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賞析】 謝志剛：熊彼特與《經濟發展理論》

謝志剛（1975—），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當代特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學術專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思想史、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主要代表作：《貨幣與經濟周期——后凱恩斯主義與奧地利學派比較》《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制度動態演化》《奧地利學派的制度分析方法》《「共享經濟」的知識經濟學分析》等。

一、工業時代的騎士之歌

「騎士制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詭辯者、經濟學家和計算機的時代」。這是愛爾蘭政治學家埃德蒙·伯克早在1790年就做出了的斷言，並隨著薩繆爾森《經濟學》廣泛傳播而成為經濟學的時代宣言。事實上，伯克所謂的是「算計者」（calculator），也就是源自亞當·斯密「理性算計」的經濟人。這句話放在現代甚至比當時更為準確。然而，騎士的時代已經過去，騎士精神卻未必過時。在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理論里，「騎士」只不過表面上改換了一種身份，他們現在成為了「企業家」，而有勇有謀熱愛挑戰的企業家精神就是新時代的騎士精神。

「企業家」這個詞實際上被熊彼特重新定義，在熊彼特之後，「企業家」不再只是工場主、商人、資本家，而是一切從事創新行動的人。甚至連「創新」也得到了熊彼特別具一格的解釋——「創造性破壞」。正是這些現代騎士，懷抱著「一種夢想和意志」、「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以及「創造的歡樂」，在經濟社會之中不斷奮戰，試圖找尋屬於自己的王國。自稱為偉大騎士後裔的熊彼特有三大人生夢想，在「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維也納最出眾的情人」之外，就是「奧地利最瀟洒的騎士」。他的經濟發展理論闡釋了經濟發展的真正根源——企業家的創新，這幫助他部分實現了夢想。然而，熊彼特的一生命運都交織於耀目的成功和慘痛的不幸之間。他是奧地利最年輕的財政部長，卻很快引咎辭職；他所掌管的銀行一度享譽維也納，卻在金融危機下破產；他儀錶非凡風流倜儻，經歷了數次婚姻，人到中年連續經歷了喪母，喪妻，喪子的痛苦，一直忍受著抑鬱的煎熬；他在學術上少年得志，26歲就成為奧地利史上最年輕的副教授，2年後即發表了《經濟發展理論》贏得巨大聲譽，然而時運不濟生活在「凱恩斯革命」的時代，終其一生沒能逃出凱恩斯的陰影。

熊彼特的「創新」思想大概有些超前了，到他死後才逐漸被人們普遍認可，得以與亞當·斯密、馬歇爾、凱恩斯等人比肩而立。熊彼特的人生是不斷和自我懷疑決絕鬥爭的悲歌，他對於自己頗為可疑的貴族出身的執迷多少有幾分可笑，他的夢想和現實也難以比較評判。但是無論他的生活或是思想之中，創新的騎士精神都表現的淋漓盡致。和他筆下的企業家一樣，熊彼特稱得上是一位工業時代的浪漫騎士。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出生於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省特里希鎮（今位於捷克）一個織布廠主的中產階級家庭（熊彼特自稱家族被剝奪了貴族封號）。4歲的時候，他父親因為打獵時發生意外去世，母親帶著兒子遷移到城市格拉茨，幾年後嫁給了比她大33歲的陸軍副元帥馮·克勒，並搬到了維也納。由此熊彼特進入了貴族學校接受教育，具備了應有的文化素質，他很小就學會了希臘語與拉丁語等古典語言，並且對古典文化終身保持著興趣。

1901年熊彼特進入維也納大學，他認真學習法律，歷史和經濟學，同時與上層社會人物交往甚密，表現出貴族花花公子的形象。「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最出眾的情人」等偉大志向就是他此時所立下的。在維也納大學，熊彼特受教於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龐巴維克、維塞爾等人，這也使得日後熊彼特的理論帶上了濃厚的「奧地利學派」味道。當時他的同學好友中有後來成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物的奧托•鮑威爾，以及後來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二國際領袖之一的希法亭。1905年維也納大學畢業后，熊彼特更廣泛結識名流，他娶了英國國教官員的女兒格萊迪斯·西威爾（Gladys Seaver），在開羅開辦律師事務所，並撰寫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理論經濟學的本質和內容》。不久他返回到庫切諾維奇大學（今位於烏克蘭）大學任教，並撰寫了第二本書《經濟發展理論》，獲得了格拉茨大學的教授職位。到32歲的時候，他出版了第三部著作《經濟理論和方法：歷史札記》。至此，熊彼特已經發表了3本書，20篇論文和60多篇書評。大致在人生的第三個十年——也就是他所謂學者的「神聖十年」中——熊彼特的經濟學核心思想已基本確立。

1918年，熊彼特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化委員會」的顧問。此後加入由奧托·鮑威爾等人為首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參加組成的混合內閣，成為奧地利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然而，熊彼特拯救經濟的計劃迅速地成為了當時國內國際政治的犧牲品，他遭遇了失敗，擔任部長不足一年就離開政界。1921年熊彼特進入金融實業，擔任了維也納私營彼得曼銀行行長，到1924年，奧地利的股票市場崩潰，熊彼特與銀行一同破產。剛過40歲，曾經的天才青年一下子淪落到靠演講和寫文章還債的地步，與此同時，他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1925年熊彼特回到學術界，赴德國任波恩大學教授。這年他再次結婚，找到意中人安妮·萊辛格（Annie Reisinger），但是幸福很短暫，次年他的母親去世，兩個月後，安妮在生孩子時也去世，新生兒四個月後夭折。熊彼特並沒有完全被不幸擊垮，在後來的23年中熊彼特重建了他的生活。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到「現在一切都依賴於我工作的能力。如果真是這樣，這個發動機會繼續運轉，即使我的個人生活已經死去了。」

1932年他移居美國擔任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那裡他遇見了第三任妻子經濟學家伊利莎白·布迪（Elizabeth Boody），賺了足夠的錢還清所有的債務，再次開始撰寫大量文章，評論。他出版了專著包括《經濟周期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和大部頭著作《經濟分析史》。熊彼特還於1937年至1941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48年至1949年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如果不是過早去世，他還會擔任即將成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一屆會長。

熊彼特的思想和他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矛盾的張力。在熊彼特的第一部著作之中，他就認識到了經濟學的靜態和動態分析是不同的領域。雖然熊彼特自己很少使用數學工具，卻極為推崇最早以數學公式論證一般均衡的先驅瓦爾拉斯。《經濟發展理論》是熊彼特的成名作，也是他對於企業家的經濟學禮讚。他的經濟發展理論核心即「創新」理論，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並且指出了企業家創新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後又相繼在《經濟周期》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等書中加以運用，形成了以「創新理論」為基礎的獨特的理論體系。

在熊彼特看來，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新組合。資本主義就是這種「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即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的「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每一次的蕭條都包括著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同時技術革新也意味著新的蕭條。熊彼特把這種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的這種過程，稱為「產業突變」，並說「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的事實」（序言第4頁）。因此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與毀滅性都源自創新，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由於其自己產生的動力將而不停地推動自身發展，同時認為它最終將因為無法承受其規模和速度不斷加大的波動而崩潰。熊彼特在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比較之中，不無惋惜地認為經濟進步將使得創新本身降為例行事務，那時企業家也將消失，「資本主義就將活不下去」，而自動地進入「社會主義」。

熊彼特在生前雖然已經贏得巨大聲望，但他終為與凱恩斯暗地裡的競爭落於下風而困惱。然而時間是公正的，在1983年兩人的百年誕辰紀念之時，《福布斯》雜誌宣稱是熊彼特而非凱恩斯為整個世界的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最好的指引。兩個人共同的學生管理學大師德魯克這樣寫道：「在某種意義上，凱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傳統中最著名的哲學家的對抗——最有光彩、最聰明、最難以擊敗的詭辯者巴門尼德和反應緩慢、形象粗陋但卻富有智慧的蘇格拉底之間的柏拉圖式的論辯。在兩次大戰期間，沒有人比凱恩斯更有光彩、更聰明；而熊彼特則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聰明可風光一時，然而智慧贏得不朽。」

二、企業家與創新

「企業家」與「創新」如今已經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甚至幾近泛濫的常用語。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它們甚至算不上什麼特別新奇的詞語。正是熊彼特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為它們賦予了新鮮而深刻的涵義，將「企業家」和「創新」聯繫在一起，進行了最早、最系統的論述。傳統經濟學把技術和生產組織的變革看作經濟進程中偶然發生的干擾因素，基本上將它們排除到理論分析之外。熊彼特則認為發展是經濟生活中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於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他力圖把握真實歷史進程的脈搏，將技術變革和生產組織形式的變革看作經濟生活內部的創新活動，探討不斷實現這種創新的發展機制。

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依賴於創新，「在從事活動的過程中，這種歷史上的不可逆轉的變動，我們稱之為『創新』，我們把它定義為：創新就是生產函數的變動，而這種函數是不能分解為無限小的步驟的」，「你可以把許許多多的郵車加起來，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這樣做，你仍將永遠得不到一條鐵路」。（第290頁）。生產函數的變動，換一個角度說就是熊彼特所謂的「新組合」。他指出：「生產意味著把我們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生產其它的東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產相同的東西，意味著以不同的方式把這些原材料和

力量組合起來」，而當「新組合是間斷地出現的時候，那麼具有發展特點的現象就出現了」 （第73-74頁）。熊彼特列舉了創新具體包括的五種情況。

（1）「採用一種新的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特性。」這就是常見的產品創新，如鐵路相對於土路，電話相對於電報等等。這種「創新」似乎與「發明」很類似，但熊彼特是在特定的情形之下給出定義的，即針對「消費者」的「產品」。僅僅是做出一種新的發明創造而沒有應用於市場，並不具備熊彼特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涵義。

（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鑒定的方法，這種新的方法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的方式之中。」對於這類創新，熊彼特強調，不需要建立在新的科學發現的基礎上，僅僅需要把已有的生產要素進行新的排列組合即可。

（3）「開闢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熊彼特考慮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我們主要設想的是一個商業上有組織的國家，其中私人財產、分工和自由競爭居於統治地位。」在市場競爭中，隨著優勝劣汰的過程，壟斷之所以能夠出現和保持，正是藉助前面所謂的產品創新等等方式創造市場、發現市場或擠出競爭者獨佔市場。因此「造成一種壟斷地位」的過程屬於創新。另一方面如果壟斷者固步自封，其他競爭者的「新組合」將有可能取而代之，「打破一種壟斷地位」，也成為創新。

熊彼特指出，創新通過改變生產環流的固有路線可以使同樣的「土壤」實現更豐盛的產出。以往的靜態分析表明，一個競爭性企業的收入總是與支出相抵，即價格剛好彌補成本。而創新卻是一種動態因素。以實現新組合為標誌的發展，較之運用舊組合時的狀況，在生產和經營上更加富有效率，因此形成了普遍價格和個別成本之間的差額，產生了源於創新者意志和知識的利潤。利潤誘導了追隨和模仿，創新動搖了舊組合的生存基礎，於是新的企業連續出現，整個行業的改組隨之到來。繼而產量日增，競爭激烈，價格跌落，當新的企業形式成為循環流轉的一個組成部分時，價格重新等同於產品中勞動和土地的服務，利潤消失了，新的均衡形勢到來。利潤的可能性和短暫性誘發了高潮迭起的創新活動，創新不斷地從內部革新著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因此，創新過程也就是「創造性破壞」過程，並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職能是實現新組合的人們稱為『企業家』」（第82-83頁）。衡量一個人是不是企業家的標準，在於能否實現「新組合」。打破固有的生產環流，需要面臨不確定的前景，需要克服習慣的阻力，將經濟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性利用起來。企業家並未首創任何獨特的生產要素，而是更好地運用了現存的生產手段，領導這些生產手段進入新的渠道， 實現了新的組合，企業家的意志和行動成為整個創新活動的靈魂。熊彼特明確指出：「不管是哪一種類型，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當他建立起他的企業以後，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經營這個企業，就像其他的人經營他們的企業一樣的時候，他就失去了這種資格。」因此，「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並不形成一個專門意義上講的社會階級。」

顯然，熊彼特的「企業家」概念與此前人們通常意識之中、甚至與以往經濟學理論之中的企業家概念大不相同。以往的「企業家」一般指企業所有者，或者是企業管理者。而到了熊彼特這裡，這些角色如果不進行「新組合」的行動，也就是不履行「創新」功能，恐怕都難以承擔「企業家」之名。

熊彼特對於企業家創新動力的解釋多少顯出了一些浪漫情懷。他不認可經濟學傳統如亞當·斯密的「經濟人」自利動機，也不贊同道德哲學的思想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根源，而是提出了自己的騎士般的價值信念。熊彼特指出，企業家進行創新，不僅僅是為了享樂，更不是為了實現「天職」，而是出於如下原因：第一，「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第103頁）；第二，「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衝動，求得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第104頁）；第三，「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個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第104頁）。熊彼特對企業家創新動因的解釋固然有不切實際的方面，但是他的這種「騎士信念」實際上是對人的真實而複雜需求的某些反映，而這些，恰恰是經濟學自亞當·斯密時期以來在「經濟人假設」中忽視的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看，熊彼特不僅是企業家創新理論的首創者，也是經濟學行為理論的先驅。

熊彼特的離經叛道還表現在他對於壟斷的動態看法之上，創新理論完全跳出了正統理論「完全競爭-壟斷」的分析框架，也避免了「壟斷性競爭」之類似是而非的觀念，展現了全新的動態競爭視角。正是以「企業家」和「創新」為核心理念，熊彼特摒棄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靜態與比較靜態分析的理論模式，以動態的方法分析資本主義不斷變化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

三、靜態增長與動態發展

熊彼特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不同，前者僅僅是由於人口、資源等外部因素變化引起的經濟量的增加，而後者則是由於在生產過程中，引入了「新組合」而導致的經濟上質的優化。他指出，現代經濟生活不是均衡和對造成偏離均衡干擾的適應性調整，而是不斷地打破舊均衡，走向新均衡的發展歷程。發展，從根本上講，不是基於人口、財富的累積性增加而造成的規模的擴大，而是經濟生活內部蘊含的質的突破。在對傳統理論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畫出靜態運行和動態發展相互交織的經濟生活圖景，解釋了利潤、資本、信貸、利息等重要的發展現象，完成了對經濟周期的考察。

為了比較經濟靜態增長與動態發展的本質，熊彼特首先假設了沒有發展，只有生產過程循環流轉的靜止狀態經濟在慣性中運行，過去的經濟時期傳給人們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方法，又使他們捲入一個相互依存的社會和經濟的關係網，從而牢牢地把他們釘在各自的軌道上。各個家庭和廠商按照經驗給定的數據和同樣由經驗確定的方式作出安排。經濟以巨大的精確性運行著。外部的數據可能變化，人們會適應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但這僅僅是出於環境的壓力，不會大大偏離原來的軌道，經濟生活時時刻刻都和以前的狀態聯繫著。

在這樣的狀態下，整個經濟生活面對熟知的產品用途和生產方法按照邊際效益相等的原則組織起來。邊際學派的價值論和分配論說明了經濟的運行過程經濟活動的動機在於滿足需要，因此產品的價值決定於它的邊際效用。消費品以其直接滿足需要而成為第一級的財貨， 中間品與生產資料以其服務於消費品的生產而成為高級財貨，並具有價值。生產資料以其距離消費品遠近的不同而進行排列，最終追溯到經濟活動的原始生產要素勞動和土地。生產資料作為暫時存在的項目，它的價值可以完全分解為勞動和土地的服務。因此，一定時期的社會產品總價值完全歸屬於直接和間接服務於消費品生產的勞動和土地，它們的份額取決於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取決於它們的邊際生產力，競爭使得它們不多不少地獲得了創造的產品的全部價值。社會總產品與勞動和土地服務的連續交換構成了經濟過程的循環流轉。在周而復始的生產環流中，沒有原則上對資本積累的需要，也沒有利潤的位置，企業運行的管理者獲得管理工資。在循環流轉中，貨幣僅僅作為流通手段而存在，與經濟過程的實質無關。同樣，信用工具也不具有加入進來的根本必要性。

這樣的靜態經濟適合新古典的靜態均衡分析。新古典經濟學說明了均衡狀態下經濟體系的各個要素是怎樣互相作用和彼此決定的，說明了經濟在自然條件、非經濟的社會條件和消費者偏好的變動下不斷追求均衡的趨勢，以及不同的均衡位置的比較。這種理論面對的是已知的個人經驗和習慣，討論的是對於熟悉的而不是各種可能的生產方法的最佳利用，因此，這種理論不能解釋新的生產組合的產生、經濟中「革命性」的變化，以及以發展變革的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古典經濟學關注發展，並且以發展作為主題但是斯密的發展是由人口和財富的增長造成的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的結果，這種緩慢發生的變化並不影響靜態分析方法的應用。

熊彼特不滿足於古典以及新古典對於經濟的看法，他以微觀的企業家創新為關注焦點，力圖把握經濟整體和歷史的動態進程。在他看來，發展是經濟生活中 「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於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企業家創新。現代社會是發展的社會，資本主義是實現發展的一種方式。發展，本質上是「對現存勞力及土地的服務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因此，實現新組合是靠把勞力和土地的服務從原先的利用方式中抽取出來，賦予創新者，才得以成功。創新者支配生產手段是實現發展的首要條件。

熊彼特指出，不同的社會擁有不同的促使經濟體系進入新的渠道，使生產手段服務於新的目的的方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中央領導部門掌握全部生產手段，它可以通過指令將生產資源投向新的用途，就像它將這些資源投向原有用途一樣，從而完成新組合和實現發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財產私有和勞動分工的條件下，誕生出銀行信用系統，通過信貸形成購買力的轉移和創造，從而賦予企業家以生產資源控制權，滿足了發展的信貸需求，「本質上乃是為了授予企業家以購買力而進行的對購買力的創造，但並不單純是現有的購買力的轉移。」在不存在早先的發展成果的情況下，通過信用創造，企業家可以在為社會生產做出貢獻之前，就預先獲得對社會產品的要求權，從而參與社會產品生產活動信貸，就「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系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味著把生產要素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流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第119頁）。信用創造是發展之初企業家獲得購買力的主要途徑。這種新創造的購買力注入經濟體系，會壓縮原有的購買力，造成價格的暫時上漲，直到企業家的更豐盛的產品上市。發展造成的通貨膨脹是暫時的，這也構成了銀行信用創造的限制，為了有利於新企業而形成的信用膨脹必須是暫時的、溫和的。

熊彼特不同意自己老師龐巴維克基於時間偏好的利息理論，而是提出了利息來源於企業家利潤的觀點。這甚至早於弗蘭克·奈特著名的利潤與企業家有關思想。他指出，只有企業家才是購買力的需求者，因為只有企業家才能把現在的購買力價值估計得高於未來的購買力。企業家獲得的這筆購買力基金就是他的資本。資本是用於購買生產手段的基金，是賦予企業家去執行發展職能的特殊的支付手段，因此，資本隸屬於發展現象。企業家為獲得購買力而支付的價格就是資本的利息。利息水平的決定，在於資本家與銀行作為購買力的供給者與由企業家作為購買力的需求者之間的討價還價過程了。利息來源於利潤，是對利潤的一種課稅，並由此源泉而擴散到整個經濟體系。

信貸、資本、利息組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機制。發展一旦啟動，就會為更新的發展創造條件。一方面利潤成為儲蓄和積累的源泉，另一方面利息成為儲蓄和積累的動力。最終，資本主義經濟的總部——貨幣市場確立起來，所有的儲蓄和積累都流向它，所有對購買力的需求都集中於它。各種預期和規劃影響著貨幣市場的形勢，貨幣市場的形勢又決定了新組合的命運和未來的市場價值體系。這時，以貨幣為基本形式的支付手段不再僅僅是流通的工具，其運動影響和改變了經濟生活的具體面貌。這就是熊彼特以企業家、創新和信用創造為核心的發展理論。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方面融合了自己同胞奧地利學派門格爾、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等人的迂迴生產過程、要素價值歸屬等理論和動態主觀主義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於新古典邊際學派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以及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思想的敬意和遵從。但是，他對於經濟動態演化的深刻洞見和對於將經濟邏輯進行嚴整數學形式化的偏好並沒有能夠真正統一起來。熊彼特的企業家創新理論不是完美的理論，他對「創造性破壞」的激情難免有矯枉過正之嫌。在今天看來，創新不是企業家的全部職能，「創造性破壞」的企業家也不能代表經濟之中全部的行為主體，但熊彼特的理論揭示了經濟之中極為重要而又被正統理論所忽視的動態方面。今天的經濟學當中最具創新和潛力的新領域，如演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乃至於行為經濟學等都從熊彼特的著作之中汲取養料。從這個意義上說，熊彼特終其一生的思想探索也可謂在正統經濟學的大廈之中進行著「創造性破壞」，他開啟了經濟學的創新之門。

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商務印書館，1991年

參考文獻：

洛林·艾倫：《開門：創新理論大師熊彼特》，吉林出版社，2003年。

政治經濟學智庫 ∣ 長按關注

感覺不錯，請點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