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萬兵：專訪洪燭，詩人當自強！

文學創作指導導師：網路文學院院長、《新文報》主編 、作家第一村知名作家王萬兵及工作室鼎力推薦。

洪燭：我們談起詩的標準。詩要麼是無標準的，要麼有無數的標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標準。詩有無限的可能性，因而無法有統一的標準。每個人有各自的標準，才可能有獨創性。我的標準是什麼呢？我說，還用去到處找標準嗎？新詩的標準就在它的名字里寫著。

編者按：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詩歌在一定層面已經進入了當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時，詩歌網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也讓越來越多的實力詩人滲透到了詩歌網的各大板塊！正值新詩走過百年之際，為了展示實力詩人的氣質和風彩，我們有了這次獨家策劃，對實力詩人進行系列訪談！

詩人洪燭：原名王軍，1967年生於南京，1985年保送武漢大學，現任文聯出版社詩歌分社總監。出有詩集《南方音樂》《你是一張舊照片》《我的西域》《倉央嘉措心史》《倉央嘉措情史》，長篇小說《兩棲人》，散文集《我的靈魂穿著草鞋》《眉批天空》《浪漫的騎士》等四十多部。獲散文學會冰心散文獎、詩歌學會徐志摩詩歌獎、老舍文學獎散文獎、 央視電視詩歌散文大賽一等獎及《青年》《人民文學》《詩刊》《星星》等詩歌獎項。

訪談

1、花語：近10年，您創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陸遊與唐婉》、《倉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長詩。其中，《倉央嘉措心史》創造了個人詩集暢銷的業績：東方出版社第一版6千冊很快售罄，不到到半年就三次印刷，這對於一部10000行的長詩來說，成績出色，且詩壇鮮有。請您談一下這部長詩的創作歷程！

洪燭：2012年夏天我參加詩歌萬里行走進西藏採風，坐在拉薩的「瑪吉阿米」，有了寫長詩《倉央嘉措心史》的衝動，我忘我地投入進去了。寫長詩或詩劇如同演古希臘悲劇，詩人需「入戲」，作者動心動情，讀者才動容。我對西藏的歷史乃至倉央嘉措的生平也不敢說多懂。但有好奇心，還有敬畏感，更想脫離現實，從審美角度解構它。所寫《倉央嘉措心史》及續集《倉央嘉措情史》，由東方出版社推出，連續加印。根據這兩部書編排並搬上舞台的朗誦詩劇《倉央嘉措心史》，在深圳音樂廳演出。在首屆（佛山）長詩節獲得首屆（佛山）長詩獎，又在2016新年誦讀會暨首屆「誦讀藝術家」頒獎盛典獲得2015年度誦讀文學貢獻獎。東方出版社推薦語寫得好：「《倉央嘉措心史》作者從倉央嘉措角度出發，寫倉央嘉措作為一個精神領袖和作為一個普通人對愛情的執著與嚮往之間的矛盾。」我寫詩劇《倉央嘉措心史》屬於換位思考換位歌唱，需要進入角色。長詩要有戲劇性，詩劇要有舞台感，才能立體化。長詩需要有時空背景才有縱深感，才能突破「平面抒情」。長詩或詩劇比短詩更需要時代背景或文化背景，才成立。短詩是衝刺的激情，長詩或詩劇是激情的馬拉松。寫長詩或詩劇，比寫長篇小說更投入感情：需要激情不熄火。詩劇比歌劇有更大的想象空間。我不敢想像當代人還能寫出史詩，這是恐龍一樣的詩歌古生物。但當代詩人有必要向史詩致敬。倉央嘉措的情歌不是史詩，可他本人太像史詩里的人物，他的情歌也像史詩的畫外音。我喜歡用想像虛構那段歲月。在那虛擬的史詩里，有一個悲劇王子，有一個詩歌活佛，有一個大眾情人。也許他跟真實歷史里的倉央嘉措有所區別，甚至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希望他們至少有某種神似。

2、花語：您是80年代，絕無僅有，因詩好並發表大量組詩被保送進武漢大學的詩人，這段志得意滿的「皇冠加冕」，到底是怎樣一段趣事？

洪燭：80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園中學讀書時，是一個熱血沸騰的詩歌少年，甚至上課時都偷偷在筆記本上寫詩。回家後用方格稿紙仔細謄抄了，裝在信封里貼上郵票，投寄各種報刊。我永遠忘不掉把詩稿塞進郵筒時激動而又不無緊張的心情，就像給暗戀的姑娘寄求愛信似的。然而連續不斷寄出的「情書」，總是附著編輯的審讀意見或鉛印的退稿單又飛了回來。我彷彿失戀一樣憂傷，但第二天就恢復過來了，準備下一輪的「情感攻勢」……說實話，我這輩子還不曾對哪位女孩如此狂熱且執著呢。我哪是在投稿啊，分明在向繆斯求愛，她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女神。給人的印象:我跟自己精神戀愛的對象書信來往頗為頻繁……我的詩稿，《星星》《鴨綠江》《當代詩歌》《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等報刊，都發表了，還獲得《文學報》等十幾項全國性徵文獎。《春筍報》《語文報》等還刊登了對我的專訪。我也就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園詩人，1985年，我面臨高中畢業，由於偏執於文學，數理化成績一塌糊塗，連聯考預考都未通過，只好準備做個」待業青年」。但自己仍想像高爾基那樣到社會(「我的大學」)上繼續實現文學之夢。有個中學同學的哥哥是開照相館的，我甚至準備畢業後去那兒當臨時工……幸好南京梅園中學覺得我給母校爭得些榮譽，從報紙上看到武大校長劉道玉是教育改革家的報道，想出了一招:把我發表的作品及獲獎證書複印許多份，向武大等全國二十多所大學寄發了推薦函。時任武大校長的劉道玉讀到南京梅園中學推薦信和我獲獎的詩歌，特意派一位負責招生的老師來南京，領我坐長江上的客輪去武漢面試。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在珞珈山上，幾位中文系老教授問了我一些文學問題，我初生牛犢不怕虎，對答如流。他們讓我就前來武漢面試的感受當場寫詩，我聯想到坐在江輪上看的風景，一氣呵成一首《長江拐彎處》，暗喻長江拐彎處也正是我人生拐彎處。老教授傳閱后大加讚賞。我想王勃當眾寫《滕王閣序》語驚四座時也這麼興奮吧？只是由於武漢大學還要向教育部彙報並提出特招申請，沒法當場拍板。我回南京后，華東師大也來電話了，讓我去上海參加面試。後來，這兩所大學幾乎同時寄來了錄取通知書，華東師大還表示可以額外給我校五個優先錄取的名額。母校讓我選擇。我說自己大學畢業后不準備當教師，更想當作家，如果選擇武大，畢業分配去文化單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於我文學創作道路更有利。南京梅園中學其實挺希望我選華東師大，那畢竟能給母校增加五個升學指標，但覺得我說的不無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選擇。

3、花語：我覺著詩歌於您，就是趙子龍胯下那匹赤兔胭脂馬，它帶著您在打勝仗，且一往無前，您怎麼看待詩歌帶給您的幸運，又怎樣看待80年代的「詩歌黃金季」？

洪燭：對於我而言，繆斯不僅是詩神，更是我的命運女神，她帶給我好運氣!我作為免試保送生，沒參加聯考就跨進名牌大學門檻。後來又為詩歌理想，目標明確，直奔北京，在文聯繫統找到了工作。詩歌帶給我幸運，因為我信。 詩是什麼？信則有，不信則無。相信詩的意義，它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使你的生活變得有意義。一旦你成為詩的懷疑論者，它就什麼都不是。在你放棄它同時它也放棄了你。八十年代，大學里的文學創作非常繁榮，有一個良好氛圍，那是因為重視並弘揚文學精神。八十年代被公認為文學的黃金時代，校園文學功不可沒。進入新世紀之後，這個良好氛圍又在復甦。我這個當年的文學新兵就是通過校園文學邁進文學隊伍的。我到現在寫作了二三十年，仍然不願退伍，仍然是一個老兵。到現在還從來沒有間斷過，就是因為在當新兵的時候，武大的文學精神給了我這樣一個信念：如果熱愛文學，就應該做文學的戰士，永遠要寫下去，忠實於自己的理想。我覺得，大學里的文學精神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使人在青少年的時候，產生一種理想、一種精神上的追求，這種精神上的追求也許是需要你付出的，但在一定的時候它會回報你的，讓你享受到你的這種付出開出的花朵和結出的果實。我想通過自己的經歷來說明，大學里的文學精神確實能夠影響很多人，對很多人的人生產生積極的作用。我也非常高興看見文學精神在新世紀大學校園裡的回歸。因為我希望它能夠對今天的孩子、未來的孩子產生更多這樣那樣的促進作用。

4、花語：武漢有兩座詩人雕像，聞一多和屈原，分立於武大和東湖，請描述一下武漢大學的雕像趣事和您的雕像情結！

洪燭：我中學時候因為寫詩，發現叫王軍的同名同姓的特別多，寫詩發表作品很容易跟別人重名。那時候我比較喜歡聞一多的詩集《紅燭》，所以就用「洪燭」作為自己的筆名，把紅色的紅改成洪水的洪，使它更像一個姓名。當時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避免重名。而這個筆名也好像命運安排。因寫詩沒有聯考直接進入武大后，中文系組織參觀武大的老建築，來到櫻園，看見有一個名人雕塑。老師介紹說：這是我們武漢大學以前的文學院院長「聞一多」。我覺得冥冥之中也是詩人聞一多保佑我，因為我用他的那本詩集做了筆名。我們不再叫聞一多老詩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長。整個大學時代，老院長都叼著那支著名的煙斗，坐在山坡上看我們這班後生們寫詩。這也是一種文學傳統吧：武大是一所為詩人樹立有塑像的學校。偌大的武漢，也只有兩位詩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著。另一個是東湖公園裡的屈原石像。第三尊塑像會留給誰呢？我可要加把勁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許不只我一人。那個時代的詩人都有類似的雄心壯志，我周圍的同學，有不少都是在聞一多銅像前宣誓成為詩人的，譬如李少君（現任《詩刊》副主編）、陳勇，譬如低年級的邱華棟（現任魯迅文學院常務院長）。我們都是浪淘石文學社的。類似的社團，僅武大就有十來個，各自招兵買馬，舉辦朗誦會，油印詩刊，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常去的桂園咖啡館里，有售已畢業的校友王家新的詩集——其時王家新在《詩刊》，我們便覺得北京的《詩刊》跟武大有緣，談論王家新像談論一個發達了的親戚。這種親近感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我的雕像情結，誕生於寫詩之初。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時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詩不無他的影響。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銅像，曾令遠方的我激動不已。我熱愛（甚至有點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詩人。他戰勝了時間！這比戰勝沙皇要難得多。那時我剛剛寫詩，還是不諳世故的少年，卻有了這樣的夢想：但願一百年後，我也會被塑成同樣大小的銅像，立於故鄉南京的新街口……我願意用血肉換取一塊尚未冶鍊出來的青銅。或許，那才是我來世的骨頭。我2005年在長篇詩論《我的詩經》里寫道：「我今年38歲，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個年齡。我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雙重使命：不僅為自己，還要接替另一個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沒來得及寫的詩全部寫出來。包括他那些還沒來得及開始或完成的愛。我正在把虛擬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輩子變成現實。這也是我的下半輩子：與另一個活著的死者同在。」

5、花語：80年代常有詩人扎堆在武大聚會，當時的詩生活是如何？

洪燭：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的八十年代是出詩人的年代。在全國高校，幾乎每個中文系的學生都算半個詩人。我也未能例外。當時我因中學時寫詩小有名氣而被保送進武漢大學，覺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塵世進入詩人的樂園。每年春天，櫻園的櫻花便開了，武漢三鎮的市民，成群結隊地到武大校園內賞花，有一條路也以櫻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學社，也該舉辦邀集湖北各高校詩人參加的櫻花詩會了。八十年代的朗誦會，可比九十年代的要闊氣得多，一聲號令，千人云集，有兵團作戰的氣勢。我參與主持的幾屆，由學校派車接來碧野、徐遲、曾卓等老作家擔任評委，評出的好詩都有獎品，且在校報校刊上發表。朗誦者大都是各校的名花，陪伴著各自的詩人逶迤而來，真是才子佳人大聚會。詩會隆重得像選美。難怪那時候詩人多呢，讀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學生們以認識詩人為榮。順便提一句：曾在櫻花詩會朗誦拙作並獲獎的華中師大「戰地夜鶯」（校廣播員）孫汀娟小姐，畢業后成為湖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別，偶爾調頻道重睹她的芳顏，我自作多情地猜測：美人是否還記得我的詩呢？

6、花語：相對於別的大學，武漢大學是比較重視文學並具有前膽性的。80年代，武大領先在全國招有作家班，當時的情形怎樣？

洪燭：武大當時在全國領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詩人。廖鬍子以酒和詩團結了一批社會上的兄弟。詩壇正鬧「第三代詩歌運動」，按道理最熱鬧的地方應該在四川，可四川的詩人極喜愛來武漢串門。成都的尚仲敏編印「大學生詩報」，每期都及時地在武大教學樓前張貼出來，惹得眾人像爭看大字報一樣圍觀。莽漢李亞偉、楊黎從重慶乘船隨流而下來武大找人——敲錯了宿舍門，結果認識了正捧本《星星》在讀的我，暢談一番，還送我一套他們的詩歌資料《非非主義》。那時候只要知道對方寫詩，就跟在敵後碰上同志似的。對一下接頭暗號頓時就變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後，我跟李亞偉又戲劇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搖身一變，已腰纏萬貫，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門，拉我去樓下喝酒。問他還寫詩嗎，他說：詩不寫了，酒還照樣喝。想當年，辛亞偉的一首《中文系》曾使全國各高校的詩人臣服。武大快成了四川詩人的別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據點。李亞偉、楊黎、馬松等遊俠經常不請自來，反客為主地邀我們這些大學部生詩人喝白酒——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江湖上的知識。廖鬍子捧著個大茶缸慢條斯理地招呼大家，與舊時代川江上的舵爺權神似。他還邀約亞偉、開愚等人在武大搞過一次第三代詩歌講座，談吐幽默、粗野，像練武場上的槍棒教頭，與平常助教、副教授們溫文爾雅的講學風格迥異，把階梯教室里的女學生嚇退了不少。他們把綠林好漢的詩風帶進了武大的校園——應該承認，他們使詩歌不僅僅停留在寫作的階段，而接近於行為藝術。他們以流浪漢的形象，對校園詩歌進行了一場嘩變、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為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一座橋頭堡。

7、花語：在我看來，詩人都是很有幾把刷子、有相當能量的，在您眼中，能幫國際法系女生寫論文的詩人肖開愚，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有怎樣的趣事？

洪燭：廖亦武、李亞偉他們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裡有他們一個漂亮的女老鄉。而且跟這個女老鄉同寢室的，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同學。據說有一次他們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煩了；「我們明天就要交論文了。」在座的開愚說：「我可以替你寫呀。」女生不信：「你寫得了嗎？這可是國際法專業的。」開愚討來題目與稿紙，一揮而就，完成了一篇談國際法的論文——女生們傳閱，居然沒看出什麼破綻，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見開愚的博學。這是武大校園裡流傳的一段關於詩人的佳話。第三代詩人，大多是大學生出身，而且天性聰慧，能把死書讀活了。現在看來，一座大學，多出幾位詩人，還是比多出幾個書獃子要強。

8、花語：1989年，您從武漢大學畢業分配至文聯出版社做編輯，面對當時北京，身邊詩人少這一事實，是否特別懷念武漢，並有一種斷擋的失落？

洪燭：八十年代的末尾，我離開了武大，來到了北京，在文聯出版社做編輯。不知是因為城市的更改還是因為年代的更替，我周圍的詩人越來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詩也寫得越來越少了，基本上改寫散文了。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不管作為我個人，還是對於的詩人群體，都由詩化的歲月進人了散文化的歲月？詩人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但我的夢想並沒有結束。甚至，還像是剛剛開始。1989年7月我坐著硬板凳（火車硬座）來北京的，在老火車站重溫前輩沈從文初來時發的誓：「北京，我是來征服你的。」最近接受人民網採訪，說起這個細節，主持人趙凝問我是否也發過什麼誓，我說當時這麼想的：「北京歡迎我，我來，不歡迎我，我也來。只要我來了，就趕不走了。」

轉眼二十八年過去了，我不在乎自己在這座城市裡是否真有了一席之地，更希望精神上仍然坐著初出茅廬時的硬板凳、冷板凳，而不去搶那些安逸的沙發。那個二十二歲的文學「北漂」，如今早已過了不惑之年，卻還不知天命、不服天命，仍然對詩歌與人生保持著痴迷、困惑與好奇。也許，恰恰相反，我早在二十二歲之前就無師自通地知曉了天命為何物：文學就是我的天命，我的航標。詩歌乃至文學，是繁榮還是蕭條，將漲潮還是退潮？我沒想那麼多，它對我的影響不會很大。就像前面那二十多年一樣，我仍將做文學的「釘子戶」。誰想拆遷就拆遷吧，反正我就住這兒了，趕也趕不走。別說至少還有冷板凳、硬板凳可坐，即使是站票，我也要啊。二十八年前，投奔文學理想，我已做好了自帶小板凳的準備。文學永遠不會攆她的追求者的，我幹嘛攆自己呢？只要文學不死，我就不會成為喪家之犬。現在，我對文學感情更深了，態度更虔誠了。文學活著，我願意為她看大門。即使真像某些人預言的那樣——文學死了，她也會有守陵人的。不是還有我嘛，我會站好我的這一班崗。我知道能這樣想的，可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文學的鐵杆冬粉多著呢。即使文學真的死了，她的靈前也會點一盞長明燈，只要燈火不熄，就等於文學仍然活著。

9、花語：您曾有一段時間做了「詩歌的逃兵」，為什麼？

洪燭：八十年代我就左手詩歌、右手散文，自喻為左手聖經、右手寶劍。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參加《詩刊》社第十屆青春詩會後，我一度放棄詩歌。原因很簡單：當時是詩歌的低谷期，居京大不易，厭倦了租房及睡辦公室，僅僅為了有能力買一套商品房（多麼世俗而無力抗拒的一個念頭），我就狠心地改變了個人的創作史，以淡出詩壇為代價，轉攻大眾文化，狂寫為稻粱謀的青春散文，覆蓋數百家發行量巨大的青年、生活類報刊，成為掀起九十年代散文熱的現象之一，被《女友》雜誌評為「全國十佳青年作家」。其間出版長篇小說《兩棲人》以及散文集《我的靈魂穿著草鞋》、《浪漫的騎士》、《眉批天空》、《夢遊者的地圖》、《游牧北京》、《撫摸古典的》、《你是一張舊照片》、《冰上舞蹈的黃玫瑰》等十幾本。1999年如願以償地住進商品房，開始為回歸詩歌做準備，撰寫數十萬字解讀大師與經典的評論，后結集為《眉批大師》、《與智者同行》、《晚上8點的閱讀》出版。2003年，非典期間著魔般寫出二百首詩，覆蓋各地文學報刊。做「詩歌的逃兵」，不敢說是曲線救詩歌，至少是曲線救自己。那麼長的一段時間，我打算忘掉詩歌。我確實這麼做了，並且也做到了。我徹底地過起普通人的生活。但這並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返回詩歌——帶著一顆恢復了純潔、彷彿不曾被語言、意象污染的大腦。這是危險的賭博，因為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我再也回不到當初出發的地方。上帝保佑，流放者總算歸來了。我還是我，但一個詩人卻以自我放逐為代價，艱難地贏得了他的新生。當我忘掉詩的時候，詩也就忘掉我了。當詩想起我的時候，我又怎能抗拒——自己想起詩呢？所有忘不了的夢，都緣於你同時被自己所夢見的人夢見。這就不僅僅是夢了，它還具備了一半的真實性。詩也如此：一半是夢，一半是真實。流放歸來：詩把一個成年人的童心又給發掘出來，他壁壘森嚴的莊園，多了一片野花的開發區。在滿足基本生存之後，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寫詩上而不是掙錢上。掙錢的目的是為了有條件購買快樂，寫詩本身就使我快樂，雖然沒掙著錢，但獲得的快樂一點也沒少。對於我來說，快樂才是硬通貨。

10、花語：有人說您「影響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這話聽起來有沒覺著刺耳？

洪燭：本世紀初，詩歌還未回暖，一位曾經的中學校園詩人誠懇地跟我說了一句話：「你影響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雖是玩笑話，但是事實。我因寫詩上大學、進北京文聯的經歷，影響過那一代的許多中學生，讓他們覺得寫詩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學，可最後荒廢了功課，又沒被保送上大學，加上趕上詩歌的寒冬，所付出的，在現實中兌現不了什麼價值。這不只是詩人的悲哀，是時代的悲哀。我一直對詩歌有感恩，從來沒覺得詩歌害了我，相反，我的一切都是詩歌帶給我的。如果不是寫詩，我可能中學畢業后就在照相館里當臨時工。即使在因生活所迫離開詩歌的那十年，我並不相信會真正放棄。有日記本里的文字為證：「別人紛紛浮出海面，我選擇了沉入海底，因為我能更長時間的屏住呼吸。別人的詩篇如同照明彈升上夜空，使戰場都籠罩著節日的氣氛；我沒權利羨慕，悄悄背轉身去。讓我的詩做一枚深水炸彈吧，在沉沒的地方證明自己。別把我當成一般意義上的沉船。沉沒，並不等於沉默。沉默，也不等於沉沒呀……」對於詩歌，我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正因為要的少，給自己乃至別人的感覺得到的多，總有喜出望外的事情。正因為要的少，才堅持了下來，等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春。尤記得1992年參加青春詩會，大家打著手電筒，去寺廟後面爬山，在黑暗與空曠中盡可以放開嗓門，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的次數最多的還是那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走西口》為什麼成為那屆青春詩會的主旋律，或者說主題歌？使詩會籠罩著一種既粗獷又不無悲壯的氣氛。我想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及詩歌的浮沉不無關係。

我一直覺得1992年，是詩歌的一個分水嶺，八十年代黃金時期的餘光餘熱，到九十年代初才耗盡。經濟大潮的浪頭越來越大，作為精神制高點的詩歌在無法躲閃的物質壓力面前，顯現出江河日下的頹勢。詩人們也普遍有一種失重感：「詩人何為？」從各自壓抑的生活小圈子暫時走出來，在秋風席捲中相聚香山腳下，既為了切磋詩藝，更為了相互取暖。雖然誰都知道：溫暖是暫時的，快樂是暫時的。盛宴結束，還得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面對各自的難題。所以在飲盡杯中酒之前，都想痛快地吼一吼：「哥哥你走西口……」詩歌的邊緣化，從1992年前後真正開始的。當時寫詩，就像踏上一塊漂浮的大陸，或者說一塊漂浮的甲板，它原本位於社會中心的，可它正在滑向邊緣。詩人們難免會比別的船上的水手多一點暈眩。昔日香煙裊裊的神聖殿堂，正變得門可羅雀。甚至我們自己，不僅擔心自己可能是倒數第幾的香客，還擔心自己是否可能堅持下去。1992年，不僅許多詩人背井離鄉，改弦易轍，詩歌也該走西口了，該給自己找一條新的出路，新的活路。如果說新世紀的詩壇又變得繁榮，甚至恢復了八十年代的輝煌，那隻能證明：九十年代的詩歌，走西口成功了。突圍成功了。它在走西口中保留了火種。對於我個人同樣如此。在1992年的青春詩會之後，我一度遠離詩歌，轉寫散文與暢銷書，積累實力，抵禦嚴寒。我也是在走西口啊。但我知道我還會回來的。新世紀使枯木逢春。我果然回來了。不僅回來了，還給繆斯女神獻上自己在其他領域的戰利品。這可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詩壇上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的歸來者。走西口的歸來者。歸來的時候，青春已不在了，可詩歌還在。還在等著我們，一個接一個回來。就像當年，它也曾目送我們，一個又一個離家出走。歸來的時候，詩人老了，可詩歌還是那麼年輕。

11、花語：2016年夏天您重回武漢，有何感慨與我們分享？

洪燭：2016年5月，我的組詩《黃鶴樓與古琴台》獲《人民文學》「美麗武漢·幸福漢陽」全國詩歌（詞）大賽特等獎。頒獎典禮與朗誦會在在武漢市琴台大劇院舉行。重回武大，把當年經常散步吟詩的櫻花大道，又走了一遍。我南京的表妹看到微博上的照片，留言：「自從那年一男孩乘船獨自求學，他的命運就與武大割捨不斷啦。是你姨媽們因不舍而牢牢記得。我只是聽我媽描述的那個場景，都能覺得武大——大雨——船舶——男孩，肯定有不一般的緣。」親友們還記得1985年在南京碼頭送我去武漢的情景。輪船開往武漢之前，一場傾盆大雨從天而降。這麼多年過去，那個冒雨出行的男孩，變成老男孩了，做著的文學夢雖在現實中磕磕碰碰，還是醒不了。看到武大的風景，心裡一熱：我的青春曾受到這些景物滋養。難忘母校的恩情。再次在櫻花大道上行吟，感受著母校永不逝去的青春，彷彿又看見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對於我而言，武大是命運之門，改變了我的人生。 老校長劉道玉是我文學道路上的貴人恩人。我寫作至今，既為感恩，也為報恩。我還需更努力，才能證明1985年武漢大學和劉道玉校長從茫茫人海里選中我，沒有看走眼。他幫助過一批作家詩人。我只是其中之一。但我相信每個人都跟我一樣的心情。我的夢是武大造，武大人做武大夢。可武大夢，絕對是造。是夢裡的夢，也是教育夢和文學夢裡的一個亮點。

12、花語：詩人陸健說「有詩歌為伴 生活不會庸俗」，您怎麼看？

洪燭： 生活中的詩，正如海水裡的鹽、血液里的鐵，也算一種礦物質。我把白開水當成礦泉水來品嘗、鑒別。從無意義中發現有意義。如果說寫詩是自我欺騙，多麼願意如此幸福地受騙啊。詩是我心中的佛。我願意為它而施捨，也願意為它而托缽行乞。當然，對於另一些人，佛是他心中的詩。可以把詩意理解為一種宗教，也可以把宗教理解為一種詩意。它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我通過詩而脫胎換骨。早就不是以前的那個人了。什麼叫做詩人?是不斷更新的過程，也是結果。詩歌不會給予你什麼，它只能幫助你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但這是你擁有什麼的必要前提。因為飢餓，你去尋找食物——詩歌把你從麻木中喚醒。就把它當作你靈魂的鬧鐘吧。對於沒有詩也能活得好的人，我從不勸他們寫詩。對於沒有詩就感到沒法活或有了詩會活得更好的人，我能怎麼辦呢，不用我勸他們也要寫詩的。或者說，我再怎麼潑冷水他們也不會放棄的。這才是真正屬於我的夥伴。

13、花語：自媒體時代，微信的出現讓人們閱讀和推廣詩歌的機率大大增加，這是否造成對傳統紙媒的衝擊，並打破其原有的依賴？

洪燭：原先的純文學里，小說、散文、評論，都因為網路文學的新興勃起，而顯得老態龍鍾，連以先鋒自命的現代派都眨眼間變成了舊貨，反倒是在純文學里原本就很邊緣化的詩歌，與網路一拍即合。不僅沒有繼續衰落，反而借網路之東風扶搖直上。為什麼詩歌就不怕網路的遮蔽，反而得網路之助閃耀登場，重新亮相呢？這證明了詩歌真有一種置之於死地而後生的精神。而其它純文學樣式，常常是所謂的純文學，其實並不純，或者說沒純到家，沒純到極致，若真純到極致就死不了的。網路上那麼多人在議論「文學死了」，卻沒人敢說「詩歌死了」。誰都知道，詩歌是死不掉的，一方面因為自古即是詩國，有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另一方面，詩人早就學會了自救。市場經濟的物質主義，都沒把詩歌的海市蜃樓擠垮，都沒把詩人全餓死，網路的鋪天蓋地，難道就能把詩人給淹死嗎？他們早就學會游泳了，不，他們天生就會水性，在最嚴酷的環境里都能存活，尤其擅長絕處逢生，無空不入。詩歌註定是文學的急先鋒與輕騎兵。它憑著嗅覺就能聞到網路時代蘊含的無限生機。它一開始就是張開雙臂擁抱網路的。果然，網路使詩歌插上翅膀，使詩人的交流更為密切，彷彿回到盛唐。詩歌的現場，以最快的速度由紙媒體轉移到網路上，捷足先登。不，在互聯網出現之前，詩人們就懂得以自費詩集、民辦報刊、朗誦會來彌補官方詩刊陣地有限之不足了。詩歌是講究行動的文學，是注重現場的文學，是真正的純文學。超越功利，無欲則剛，是真正活著的文學。網路的出現如同天意，使詩歌枯木逢春，迎來了自八十年代之後的又一個青春期。詩人更無私，更願意奉獻，也更勇於犧牲，所以也就更適應網路時代：詩歌是一棵樹，只要有一塊土壤，就想開花結果，難道開花還需要理由，難道結果還想到收版稅嗎？ 寫詩是為了自娛並娛人的，這與網路的魅力不謀而合。許多人上網，不就是為了說話嗎？有一點話語權就夠了。不是為了把自己的話賣個好價錢的。詩人寫詩也是如此。所以無求功利的詩歌通過網路找到更多情投意合的讀者。所以無私的詩人，無意插柳柳成蔭，在網路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如果網路製造的文學革命，確實相當於焚書坑儒，那它肯定無法把詩歌付之一炬，因為詩歌不是死書，詩歌是活著的；網路革命埋沒的腐朽儒生中，肯定不包括詩人，因為詩人不是讀死書、死讀書長大的。詩人是鬥士，詩人擁抱新潮流，因為詩人永遠比任何新潮還要新潮。詩人自古至今都是思想與情感的潮人。對於21世紀初的詩人來說，網路來得正是時候。這場急時雨使詩歌枝繁葉茂。網路詩歌還將載入詩歌史——不，網路改變了詩歌，也改變了詩歌史。

14、花語：您的父母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留蘇大學生，出身於這樣的書香門第，他們一定給過您不俗的教誨，說下你為母親寫的《母親》一書。在您看來，何為孝？

洪燭：2007年12月底，我母親突然去世，在失去的母親的悲痛中我覺得寫作又一次幫助了我。雖然是寫散文，但十萬多字的《母親》我是當作詩來寫的。那時候我通過寫作一方面是抒發哀悼母親的情感，另一方面藉此回憶以前和母親的經歷。在我心情最艱難的半年時間是通過寫作度過的。寫完之後發現讀者都很喜歡，很多人留言都說看哭了，後來我發現文字真的很神奇，我哭著寫的東西讀的人看了也會哭。而這本書也意外獲得了當時的年度散文金獎，關注它的人就更多了。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首印一萬冊，很快又加印八千冊。這本書其實是很偶然的，可以說在我寫的所有書里，就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考慮到「文學」兩個字，也沒有考慮到「寫作」兩個字。寫的時候並沒有把它當作作品來寫，而是像寫日記一樣。但忽然發現我的所有書裡面最感人的就是這本。後來通過這本書我也反思我們的文學，我們以前的作家創作時可能太端著了，寫的時候會想著我是作家是詩人寫的是詩歌是散文，而最古老的文學作品在產生的時候沒考慮這些。寫《母親》這本書對於我也屬於一種返璞歸真，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識到文學的意義是和心靈和情感相關的，不是那種非常高精尖的。相反，只要在寫東西的時候把真情實感表達出來，肯定會感動別人。在我已出版的43本書裡面，這本書的產生最自然，它不是我寫出來的，是從我心裏面長出來的。孝，是一種愛，而且是最原始最有傳承性的。我寫《母親》一書，孝也是原動力。

15、花語：彷彿有段時間，您寫過不少關於新疆的組詩，您是怎麼回歸的，現在的寫作狀態如何？

洪燭:2005年10月，參加詩歌學會的「詩歌萬里行」，走進新疆，看見深邃的天空、漫長的地平線，以及與我日常生活相距甚遠的雪山、草原、沙漠、戈壁、冰川、內陸河……簡直像做夢一樣。這是一個令我們的現實變得渺小的最大的美夢，讓人不能自拔。沒有別的辦法，我又想寫詩了。似乎不讚美幾句就不足以平衡動蕩的心情：「我愛這遼闊，同時接受它所帶來的空虛/使個體的人顯得渺小，彷彿要垮掉/又在一瞬間無限地擴張了他的胸襟/並且再也無法收回/我愛這遼闊，也愛被遼闊改變了的自己/歡呼吧，為內心震撼后建立的新政權！」從新疆歸來，一年多的時間，我寫出由四百首短詩聯綴而成、長達八千行的長詩（或稱大型組詩）《我的西域》。在詩歌網貼出后贏得極高的點擊率，又由《人民文學》、《詩刊》、《星星》、《詩林》、《詩選刊》、《揚子江詩刊》、《長江文藝》、《飛天》、《紅岩》、《綠風》、《綠洲》、《延安文學》、《西北軍事文學》等數十家報刊選載，被詩家園網站評為「2006年詩壇十大新聞」之一2006年10月，我被特邀為詩刊社青春詩會指導老師去了寧夏，從賀蘭山走到六盤山，寫出長詩《西域》的寧夏部分。2007年4月，參加詩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詩」，從甘肅的蘭州、武威、張掖，酒泉一直走到敦煌（再往前就是陽關和玉門關了），我寫出長詩《西域》的甘肅部分。參加青海湖國際詩歌節，我又為青海寫詩。西部人文化了的自然以及與自然肌膚相親的人文，深深地影響著我並改變了我，如同創作生涯中一次刻骨銘心的艷遇，使我重新成為一個詩人。《我的西域》2008年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后獲得詩歌學會徐志摩詩歌獎。當時的頒獎詞為：「洪燭20多年來筆耕不輟，新作迭出，且始終保持在一定的質量水準線上，在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群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的西域》是其近年遊歷、探訪西部之後的一部力作，它的厚重、獨特，主要基於詩人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表現：一，對信仰、理想的重塑。這於平民化立場的過度提倡引發的價值混亂、道德失范之現世精神狀況無疑是一種反駁的努力，浸透著對自然和歷史的尊重；二，集中體現了詩人細緻綿密的創作思維特點。敏感、敏銳，穿透力強，和西部的蒼茫遼闊恰成對應。所以《我的西域》的成功，既是人力為之，又有某種天意；三，詩人對敘事元素與抒情元素的平衡掌控適當。故事不粘滯，頌讚得體——準確勾勒出了現代人的訪古朝聖之姿、之態、之幽情。」。沾了絲綢之路文化熱以及「一帶一路」的光，此書最近又重新受到讀者、評論家與媒體關注。

16、花語：為什麼參予發起新歸來者詩歌運動？

洪燭：2009年11月20日，我在南寧參加湯松波長篇組詩《東方星座》研討會，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當今詩壇「新歸來者」現象進入高速發展時期。什麼是「新歸來者」？我回答，詩歌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繁榮到90年代的蕭條后，新世紀以來逐漸升溫，呈現出春回大地之勢，似乎有望恢復八十年代的輝煌，湧現出了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歸來者。他們大都曾躋身於八十年代席捲全國的詩歌運動（如朦朧詩、第三代或大、中學校園詩歌等），后因各種原因中斷了創作，如今又候鳥般返回愈來愈熱鬧的詩歌現場。新歸來者現象出現在新世紀初，2005年以後「歸來者」現象明顯，近年來更是不斷升溫，2007年1月我在鄭州詩會上才明確提出新世紀「歸來者」概念。新歸來者的重要代表之一， 是上世紀80年代中學校園詩歌群體（代表人物還有邱華棟、周瑟瑟、師永剛、江小魚、葉匡政、小海、海嘯、葉寧、馬蕭蕭、古箏、沙克等等）。當時，全國中學校園湧現了成百上千的少年詩人及無數的文學愛好者，我曾在《八十年代的詩歌王子》中描寫這一盛況。姜紅偉又藉助網路等新興媒體把這些失散的詩歌兄弟聯繫起來，出版大型文集《八十年代中學校園詩歌備忘錄》。葛紅兵回憶錄的題目就是《尋找詩歌史上的失蹤者——用回憶向八十年代中學校園詩歌運動致敬》。那一批少年成名的中學生詩人後來大多數忍痛離開了詩歌，忙於生存與發展，如今又不斷有人重新拾起詩筆。由於2006年以來，我和眾多詩友一起為詩歌界歸來者現象鼓與呼，我還執筆寫了《歸來者：不是宣言的宣言》，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歸來者詩叢》（首批包括我的《我的西域》、邱華棟《光之變》、湯松波《靈魂沒有淡季》、周瑟瑟《松樹下》、吳茂盛《到達或者出發》、周藝文《我和你》，其中《我的西域》獲第二屆徐志摩詩歌獎），為詩歌的升溫，詩人的堅守或回歸提供支持。「新歸來者詩群」和這套《歸來者詩叢》被「南方詩歌研究中心」列入2009年專項研究課題，評論家張德明副教授在為這個專題研究做總論。新世紀詩壇為什麼會出現「歸來者」現象呢？我總結了四個原因：一是技術原因，二是政府政策支持，三是時代發展，四是詩人自身追求。由於互聯網的產生恢復了詩人之間的聯繫，詩人之間溝通多了，沉寂了很久的詩壇變得異常活躍，從技術上為歸來者現象的產生提供了支持。其次，經歷了1990年代物質世界的發展，國際追求軟實力的競爭，重視文化建設，呼喚文藝復興，詩人被激活。再次，時代發展、進步了，要求文化也要跟上。很多1980年代的詩人在離開詩歌的十幾年間，並沒有真正放棄，應時代的要求，詩歌日益繁榮，一批「歸來者」又重拾舊業開始創造。從詩人自身原因來講，我認為這是詩人夢想的復活。經歷了90年代詩歌的邊緣化，詩人們在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滿足之後，開始追求精神生活，所有的一切都緣於他們忘不了曾經的詩歌夢我認為，「新歸來者」是一種積極的文化現象，他們是詩壇的生力軍。對於詩歌生態繁榮、詩歌人口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是近年來詩歌繁榮的中堅力量。這些詩壇歸來者，有過1980年代的經驗，而且保持著1980年代的激情，對於詩歌的發展，將成為很重要的力量。凡是歸來者都有這樣的感覺：重新做一個詩人，這比一開始立志做一個詩人時更成熟。詩歌曾經是青春飯，是一生中的精神早點，人到中年的歸來者在中飯時再次以詩為主打菜，甚至準備把詩做成晚飯、做成不散的筵席，說明他真是準備跟詩過日子了，這對於繁榮詩歌具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歸來者」正在改變詩壇的格局，使詩歌逐漸走向大眾化。1990年代詩壇堅守者的數量是確定的，而新世紀的歸來者則是無限的。尤其1960年代出生的詩人（包括被文學史教材認可的「中間代」），歸來者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大膽預測詩歌將可能再現1980年代的繁榮景象。

17、花語：您曾在一個專訪里說過「詩人當自強！」，怎麼理解這句話？

洪燭：詩人不應該成為被社會大眾同情和憐憫的對象，我覺得詩人還是可以成為強者，被大眾敬佩。詩人當自強，而不是自卑、自殘、自虐，那都相當於精神上的自殺。每當談論顧城、海子時，我總希望也能有歌德那樣的大詩人：直到80多歲還在創作《浮士德》，超越了早期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詩言志，也勵志：應鼓勵詩人的生命更堅強，創作壽命更長久。詩歌與人生是緊密聯繫的，似血緣關係。它可以在我們憂鬱時、不快時，起到鎮痛的作用，慰藉我們的心靈。我不贊成海子、顧城的做法，其實他們原本可以像歌德那樣實現自我精神的超越。為他們惋惜，就是不希望這樣。能把酸甜苦辣都視為人生財富，就堅強了。顧城、海子若想通了，就不會破產。大俗與大雅互為滋補。藝術不是凌空蹈虛。亂世出詩人，鬧市也出詩人。沒有抗擊打能力，理想甚至會變成災難。對於經得起折騰的人，理想才是正能量。所以詩人需要加倍的堅強，才能在現實中保存住理想。保持理想不見得非要逃避現實，而是策略地面對現實。能改變現實的理想才是強大的理想。詩人永遠在協調理想和現實的關係。來自人性的詩意才是真正的詩意。要讓詩歌成為正能量，得有良好的心態。我20多歲寫《游牧北京》一書時說過：「能做畢加索就別做梵高」。能做自己就別做別人，能做第一就別做第二。寫作既要直面人生，更要直面自己。能做活著的戰士就別做烈士。我還在《我的詩經》里寫過「活著的詩歌烈士」。詩歌精神也許不需要烈士，但需要勇士。那得有超強的平衡能力。難啊，走鋼絲，又不掉下來。掉下來本無所謂，最好打一個滾就好了，才叫本事。爬起來還是一條好漢。不，應該更棒了。詩人作為愛的歌者，應盡量避免對別人乃至親人造成傷害。從屈原開始，詩歌就是弘揚真善美的藝術。詩人在生活中也是有底限的。詩人的好，卻應該是上不封頂的。詩人就該是好樣的。從海子、顧城的時代走過來，詩人們會越來越堅強，越來越智慧。詩歌可以言志、勵志，可以產生一種內在的能量，塑造一個人的精神層面。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詩歌的生命是無限的。不敢入世就不會出世。不會出世就不會入世。文人如蘇東坡者，最拿手的就是出入自如。

18、花語：您最初寫詩於何年，最初影響您最深的詩人有哪些？

洪燭：1980年，我還在上國中，同時接觸到兩位詩人的詩集——而且都是十四行詩。一位是莎士比亞，另一位是白朗寧夫人。雖然性別不同，但他們的十四行詩都以愛情為主題，山盟海誓呀地久天長呀什麼的。我產生了這樣的誤會：詩人天生就會談情說愛，而詩歌就是為了表達愛情的，是一些分行排列的、寫給未知的對象含蓄的情書，只不過公開化了，局外人也有權欣賞。豈止是欣賞，簡直是接受愛的熏陶、愛的教育，至少對於啟蒙者。如果沒有詩歌的引導，我或許就不會成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更無法言行一致地熱愛並且追求浪漫。當然，也可以說我是中了詩歌的「毒」——不得不飲鴆止渴。直到今天，我對詩歌與愛情都不曾有任何厭倦。作為戲劇家的莎士比亞和作為詩人的莎士比亞，簡直判若兩人。他一生中創作了三十個劇本，但也還忙裡偷閒寫出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和兩首敘事長詩。莎翁的戲劇驚心動魄、大起大落，但他的詩風婉約極了，像宋朝的柳永——帶有長期出沒於勾欄瓦舍而沾染上的脂粉氣。那麼，出自名門的白朗寧夫人，則類似於李清照了，舉手投足、選詞造句都顯示出貴婦人的風範。十四行詩，屬於歐洲文學史上一種古典的詩體，格律嚴謹、詞藻華麗，籠罩著時空迢遙造成的神秘感——總令我聯想到宋詞。它們應該都可以吟誦或彈唱，是酒綠燈紅、衣香鬢影的貴族生活絕佳的裝飾品。白朗寧夫人，是我最早知道的一位來自異國的女詩人，她的名字，容易讓我聯想到一種手槍的名稱——白朗寧手槍。抒情的詩歌也相當於手槍，佩戴在腰間，不像武器，更像是私人的裝飾品。它不是用來防身的，它的殺傷力就是它的感染力——至少沒有哪一種文體，能比詩歌更容易征服人們的心靈。每個讀者都是潛在的靶子。可惜，由於射程較短，口徑較小，它也漸漸落伍了：現在誰會寫十四行詩呢？還有誰會填詞呢？在流行歌曲的時代，我卻懷念著古典的詩篇。如果說詩歌在日漸衰竭，只能說那是因為彈藥的匱乏：現代人已不相信愛情了，更沒有過剩的情感需要表達。白朗寧夫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似乎並不高，她的十四行詩雖然有名，但畢竟屬於小女人式的文學吧。但不知為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的詩集在還是挺流行的。莎士比亞、白朗寧夫人、十四行詩，乃至柏拉圖式的愛情，都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幸好我還算是有福的：莎士比亞和白朗寧夫人的十四行詩集，曾經陪伴我度過少年時代——我越來越不承認那是一個清貧的時代。在我記憶中一直珍藏著這些被好多人丟失的東西。或許，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會擁有不同的信物。

19、花語：您眼中的好詩標準是什麼？

洪燭：我們談起詩的標準。詩要麼是無標準的，要麼有無數的標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標準。詩有無限的可能性，因而無法有統一的標準。每個人有各自的標準，才可能有獨創性。我的標準是什麼呢？我說，還用去到處找標準嗎？新詩的標準就在它的名字里寫著。新詩為什麼在詩前面加上「新」作為定語？新詩新詩，因為新才是詩，詩必須是新的。每一首詩要配稱作新詩，必須為詩提供一點新的可能性，不管內容還是形式，哪怕只是一點點，也將證明自身的價值。任何一點新的可能性，都在證實詩人的創造性。任何意義上的「新」，都是創造出來的。創造的敵人是模仿或複製。要創造，則必須殺死自己的敵人。如果有一千位大詩人，肯定就有一千種詩。因為真正的詩人應該是最有個性的，他不會模仿別人，他寫出的詩甚至都是別人無法模仿的。在某些方面，他不僅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一首好詩，應該是特定的詩人的影子。不管是好詩還是好文章，裁判權不在作者這裡而在讀者那裡。分數打得高或者低，局外人說了算。不管是好詩還是好文章，最唯物主義的衡量標準莫過於兩條：第一條，記住了，第二條，忘不掉。

20、花語：怎樣看待後來出現的梨花體，羊羔體，秀華體？

洪燭：也算新世紀詩歌的「小三峽」吧？很險、很喧嘩的風景，很有爭議，也很能吸引眼球。推動詩歌進入公共空間，有驚無險地亂雲飛渡：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三道衝鋒陷陣的風景線，引爆了詩歌的內在能量，擴大了外在影響，將為21世紀詩歌可能出現的大三峽，起到奠基作用。從這三級跳遠開始，詩歌重新回到大眾視野，不再是社會的絕緣體。雖然有利有弊，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