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六） - umedia 優傳媒

杜平看望他敬愛的導師和長官艾羅（鄭集强），並奉上他第一本著作。（圖／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一、從北京到布魯塞爾

 

1.1 我的搭檔是“黑馬裡”

 

直到今天為止，我都一直認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當初在布魯塞爾設立記者站，是一個有遠見的決定。

那時候，布魯塞爾的地位遠不如歐洲大國的首都，如倫敦、巴黎和波恩，有些中國人甚至以為布魯塞爾是非洲某個城市。確實，雖然布魯塞爾是歐洲共同體和北約總部的所在地，但這兩個總部並沒有完全凸顯出這個城市的份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歐共體還只是西歐的區域性共同市場，北約也沒有成為普通中國人廣泛關注的焦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領導層之所以在那裡建立記者站，是著眼于歐洲未來的發展前景，因為他們預見到布魯塞爾的國際地位將隨著歐洲聯合進程的推進而日益重要，與中國的關聯性也會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越來越密切。因此，在那裡建立記者站的決定本身，就反映出新聞媒體人對國際大勢演變方向的判斷是具前瞻性的。

此後二十多年的事實，毫無疑問證明了這個決策的正確性。建立記者站十年之後，歐共體演變成歐洲經濟和政治聯盟，繼而成為世界舞臺上至關重要的力量；而北約的東擴進程以及對國際事務越來越深的捲入，表明這個因冷戰而生、為冷戰而效力的西方軍事集團，不僅沒有隨著冷戰一起走入歷史，反而在國際舞臺上變得更加雄心勃勃。直到今天，這些事實還在持續，在全球媒體的版面上依然佔有突出的位置。作為布魯塞爾記者站的創建者和首任記者，我深深欽佩決策者的眼光和視野。

1988年11月，我和本台法語廣播部的資深同事高發明抵達布魯塞爾，開始了十分艱辛的草創工作。那一年，高發明年屆五十，是德高望重的高級翻譯和資深新聞工作者，而且已擔任部門領導職務多年。雖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但我們從未見過面，直到台領導第一次召集我們討論籌建記者站的事宜時，我們才相互認識。

老高並不高，皮膚黝黑，敦實健壯，溫厚慈祥。在我的第一印象裡，他不像知識份子，更不像是多年從事法語翻譯的知識份子，反倒更像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工人叔叔。但是，不久之後，這個初次印象便很快被顛覆。老高是典型的內秀，滿腹才氣，深藏不露，對陌生者具有致命的迷惑性。在法語語言文學方面，他造詣深厚；在漢字書法方面，他具有大家風範，而且獨樹一幟，遒勁剛健中飄散著優雅的靈氣。在電腦還不普及的那個時代，我們都是手寫新聞稿，用傳真機發回北京總部。每次看到他的手稿，我都是羡慕不已、愛不釋手，進而偷偷地模仿。我現在的手寫筆跡，與老高略有相似。

老高有一個綽號，叫“黑馬裡”，但我從來沒有這麼稱呼過他，因為作為小字輩，還不夠格。“馬里”這個綽號，源自他早年求學非洲國家馬里的經歷，再加上老高皮膚黝黑，與非洲黑人比較接近，所以這個綽號聽起來似乎很合適。老高很少跟我提起馬里，但經常回憶自己在青少年時代的經歷。他出生于雲南鎮雄縣，是個孤兒，十八歲時憑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到北京外語學院報到時，老高肩挑兩個籮筐，同學們都笑話他很土，但他從不生氣。班上有個來自高幹家庭的女同學，誰都看不上，唯獨喜歡這個身無分文、長相頗似少數民族的“高老頭”，而且恩愛一輩子。在後來閒聊時，高夫人經常拿他肩挑籮筐上學的往事尋開心，而老高總是憨厚地樂著，偶爾還不忘補充一些細節。我有一次開玩笑地問高夫人：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怎麼會獲得您這位嬌慣女生的芳心呢？高夫人笑著回答：“哪一點都沒看上，就是他傻人有傻福。”

從草創記者站到後來兩年的共事，我和老高幾乎形影不離，如同父子兩人。有一次，我們在車站等車，一位老太太看到我們一老一小站在一起，就好奇地湊上前，問我是不是老高的兒子。確實，在那兩年時間裡，我們親密無間，若說相依為命也不為過。他是我最尊敬的師長、最親密的同事、最溫暖的家人。1991年，老高任期屆滿回國，我繼續留守。我默默地凝視著記者站的一切，那是我們從零開始用雙手一點一滴建起，它見證了我們所有的汗水、辛勞和快樂。在老高離開的那一刻，一股不舍和孤獨的情緒頓時襲入我的心頭。

我離開校園才一年多時間，國際台就選定我出任布魯塞爾記者，這在當時還不夠開放的中國是一個大膽而又自信的決定。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派遣一個沒有駐外經驗的二十多歲年青人擔起創建記者站的任務，也並非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決定。當時的國際廣播電臺就像整個國家一樣，充溢著開放進取、積極向上的氣氛，從上到下都有一種使命感。國際台領導層不被舊有的思維所束縛，不拘一格地啟用人才，敢於讓年輕人挑起重任，這是我入行幾十年以來最為感佩、最為感激的地方。

現在，時隔多年，偶爾回想起來時之路，我都感到自己非常幸運，因為那是我邁進新聞領域的最初起點。從這個起點上，最早領著我往前邁步的人，有些已經年老體衰，有些已經故去，我一直懷著無以言表的感激和思念把他們裝在心裡。在他們當中，有我摯愛的兩位導師，一位是鄭集強（艾羅），一位是席升茂。

從北京飛往布魯塞爾，中途在法蘭克福轉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見識外國的機場。與今時今日的浦東機場或深圳機場相比，法蘭克福機場大概已經算不上多麼現代化，但近三十年前，它讓我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現代化，也是第一次身臨其境地感受了先進與落後的差距。以我當時沒有見過世面的短淺人生經歷，我覺得北京首都機場已經很好，親戚、朋友也都是如此覺得，所以他們前往機場為我送行時都很興奮。但是，在法蘭克福機場落地之後進入候機大廳，一種截然不同的氣氛撲面而至，那種反差真可謂“觸目驚心”。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那麼賞心悅目的環境，從來沒有感受過那樣輕聲細語、安靜祥和的氣氛。多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很多大機場的設計和硬體設備早已超過了歐洲的很多機場，但是，無論在中國內地的哪一個機場，有一種感覺始終沒有找回，那就是令人舒心自在的靜謐與祥和。

我們抵達布魯塞爾機場已是晚上。終於踏足於比利時的土地之上，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而興奮之餘卻是忐忑。過去幾個月裡，我們一直為這一天做著準備，一直期待著在這裡開闢一片展現才華的新天地，可是一旦身臨其境，卻突然發現此地一切依然是那麼地陌生。我們該從什麼地方開始做起？我們能否做得到？我感覺自己就像是掉隊的士兵，在茫茫的叢林裡迷失困頓，看不到任何指引的標識，找不到任何可以遵循的路徑。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