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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步伐太過時，我們的軀體太脆弱，我們的生命太短暫了。···沉默在巴黎的畫家 在上世紀20年代旅法的學生中，他算得上最特別的一個。不像同時期留洋學生日後成名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他生前籍籍無名，在巴黎孤獨浪跡一生，甚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不知其名。《紅毯雙美》去年底，佳士得250周年秋拍會，他的一幅《瓶菊》拍出9100萬港幣。《瓶菊》就在幾年前，他的一幅《五裸女》成交於1.2832億港幣，創下當時華人油畫拍賣紀錄。而他生前卻因為自尊，困於貧窮，生前乃至死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鮮有人知，一生在黑暗的小屋中，把靈魂獻給了筆下的動物、花與裸女。《粉紅貓》《菊花與玻璃瓶》如果你讀過徐志摩《巴黎的鱗爪》，在你的腦海中，一定會對這樣一幅場景記憶尤深。「在巴黎一條老聞著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屋內光線暗慘得怕人。」住在這慘白狹窄老屋子裡的，就是徐志摩常去看望的畫家老朋友。這個畫家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直到上燈的時候，才在他那艷麗的垃圾窩裡開始工作。滿屋雜亂的畫材，牆壁的疙瘩與霉塊，除開床和那張彈簧被追悼過的沙發，屋子裡就沒有其他東西。每有朋友前來，他都會親切溫暖地招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裡頂溫柔的一樣東西。」不過可千萬別看低那張彈簧被追悼過的沙發，這上面落座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女人。幾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績，千把張人體臨摹，十分之九都是出自這座破舊慘淡的老屋子。在那時的，女人一直穿到下巴底下，根本看不出腰身與後部的世界。「人體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是這點兒對人體秘密的好奇，成了常玉學畫畫的動機。常玉1920年前後的樣子，一批留學生響應國內政策，紛紛來到西方學習「先進」文化。那時的巴黎不僅是學子，街道上有大量為藝術漂泊的異鄉者。畢加索、蘇丁、莫迪里阿尼···相比起這些為生活所迫，異常艱辛的漂泊遊子，常玉最初的生活稱得上愜意。他生於四川的富裕之家，哥哥常必誠創辦國內最早的牙刷廠，足以支撐他在巴黎所有的開支。《嬰孩》他有錢自己租住旅館，性格又無拘無束，很快融進了巴黎本地人的圈子。彼時的留學生大都一心想進入名校學習，他則特立獨行，跑去向那些自由藝術家學習。常玉和徐悲鴻的關係最為親密，但當徐悲鴻在苦練技法的時候，他卻和某個漂亮的法國姑娘坐在咖啡館探討各種天南海北的「無聊」問題。常玉贈給徐悲鴻夫婦的照片和畫有段時間他還對照相特別感興趣，為徐悲鴻的妻子拍了不少照片，這也讓徐心存芥蒂。絕大多數留學生學成后歸國，常玉則選擇留在巴黎，「巴黎有一個好處，它就是不勢力。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臟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在，誰不叫我叫花子，可在巴黎，我隨便問一個衣服頂漂亮，脖子搽得頂香的姑娘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初到巴黎的那幾年，他堅持不到美術學院進修，沒事就拿個本子素描，在咖啡館里他也是一邊看《紅樓夢》或拉小提琴，一邊畫畫。信封上到處是他的筆跡。30年代早期，常玉結識了巴黎的大收藏家侯謝，他欣賞常玉的畫作，並大筆地購買，這也讓常玉的畫作在畫廊得以頻繁展出。然而就在他的畫作在歐洲小有名氣，開始要打開歐洲市場的時候，家裡的一場變故卻將他打回原形，兄長去世，經濟狀況急轉直下，花花公子的生活瞬間變得一貧如洗。不得以他做陶器，甚至去給體育活動做宣傳維持生計，畫商看中這一點，不斷上門逼迫他賣畫，傲慢的態度讓常玉無法容忍。常玉也因此跟他們約法三章：先付錢；畫的時候不準看；畫完拿了就走，不許提意見。《鏡前的母與子》這般清高也讓侯謝拋棄常玉，轉而去捧日本的藝術家。四十年代末的時候，他還跑到紐約待了一年半時間尋求突破，但無奈畫作賣不出去，不得以又返回巴黎。或許是經歷了生活沉重的打擊，二三十年代他的畫風明亮清麗，淺淺淡淡韻味十足，而到了四十年代之後的畫作，畫面則忠於漆黑，線條冷硬，如同生活給了一條沉痛的鞭痕。他的靜物作品就像他內心世界的一面鏡子，畫中的花朵大都孤單無力，殘花敗韻、強撐姿色，像失去母親的孩子般孤單寥寂，無依無靠，有種「殘月伴秋寒，冷冷清清」的凄涼感。四十年代，他也想去台灣辦個展，幾十幅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提前運抵，但卻最終未能成行。這也算不幸中的萬幸，他的許多代表作品都留在了寶島。常玉為《陶潛詩選》設計的封面和三幅銅版插畫在巴黎的生活越來越艱難，常玉也因此變得異常孤單，1966年他撥通了好友達昂的電話：常玉：孤獨······我開始畫一張畫。達昂：是什麼樣的畫?常玉：您將會看到！達昂：那要等到幾時?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畫完沒多久，1966年8月12號的凌晨，在工作室中他被發現因煤氣泄漏已經死去。就這樣結束了他默默無聞、不被賞識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感慨的那樣：我們的步伐太過時，我們的軀體太脆弱，我們的生命太短暫了。1966年去世后很長一段時間，他仍舊不為人所熟知，畫作不被賞識，作品成捆地出現在巴黎的拍賣市場，售價不過數百法郎而已。直到80年代之後，歐洲才意識到其畫作的巨大價值，不少台灣畫商因他的遺作而暴富，或許是心中過意不去，幾個畫商輾轉找到當年在常玉樓房下餐館里的打工者，他們均已年過花甲，好不容易記起常玉的墓地，在巴黎的貧民墓地里找到了它。墓碑上不著一字如今雖常玉這個名字，在普通國人中尚不普及，但西方已經公認其為世界級的繪畫大家。在吳冠中眼中，他的作品吐露出高傲、孤僻、落寞，那些孤獨的鳥與獸，那些出人意外的線的伸縮，那比例對照的巨大反差，使人立即想到了八大山人。《荒漠中的豹》這社會，藝術浪人太多了，有名氣的也不少，但對不聲不響天才的發現與接納，卻總是姍姍來遲。或許是應了那句老話：大浪淘沙始見金，時間會剔除一切滓渣。-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