的時代，西學東漸，勢不可擋。青年學子們人人以「打倒孔家店」為使命，儒學被認為是「弱國愚民」的根源。時代之大變局中，錢穆也有過疑惑，「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困擾了他一生。面對洶湧而至的西學，傳統國學是否已失去傳揚價值？錢穆不為時代之潮流裹挾，堅持在故紙堆中找尋「中華民族之文化認同」，他的學生余英時說，錢穆的一生，是「為故國招魂」的一生。 在執教生涯中，他想努力保存中華文化的氣韻，曾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士是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錢穆與胡美琦在新亞書院晚年的錢穆依然堅持在素書樓傳道授業，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課時突然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文化獻身!」 近百年的歲月征途，錢穆一生只做了兩件事，前半生在證明中華民族不會亡，後半生在呼籲中華文化能復興。他一生從未涉政，只做一介白衣書生，書生亦有報國志，時代如洪流變遷，他只抱著傳統文化的一葉扁舟，雖隨波，不逐流，一力延續著中華文明的血脈。 許倬雲說：「近百年來，國運與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幾千年的文化精神，終究孕育了幾位為文化作後衛戰的學術巨人，賓四先生（錢穆）是最後走的一位。」 今日之，非舊時之；今日之學子，不再有當初「棄儒學而盡西學」的迷惘、不必有「中華民族危矣」的吶喊；而國學，也終於再度成為顯學。 錢穆先生守傳統而不泥古、抱故紙而不守舊，在古今中西的歷史夾縫中，錢穆開新學之先、守民族之根，一腔赤子情、滿胸報國血，值得每一個國人尊重緬懷！ 大師已去，風範長存，吾輩只能追憶。本文為作者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