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自殺：農村自殺老人的平靜和慘烈

社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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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自殺：農村自殺老人的平靜和慘烈

「體面」的自殺

林木文（化名）沐浴之後，換上一身乾淨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里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後來聽說。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了呼吸。在這個距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里，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裡就沒有老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是成為劉燕舞研究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

他發現，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查數據，畫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提升，並保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進10年來，自殺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萬人自殺入口不足10例。

「的自殺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訴青年報記者，然後換了一種沉重的語氣說，「但是，農村老人越來越難擺脫（自殺）這條路，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可靠的葯兒子、繩兒子、水兒子

林木文的死，並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跟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著議論並得罪他的兒子，「死了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有「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慄。」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的不行。一次訪談一位老太太，三天後老太太與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著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葯兒子（和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豪」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裡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逢雨便漏、傾斜的隨時可能倒塌的土坯房裡。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分隊，駐紮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里。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並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里，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到板凳上懸樑，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弔死。

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裡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決心的。」劉燕舞分析到。

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裡面邊喝葯邊挖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這個臉被晒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於我。」

在自殺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裡，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並不送到醫院。第二天家裡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著為老太太辦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了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辦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係，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給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帳：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的心裡，這筆賬的演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於為子女著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後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著想。他們有的不在家裡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后不自殺，待到關係平靜后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個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的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寧在世上挨，不往土裡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後，實質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年輕時「死奔」，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力，無論是物質還是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很少。

「被榨乾所以價值后，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為病態。「2000年後，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並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後，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加激烈的競爭並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負擔都這麼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著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方向靠攏，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說。

與他們的調查一同跑步前進的，還有的老齡化水平。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去年，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佔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於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未來20年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這意味著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於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其中，80歲以上老人以每年100萬的速度遞增，去年已達到2300萬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

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著老齡化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許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農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明天做籌算。他們在完成「人生任務」同時，不再指望養兒防老，而是留著部分積蓄購買商業保險。在法治意識較強的東部地區，有點老人向法院起訴子女應盡贍養義務。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後是情感問題。

換句話說，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劉燕舞建議，要解決當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種「新集體主義」，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矛盾。

國家推行的新農保每月只有55元，讓不少老人有了盼頭。「那就先不自殺了，再挺兩年。」不少老人對劉燕舞說，「終於有人管我們了。」

另一方面，賀雪峰在湖北洪湖、荊門等地，陸續發起成立了4個老年人協會。協會有老人自發推選會長和理事，村裡有老人過80大壽，協會去松塊長壽匾，有老人病了，協會去看望，有老人去世，協會去送花圈······據當地老人說，有了協會，村裡「掛麵條」（上吊）的少了。

研究了6年老人自殺，劉燕舞最大的希望是這一問題能引起關注，「老人應該活得舒服些，能從容地面對死亡，能走的有尊嚴點，而不是採用非常規的手段，那太悲涼了。」劉燕舞說，「人都會老。」

「事實上，多數自殺的老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在他去得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著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裡來客人，家裡臭烘烘的。」

這是一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罵，抓起糞便在屋裡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後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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