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回復萬維鋼“國學的三個問題”

以下，是熊逸老師的長回應，請允許我用第一人稱為你轉述一下：

萬維鋼老師在“精英日課”發布“週末小議”，題目是“問熊逸：國學的三個問題”。

第一問：所謂’國學’，到底是對全體人類都有價值的通用的學問，還是僅僅是一個地方性的風俗學問？

第二問：中國文化中有哪些僅僅是歷史遺跡，有哪些對現代社會仍然有用？

第三問：我們對中國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們能不能站在現代的高度，“俯視”國學。如果一直仰望，怎麼能發展呢？

三個響噹噹的問題，配合著萬老師精心設計的提問場景，引發了一場群情雀躍。大家的目光都看向熊逸書院，不知道熊逸為什麼還不出面回應，難道熊老師比熊孩子更討厭？

且慢，熊只是身形笨拙而已，終於還是慢吞吞地來了

話說熊逸懵懵懂懂地聽完了問題，瞇起眼睛，側起耳朵，遲疑著說：“萬同學，你最後那段話，是怎麼說的來著？就是’非得’什麼、’格局’什麼，我！聽！不！清！”

只見萬維鋼好整以暇，朗聲說道：“非得有個格局遠大之人，以不卑不亢的態度，究經典之際，通中西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讀過熊逸老師很多本書，我看這個人，非熊逸老師莫屬……”

全班同學振臂高呼：“熊逸老師仙福永享，壽與天齊！”

“停！奉承話我不要聽！”熊逸大手一揮，臉上浮現出慈祥的笑意：“不過，很久沒聽到如此擲地有聲、振聾發聵的觀點了。”

等喧嘩與躁動慢慢冷卻下去，熊逸這才慢條斯理地說：“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是創建於中世紀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這所大學今天還在。如果大家在’得到’專欄聽過’卓老闆聊科技’這個節目，那麼一定知道那就是卓老闆的母校。這所大學原本是由學生主導的，他們會和教師簽訂協議，要求教師必須在下課鈴響起後的一分鐘內把當堂的課業講完，否則就要扣錢。如此美好的傳統，我們應當繼承。”

說罷，熊逸按了一下遙控器，打響了下課鈴。他在鈴聲中慢條斯理地說道：“感謝萬同學的總結陳詞！非常精闢！”

萬維鋼驚愕地聲辯著：“我那不是總結陳詞，是問題啊，問題！”但是，他的聲音被湮沒在新一輪的喧嘩與躁動裡，如同颶風中的一根蛛絲徒勞地想要羈絆住負心而去的戀人。那時正值夕陽西下，熊逸老師雖然漸行漸遠，但他那投向身後的偉岸背影恰似林沖在山神廟裡見到的低鎖彤雲，從萬維鋼的全世界隆隆碾過… …

多年之後江湖傳說，那一刻有一位花滿樓一樣的“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differently abled）聽到了某種極細微的玻璃碎裂的聲音。

什麼！你不知道什麼是“有不同方式的能力的人”？那麼，請看萬維鋼“精英日課”第015號《委婉語如同內衣》。^_^

以上只是玩笑。“萬同學”以同學身份出現，是一種微服私訪，是大人物的一種小情調。我們其實應該尊稱他“萬老師”才對。

我雖然比萬老師年長，但在“得到”的輩分最低，以至於無論是排“四大天王”、“八大金剛”，甚至“十三太保”，都排不到我。我出道的時候，萬老師已經名滿天下、隻手遮天、門人弟子遍布朝野，眼看著就要“加九錫”了。這讓我在“得到”已經沒有什麼發展空間了，只能爭取做個顏值擔當吧。所以萬老師能來提問，擺出如此認真而宏大的問題，實在是對新人的熱心提攜，全然一派前輩高人的風範。最近幾天，吳軍老師、李笑來老師、薛兆豐老師、劉潤老師，各位前輩名宿都對我這個新專欄做了寬厚的推薦，在此一併感謝！

一鞠躬！

二鞠躬！

就不“三鞠躬”了，免得給人不好的聯想。^_^

現在，我來認真回答萬老師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真的都夠刺激啊。

萬老師說：“作為一個中國的讀書人，我們從小到大，大概有兩個沮喪，也可以說是變成熟的時刻。第一次是本來你考試成績比同班的小伙伴都好，感覺自己特別聰明，直到真正讀了好書，才知道有些特別厲害的人物，他們的智慧是自己一生都無法達到的。”

嗯，坦率地說，大家真的都有這種沮喪嗎？

萬老師這分明就是低調的自誇。對這種學霸獨有的體會，我其實完全無法產生共鳴。好吧，我這種沮喪才是真正的沮喪啊。

萬老師的這種沮喪從何而來呢？很簡單，來自攀比心和自我優越感，這是基因自帶的生存優勢。基因的變化趕不上文明的腳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洪荒時代，我們的祖先只需要在幾十人的小社群裡協作求生，他們只需要和身邊的極少數人攀比。但是，文明發展了，有了大都會，有了印刷術，有了互聯網，像萬老師這樣心高氣傲的人，不但要和全世界的一流高手攀比，還要和古往今來的頂尖智者攀比，這種心情，就像我今天要在“得到”上和萬老師攀比一樣。我眼巴巴看著他那麼好的見地，那麼多的粉絲，我雖然要在臉上擠出來一團和氣，但心裡早巴不得找幾個流氓弄死他。^_^

說句題外話，我們對“正義”的觀念，其實就萌生於這種並不太光彩的心態。所以，“正義”從來都是模糊的、非理性的、不確定的，而任何抽象的、規則化的正義理論——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由主義的行為通則，康德的絕對律令，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都不可能自圓其說。我在《正義從哪裡來》（原名《謀殺正義》）這本書裡做過很細膩的分析，值得一看。昨天在專欄的留言裡看到有人提到這本書，我還是很欣慰的。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更容易理解萬老師的“第二個沮喪時刻”：“第二個沮喪時刻就比較嚴重了——是你某一天終於意識到，中國文化有可能並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 ”

這樣一種沮喪，在攀比心和自我優越感之外，還有群體認同感的緣故。人是群居動物，即便像我這樣深居簡出、特立獨行的人，也不可能徹底擺脫群體認同的需要。莊子那種“與天地精神獨往來”的境界，聽上去高遠玄妙，令人膜拜，其實太反人性，貓做得到，人做不到。

我們每個人，生來都不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而是天然就被嵌套在許許多多的群體當中。作為中國人，我們需要對中國有自豪感。作為河南人，我們喜歡把“快刀青衣”這樣的河南籍高人掛在嘴邊。作為北京西城區人，我們會拿輕蔑的口吻談論南城，讓《城南舊事》成為笑料。這是每個人在基因裡自帶的情感模式，是我們的天性。由這種天性既可以衍生出愛國主義、鄉土情結，也可以衍生出夜郎自大、地域歧視。前者和後者，並不像字面上那樣涇渭分明、正邪不兩立。

我們可以走上大街，隨便拉一群人，把他們隨機分成兩組，每個人很快就會對本組的同伴產生群體認同，對另外一組人產生陌生感和抗拒感。這在心理學上叫做“內群體偏袒效應”。假如你就是某一組裡的一名成員，而且像萬老師一樣三歲讓梨、五歲砸缸，你的聰明才智終於使你克服了情感的干擾，發現在對面的那一組裡，吳軍和李笑來正在暢談天下大勢，薛兆豐和李翔在聊經濟學原理，劉潤站在“5分鐘商學院”的門口，笑嘻嘻地問你：“你的部門，有必要存在嗎？”還有人掛出了“槽邊往事和菜頭”的專欄招牌，而羅胖正站在招牌底下，淵渟嶽峙地指點著：“’往事’和’和’和’和’和’菜頭’的字間距太小了，要調整一下。”

“好高深的語言啊，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吐火羅文？”你正在喃喃自語，老浦逛了出來，扔給你一本古色古香的《番漢合時掌中珠》，笑嘻嘻地說道：“那是西夏語，拿這本書來查。”

你哪還有心思查書呢，只是左看右看，看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再看看自己這組人，都在牆根底下黑壓壓擠成一團，除了斗地主的就是給斗地主支招的，只有熊逸飄然出塵，和傻丫兒玩跳皮筋呢。

你一直以為斗地主是天下最高深的學問，它不但要用到概率論和博弈論，還需要葵花寶典的武功——因為一旦起了爭執，總是會打起來的。現在你的眼界開闊了，於是也就苦惱了，迷惑了，沮喪了。當然，熊逸這時候會來安慰你說：“我早就看出你非同凡響，早晚會甩開那些人的。”

你黯然點頭，然後熊逸說：“來吧，跳皮筋才是人間正道！”

那根皮筋早已經磨毛了，看來人間正道果然是滄桑啊。

認真說來，眼界越窄，排外心理就越強。即便在一些細枝末節上，比如在吃豆腐腦澆鹵的地方，會覺得吃豆腐腦放白糖是粗鄙無文的蠻夷行徑，當然，反之亦然。人的口味主要是由母親在懷孕時期的飲食特色造就的，其次是受周邊環境的影響，倒也沒有客觀上的高下優劣之分。但是，智能馬桶和秫秸稈兒，手機和大嗓門兒，孰優孰劣，至少絕大多數人都有一致的標準。

所以，站在今天來看，西方的物質文明超過中國，這是沒人可以反駁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每家每戶用到的冰箱、彩電、洗衣機，大大小小的家用電器，上下樓要坐的電梯，上下班要坐的汽車，哪一樣都不是中國本土的發明，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而沮喪的人顯然不多。即便是文盲老太也有一種大局觀——當然不是何帆式的大局觀（^_^）——即便不能清晰地表達出來，隱隱然也知道這些科技都屬於“人類文明”，不分國界。

用“大局觀”看問題，想像一下正有外星人入侵地球，那麼我們和所有的外國人，或者說是“洋鬼子”，轉眼間就變成了同一個群體，“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站在更高處反觀原來的問題，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問題了，這是莊子的辦法。但究竟站在多高才合適，這往往不是個人能夠控制的。如果當你站在宇宙的高度，覺得地球這一粒小小塵沙存在與否都無所謂，那麼你就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了。

換個角度，讓我們想想西方的物質文明從何而來，這才是真正傷感情的問題。這就像我們探究圓滾滾的果實從何而來，注定會順藤摸瓜地找到枝條、主幹、樹根和土壤。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政治結構的特殊性、文化根底的特殊性，所有這一切，都是土壤和根莖之類的東西。洋務運動注定沒有後勁，道理就在這裡。

這就一定讓人沮喪嗎？士大夫階層一定要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操守才能保持尊嚴嗎？其實倒也未必，因為更大的“大局觀”可以輕易沖垮這樣的沮喪情緒，比如，馬克思主義。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當我們喊出這樣的口號，請注意，群體被重新劃分了——舊有的國家、民族的屬性被排列在階級屬性之後，所以我們不覺得馬克思是“洋鬼子” ，反而把“孔老二”當成階級敵人，而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

看嘛，沮喪與否，取決於你的群體認同，而群體認同是可變的，既可以主動地變，也可以被動地變。換言之，內群體偏袒效應永遠在發揮作用，這是我們先天的認知模式，我們注定都有著幫親不幫理的心理傾向，這是可以克制，但不可消弭的。然而，究竟哪個群體才是你的“內群體”，或者說你究竟屬於哪個圈子，這就沒有一定之規了。

萬維鋼同志在資本主義世界待得太久，馬克思主義情操顯然淡化了，所以才會沮喪於“中國文化有可能並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馬克思主義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這就夠了。萬維鋼同志，請！你！反！省！

是的，對東西方文化的劃分，只不過是太糾結於“內群體”的結果。如果把“群體的界分標準”換成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或者其他什麼分類法，那麼東方和西方的邊界也就自然消失了。^_^

說回國學，我認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機。

國學和手機有什麼關係呢？別急，請容我慢慢道來。

我用的手機是iphone7，是的，有點丟臉。某個朋友發現了這樁奇事，特地問我：“趕時髦？這不像你！到底怎麼了？”

我想當天他一定到處尋找反常現象，看看冬眠的蛇有沒有出來活動之類的，然後收拾好行李，準備舉家遠遁。我當然不趕時髦，只是有不得已的緣故。因為我在偶然中發現，在蘋果商店裡可以訂閱一些國外期刊，於是我訂了《科學美國人》，還有BBC的《音樂》，諸如此類，甚至還訂了《科學》，雖然多數論文我看不懂。大家不必效仿，因為訂閱和下載的過程實在太折磨人了。

這一方面說明，對於文化的孰優孰劣，何必要有執念呢？就像我們吃飯，完全可以自自然然地選擇西餐、越南菜、日本料理，品嚐世界各地的美味。以我個人而言，音樂愛聽西方的，尤其是古典聲樂。我還會彈古典吉他，如果我的專欄需要背景音樂的話，我可以自己彈上一段。但我非常不喜歡民樂，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對於繪畫，我也更喜歡西方的油畫，尤其是十九世紀的作品。建築，我喜歡意大利花園勝過蘇州園林。古典戲劇，我喜歡莎士比亞勝過湯顯祖。吃遍天下美食，何必執著彼此？

那麼我們來看看萬老師的第一個問題：“所謂’國學’，到底是對全體人類都有價值的通用的學問，還是僅僅是一個地方性的風俗學問？”

我們可以把問題裡的“國學”替換成“牛排”、“日本料理”、“巴西柔道”，問題也就自然消解了。而這個問題之所以不曾這樣簡單消解，是因為很多人有太強的推廣國學、以國學對抗西學的執念。我們不妨想想看，牛排就從來沒有這樣強勢過。中國有人發現牛排好吃，把西餐廳慢慢開起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想吃中餐的時候去中餐廳，想吃西餐的時候去西餐廳，心裡不會有那麼多道德和情感的糾結。

如果請古人來發言，他們一般會說“真理只有一個”。但也不乏例外，比如《黃帝內經》會說：“我難道不就是一個地方性的風俗學問嗎？”沒錯，《黃帝內經》發現中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這個觀察本身並不錯，現在我們的初中地理課本也這麼講，但在《黃帝內經》看來，地勢的西高東低也就給天地分出了陰陽：地勢以西北為高，所以西北方向的天就不足，是為陰，對應在人的身上，人的右耳不如左耳靈，右眼不如左眼明；地勢以東南為低，所以東南為陽，對應在人的身上，人的左側的手足就不如右側的強。

為什麼會這樣呢？《黃帝內經》的解釋是：“東方為陽，所謂陽，精就往上走，結果就是上明而下虛，而人的耳目在上，手足在下，所以耳目靈光而手足不便；西方屬陰，所謂陰，精會向下聚，結果就是下盛而上虛，所以人的耳目不便而手足好使。如果這兩種人都受到了邪氣的侵犯，表現在身體的上部就會右邊比左邊嚴重，表現在身體的下部則相反。”

這套醫術似乎真的不適合其他國家，除非那裡也是西高東低的地形。

如果請外國人來發言，他們其實也會發現“國學”的普世性，比如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這本書裡講到：

M·格里奧萊文章的結論也引出了同樣的方法論問題。他簡要地談到需要對多貢人與博佐人的聯盟進行解釋，“因為在這種群體聯盟制度中，雙方享有共同權利，承擔著對權利起補充作用的義務”。他在“多貢人抽象觀念的基礎中”找到了解釋。“事實上，關於世界的起源，其標誌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結合。世上萬物都應是成雙出現的。”因此，這是根據多貢人關於孿生的觀念所作的個別解釋。

兩個群體之間的這種關係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可以發現。最著名的例證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半偶族組織。描述這種兩個群體聯成一個社會的二元結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運用一對對立，如天與地、戰爭與和平、紅與白、土與水、土狼與野貓、鷹與烏鴉。因此，其基本的觀念是對立的統一，如赫拉克里特的哲學所表述的那樣。在中國人的哲學中，則將其更精巧地表述為陰和陽；陽與陰是指男人與女人、白天與黑夜、夏天與冬天、積極與消極等等，他們斷言，要構成統一與和諧（tao道），就必須使陰陽結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為一年。

看嘛，連“陰陽”這種觀念都不那麼獨特。

至於我自己的態度，可能是因為天性涼薄、又總有一種局外人之感的緣故吧，所以並沒有萬老師的這些糾結。我對傳統經典雖然有著濃厚的趣味，但我畢竟是個現代人，同樣渴望現代社會中的新知，並且以新知回望古典。人類的知識總是進步的，儘管進步總是曲折的。我喜愛傳統的經典，正如考古學家喜愛東挖西掘，為一點點發現而激動萬分。但是，考古學家的家裡，一定用的是新版的智能馬桶，而不是古代的糞坑和策籌；他可以復原出古代的孔明燈，但現實生活中的溝通還是要靠手機和互聯網。同樣的，翻出二十年前的“大哥大”，循著技術和社會的脈絡，一步步看清今天的手機從何而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即便“大哥大”還可以正常使用，我們也會舍“大哥大”而取智能手機者也。

刻意發掘“大哥大”在今天的實用意義——無論是發掘它的“高級功能”還是“低級功能”，實在很無必要，至少會是一樁事倍功半的事。那麼，對於萬老師的第二個問題，“中國文化中有哪些僅僅是歷史遺跡，有哪些對現代社會仍然有用”，我其實可以偷個懶，不回答了。即便在西方世界，也不會有什麼人很執念地要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術在現代社會發揚光大。

於是有一個值得反問的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有用”呢？對“有用”的執念，恰恰是一種典型的國學思維。我寫過一本解讀《人間詞話》的書，介紹過王國維如何在追求“有用”的國學氛圍裡反其道而行的學術路徑。容我大段摘引一下：

這是一個“日蹙國百里”的悲傷時代，大清帝國里那些滿懷愛國主義激情的有志青年總是以實務類的學科為第一選擇。但是哲學，研究西方哲學，真不知道對這個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會有什麼好處？

洋務派元老張之洞還在孜孜不倦地鼓吹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識形態最高綱領，似乎中國落後的只是技術而已，而意識形態依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隨著走出國門的學子越多，隨著世界的面貌被國人看到的越多，張之洞的市場也就越小。張之洞的反對者們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技術的落後，根源在於意識形態的落後，大清帝國祇有率先從意識形態做出根本性的變革，那麼技術也好，經濟也罷，不待改善而自然可以改善。所以青年學子若留學國外，政治學、法律學才應該是首選的學科。

這兩種論調無論孰是孰非，至少都是容易被人們理解的，唯獨王國維的選擇過於極端了些。為什麼一定是哲學呢？哪怕是文學也好，至少可以像魯迅一樣以筆墨為刀槍，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橫掃千軍如卷席。哲學分明是一門距離現實生活最遙遠的學科，研究任何一個哲學命題都不會比天文學家研究一百億光年之外的某顆星球對我們的衣食住行影響更大。除非王國維是一個徹底漠然於時務的人，僅僅出於興趣而躲在像牙塔的塔尖裡自成一統。

和平時代的確會產生這樣的學者，但在那個動蕩的時代裡，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局外，王國維當然也不在例外之數。他有自己一套特殊的想法：意識形態實為經濟、技術之根基，以落後的意識形態追求先進的經濟、技術注定事倍功半，然而意識形態也有自己的根基，那就是號稱無用之學的哲學；中國之所以在技術層面上落後於西方，正是因為中國缺乏哲學傳統，凡事皆太重實用所致；若想對這樣的國民性做根本之改良，就必須以哲學來糾偏補弊。

這樣的論調是會徹底激怒民族主義者的，他們既無法從感情上容忍，也同樣無法從理性上接受：憑什麼講中國缺乏哲學傳統呢，我們有儒家、道家、法家，有孔子、莊子、韓非子，有《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近思錄》、《傳習錄》，一個人究竟要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到何等地步，才可以對凡此種種的思想成就一概視而不見呢？張之洞就曾以不以為然的態度講過：西方有哲學，我們有經學。

黑格爾提出過“中國無哲學”的觀點。倘若他對中國有足夠了解的話，想來也不會改變這個觀點，至多只會做一些細節上的修正而已。

誠然，以西方哲學的標準來看，中國思想史上能夠稱之為哲學的內容實屬鳳毛麟角。中國人是極重實用的，自先秦諸子以來，種種貌似哲學的學說實則不過是給世道人心開藥方罷了，無論怎樣深究天人之際，最後總要太快地落到功用上來。即便在科技領域，也往往只在意技術進步而無心於基礎科學。若以嚴格的標準因名責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不妨更名為《中國思想簡史》，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亦不妨更名為《中國技術史》。而西方意義上的哲學，開宗明義便是一門無用之學，衣食無憂的貴族階層藉此來彰顯自己的高貴。換言之，哲學原只是有錢有閒者的一種炫耀性消費而已。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曾為水與鑽石的悖論困惑不已：“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鑽石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這個悖論其實易解：價值與實用性根本無關，人類天生喜歡做炫耀性消費，而越是稀缺性強、實用性差的東西才越有炫耀意義，鑽石恰恰二者兼備。至於哲學，完全是和鑽石一樣的東西。

哲學比鑽石更具炫耀意義，畢竟鑽石可以被任何一名暴發戶隨便買到，然而哲學沒有任何捷徑可走，需要在不事生產的悠遊歲月裡慢慢打磨。古希臘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們，正是以這樣的閒暇姿態來探索哲學世界的。耗時耗力越多而實用性越少的事物總是更有炫耀價值的，倘若你問及了一點實用性，那麼你無疑是在羞辱這些高貴而敏感的人。

在古希臘的哲學世界裡，就連幾何學也刻意標榜自身的非實用性。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裡講過這樣一則故事：“歐幾里德幾何學是鄙視實用價值的，這一點早就被柏拉圖所諄諄教誨過。據說有一個學生聽了一段證明之後便問，學幾何學能夠有什麼好處，於是歐幾里德就叫進來一個奴隸說：’去拿三分錢給這個青年，因為他一定要從他所學的東西里得到好處。’”

羅素為這則故事所做的評論可以使我們十足窺到王國維的思路：“然而鄙視實用卻實用主義地被證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臘時代，沒有一個人會想像到圓錐曲線是有任何用處的；最後到了十七世紀伽利略才發現拋射體是沿著拋物線而運動的，而開普勒則發現行星是以橢圓而運動的。於是，希臘人由於純粹愛好理論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變成了解決戰術學與天文學的一把鑰匙了。”

哲學的無用之用亦出於同樣的道理。哲學一詞在希臘語中的原義是“愛智之學”，表示這門學問僅僅是為了滿足高雅的智力趣味而存在的，別無任何實用性的意義。而這樣的學術傳統在西方世界一以貫之，直到近現代才稍稍有了一點改變。

所以哲學史上有一種非常顯見的現象，即哲學家們往往只是在理論上相信自己的理論，卻不願或不能在生活中踐行之。例如休謨，這位以強悍的論證動搖了因果律的可靠性，擊破了十八世紀的理性精神，並將康德從舊信念的迷霧中喚醒的偉大哲人，在現實生活中卻也只如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一般地訴諸理性，依據因果。倘若我們以知行合一為標準來質疑他的理論，他一定會給出那個他早已經準備好的回答：研究哲學對某種氣質的人來說是個愜意的消磨時間的方法，除此之外沒有研究它的理由。

叔本華的哲學與人生表現出更強烈的反差，這個宣揚悲觀主義與禁慾哲學的人一直過著某種講究得略嫌奢華的生活。甚至直到晚年，他的功利心和競爭欲也絲毫不遜於今日職場中的鑽營之輩。王國維若以源自孟子的“知人論世”之道來理解叔本華，很可能就不會有這部《人間詞話》了。

中國傳統總是實用主義的，即便時到如今，人們熱衷於理解哲學或貌似哲學的心靈雞湯，出發點也總是希望對當下有益：或用以平衡心態，或用以強大心志。這是一種U盤式的拿來主義：只有即插即用才是好的。這種閱讀風氣不免令人懷疑：我們究竟比那些晚清遺老進步了多少？

哲學偏偏不是U盤，反而更像是二進制運算法。小穆勒對哲學的一句說明恰恰與上述羅素對幾何學的評語很有些異曲同工之妙：“表面上似乎同人們的實際生活和表面利益相去甚遠的思辨哲學，其實是世界上最能影響人們的東西。”

如果不憚粗淺之譏，將社會比作一棵大樹，那麼哲學、意識形態與技術的關係便近乎於樹根、樹幹與樹葉的關係。枝繁葉茂是觸目可及的繁華，但是，若僅僅在枝葉上註射養料以期待枝繁葉茂的結果，這結果分明不待嘗試便可預見。

但是，也許只有王國維一般殫見洽聞的人才有如此的預見力，這或多或少要歸功於他受舊學影響較淺的緣故——當然，是和張之洞那些人比，不是和我們來比。“清談誤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句以慘痛代價方才獲得的政治智慧：魏晉清談聲尤在耳，那些大族名士豈不正是不理世務，以談玄論道打發高雅浮生的麼？難道此風還當再現，只是清談的內容換成西方哲學嗎？

這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質疑，只不過忽略了魏晉名士與西哲先賢的一點不同：前者畢竟是在屍位素餐之餘來談玄論道的，霸占著行政職位卻毫不理事，即便將清談改成其他娛樂方式，亡國也是免不了的。一言以蔽之：誤國其實不是清談應負的責任。

1903年7月，王國維在《教育世界》上發表了一篇《哲學辨惑》，反擊張之洞拋出的“哲學有害無益”論，闡述哲學的無用之大用。這篇文章，似乎在今天看來亦不失其時效性。

再來看看萬老師的第三個問題：“我們對中國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們能不能站在現代的高度，’俯視’國學。如果一直仰望，怎麼能發展呢？”

萬老師的心里肯定已經有了答案，我對萬老師不曾說出的答案深表贊同，非但贊同，而且我的看法還要更極端一些。

這個極端之處就是：國學為什麼一定要發展呢？

假如我們生在西方，我們當然知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偉大的哲人，他們的著作是奠定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我們當然會去研究他們的學術，但我們真的會想“發展”他們的學術嗎？今天的醫學院還會教學生背誦希波克拉底誓言，但誰會想要“發展”希波克拉底的醫術呢？

探究我們身上的文化基因，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知道我們從哪裡來，我們何以如此，我們向何處去。我們像農夫一樣生活，有的人只盯著麥穗，有的人卻還想了解土壤。

從另一個角度看，對國學的“仰望”未嘗不可，這就像一個人既然有信仰上的自由，為什麼就不可以信仰國學呢？

給心理找依托，找靠山，這是人的天性。或者可以這樣來說，宗教性就是人的天性。哪怕胡亂相信一點什麼，心裡也會踏實很多。這番道理，萬老師專欄第006期《表現出熱情，別人才會相信你是真幹》其實已經講到了，只要稍稍引申一下，就可以解釋國人對國學的“仰望”之情。

萬老師在問題裡說：“如果有什麼學問非得跪著學，我看那不是學問，那是宗教。中國過去這幾十年，因為國學出了大名的，有一些人很不爭氣。有的尋章摘句，有的心靈雞湯，有的裝神弄鬼。”這話說得擲地有聲啊。萬老師覺得國學不該是宗教卻變成了宗教，所以值得批判。容我借用拜倫讚頌吉本的詩句來讚頌萬老師：“他精煉武器，笑裡藏刀，用肅穆的冷笑笑倒了肅穆的宗教。”但是，這是精英思維。像萬老師這樣懷有精英思維的人有多少呢？截止到此時此刻，我竟然只發現了89164人！^_^

對的，這是《精英日課》的訂閱量。儘管這是一個令人眼紅的數字，但比起全中國的人口基數來說，簡直九牛一毛。^_^

這雖然是玩笑話，涵義卻並不那麼玩笑。

在《精英日課》的發刊詞裡，萬老師區分出“精英”和“普通人”的許多特質，其中有這樣一組對比：“精英注重個人選擇和自由，而普通人認為別人應該和自己一樣。”我願意把話說得更直接一點：“精英注重個人選擇和自由，而普通人喜歡很有限的個人選擇和很有限的自由。”

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我們基因裡烙印著的奴性。做奴隸真的那麼可厭嗎？其實並不是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奴隸，他們往往樂在其中。至少奴隸制是治療選擇障礙的靈丹妙藥，今天的很多年輕人一定都有同感吧？女生出門前挑選一身合適的衣服——這樣搭配，那樣那配，這個和那個不搭，那個和這個不搭，這雙鞋子昨天穿過了，不能連續兩天重樣，等等等等。如果她賣身為奴，只能穿主人規定她穿的衣服，所有的糾結就都沒有了。^_^

更重要的是，奴隸可以有個主子做靠山，這是很愉快的心理體驗。如果我們覺得與人為奴有傷尊嚴，做神的奴僕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嘛。

即便當神的光環隕落，擁有了自由的人們卻往往逃避自由，這是因為自由是一種“不安全”的狀態，而弱小的人類在天性上就是需要“集體”的。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裡有過這樣的概括：“……極權主義運動吸引著渴望逃避自由的人們。現代人獲得了自由，然而在內心深處卻渴望逃避自由。現代人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卻沒有能夠自由地在理性與愛的基礎之上營造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於是，他便想以順從領袖、民族或國家的方式，以尋求新的安全感。”

越是“普通人”，越是需要神，需要靠山，需要領袖，需要偶像，這四者異名而同實。作為群居動物，奴性顯然是一種生存優勢，讓我們能在不明所以的時候就自動自發地圍攏在強者身邊，而那些特立獨行的“精英”——如果曾經有過的話——很容易被嚴苛的生存環境淘汰。萬老師強調的精英思維，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才會閃光的東西，需要以脆弱的理性抗拒強悍的本能，這很辛苦，能堅持下來的人注定不會很多。

普通人身上不但奴性更強，還會更加在意自己的社群標籤。社群就是神，就是靠山，就是領袖，就是偶像，就是給他們提供精神力量的源泉。一個人舉著社群標籤拼殺在這個高度競爭的社會上，就像球員帶著親友團到世界各地打比賽一樣，無論身在何方都能獲得一點“主場優勢”。那麼，在缺乏西方式宗教傳統的中國，許多人以國學為宗教，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我們在學術系統裡看國學，當然會對它的宗教化感到荒唐，但是，正如我自己專欄的發刊詞標題“跨界讀經典”所說的那樣，讓我們跨個界，把國學的宗教化當做一種社會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它，就會對荒唐感到釋然，並且多了幾分別樣的感受。

人的宗教性是永恆且普世的，有神就會拜神，無神就會造神，當然還需要自己的神比別人的神厲害才行。所以道教編出《老子化胡經》，說佛陀不過是老子西出函谷關之後化身而成的，佛教說孔子是儒童菩薩，儒家說道教是虛妄，佛教是夷狄。這種心態可以一言以蔽之：“我爸爸比你爸爸強！”小孩子的話裡最能體現出人性的本真。

國學很有“厲害爸爸”的潛質，所以很容易被披上宗教的外衣。這些潛質，我就不想一一列舉了，這裡只談其中的一點，那就是古漢語的模糊性。

我為自己的專欄已經儲備好很多期的內容，其中講《大學》的那一期裡，有一節的小標題是“語言限定了思辨的邊界”，我就頂著“劇透”的罵名，摘引兩段出來好了：

中國走進宋朝，畢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學就開始向著思辨哲學的方向發展了。但古漢語並沒有進步太多，用古漢語來搞思辨哲學，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來修理手錶。今天我們能寫嚴謹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晚清、民國那些翻譯家。現代漢語裡那些狀語從句、被動語態等等，都是當年的“翻譯腔”帶過來的。

最適合古漢語的文體是詩歌，最能寫出朦朧的韻味，比西方語言強一大截。

歐美學習中國古詩，興起過一個意象派，雖然也有好作品，雖然也能在當年的詩壇上刮起一陣旋風，但和中國古詩的佳作一比，好像天生就帶殘疾似的。這是因為英語的語法結構太精確了，天生就朦朧不起來。這方面的內容，等我今後講到詩歌的時候再展開談。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宋詩趕不上唐詩，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宋朝人就連寫詩也喜歡說理，這就等於舍長用短，看上去總感覺有點勉強，只有少數高手才能應付裕如。而用古漢語來作哲學思辨，就像用英語寫意象派詩歌一樣，勉為其難。我只舉一個小例子：“無極而太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性的理學命題，但它到底是什麼意思，是說無極生出了太極，還是說無極就是太極，還是別的什麼意思，就連第一流的學者也搞不清，在理學陣營內部就說不清。

還有一段講歐洲中世紀大學課程的內容，也不妨劇透出來作為對照：

在贸易兴起的时候，算术和法律就变成了热门。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以法学著称的。还有一门学科被高度重视，但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就是逻辑学。逻辑学耗时耗力，学下来需要很多年，巴黎大学的逻辑课要求学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当时的逻辑学就像今天的基础学科一样，不管你以后要专攻医学、法学还是神学，如果打不好逻辑学的底子，一切都是白搭。

我第一次知道這一點的時候，很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以前看西方著作，總是不理解那些書名為什麼兩極分化。小說題目一般只是主人公的人名，比如《奧利弗·特維斯特》，中國人看不慣，要翻譯成《霧都孤兒》。後來才知道這是《荷馬史詩》的標題傳統，《伊利亞特》、《奧德賽》就是這樣的。但另一方面，西方論說性的著作，題目極其繁瑣。我們先看一下中國人取的題目，比如《大學章句》、《大學衍義》、《大學問》，然後我們再看西方的書名：《國富論》，好像言簡意賅，但這是中譯本的簡化，人家原名叫《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再比如《烏托邦》，這同樣是中國式的簡化，原名有點可怕，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再看《物種起源》，原名更嚇人，是《物種通過自然選擇或在生存競爭中佔優勢的種群得以存活的方式的起源》——這是我從英文書名直譯過來的，如果採取“信、達、雅”的標準，就必須斷句，再重新組織語言。還好原書會把“物種起源”幾個字印成大號、加粗，算是對讀者最大限度的體諒了。

這就是高度重視邏輯學的後遺症，從中看得出，他們為了精準的表達、規範的描述，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這種語言的麻煩當然就是累贅，而優勢也很明顯，就是準確，並且便於交流。

中國也有過邏輯課，不過都是在佛教寺院裡，是來自印度的因明學。佛教僧侶經常需要辯論佛經義理，這就需要大家都遵守一致的邏輯規範，否則很容易雞同鴨講。但中國人不很重視這個，古漢語又確實不適合邏輯思辨，所以因明學也沒有發展很久。

中國人不大講究邏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語言的製約。所以金岳霖當年提出“邏輯救國”這個口號，倒也不算荒唐。金岳霖的著作，以縝密的邏輯逐層推導中國傳統哲學那些“無極而太極”的模糊概念，是一項難能可貴但費力不討好的事業，所以他的學術遠不如他和林徽因的關係那樣膾炙人口。

話說回來，古漢語的模糊性很容易使現代人在似懂非懂間萌生敬畏，又有太大的解讀空間。有了這兩點，宗教性就已經呼之欲出了。

萬老師講：“國學不是吐火羅文，國學不是《弟子規》。國學不應該僅僅是EMBA培訓班上老闆們的飯局談資，國學更不應該僅僅是附庸風雅的中產階級培訓小孩的另一項才藝。”其實我倒覺得，國學可以是吐火羅文，可以是《弟子規》，可以是談資和才藝，這都無妨。這就像跆拳道原本是格鬥技術，但時代變了，它不妨變身為體育運動或禮儀訓練。至於國學能否成為萬老師所推崇的“治國者”的學問，我倒覺得沒必要做這種事倍功半的事情，這就像我們守著三甲醫院，沒必要發揚希波克拉底和扁鵲的醫術來治病一樣。

但是，深入了解“希波克拉底”和“扁鵲”的學問，可以使我們對許多貌似古怪、荒唐的歷史和社會問題明白一點“為什麼”，從此不再“莫名驚詫”了。

萬老師說：“國學對應的應該是西方的“自由技藝（liberal arts）”，是能讓人做事更有分寸，解決問題更有辦法，獲得真正自由的學問。”這種對應，恰好我在“熊逸書院”第八週的文稿裡仔細寫到過，只不過我對“自由技藝”使用的譯名是“文科七藝”。這兩種學問，在它們各自發展起來之後，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景觀：從出發點到教育結構，竟然處處都是反的。“文科七藝”發展為技能教育，恰恰屬於“君子不器”的那個“器”。而國學“君子不器”的精神貌似居高臨下，但國學教育早在古代就面臨了一種很嚴峻的讀者錯位和社會背景錯位的問題，所以才會越變越奇怪。這裡我就不仔細講了，請大家等到專欄第八週吧。

我的回复就到這裡吧，還有一點小尾巴留到下次再說，不然真怕累到大家了。鋪天蓋地講了這麼多，貌似有一種“亂拳打死老師傅”的氣概，希望沒讓萬老師見笑。最後，對萬老師的鼓勵和幫助再次致以誠摯的感謝！祝萬老師仙福永享，壽與天齊！^_^

好了，第一回合的較量就到這裡了。

特別強調一下，高手過招，豈能一個回合了事。回答完這14000字，熊逸覺得意猶未盡，正醞釀著與萬維鋼再戰一回合，咱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