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鳥居和中國牌坊有何不同？ – 薰風

嚴島神社鳥居

中國牌坊和日本鳥居空間形態相似，戰後台灣許多鳥居若沒被拆除也常被改建為牌坊，如改為基隆忠烈祠的基隆神社鳥居；或者經過微整形，去除鳥居鮮明造型特徵及其所代表的象徵意涵，如改為桃園忠烈祠的桃園神社鳥居、改為通霄忠烈祠的通霄神社鳥居；或者根本就轉為其他建築類型的空間元素，如曾經做為飯店大門的台灣神社鳥居、曾經做為校門的中壢神社鳥居、目前仍為民宅一部分的佳冬神社鳥居、被放在地上當成延平郡王祠長椅的開山神社鳥居等。近日看到台東龍田鹿野神社、花蓮鳳林林田神社、日本鋁業株式會社花蓮港工場構內社、屏東牡丹高士神社皆規劃重建神社與鳥居，但為何沒聽說過重建牌坊？稍經分析便可發現兩者的空間象徵意涵相去甚遠。

長崎山王神社的一本柱鳥居見證了原爆的戰爭記憶（出自維基百科）

牌坊是由地方官建請朝廷准賜褒獎表彰，藉由置於通衢要道讓民眾不時由下「穿越通過」，受其事蹟德化感召進而起仿效之心。但隨著時序推移牌坊主人走入歷史，「由上而下」的教化意涵也終會淡化乃至喪失，成為不查文獻便不知其所以然的陳舊史蹟。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牌坊在意涵模糊之後，時常被任意挪為它用，如成為台北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造景的黃氏節孝坊和急公好義坊，延續的是其物質性，具象且實用的價值。即便是做為宮廟山門的牌坊，缺乏普及內化於社會的宗教精神意涵承載，也可能如桃園大溪蓮座山觀音寺，面臨除舊佈新、都市計畫或其他建設的逼迫而遷移。中國近年也有舟山海山公園海山增輝牌坊、武漢大學校門牌坊被拆除等案例，而從「大中至正」到「自由廣場」的變遷，更是見證牌坊做為政治象徵的意識形態戰場，其所乘載的意涵可被任意詮釋。

黃氏節孝坊

反觀鳥居的目的則在於「界定空間」，由人間通過即為神域，源起與神道信仰相關，是「由內而外」存於民間精神中的場所地標，其精神意涵任憑改朝換代也不會消失。即便在天災人禍等意外情況下形成殘缺狀態，也會如長崎原爆後山王神社殘存的一本柱鳥居、鹿兒島櫻島黑神町五社神社被火山灰掩蓋的埋沒鳥居，被以殘跡樣態保存，做為承載抽象精神意涵的象徵被妥善保護。

中日文化中一現實、一精神的實虛落差，反映在空間狀態的本質天差地別，台灣從戰前到戰後歷經兩種文明的洗禮，價值的衝突和摩擦至今仍在持續，是故在台灣要純粹以復原文化資產的角度重建鳥居也不是毫無阻礙，2015年3月台中市長林佳龍信誓旦旦表示年底要將神社鳥居修復，便出現排山倒海的質疑與反對，戰後已被放倒的鳥居現在還躺在公園裡被當座椅。雖然桃園神社被搶救保存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直至今日台灣社會仍無法以單純看待文化資產的眼光，將日本時代的神社視為不同政權留在這座島嶼的歷史痕跡，國族情感牽動著當下的國際局勢，支持或抵抗象徵符碼的再現，都反映著自傲或自卑的認同歧異，更加證明了歷史不只是歷史，始終就是與當下緊密連結、正在發生的事。

而台灣做為文化衝突與對話的場域，也曾出現過許多非常精彩的跨文化建築，其中由總督府官房營繕課長井手薰所設計的建功神社鳥居即是一例。為了紀念包含台籍入祀者在內不同民族的公務殉職人員，井手薰認為建功神社的風格應帶有地方特色，便與日本內地的鳥居造型迥然不同，包含鴟尾、琉璃瓦、聖旨牌、雀替等建築語彙，皆為取材自中國牌坊的文化元素，卻又掛著神社常見的注連繩，是從未見於日本和中國的奇異風格。

融合在的元素的台北建功神社鳥居（張瓊文提供）

建功神社鳥居和當代台北捷運淡水線的新北投捷運車站牌坊外觀相似，然而不同時代的兩件作品，在設計思維背景成因完全迥異。建功神社鳥居是竭盡所能讓日本文化融入台灣地域固有景觀；新北投車站牌坊則是想方設法不讓台灣文化與中華文明脫鉤。同一塊土地上兩件風格形式相近的作品，在精神本質上卻如此相悖，也只有在複雜歷史造成多元文化的台灣才會發生如此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