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思變與文學革命

刊載《文學改良芻議》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

陳獨秀（1879-1942）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新青年》雜誌主編

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二卷五號時，這份已創辦兩年的雜誌正處在難以為繼的危機之中。

1915年《青年雜誌》初發行時，只印1000份，其中還有部分屬於贈閱。1916年3月改為《新青年》，銷量並不見長，到了1916年底，還是慘淡。據吳虞觀察，《新青年》在整個成都地區只賣了五本。

這種經營狀況一直持續到1919年初才有了爆髮式的改變，五四運動后曾一度達到15000份以上。雖然1917年底，發行《新青年》的群益書社威脅要停掉這份雜誌，但經陳獨秀反覆交涉后得以續辦。續刊理由，一是銷數雖然不廣，一直處於上升中，到1917年3月，成都的《新青年》已經可以賣到30本了；另一個理由，是1917年初，確實出現了一個拐點，讓《新青年》的名聲已經與前大不相同。這個拐點，便是二卷五號、二卷六號的兩篇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

「快慰無似」

陳獨秀「發現」胡適

1916年2月，《青年雜誌》已出滿一卷六期，卻並未得到預期的反響，陳獨秀自我期許的「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不但看不到曙光，還因為刊名爭議被迫更名。周作人晚年回憶當時的觀感：「（《青年雜誌》）也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

因為各種原因，《新青年》二卷一號發行，已經是1916年的9月1日。這六個多月的停頓並非全無好處，至少作者欄的名字大有變化，除了熟悉的陳獨秀、易白沙、高一涵，老輩名士如謝無量、劉叔雅不見了，換上來的是李大釗和胡適。

胡適這個時候還在美國忙他的博士論文。他在美國倒是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但遭到身邊同學友人如朱經農、梅光迪、江亢虎的一致反對。反而是大洋彼岸的陳獨秀，從胡適寫給《甲寅》主編章士釗的信中發現了胡適「輸入文明」的主張，大為欣賞，當即托汪孟鄒向胡適百般約稿，甚至不徵得胡適同意便將《藏暉室札記》在《新青年》連載。

陳獨秀辦《新青年》，最大的問題是他希望從《甲寅》的「政治改革」轉向「文化建設」，但是苦於提不出較為成體系的文化主張。當時國內知識界討論最熱烈的文化命題是「孔教」。陳獨秀認為孔教與帝制頗有關係，是「國人之公毒」，但這不是新鮮的觀點，只是陳獨秀一貫姿態激烈，只有他喊出了「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但在論及「古文與孔教」時，陳獨秀似乎有力不從心之感，只能籠統地反對「文以載道」，主張「結構之佳，擇詞之麗，文氣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動人」為「美文之要素」，他甚至不反對「偶爾用典」。

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上比胡適在美札記《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退了一步，但提出的「八事」極為清晰簡明：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難怪陳獨秀讀到后覺得「快慰無似」，因為這篇文章為陳獨秀與《新青年》提供了一個適時的「議題」，可以幫助《新青年》解決影響不廣的問題，也能打破國內死氣沉沉的文化格局。

「鮮明確定」

強調推倒的《文學革命論》

陳獨秀迫不及待地致信胡適，邀請他回國同編《新青年》。蔡元培邀請陳去當北大文科學長，他說「不去」，因為要編雜誌，反而向蔡元培推薦胡適。他對這位素未謀面的安徽小老鄉的欣賞，達於極點。

陳獨秀的好處，是一旦打開了思路，確定了主張，他就能以最激烈的極端姿態，將這種主張喊到最響。孔教問題是如此，文學革命問題也是如此。一個月之後，他就拿出了《文學革命論》，許胡適為「首舉義旗之急先鋒」，自己則「高張文化革命軍大旗」，提出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兩文比較，你會發現《文學改良芻議》有可操作性，針對的是改正「弊病」，而《文學革命論》著重的是姿態，強調「推倒與建設」。前者是「知乎體」，後者是「公號文」。

這兩篇文章的推出，確實有著爆炸性的傳播效果。據張國燾回憶，1917年前，「北大同學知道這刊物（《新青年》）的很少」，直到《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發表，「才引起同學們廣泛的注意」。

鄭振鐸為《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撰寫導言時，這樣評價兩篇文章：「後來改成了《新青年》……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應為《文學改良芻議》——筆者注），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只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還持著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著非寫作白話文不可。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

《文學革命論》比《文學改良芻議》「鮮明確定」，主要區別在於作者態度的激烈程度。充斥著「革命」、「推倒」、「宣戰」、「排斥」之類決絕性語詞的《文學革命論》，讓原意是「引起國中人士之討論，徵集其意見，以收切磋研究之益」的胡適嚇了一跳。胡適主張「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則認為：「白話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鄭振鐸因此讚揚陳獨秀說：「他是這樣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熱誠，在做著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挑起論爭

真正引起公眾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二卷五號、六號這兩卷雜誌之間，正好隔著一個「北上」。編《文學改良芻議》時，陳獨秀還在上海，發表《文學革命論》，他已身在北大，「一校一刊」的結合，風雲將起。

從此之後，陳獨秀似乎找准了《新青年》的調性，在更新銳的編者錢玄同、劉半農的幫助下，一連串的組合拳打出，從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的「雙簧信」，到少年學會的成立，再到《新潮》《每周評論》的創刊，「文學革命」以一種運動的方式展開了。

「文學革命」新的尷尬點在於：雖然已贏得了崇尚新奇的年輕學子注目，但這場革命仍然處於魯迅所謂「不特沒有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的尷尬境地。比陳獨秀更激進的錢玄同喊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固然是「為文學革命找到了對象」，但那些謬種與妖孽都不來理會，所以才有了錢玄同、王敬軒的「雙簧信」。

「王敬軒」的來書和劉半農的答書中，各有一大段是關於林紓譯文的，這是公開的挑釁。之所以選擇林紓做靶子，大約因林紓以桐城古文譯西洋小說，在公眾中影響較大，而從舊學問系統的眼光看來，他又算不得一個純正的學者。像嚴復就嘲笑林紓說：「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

然而練過武術的林紓，有著一副剛烈的性格，受不得這種公開的嘲笑與諷刺，他的還擊，從《荊生》《妖夢》到《致蔡元培書》，才讓「新舊論爭」不是左右互搏地自說自話，而真正成型並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究其實，「文學革命」的提出，是袁世凱、張勳兩次復辟造成的政治壓抑氣氛下，人心思變的必然結果。從洋務運動仿造堅船利炮，到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學習西方制度，再到民初議會政治失敗，新式知識分子轉向文化建設，「徹底重估、改變社會一切」的心態蔓延在許多人心中。「古文/白話之爭」是這種決絕心態的一個突破口，新文化陣營相信，死文字不能帶來活思想，舊文學無法配合新思潮。語言文字只是一種工具，而背後的意識形態衝突，才是百年後仍能引人深思的要點。

□楊早（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