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六）從北京到新加坡 - umedia 優傳媒

《聯合早報》在1995年8月15日正式上線，成為全球最先邁入互聯網的華文報之一。（圖／翻攝自《聯合早報》官網）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三、從北京到新加坡

 

3.1 我為何選擇聯合早報？

很多人大概都有這樣的經歷：在某個時候、某個地方遇到某個偶然的因緣，最初看起來毫不經意，結果卻成為自己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1994年11月，我作為記者隨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新加坡，與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相識，原本是一次平常不過的相遇，卻未曾想到這一偶遇竟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第二年，我從國際廣播電臺辭職，加入了聯合早報，一頭紮進了令人期待、但又無從預知的未來。

 

林任君後來在一篇文章裡回憶了我們之間的第一次見面。他說“當時，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正對新加坡進行國事訪問，他（杜平）是隨團記者，代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我在江主席的一個新聞場合和他相遇，匆匆一面已對他不俗的風度和談吐留下了印象。在中國這麼一個人才輩出的國家，能隨國家最高領導人出訪，可想而知絕非泛泛之輩，但杜平卻很謙遜，也不講空洞的客套話，寒暄之間表現出來的是同行之間的相敬相惜。沒想到那一面之緣引發了他對聯合早報的興趣，成為日後美麗續篇的序曲。”

 

以傳統的稱謂，新加坡是所謂“南洋”的一部分。在中國近代以來的不同歷史時期，戰爭、內亂和貧窮逼迫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從福建和廣東等地出海，乘著破舊的漁船，歷盡千辛萬苦，最後抵達南洋各地，期待著在異國他鄉討得一個好生活。這一波又一波的人口遷徙，既折射了中華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幸遭遇，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為改變命運而不惜鋌而走險的勇氣。無數中國人闖蕩南洋的目的，並非只是要改變自己，更不是要永遠地自外於家鄉，而是希望在嶄新的環境裡改變命運，出人頭地，然後衣錦還鄉，接著幫助家鄉的親人們改變生活。

 

在更大層面來看，早期中國人闖蕩南洋的冒險行動，到最後都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無論是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時期，南洋華人華僑的踴躍參與和貢獻，無一不是中國社會大變遷的獨特能量。

 

從文化的角度看，中國東南沿海居民下南洋，其初衷與文化傳播毫無關係，但客觀結果卻把中華傳統文化的種子帶到了當地，進而在陌生的土壤裡生根發芽、繁衍生枝。在北美和歐洲地區，雖然同樣也有早期和當代中國移民群體，且數目相當龐大，但相比而言，他們所帶去的文化卻被當地的強勢文化所稀釋或淹沒，無法像南洋華人那樣形成相對完整、自成一體的文化生態。而我所投奔的地方，大致上就是這樣一個“新南洋”。

 

就如同無數先輩一樣，我孤零零地遠走他鄉，並非是要拋棄過往的一切，更不是為了永遠地自我放逐，而是想在一個不同的環境裡尋找重新出發的機會，以便將來也能夠“出人頭地”、“衣錦還鄉”。我當初義無反顧地離開，是為了義無反顧地歸來。我很清楚，這一步跨出去之後，下一步就必須跟著邁出，再也沒有半途而廢的餘地。儘管如此，我心中不免還是有些忐忑，因為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走出一條讓自己無怨無悔的新路。

 

海外華文媒體與中華文化的復興

 

聯合早報為何要把我從幾千里之外的國度召到新加坡？歸根結底，這要歸功於當時的那個大時代。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使改革開放進程得以重新開機。在經歷了1989年及其此後幾年的波折和教訓之後，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追求民族復興的目標不再那麼輕易地被擾亂和動搖。作為中華文化的母體，中國因自我革新而重新迸發出的巨大活力，使身居天涯海角的華人倍感欣慰和鼓舞，海外華文媒體的生存狀態也開始活躍起來。

 

至於新加坡，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在文化上，當地的華文媒體也不可能自外於大中華文明圈的主流而獨自繁榮。可以說，無論在什麼時代，無論在什麼地方，海外華文媒體的生存與發展，始終都需要從文化母體中汲取養分並與之交融彙聚，而彼此的生存環境往往也是息息相關，一枯皆枯，一榮俱榮。

 

在相當大程度上，新加坡華文報章在不同時期的處境，不只是新加坡社會變遷的縮影，而且也反映了中國的歷史演變及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形態。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幾十年時間裡，世界經濟的重心一直在歐美地區，這些國家的政治模式、文化形態、生活方式和基本價值觀，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的內外政策和發展模式。對於在經濟上幾乎完全依賴國際貿易和國外市場的新加坡，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對它產生的影響就更是非常明顯。

 

新加坡原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彈丸之地，其持續的生存與繁榮都得益於外國的資本、科技和市場。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與新加坡的繁榮沒有交集，相反卻是貧窮、折騰與生亂之地。存在決定意識，利益決定取捨。在求存圖強目標的驅使之下，新加坡的執政精英們理所當然地選擇與發達的歐美國家全面接軌。這一出於生存需要的國策，使得中華文化及其語言不被足夠重視，華文媒體的生存品質自然也有所下降。

 

這是很多國家都曾經歷過的階段，自工業革命之後，類似的情形一直不斷地重複。經濟建設的成功，往往以犧牲其他要素為代價，要麼是在文化認同上迷失方向、失去自我，要麼是在自然環境、社會公義和公共道德上留下了沉重的赤字。最新的例子莫過於中國，因急於改變物質上的貧窮，長期執著於追求GDP的增長，結果使社會秩序失去平衡，價值觀出現了嚴重的混亂，生活環境被嚴重破壞。

 

而在新加坡獨立建國初期，由於在發展經濟和改善生活方面急於求成、利益掛帥，結果在文化身份上變得比較模糊，華文教育幾乎被連根拔起。不少人曾經短視地認為，中華文化及其語言不僅沒有經濟價值，不能帶來現實的好處，反而還帶著落後的印跡。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國家，之所以長期積貧積弱，就是因為其文化及語言是落後和守舊的。

 

在這種思想和相關政策的影響下，華文的重要性就難免被忽視，接受華文教育者感到很失落。不僅如此，由於中國確實曾經長期徘徊於貧窮的狀態，以至於少數新加坡精英在言談之間不屑於掩飾對中國的蔑視。新加坡青年一代不願學習華文，對中國沒有什麼好感，在情感上與中華文化越來越疏遠，基本上都源自於上述種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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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經濟持續崛起的趨勢，開始逐漸改變人們審視中國的思維和視角。越來越多新加坡人終於發現，中國經濟的崛起帶動了中華文化的復興，進而又發現中文同樣蘊藏著巨大的現實利益和商業價值。這一認知的逐漸轉變，為新加坡華文媒體帶來了生機，其存在的價值重新受到重視。

 

“春江水暖鴨先知”。作為新加坡最大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對中國新聞事件的敏感度和關注程度之高，是其作為主流媒體的自然反應。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積極形勢，當然也使這家華文媒體感到欣慰和鼓舞。出於報業自身發展的考慮，並且從新加坡國家利益出發，聯合早報對中國的嶄新發展形勢做出了敏捷而又具有遠見的一系列反應。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和報導中國的最新事態，聯合早報向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增派了常駐記者，從而加強了中國報導內容的權威性和自身特色。與此同時，聯合早報管理層憑藉其遠見和勇氣，直接從中國主流媒體物色和引進人才，借此充實自己的採編隊伍。大約在九十年代中期，多名中國資深媒體人先後應聘，他們是：新華社原駐越南記者李永明、新華社原駐新加坡記者蔡錫梅、新華社原駐倫敦記者張明德、人民日報原駐華盛頓記者倉立德、原任中國日報記者袁舟，當然還有我。

 

同時，聯合早報還在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和留學生當中挑選優秀人才，例如余雲、徐伏鋼、周兆呈、木雅、鄭維、張曉中、張瑩、譚蕾和沈冰。如此這般地引進中國人才，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在九十年代之前，新加坡一直把中國的某些刊物列為禁品，如今卻從共產黨控制的媒體裡直接引進資深從業人員，這可謂是九十度大轉變。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東西方冷戰結束之後，特別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新加坡在意識形態領域已不再把中國當成一個潛在的威脅。

 

聯合早報的前身

 

在加入聯合早報之前，我對這家報紙其實並不很瞭解。那時，互聯網遠未像今天這麼發達和普及，聯合早報在中國並無名氣，完全不是現在這樣受到中國讀者的廣泛關注。記得那天我向國際電臺遞交辭職信時，幾位領導都非常生氣。他們生氣的最大原因是無法接受我的“背叛”，其次是因為對聯合早報沒有什麼瞭解而流露出不屑。一位領導毫不客氣地說：“你是堂堂國家電臺的外事採訪部主任，如果是去一家國際大媒體，也就罷了，可你要去的地方竟然是一個小國的小報，實在太跌份了！”坦白地說，聽到這番話的時候，我自己也是無言以對，因為他說得似乎有道理，好像事實就是如此。新加坡是一個小國，聯合早報就不可能是一個大報。而我作為中國中央級媒體的資深記者，竟然要委身於一家外國小報，說出去毫無光彩。

 

可是，直到我加入聯合早報之後才逐漸瞭解到，這家報紙的歷史要早於國際廣播電臺，甚至比中國多數主流媒體的歷史都更長。聯合早報的前身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兩報在八十年代合併，合併之後的報名是《南洋星洲·聯合早報》，後來便直接稱為聯合早報。南洋商報由陳嘉庚於1923年創辦，星洲日報於1929年由胡文虎創辦，兩報曾經在東南亞、乃至在中國抗戰時期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了準確再現這段報業歷史，我在下面直接引述聯合早報前總編輯林任君的幾段文字――

 

《南洋》和《星洲》這兩家報紙的終極效忠對象都是中國，希望通過提倡教育和實業“促進僑民的利益”，而最終的目的是希望祖國富強。這在當時新馬還是英國殖民地時，是不足為奇的。

 

除了報紙的內容具有強烈的中國色彩之外，這兩家報紙和中國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有著密切的關係，並通過他們聘請中國著名報人和文人，直接參與創辦、管理和編務工作。1928年《星洲日報》籌備創刊時，胡文虎托人請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題寫報名，蔣不僅寫了報名，還推薦朱寶筠來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主筆。

 

1939年秋，《南洋商報》董事經理傅無悶派張楚琨以特派員的身份到中國採訪抗戰新聞，同時委託張楚琨在中國物色一位有名望的新聞界權威人士來新加坡主持《南洋商報》的編務。1940年張楚琨在重慶訪問周恩來時向他提出這個請求，周恩來決定派中共的秘密黨員、當時公開身份是民主人士的胡愈之到新加坡出任《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後來稱總編輯）。

 

除了胡愈之、張楚琨和傅無悶之外，從中國南來主持編務的還有關楚璞和著名作家郁達夫，他是在1938年年底受聘到《星洲日報》擔任文藝副刊編輯，同時也撰寫社論。此外，一些著名的畫家和攝影家，像張汝器、葉淺予、黃文農、郎靜山等，也曾以受聘或特約形式為《星洲》的副刊服務。

 

戰後另一位與中國政治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有聯繫的著名報人曹聚仁也曾受聘於《南洋商報》，擔任特派員。他於1958年在北京採訪時獲得毛周接見，毛澤東當時托他傳秘密口信給臺灣的蔣經國，希望能促成兩岸秘密和談。為了加強曹聚仁的“分量”，毛澤東特意向他透露了中國將在10月6日暫停炮轟金門7天的消息。曹聚仁立刻將這則消息發回報社，結果《南洋商報》搶先在10月5日刊登了這則全球獨家新聞。

 

這些有趣但卻鮮為人知的例子，說明了《聯合早報》的前身，《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雖然是遠在東南亞一隅的報紙，卻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不但是文化上的，而且是政治上、人事上的直接聯繫。（摘自《85回顧：聯合早報的前世今生》）

 

然而，雖然聯合早報延續了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的香火，但如今時代畢竟不同了，新加坡早已不再是過去的那個“南洋”或“星洲”，新加坡華人也不再是過去的“華僑”，而這份報紙與中國之間除了還有傳統文化的血脈淵源之外，已經沒有當年那種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我同樣是以資深媒體人的身份“下南洋”，但角色和處境與先輩們完全不同，我和聯合早報是純粹的雇傭關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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