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北緯五度〉淺論自由與命運與其他。

 

 

 

自由和命運有甚麼關聯?

 

美國總統佛蘭克林· 羅斯福 1941年在美國國會大廈發表演說時提出了「四大自由」，其實與後來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不謀而合:「人人可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

 

自由主義大師Berlin的"Four essays on Liberty"(《自由四論》)又提到了自由的兩種形式之區分，即「消極自由」乃免受強制；「積極自由」乃追求超越完美之自我實現

 

鍾怡雯在馬來半島的家鄉，精神狀態流離失所，在父權的家庭制度之下她蜷曲不前。追求夢想的積極自由不用說，連人身自由也經常被限制，不過更痛苦的是，連思想也慘遭囚禁。

 

在Rollo May的"Freedom and Destiny"ㄧ書裡面(《自由與命運：羅洛．梅經典》)作者不斷爬梳「行動（存在）的自由」與「生命（本質）的自由」兩種自由的表現形式。其實命運如何，還建築在自由的基礎上，換句話說，自由幾乎是行為能力的基礎。自由被確立，尊嚴確立，方才有討論命運伸展之可能性。要獲得人生中的喜悅與成就感，即必須勇於承接拋射於世的自由與命運之磨難。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鍾怡雯的生命自傳裡，她以「存在主義」式的反抗對於父權禁錮作了最顽強的抵抗。以卡謬的觀點而言，鍾怡雯是藉由反抗走出生活場域中的荒謬，進而得到自由，然後找到存在的價值。因為對她來說，在脫離精神牢獄之前，人生根本尚未開始，而這也是她出走的原因，即離開原鄉，尋找夢想中的「家」。

 

自由和命運有多大的關聯?甚至可以上升到政治的思考。再如J.S Mill "On Liberty"觀念市場興起真理、Meiklejhon《健全民主程序》公共討論，甚或康德、Douglas、Emerson以降的《表現自我說》、發展、實現完成自我再到Rawls的「自尊」說，都確切告訴我們，自由與命運的重要性之實證。

 

可是，鍾怡雯所遇到的苦難與焦慮難道對她全然無意義嗎?我想用一本書以及多重觀點來檢視這個問題。

 

同樣地，在心理學家Rollo May的"The Meaning of Anxiety"ㄧ書裡面(《焦慮的意義》)也提到「焦慮的意義其實有它對人類經驗的價值」。這邊提到的焦慮我將它「廣義」地與所有造成鍾怡雯「痛苦的負面經驗連結在一起」，因為焦慮經常來自苦痛，而苦痛精常來自我們問題所云的「壓迫」。

 

回到焦慮的論述。在Rollo May的觀點裡，焦慮有它毀滅性的部分，但也有建設性的部份。因為「面對焦慮」一直是人類的生存課題。在人類祖先發展思考能力，以及運用象徵與工具來拓展保護範圍方面，焦慮和痛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幫助人們產生新的創造、突破與反抗。上升到社會學角度而言，以政治學家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裡「民族主義」的思維來看，「痛苦之焦慮」甚或「壓迫」乃是激起「民族」成立的重要主因，整個民族的焦慮正式整個民族成為民族的原因與結果。

 

因此，關於焦慮、苦痛、壓迫，有沒有建設性?從存在主義乃至民族主義甚至科學的心理學，這些負面性經驗都極有可能成為助長鍾怡雯成長的一大養份。藉由出走作為一種反抗，是比較激進的詮解，可是簡單來說，鍾怡雯倘若沒有跨出這一步，又何來書寫生命自傳的今日?又何來真正感到自己終於藉由書寫來釐清過往的困頓，進而與家鄉產生心靈上的諒解、理解與釋懷?

 

自由、命運、壓迫、焦慮、苦痛，在鍾怡雯的文章裡面，我們可以看見這些經驗主題如何深刻交織與互動。其餘，讀者當自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