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新民

林紓（1852-1924），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早年工詩古文辭，不惑之年以《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也使林紓成為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

《林紓評傳》

作者：張俊才

版本：中華書局 2007年4月

「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發表，林紓首先出來正面迎擊新文化思想主張

錢玄同（1887－1939），現代文字學家，著作《文字學音篇》迄今仍為音韻學家所稱引。1917年，他向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投稿，倡導文學革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之一，曾主張廢除漢字。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

作者：楊天石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8月

「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 ——錢玄同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議並參加擬制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林紓 「封建復古派」？

在近現代文學史上，林紓是個爭議人物——是古文家，卻也寫白話詩,因晚年發表了反對新文學的過激言辭，成了人人可罵的「封建復古派」。2005年出版的《現代文學思潮史論》里說：「林紓對新文學運動的攻擊是聲嘶力竭而又蒼白無力的」，歷史對於林紓，是公平的嗎？

生於清末亂世，福州人氏林紓（林琴南）家境貧寒，卻嗜書如命，上不起私塾，只能當一名旁聽生，20歲之前校閱殘破古籍不下兩千卷。本是一介窮秀才，卻在30歲這年成為了光緒壬午年舉人。

「忠君」不一定泥古，對林紓而言，「愛國」亦為「忠君」底色。晚清國勢飄搖，林紓深受康有為改良思想的影響，與同鄉舉人曾數次到北京「公車上書」，懇請變法，然而維新救國之夢終是破滅。

林紓不過一介書生，雖曾把康有為等人的思想奉若北斗，卻從未想過黨同康梁，1899年起更是絕情仕宦，回歸書齋。他珍惜自己「古文家」身份，其創作以桐城派義法為楷模，卻主張避開語言的清規戒律，一再否認自己是桐城弟子。

桐城文派自晚清以來遭遇嚴重危機，林紓卻另闢蹊徑——他用維新思想和古文義法譯介的大量外國小說市場走俏，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了一些尊嚴。

古文流進了林紓的血液，鑄就了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之魂。而在一個思想劇烈震蕩的新舊交替時代，古文的衰弱無可挽回。待到新文化運動主張廢棄古文、改用白話文之時，林紓的無可忍耐似乎順理成章。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白話文學之為文學之正宗」，同年2月8日，林紓在上海《國民日報》發表《論古文之不當廢》，認為「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他從西方文化中尋找論據，「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林紓認為西方變革並未廢棄拉丁文，而是從中吸取養分，的古文亦當同理。此番溫和言論被胡適用現代文法加以嘲笑，林紓並未反擊。

此後為推動白話文運動發展，新文學主將錢玄同的《寄陳獨秀》、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都指名不指名地批評林紓。林紓氣不過，開始反擊。1919年他寫下《荊生》和《妖夢》兩篇滑稽小說。《荊生》寫「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和「不知何許人」的「狄莫」（影射胡適）三人相聚陶然亭，大罵孔夫子，討論白話文，被一個「偉丈夫」荊生胖揍一頓。《妖夢》則是寫田恆（影射陳獨秀）、秦二世（影射胡適）二人，提倡白話，反對古文，得到「白話大學堂」校長（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結果三人被妖魔張口吃掉。

圖一時泄憤的滑稽小說，並不能反映林紓的態度。真正代表其思想的是1917年的《論古文之不當廢》、1919年《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以及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致蔡鶴卿太史書》三篇文章。

在這些文章里，林紓哀嘆文言沒落，但沒有攻訐白話文，他反對的只是「以白話取代文言成為人交往的惟一語言工具」的主張，「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則凡京津之稗販，君可用為教授矣」。

然而他沒有意識到，「盡廢文言」不過是新文化陣營「矯枉必須過正」的策略——一切都是為了滌盪新文學的路障。面對白話取代文言的大勢，他亦只能發出「吾輩已老，不能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之嘆。

事實上，林紓並不排斥古文和白話文並存——他早就是白話文的使用者。1900年，林紓客居杭州，曾為林萬里、汪叔明創辦的白話報社寫《白話道情》一文；1913年，他在《平報》發表《論絲茶之業》，希望創辦白話蠶報；在林譯小說中，有許多「白話」的音譯詞和俗語。

1924年林紓逝世，新文化倡導者漸漸能中正地談論他。胡適1926年寫下《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說「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逝世前一日，林紓在兒子林琮手掌上寫字：「古文萬無滅亡之理」。若這位被污為「封建復古派」的古文家看見百年之後文言與白話的語言局面，不知是否依然確信當年之言？

錢玄同 「身份雖是儒，性格卻是俠」

在「五四」同人中，錢玄同以言辭劍走偏鋒活躍於文學革命舞台，他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猛將，曾言「應燒毀書」、「廢除漢字」，魯迅說，「十分話只須說到八分，而玄同則必說到十二分。」

殊不知，以「文化鬥士」面貌示人的錢玄同，五歲從師讀經，在文字、音韻、經學諸方面頗多建樹，只因五四時期「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

1887年是錢玄同出生之年，洋務運動正轟轟烈烈，錢家卻依然希望錢玄同通過飽讀聖賢書來「學而優則仕」。深受「舊學」熏陶的錢玄同，13歲從塾師讀「春秋三傳」，14歲通讀《周禮》及《說文解字》專著。錢玄同子女評價父親早年生活時說，「可以說我們的父親在15歲以前，是被關在書房裡讀經書、學做八股、預備考秀才的一個人。」

1901年清朝科舉考試內容變革，《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成為參考書目，且梁啟超等維新派帶有「策論」風格的「新學」文章風靡一時。錢玄同受清末白話文運動影響，1904年和朋友辦《湖州白話報》。

1906年錢玄同留學日本，師從章太炎研習國學，曾在章氏主辦的白話文刊物《教育今語雜誌》發表文字學文章。當時留法學生吳稚暉、李石曾等人提倡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章太炎撰文批駁，錢玄同擁戴其師，說「漢字發生最早、組織最優、效用亦最完備，確足以冠他國而無愧色」。

彼時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影響很大，其意在從方言中尋求古義。錢玄同談到章太炎的復古主義對他從事文學革命運動的影響，「章先生於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說：『考各地方言，多與古語相合，那麼古代的話也就是現代的話，現在所謂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語去代替所謂古文，反能古今一體，言文一致』。……我得了這『古今一體，言文一致』說，便絕對不敢輕視現代的白話，從此便種下了後來提倡白話文的根。」

錢玄同之前，陳獨秀文學革命的對象是「十八妖魔」：明朝前後七子、歸有光、方苞等人。1917年2月，在發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新青年》2卷6號上，錢玄同發表了一封信，直斥一味擬古的駢文、散文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胡適說：「錢教授是古文大家，居然也對我們又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

文學革命初期，社會反響並不強烈，錢玄同心急如焚，化名「王敬軒」與劉半農合演了一場文白論戰的「雙簧戲」，引來黃侃、林紓等古文派反擊，一時成為一場「大仗」。

這還遠遠不夠，在他提議下，《新青年》於1918年4卷1號始以白話文出版。彼時胡適寫成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錢玄同勸胡適別再扭捏，「倘使稍懷顧忌，對於『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捨去，那麼便不免存留舊污, 於進行方面，很有阻礙」。

錢玄同又一功績在於動員魯迅為《新青年》寫文章。彼時魯迅處于思想沉默期，錢玄同隔三岔五就到紹興會館與其沽酒夜談。如魯迅所言，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的誕生，就出自錢的勸說之功。

「漢字革命」是五四白話文運動重要內容，錢玄同已不是那個跟隨章太炎認為「漢字最優」的學生，他此時對一切「古」的東西「深惡痛絕」，連名字也稱為「疑古玄同」。他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

自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口號后，錢玄同成為國語運動主將。而他的漢字革命絕非喊喊口號，而是真正的踐行。他十年裡審定了國音常用字彙計12220字，創編了白話國語教科書，起草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他提倡並推廣世界語，擬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漢語百年不廢，今天看來錢玄同的主張不乏偏激，而他竟是個正直又性急的人，旁人評價「身份雖是儒，性格卻是俠」，他清楚自己持有「偏謬精神」，多少年來卻還是說著「偏激話」。這也許是因為，一個心繫天下的傳統士大夫，遇上了「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他的急吼吼，反映了知識分子尋覓救國之路時的焦躁。他的偏激對五四精神是一種損害，而他自己又何嘗不受到這種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