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高考依然公平，教育亟須變革

1977年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開始第一年的聯考，那一年我剛好高一。因為在1977年之前，我其實就有了上大學的願望，但我知道當時是工農兵學員，需要在農村拚命干農活，把農活干好了，受到大隊和公社的推薦，才能去上大學。

當時我已經做了一顆紅心干農活的準備，但1977年，農村高中在一夜之間就轉變了風向，我們的班導和校長要求我們從那一天開始認真學習，迎接1978年的聯考。我們地區當年的高中只有兩年制，也就是高二畢業要參加聯考。1978年我第一次參考全國聯考統考，1979年我考了第二次，1980年我考了第三次，最後考上了北京大學，這種經歷讓我對聯考有著深刻的體會。

像我這樣經歷了三年聯考的人，原則上會對聯考非常仇恨，但實際上我非常熱愛聯考，因為我知道當年的聯考是我走出農村、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徑。這條路徑很窄，像過獨木橋一樣，因為每年幾百萬人考試只有十幾萬人能夠被大學錄取。但我知道，一旦我被大學錄取，我就從此改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從此可以在自己所喜歡的知識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遊。

這件事情證明我的堅持是對的。從1977年恢復聯考，到我1978年開始參加聯考，到現在將近40年過去了。的聯考形式從省考到全國統考，又從全國統考逐步走向了地方聯考為主。但是不管怎樣，聯考的形式基本沒有改變，還是以各種學科為主的考試。

但近幾年，社會對聯考的非議也越來越多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大家覺得聯考已經不再是一個公平化的考試了。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我們發現農村孩子考上優質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農村孩子進入大學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我認為這裡面的原因跟聯考只是間接關係，比如說聯考試題中出的一些題目，在農村上學的高中生可能就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說大數據、人工智慧，對於城市孩子來說，是非常熟悉的話題，但對於農村孩子來說，就是不那麼熟悉。另外，聯考前的教育也不均衡。我們可以發現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農村孩子和普通平民孩子，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變少了。這也就意味著，成績一般的或者成績考不上名牌高中的農村孩子，就只能待在普通高中學習，進入優質大學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少。聯考的差距實際上是被從幼稚園開始的教育資源不均衡分配所導致的，並不是聯考本身的不公平。

但是聯考本身也是有一些問題的。比如，讓學生按照知識結構不斷學習、不斷背誦、不斷考試，最後給出標準答案，才能夠考上大學。聯考脫離時代的特徵非常明顯。我們依然在考幾十年不變的各種基礎知識，對於現代知識的更新、迭代，科技創新方面關注非常少。老師的教課，也依然用著黑板、學生和家庭作業之間這樣的教學形式，對於現代世界的發展、融合、世界政治體制的變遷變革、思想觀念的變革，關注很少。這樣導致聯考的卷子在某種意義上，是落後於時代了。這樣的落後加上教育資源的區域不均衡，直接導致現在聯考篩選人才的時候，只能篩選到一部分人才，但對於農村孩子和沒有優質教育背景的孩子來說，確實形成了一個走進社會，尋找發展機會的障礙。

我覺得這個障礙，在總結聯考40周年的時候，是一個我們需要嚴肅認真思考的話題。面對這樣的話題，我們要在幾個方面來進行討論：

第一，從幼稚園一直到中學的教育資源均衡問題。城市之間不同的老百姓群體的均衡，城市和鄉村的均衡，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均衡，變成了的一個最重要的話題，也是政府最應該解決的話題。

第二，教學內容的改革問題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問題。對於的學校來說，教學內容不改革，就不可能把新的知識和世界發展緊密聯繫起來。教學方法的改革，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高科技的發展，人工智慧的推進，不管是在哪個地區的教學，我們如何利用新的教學方法、教學方式、教學手段，來使學生更好地、更有效率學習，就變成了學校教育系統要考慮的問題。

第三，教育制度和教育體制的改革。我們一成不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體制，導致了教育的僵化。面向未來，的教育制度怎樣儘可能為更多的年輕人服務？能夠遍灑雨露甘霖給每一個希望接受教育的人，尤其是貧困地區、落後地區的教育如何提升，應該進行很好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著眼於均衡教育的發展，著眼於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內容的改革。在這點上，我覺得從教育部到教育廳、教育局都應該花巨大的力氣來做這件事情。由於聯考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聯考本身的改革我覺得也是勢在必行。

現在我們國家已經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一些課程的統考，以及一些課程的自主考試等，但我覺得改革步子還可以邁得更大一點，思想可以更開放一點。我們是否可以把自主考試、學校的自主招生、學生素質內容的考試與中學學習期間的學生能力，緊密聯繫在一起，讓的聯考走到一個既能夠普選人才，又能夠照顧到不同人群，又能夠符合現代世界發展規律的軌道上去。希望的教育人士，不管是民間力量，還是國家力量，能夠一起共同努力，讓我們的聯考在未來40年走得更好，為選拔出更加優秀的人才，為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