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

在明、清易位的幾十年間(1616—1644)，朝鮮王國(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屬國安則大明亦安，屬國危則大明亦危」。【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一》卷2，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第225冊，1999年版，第28頁.】明與朝鮮真可謂唇齒相依。明朝滅亡之前，清朝兩次出兵朝鮮，把明朝這個最為重要的藩國變成清朝的藩屬，從而翦除明朝羽翼。張存武先生指出，從1592年到1636年，清朝與朝鮮是從無關係到非正式的關係，到兄弟聯盟，到封貢關係，而這種關係轉變的手段則只能斥諸戰爭。【參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頁.】但在清朝征服過程中，朝鮮始終不改對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後，朝鮮還是想方設法與明朝潛通往來。明朝滅亡后，朝鮮又企圖與南明及台灣鄭氏政權相通。而支配朝鮮行動背後的即是春秋義理思想。對於明、清交替時的中朝關係，劉家駒、張存武等先生已做過細緻深入的闡述。【參見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筆者無意重複前人的研究，只想通過朝鮮應對后金與清朝的過程，來揭示朝鮮所持的春秋義理觀，並藉此探討朝鮮與清朝關係演變的歷程及其特點，為我們全面認識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特點尤其是朝鮮對清朝的文化心態提供一些幫助。

一、薩爾滸戰前朝鮮與建州女真之往來

后金興起於建州。按照吳晗的話說，建州介於三大勢力之間，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鮮。建州女真在勢力強盛時，乘虛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無暇顧及時，抄掠明朝邊境;或南下向朝鮮攻擊。勢衰時便卑辭求內服，同時受三方官職，乞求賞賜糧食。【參見吳晗:《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燕京學報》(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鮮李朝實錄中的李滿住》，《讀史札記》，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47頁;又見《吳晗史學論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頁.】朝鮮與清朝宗藩關係發展的艱難，與朝鮮長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關。因為朝鮮在長期與女真的往來中，一直將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終認為朝鮮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雙方交往中，亦存在過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關係，這些都是阻礙雙邊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學者河內良弘對明代女真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參見[日]河內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與朝鮮的關係視作藩屬同宗主國的關係，女真諸部以事奉上國的姿態事奉朝鮮，而朝鮮又以待藩邦的態度對待女真諸部。他認為朝鮮與女真的關係是在大的中華體系之下，【中華世界體系，費正清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參見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認為中華世界體系中心是，而周邊分為:華化地區(Sinic Zone)，以朝鮮、越南、琉球、某些時期的日本為代表;內陸亞細亞區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動之長城以北、中亞草原地區;外部地區(OuterZone)，乃歷史上的外夷，具體就是東南亞、西亞和歐洲.日本學者藤間生大提出東亞中華世界發端於秦、漢，形成於唐、宋，見《東アジアの世界形成》(東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則將其稱為"天下秩序"，指出德、禮、政、刑是維繫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見《從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韓關係》，《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台北，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第1-166頁.】形成以朝鮮為中心的小天朝體系。筆者並不贊同女真與朝鮮存在著藩屬同宗主的關係，因為女真各部衛、所都是明朝設立，並非朝鮮設立的，而且女真諸衛所隸屬明朝版土，並非朝鮮的領地，故而不能說具有宗藩關係，但在明代雙方的交往中，朝鮮處於主動和支配地位，女真處於被動和被支配地位。這樣在朝鮮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開化的民族，這種觀念根深蒂固。

朝鮮初年，朝鮮半島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帶)並非朝鮮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動地域。遼、金、元三朝400年間，中朝北部邊界基本穩定在朝鮮江原道的永興地區。

元朝時朝鮮北部由鐵嶺衛管轄，明朝永樂以後，鐵嶺衛北撤，這片土地遂由朝鮮掌管。【對於明代中朝邊界的形成，可參見王冬芳:《關於明代中朝邊境形成的研究》，《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當時這一帶的居民以女真人為主，女真部族構成了朝鮮北部藩籬。朝鮮世宗國王時期(1419—1450)，朝鮮先後在北部設立了四郡六鎮，【四郡乃懋昌、閭延、虞芮、慈城，六鎮乃慶興、慶源、穩城、鍾城、會寧和富寧.對其研究可參見李仁榮:《韓國滿洲關係史研究》(漢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書中對四郡的設廢過程進行了詳細研究，對朝鮮與女真關係更進行了專門研究.】以加強控制，並從南方強制遷徙朝鮮人在北部地區定居，逐步實施對北部地區的有效控制。當時遷徙來的朝鮮人，因為不適應北方的氣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歸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實錄》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為了確保北部地區的穩定與安全，就得處理好與女真諸部的關係。為求控制女真，朝鮮採取羈縻與武力征伐兩種措施，以確保對這一地區的有效控制。朝鮮對女真的羈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籠絡，授酋長以侍衛、將軍等職位，同時，若遇上女真天災，亦予以救濟。朝鮮太宗時(1401—1418)開始對女真施恩。當時建州衛酋長猛哥帖木兒求見，即以其「居吾境，為吾藩籬，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實錄》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時期(1419—1450)對女真諸衛酋長多授予侍衛一類頭銜。《李朝世宗實錄》載:「中朝於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也，欲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李朝世宗實錄》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於是對當時建州衛童倉、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職，並令在朝鮮娶妻，使其安心侍衛，「使之迭相往來覲親，則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實錄》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間，建州左、中、右三衛發生罕見旱災，穀食皆枯，朝鮮遂給糧，人給米二升、鹽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盡。此皆是籠絡措施。

但朝鮮與女真關係時好時壞，關係好時則和平相處，相互貿易;關係不好時，則施以戰爭。朝鮮多次出兵掃蕩女真駐地。太宗十年(1410)三月，朝鮮邊將趙涓屠殺女真眾多，又捕捉女真首領甫乙吾，殺他無借口，又不敢放回，因為朝鮮顧忌若將其放還，讓他回到故里，看見積屍遍野，屋廬燒盡，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肯定「怨極於天，必告天子，誓死復仇矣」。【《李朝太宗實錄》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祖年間(1455—1468)，申叔舟多次興兵女真，焚其廬舍，毀其莊稼，斷其貿易。女真在不能與朝鮮貿易時，往往在朝鮮邊境搶掠財物，以維持生計，朝鮮則派兵進攻，故而戰事不斷。1496年，朝鮮使者童清禮出使建州衛，建州衛首領完者禿還在向他述說朝鮮進攻其祖李滿住之事:朝鮮無故進攻李滿住，使其身被九創，其妻子皆死於鋒刃之下，李滿住「由是含怒痛入於骨」，從而實施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參見《李朝燕山君日記》卷19，燕山君二年十一月朔甲辰.】可見，在朝鮮與女真長期的交往中，朝鮮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具有控制女真的實力，女真處於分散、被動的境地。這種長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鮮鄙視女真的文化心態，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觀念。而當薩爾滸戰爭前後，女真勢力逐漸強盛的時候，朝鮮國王光海君試圖調整對女真的策略，但卻引發了宮廷政變，最終被趕下台。

二、薩爾滸之戰前後朝鮮對后金態度的轉變

在「壬辰倭亂」期間(1592—1599)，朝鮮明顯感覺建州女真勢力大增，因為期間努爾哈赤曾請求出兵助戰，遭到朝鮮拒絕，但足以使朝鮮警覺。戰後不久，朝鮮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偵探情況。朝鮮國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繼位。因為諸多原因，光海君開始調整其對明朝與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可以說是唯一對明朝不忠心的朝鮮國王，他對明朝不但沒有誠心事大之意，可能還有刻骨的仇恨。因為明朝以他為次子，十幾年間曾經五六度拒絕冊封他為世子，10多年的時間裡他一直處於寢食不安的狀態，擔心世子職位隨時被他的哥哥臨海君搶去。壬辰倭亂時期，朝鮮國王宣祖以長子臨海君無能無德，而次子光海君則「自幼好學，聰明端厚，又能斥去紛華，簡儉自奉」，以其為賢，期待明朝冊封光海君為世子，但明朝禮部以「主器必長子」為由，多次拒絕冊封光海君為世子。明禮部所依從的是儒家立長之規，其實背後卻另有原因，「時中朝雖立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冊封奏請，正犯所忌，每為禮部所沮」。【《李朝宣祖實錄》卷169，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而表面上明朝所認同的則是儒家禮儀制度，宣稱:「長幼之序，禮莫大焉;儲嗣之立，禮莫重焉;舍長立幼，於禮不順。若令之自，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禮徇也……朝鮮稱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於繼立，乃舍其長子而請立第二子諱，無乃非家之制乎?」【《李朝宣祖實錄》卷181，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明朝始終拒絕冊封光海君為世子，一直到宣祖國王崩，都未加冊封。光海君十幾年始終處於有實無名的狀態，得不到正統的世子身份。

宣祖崩后，光海君已獲得「權知國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認為「立國立長」，朝鮮舍長立幼，望查問清楚，再作定奪。【參見《明神宗實錄》卷445，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萬曆三十六年(1608)五月初一日，禮部以朝鮮國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國，難以遙斷，似當行勘以求確據」。【《明神宗實錄》卷446，萬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光海君已承其位，卻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個月後，禮部方上奏:光海君襲封已成事實，只得以「事在彼邦，姑從其便」，方加以冊封。【參見《明神宗實錄》卷451，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光海君在明冊封使來臨前夕，為免節外生枝，遂縊殺臨海君，明朝方勉強冊立光海君為國王。這件事對光海君影響很大，也促使他為免受女真日益嚴重的威脅，一直遊離於後金與明朝之間的最大原因，所以在他成為朝鮮國王后，雖然禮節上對明朝還維持事大的傳統，但事實上，面對日益嚴重的女真人的威脅，他採取「事大則日新恪謹，待夷則務盡其權」【《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43，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的策略，以圖保安社稷，遊離在明朝與后金之間。【對於光海君時代的女真與朝鮮的關係，可參見日本學者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大阪屋號書店昭和八年初版;漢城亞細亞文化社《滿蒙學術史料叢書》中錄入，1986年.】建州女真的崛起，對明朝是最大的威脅，萬曆時期終於想把它徹底解決，於是明朝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督辦征遼事務。

楊鎬在朝鮮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被看成壬辰戰爭(1592—1599)拯朝鮮於水火的功臣。因為丁酉年(1597)日本進攻時，楊鎬與邢筁是最為重要的明朝將領，也是他們奠定了戰爭勝利的格局。萬曆二十五年(1597)封貢議敗，朝鮮戰事再起。明朝逮捕主和議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書邢筁總督薊遼，以右僉都御史楊鎬經略朝鮮軍務。時日軍由南往北進攻，鋒勢甚銳，漢城告急。六月，楊鎬抵達平壤，當即指派諸將。日軍小西行長、加藤清正圍攻駐守南原的明將楊元，楊元不敵棄守，鄰近全州守將陳愚衷亦不戰而逃，京畿危在旦夕。在此關鍵時刻，楊鎬自平壤抵漢城，指揮明軍大破日軍，從而解王京漢城之危，遏止了日軍的北進，取得稷山大捷的勝利。李光濤先生論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禍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韓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應以經理楊鎬為第一。」【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專刊之六十一，1972年，第208頁.】楊鎬指揮明軍乘勝進攻，將日軍主力團團包圍於蔚山，惜天雨連綿十數日，明進軍不利，反為日軍所乘，蔚山失利，使戰果未能擴大。【對於蔚山之役，《明史》卷259《楊鎬傳》、卷320《朝鮮列傳》，皆以為大敗.《楊鎬傳》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李光濤在《朝鮮壬辰倭禍研究》一書中，對《明史》的說法進行了批駁，他引用《朝鮮王朝實錄》材料，認為蔚山之役並非大敗，只是清正趁雨天反攻，令明軍進攻失利，但並非大敗.朝鮮對此雖有惋惜，亦未歸罪於楊鎬.他說"蔚山之役，由楊鎬言之，可謂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可參見其書，第228-260頁.筆者以為李先生所言可信，所論允當.】蔚山役后，明朝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貪猾喪師，釀亂欺罔」，楊鎬被革職撤回。但朝鮮君臣皆以丁應泰言為誣妄之辭。

楊鎬回還之日，朝鮮自國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戀戀不捨，宣祖率百官泣送於弘濟院，漢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諸臣以詩為別。【參見《再造藩邦志》5，《大東野乘》第三冊，第1811頁.】朝鮮深覺惋惜，並為楊鎬受誣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議政李元翼、參判許成上奏辯誣，並疏救楊鎬。萬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鮮建宣武祠於漢城南，特崇享兵部尚書邢筁、經略楊鎬，宣祖親書「再造藩邦」匾額揭於宣武祠。萬曆三十四年(1606)，謝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專求楊鎬畫像。時楊鎬家居河南商丘，朝鮮使臣千方百計尋得一商丘舉人前往其家鄉，方摹得楊鎬畫像。【具體經過，可參見《李朝宣祖實錄》卷213，宣祖四十年閏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將其畫像奉安於宣武祠。朝鮮為崇祀楊鎬，千方百計，煞費苦心。由此可見楊鎬在當時朝鮮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儘管如此，在楊鎬出征遼東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鮮要求朝鮮出兵，共同征討。但面對楊鎬派來督促朝鮮出兵支援的使節，朝鮮在光海君遊離政策下，一再推諉，「不曰建賊見蹙，隳突可虞，則曰力分勢弱為慮」，楊鎬斥之「豈遽忘昔年……援東國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實，朝鮮對於明朝征討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當清楚，以為「國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於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對楊鎬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諉，以致於「經略(楊鎬)於深惡而痛絕之」。【《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鮮對楊鎬之要求百般推倭，而與此同時則積極開展與后金的往來，暗中遣使聯絡。

由於光海君的兩面政策，刻意周旋於明和后金之間，所以當得知劉糹廷派劉海前來督察出兵之時，朝鮮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為劉海原來是朝鮮人，後為劉糹廷部將，「凡大小事必無所不知，尤極可慮」。【《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34，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朝鮮商議派譯官將其止於途中，這在明與朝鮮的交往上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在此情形下，國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帥姜弘立、副都元帥金景瑞領三營兵馬一萬三千人，往援遼東。1619年，楊鎬率明朝主力四路大軍與努爾哈赤決戰於薩爾滸。但由於指揮不力，四路軍隊互不配合，努爾哈赤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最終大敗明軍。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戰場上坐以觀變，發現明軍失利后，當即與后金兵約和，除金應河等少數朝鮮士兵開戰外，朝鮮大部分軍隊在姜弘立率領下降於後金。

其實，他們在未開戰前，就已暗通。《李朝光海君日記》稱:「當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違天朝督發，黽勉出師，而初非仇敵，實無戰攻之意，密諭弘立遣人潛通於虜穴。故深河之役，虜中先呼通事，弘立應時投附，至是在拘囚中，書狀啟載作紙繩以送，備及結好緩禍之意。」【《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戊戌.】姜弘立乃貫徹光海君不開罪后金之策略，獲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後，承政院、備邊司屢啟國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屬。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陳虜情而已，有何賣國之事乎」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記》的史臣們大發議論:「弘立等專軍投賊，賣國逃生，則其忘君負國之罪，固所難逃。所當即施邦刑，傳首中朝，而備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饒貸之責，而自上反有何負國為教，惜哉!」【《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50，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此論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他們對於光海君處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滿。由此可見，明朝不冊封光海君為世子，影響是何等之大。

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實乃光海君幕後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與后金往來，后金對此卻很不滿意，以為「交則交，不交則已，何必暗裡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記》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試圖尋找一條既應付明朝，又不開罪后金的策略，但相當艱難。

光海君的兩面政策，雖然使朝鮮免遭一時兵災，但與傳統的事大主義相違背，明朝尚存，朝鮮不應當背棄明朝而投向後金。朝鮮人把后金看作夷虜，光海君卻棄「中華」(明朝)而交「夷虜」(后金)，背逆了朝鮮信奉的正統觀。天啟三年(1623)二月，朝鮮發生宮廷政變，國王光海君被廢。從廢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統觀念，使得光海君無法為其宗室與大臣們接受:「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己未征虜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虜，流丑四海。王人之來本國，羈縶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理、糜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邦，罪惡至此，其何以君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靈乎?茲宜廢之，量宜居住。」【《李朝仁祖實錄》卷1，仁祖即位年三月癸亥.】此完全以華夷正統作為理由，認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輸款奴夷」使「三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其「滅天理、糜人倫，上以得罪於宗社，下以結怨於萬邦」，罪惡至此，理當廢之。依據就是當時朝鮮遵循的程朱正統觀，光海君的行為恰違背了這種被朝鮮視為至理的正統義理。光海君先被流放江華島，再放於濟洲島，67歲卒於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劇說明儒家正統觀念對朝鮮的影響何等深遠，不但思想上將其奉為圭臬，現實中亦不得違背，否則，國王寶座將有不保之危險。這樣的危機使得朝鮮以後的國君時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撤，故始終將尊王攘夷的大旗高高舉起，以確保政權的穩定。光海君被廢，李?繼位，是為仁祖。仁祖上台後，改弦易張，一切以明朝為本位，斷絕與后金的一切往來。

三、兩征朝鮮與清和朝鮮宗藩關係的確立

天聰元年(1627)，皇太極上台，為了打破明朝所謂三方布置之策，【明末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遼東、皮島、朝鮮為三方合擊之勢，采圍堵之策.具體可參見李光濤:《毛文龍禳亂東江本末》，《明清檔案論文集》，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頁.】派阿敏率軍攻打駐守皮島的毛文龍，順擊朝鮮。但沒想到朝鮮不堪一擊，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鮮部隊潰不成軍，迫使朝鮮盟誓，從而與朝鮮建立兄弟之國的關係。十年後，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以朝鮮不朝賀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鮮國王仁祖訂立城下之盟。朝鮮與清由兄弟之國的平等關係變為宗藩關係，從而確立了隨後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基調。兩次戰爭迫使朝鮮屈服，但朝鮮始終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鮮成了清的藩屬，但朝鮮卻千方百計維持與明朝的關係。明朝滅亡后，朝鮮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大講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鮮承繼了中華正統，同時表明其反清的立場。

天聰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極命阿敏率軍攻打駐守朝鮮的毛文龍，順便攻打朝鮮。十四日攻入義州，長驅直入，朝鮮軍隊望風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開始與朝鮮談判。朝鮮雖然軍事上遠不是后金的對手，但在談判過程中卻充分顯示了作為「禮義」之邦的特色。朝鮮為了確保與明朝的君臣關係，堅持事大理念，與阿敏的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談判，頑強地對抗后金。朝鮮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是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於春秋義理。從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試著遣人致書於朝鮮國王仁祖開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與朝鮮盟誓，歷時月余，談判過程較之戰爭經過長了許多。

后金最初堅決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而後金與朝鮮則約為兄弟之邦。但朝鮮極力反對斷絕與明朝的關係，因「大義所系，斷不可許」。【《李朝仁祖實錄》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鮮舉國上下咸認為:「此則君臣天地，大義截然，有以國斃，不敢從也。」【《李朝仁祖實錄》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時，在文書往來中，朝鮮屢書「天啟」年號引得阿敏大怒，以為後金並非明朝屬國，不當用「天啟」年號，而「天啟」、「天聰」不過一字之差，可用「天聰」。但朝鮮並不認為是「天啟」、「天聰」一字之爭的小節，而是「毀滅綱常」的大義。「君臣之分，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寧以國斃，豈忍為此請還收改書之命?」【《李朝仁祖實錄》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後來雙方妥協，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種文書.戚繼光《練兵紀實》雜集3載:"凡有大事申報上司，於文書之外，仍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情節，利害緣由."可見，揭帖是正文以外，詳細說明事情原委一類的文書.】不書年號。年號問題解決了，卻又因議和盟誓問題而爭執，朝鮮國王以母喪「方在憂服之中」，「三年之內，絕不殺生」為由，拒絕與后金阿敏盟誓。【參見《李朝仁祖實錄》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為「無盟誓，何以信其誠，令貴國王怪滯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幾經交涉，雙方妥協，以朝鮮國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於外廷刑牲以誓，方達成盟誓協議。【參見《李朝仁祖實錄》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鮮與后金談判中始終堅持不背離對明義理，其正朔之爭議和儀式之爭皆關乎正統，正統觀是朝鮮在談判中秉承的原則。

阿敏最終以朝鮮對明朝始終不改其忠心，以為朝鮮是有節義之國，故而不再堅持永絕明朝一款。而正是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極第二次進兵朝鮮。1636年皇太極稱帝時，朝鮮不朝賀，還不接待前來勸進的清朝使臣馬福塔等一行，終於使得皇太極親領大軍第二次征伐，一舉將朝鮮征服，變為清朝的藩屬。

面對清大軍壓境，朝鮮束手無策，賴以自衛的就是其堅信的儒家義理觀。朝鮮答清使書曰:「凡貴國之責於我者大略有三:一則漢人之事也，二則邊民之事也，三則讒間之說也。臣事中朝，敬待漢人，乃禮之當然也。

凡漢人所為，我豈可以號令禁斷也!當約和之初，以不背中朝為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鄰之契;此上天之所監臨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窮天地、亘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為罪，則豈不樂聞而順受乎!」【《李朝仁祖實錄》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時當仁祖被圍困於南漢山城，外無救兵，內乏糧草。而朝鮮依然高舉傳統義理觀的大旗，逐一駁斥清朝的指責，始終堅持「不背中朝」的原則。朝鮮把臣事明朝、敬待漢人，看成是理所當然之事。因為漢人、明朝是「華」，中華之象徵，故不得不尊;而與清朝只是交鄰關係，清人並不具「華」的資格。而皇太極之所以征討朝鮮正是沖著這一點，要將朝鮮由「不背中朝」變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鮮這種「不背中朝」的態度，使得后金雖然與朝鮮建立了兄弟之國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很不穩定，朝鮮對后金採取敷衍塞責的態度。對於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禮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來，則供饋贈遺甚厚，「而今接吾輩，還同隸人」。【《李朝仁祖實錄》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鮮不僅對后金使節接待不公，而且在貿易、逃人等問題上都採取消極敷衍塞責的態度。為了消除這種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將朝鮮臣服。

皇太極大軍進攻，朝鮮國王仁祖困守南漢山城，當時崔鳴吉請與清議和，清亦派人與朝鮮接觸，議和談判。但在朝鮮內部斥和派勢力極大，斥和人士洪翼漢曰:「今建州欲竊帝號，而殿下不斬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紹先王之義乎!」【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洪翼漢傳》，第29頁.】吳達濟論崔鳴吉:「夫崔鳴吉，一奸臣也……願殿下抵鳴吉罪，以厲人臣之節。」【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吳達濟傳》，第31頁.】尹集論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虜，父母之仇也。屬國之義，固不可連和於虜也。今虜逼京師，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雖不能悉賦而從征，以報天子之仇，亦何忍復遣使者，與虜連和乎?」【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尹集傳》，第30頁.】 「不去鳴吉，國必亡矣。」斥和勢力極大，使得當時雙方議和相當艱難。清朝為了打擊朝鮮斥和勢力，勒令朝鮮縛送斥和主首者，於是金尚憲、鄭蘊、尹煌、尹集、吳達濟、金益熙等十一人請行，而洪翼漢時在平壤，故不得「首實」。

仁祖聽說有十一人願出首，大驚。最後只定尹集、吳達濟及在平壤的洪翼漢三人出首。尹集等對清英俄爾岱說，吾國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爭者義已，成敗存亡不論也」。【黃景源:《江漢集》卷27《明陪臣傳·吳達濟傳》，第31頁.】以說明其斥和的意圖和動機。可見支配他們斥和的正是朝鮮與明朝三百年來的君臣禮義，他們也不顧「成敗存亡」，為了與明朝的君臣之義，為了春秋義理，他們不惜一死。他們被押到瀋陽，不屈而死。對於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鮮隨後二百多年歷史中，備受稱頌，他們的死被看成朝鮮尊周大義的象徵。即如權尚吉《吊三學士文》稱頌道:「嗚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綱淪矣，九法糜矣，冠屨倒植，夷夏變易。當此之時，不有吾三先生死，則堂堂數百年小中華之國，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後史之秉筆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於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綱常廢而復舉，國家之大義理晦而復明。廟社之神靈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後世之修《春秋》者，必書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遺臣洪某、吳某、尹某，為虜汗所殺，不亦大快矣乎!然則三先生之死，非直為三先生之幸，實為吾東方萬萬世之幸也!」【權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學士文》，漢城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2367冊，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頁.】斥和三臣之死，確是綱常所系、大義所關的，帶有極為強烈的犧牲精神。

而其所講之綱常則是忠於明朝、遵循中華正統、貶斥夷狄之綱常。但後來為形勢所迫，在南漢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後，仁祖只得採用崔鳴吉之辦法，與清簽訂城下盟約。盟約首要一條即是「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意在割斷朝鮮與明朝的一切關係。其後是一系列敦促朝鮮遵循此規範的規約，質子、奉清正朔，清帝萬壽節及中宮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慶弔等事俱行貢獻之禮，並遣大臣及內官奉表。訂南漢山城下之盟時，朝鮮無任何力量與清兵談判，一切聽命於皇太極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與朝鮮宗藩關係的模式，使朝鮮無條件地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清朝深知朝鮮對明朝之情感及對清之心態，因此採取人質的策略，以朝鮮世子並另一王子及朝鮮諸大臣之子為質，加以牽制和督促。

南漢山城盟約使朝鮮成為清朝藩屬，但朝鮮國王仁祖「以計窮力盡，展意圖存之狀」，將降服經過報告皮島都督陳弘范，希望轉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慶業派僧申歇與明朝遼東經略洪承疇相通，從而開啟潛通明朝之舉。【參見《尊周錄》，《丁丑下城后》，見《朝宗岩文獻錄》，第15頁.】對於朝鮮臣服於清，明朝不久即獲悉其情狀。當時朝鮮使節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雖知朝鮮之事，對於金癱不但未予絲毫為難，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護送，陸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經螧(皮)島，都督陳弘范贈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帶回，以奉給國王，令朝鮮君臣更加感激不盡。【參見金堉:《潛谷朝天日記》，見《燕行錄選集》上冊，第226頁.】對於朝鮮潛通明朝始末，劉家駒有詳盡的討論，【參見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第343-396頁.】筆者無意全面論述，只就潛通明朝過程，論其數點:其一，潛通明朝，時間是從南漢盟約之後一直到松錦之戰前的數年間(1637—1643)，松錦戰後，由於明遼東經略洪承疇降清，洪承疇將朝鮮潛通明朝和盤托出，該事完全敗露，清朝徹底追查，懲處一批朝鮮官員，最終使得潛通明朝結束。

其二，雖然只有幾個人蔘與潛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節度使林慶業、僧人獨步、義州府尹黃一皓、壯士崔孝一、車禮亮等人，但實際上背後有左議政崔鳴吉等人及國王仁祖的支持。朝鮮潛通明朝與國王仁祖直接相關。南漢城下，「王每歲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義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鳴吉因林慶業得獨步，乃遂遣之。穩咨於承疇，具道為虜所圍，不能城守狀。獨步間走承疇軍。因致國書，承疇上之天子，是歲崇禎十二年也。天子下詔褒其義，因賜獨步號曰麗忠。十四年，獨步歸自京師，王大喜，賜獨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蔘五十兩，復遣之」。【黃景源:《江漢集》卷30《明陪臣傳·僧獨步》，第67頁.】獨步不過一僧人，但成了明廷與朝鮮王室之間傳遞信息的使者，洪承疇在其間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疇降清，使得朝鮮潛通明朝之事從此終結，而且洪承疇全盤告知清人朝鮮潛通明朝之狀況，清朝遂嚴懲相關人員，此後朝鮮與明朝方真正斷絕一切往來。

崔孝一原為朝鮮軍人，多次與清朝作戰。朝鮮臣服於清后，明室日漸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車禮亮謀求刺殺皇太極，以報明室。義州府尹黃一皓、安州節度使林慶業皆與其事。崔孝一浮海到東江說陳洪範，未見採納。又去寧遠投奔吳三桂，吳三桂以為謀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偵知其事，於是將其家人皆處死。吳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獨不朝賀，不剃髮，待先帝殯，晝夜臨，十日不食，死於先帝之旁，三桂為收而葬亡」。【黃景源著:《江漢集》卷30《明陪臣傳·崔孝一》，第63頁.有關崔孝一之史事，可能系編者杜撰出來，可信度不大.若其守先帝即崇禎陵旁而死，即為不可能之事.】真乃忠明義士。安州節度使林慶業先後參與了策劃獨步、崔孝一潛通明朝之事，而作為朝鮮當時最為重要的將領，清多次要求其率軍援助，他都陽奉陰違，拖延塞責。松錦戰時，清令林慶業率舟師前往旅順口，林慶業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條船漂到登州，把清將要攻打錦州情報泄漏於明。船行海上，遇明水軍，明兵佯與之戰，誡者不鉛而發曰:洪都督軍也。炮毋中，承疇亦誡其射者不鉛而發曰:林總兵軍也，射毋中，以故兩軍無一死傷者，又使兩人潛水到明軍告知清陰謀，又日沉數船，所沉者凡六十四船。【參見黃景源著:《江漢集》卷30《明陪臣傳·林慶業》.】如斯援清，實則壞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責。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令林慶業率兵300到九連城，傳令於義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軍督率五邑軍進鳳凰城，「要解清人之嘖責雲」。【《李朝仁祖實錄》卷39，仁祖十七年八月癸丑.】其出兵意不在助攻，而在於「解清人之嘖責」。進兵途中，林慶業總是故意拖延時間或想方設法自我破壞。松錦之戰後，潛通之事敗露，清使前來抓他，林慶業逃亡，削髮為僧，伺機浮海到登州，先效忠於都督黃龍麾下。不久明亡，林慶業被清兵俘獲，被送回朝鮮。

當時朝鮮親清派勢力金自點掌權，林慶業被刑審逼供，跟隨林慶業的人皆被懲處，林慶業亦被掠殺。【參見《李朝仁祖實錄》卷47，仁祖二十四年六月戊寅.】縱觀朝鮮潛通明朝，雖然似乎是幾個人所為，其實很有代表性。獨步為僧人，崔孝一為退役士兵，林慶業是將領，而背後則有朝鮮國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書於義州族屬，書中言「本國(朝鮮)亦欲潛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李朝仁祖實錄》卷43，仁祖二十年十月己酉.】此雖為家書，但實質上反映了當時朝鮮人的一種普遍心態。朝鮮尊周思明正是在潛通明朝無法實施的情況下開始的。潛通明朝的心態在明朝滅亡后，轉化為尊周思明心態，正是這種強烈的心態，影響著朝鮮的思想與政治，故而歷代國王須謹慎處之，奉之為國策，成為朝鮮處理與清朝關係及國內政治的基本原則。

總之，在1637年南漢盟約之後，朝鮮就成為清朝的藩國，儘管是在高壓之下朝鮮被迫接受的，但雙邊關係就此奠定。由於是通過戰爭的征服，加上兩次戰爭期間對朝鮮的破壞，使得朝鮮內在文化心態上對清朝更增反感。清入關前雙邊關係這樣建立的過程，對入關以後雙邊關係的發展大有影響，既奠定了清代中朝關係的基本格局，又使得清朝為了贏取朝鮮內在心態上的衷心臣服而大加施恩，極力推行德化政策。【參見孫衛國:《清對朝鮮宗藩政策的演變及其效果》，《東方文化》(香港大學)，通過審稿，待刊.】這樣梳理清代中朝關係的建立過程，有助於我們理解整個清代中朝關係的內在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