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銀行業百年變遷、危機處理與啟示

美國銀行業變遷：在混業和分業間尋求平衡

美國銀行業在探索中不斷完善，從美國《自由銀行法》開啟早期金融業自由發展、混業經營的大門；到《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銀行業經營地域、經營範圍受限，加速海外擴張；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利率市場化，《格雷厄姆-里奇-比利雷法案》解除銀行業跨洲、分業經營限制，加大金融市場創新；再到《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錶外業務與自營交易做出嚴格限制，逐步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在制度不斷變遷中，美國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銀行體系。

危機期銀行業股指率先下跌，規模收縮，息差先升后降，不良反彈，凈利潤銳減

完全實現利率市場化以來，美國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分別以1990-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機、2000-2002年互聯網泡沫危機和2007-2009年次貸危機等事件作為分界點。

經濟危機期間，美國銀行業股指先於大盤下跌；貸款比重下降，尤其是不動產、工商業貸款下降導致資產規模縮減；市場利率下調，率先作用於計息負債成本率，隨後影響生息資產收益率，因而凈息差先升后降；美國實體經濟疲弱嚴重導致銀行業不良貸款上升，撥備覆蓋率下降；而收入增長不抵撥備大幅計提和投資虧損，直接導致利潤出現負增長，甚至負值。這些經濟危機，銀行業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危機后美國銀行業的自省和調整

危機后政府介入提供緊急流動性，量化寬鬆，加強監管；銀行業自發調整資產規模、經營模式，加速不良貸款處理，管控經營風險。近年，隨著經濟復甦，美國銀行業總規模恢復增長，規模結構優化；凈息差首度回升；不良貸款率下降，資產質量改善；撥備計提正常化，收入和凈利潤穩步增加；資本充足率符合監管要求；估值也有所迴轉。美國銀行業逐步向好，走出危機陰影，也為銀行業經營風險管控與改革發展提供借鑒。

美國銀行業作為美國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興衰榮辱縮寫了美國近代金融業的發展歷程。近代美國銀行業的發展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自由發展階段（1838年-1930年）

1838年《自由銀行法》的頒布開啟了美國早期金融業自由發展的大門。一方面，任何人以10萬美元資本金可開設銀行；另一方面，銀行業允許混業經營，商業銀行既可辦理信貸業務，又可從事投行、保險業務。寬鬆的准入資格和巨大的利益誘惑強烈刺激美國銀行業，銀行數量迅速增加。

1927年《麥克法登法案》禁止銀行跨州設立分支機構。外部競爭者的減少更為小銀行的快速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隨著銀行業高速發展，統一規範和嚴格監管的缺乏也造成銀行業亂象叢生。1929年10月，美國股市崩盤引發銀行擠兌風潮。3年間9000餘家銀行因此倒閉，轉而威脅到大量企業經營，嚴重破壞信用體系。銀行、證券、保險等機構混業經營被認為是引發大蕭條的重要因素。

2．分業經營階段（1930年-1960年）

1933年美國國會頒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禁止銀行混業經營，限制小額存款利率，銀行業自此進入嚴格管制期。這一時期，銀行業經營業務較單一，經營範圍、業務規模受限。

隨著二戰後海外市場需求增加，為謀求業績新增長，銀行業開始拓展國際業務。對於當時的美國銀行業而言，海外開設分支機構不僅不受分業經營限制，也可以突破利率等國內嚴格的監管管制，美國銀行業逐漸在國際市場中佔據領先定位。

3．利率市場化階段（1960年-1990年）

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財政赤字巨大，國際收入情況惡化，美元信譽受衝擊，多次爆發美元危機。1973年3月，歐洲各國達成協議，對美元實行浮動匯率。至此，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全面瓦解。

這一時期，國內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嚴重，金融市場脫媒化加劇，傳統存貸業務規模擴張受限，盈利空間減小，銀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經營風險加劇。1980年《存款機構放鬆管制的貨幣控制法》成立存款機構放鬆管制委員會，承諾逐步取消對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限（Q條例）。1986年《儲蓄機構取消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和《儲蓄機構法規》相繼出台，美國徹底實現利率市場化，為銀行業帶來機遇與挑戰。

4．完善監管階段（1990年-至今）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各國銀行業放鬆管制、搶佔市場。1994年《瑞格-尼爾法案》解除跨洲經營和設立分支機構限制，帶動了銀行業的併購熱潮，小銀行被兼并、數量銳減。1999年《格雷厄姆-里奇-比利雷法案》放開銀行業經營領域，美國銀行業重新進入混業經營模式，銀行業務向全金融業拓展，寬鬆的管製為銀行業的發展帶來極大推動力，但肆意發展也帶來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國金融監管改革》對錶外業務與自營交易做了嚴格的限制與監管。對商業銀行從事自營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的限制實際上是向分業經營體制某種程度的回歸，但混業經營的格局依然保留。美國銀行業試圖在分業和混業之間尋求平衡。

從《自由銀行法》頒布，推動了銀行業自由發展；到經營地域、經營範圍受限，加緊海外擴張；再到利率市場化，解除跨洲、分業經營限制，加大金融市場創新，完善金融監管制度。美國銀行業在探索中逐步完善，形成獨具特色的銀行體系。

二、危機期銀行業股指率先下跌，規模收縮，息差先升后降，不良反彈，凈利潤銳減

隨著美國開啟利率市場化進程，利率對外部宏觀環境變化的敏感度加大，銀行經營面臨的不確定性加重，1980年起15年間近3000家銀行倒閉，金融危機也更加頻繁。完全實現利率市場化以來，美國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分別以1990-1991年第三次石油危機、2000-2002年互聯網泡沫危機和2007-2009年次貸危機等事件作為分界點。

1．股指走勢：危機期美國銀行業股指先於大盤下跌

經濟危機期前，美國市場利率呈現1-2年的上升期。利率上升對企業經營帶來考驗，高額負債、無法付息的企業往往難以為繼，企業倒閉或是推動經濟危機原因之一。經濟危機期間，宏觀上表現出GDP增速驟減，市場利率連續下調等現象。而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投射到股市中，大盤走勢隨之連續下跌。

基於宏觀角度,一方面，銀行業的持續發展依賴於穩定而健康的宏觀經濟環境，其行業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呈現高度同步性；另一方面，銀行業是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重要的一環，它體現了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成果。因此, 在這些危機中，銀行業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從標普500銀行業股指走勢中可以看出,受經濟影響股指分別在1989年9月、1998年7月和2007年2月達到峰值後下跌；而大盤股指則在1990年9月、2000年8月和2007年9月開始下跌，滯後於銀行股指6個月-2年時間。數據表明在面對經濟下行時，銀行業股指會先於大盤對危機作出反應，對大盤具有預警作用。

2．規模狀況：危機期資產規模縮減，結構調整，不動產、工商業貸款縮減明顯

1）資產規模：危機引發銀行業併購熱潮，銀行數量減少且總規模略降

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美國共出現三次銀行倒閉潮：

一是1930-1933年，三年的大蕭條使銀行數量驟減。隨著《麥克法登法案》頒布，禁止銀行跨州經營和寬鬆的外部監管環境為小型銀行帶來利好，使其經營和競爭壓力降低，在各自洲內存活壯大。1984年美國銀行總數更高達17901家，其中總資產小於1億美元的銀行高達13807家，占銀行總數的77%。

二是20世紀70年代末，石油危機和滯漲問題困擾美國，在通脹不斷升高和金融脫媒化的壓力下，政府放開利率管制。利率市場化后，小銀行數量銳減。一方面，80年代經濟衰退導致銀行業不良貸款高築，小銀行在爭奪資源方面缺乏優勢，經營風險的提高容易誘發倒閉；另一方面，1994年《瑞格-尼爾法案》解除了跨洲經營和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帶動銀行業的併購熱潮，小銀行大量被兼并收購。

三是2008年次貸危機后，銀行數量降幅加劇。2016年銀行總數降至5913家，僅為1984年的三分之一。其中，總資產低於1億美元的銀行減少至1541家，佔比僅26%。融資成本、不良貸款升高或為小銀行被收購、倒閉的主要原因。

銀行數量遞減的同時，美國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自1995年快速增長，2016年末美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達16.7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09%。1990-1992年、2009-2010年期間，由於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資產規模有小幅下降。其中，資產超過100億美元的銀行資產規模比重由1984年27.46%%上升至2016年81.95%。大型銀行不斷通過併購和規模擴張實現壯大。

2）存貸款結構：危機期存貸款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其中存款占負債比重上升而貸款占資產比重下降

經濟危機期，美國銀行業存、貸款同比增速呈現大幅下降，資產端的貸款同比增速波動尤為明顯。危機期，政府採取救市政策，釋放流動性，銀行業國內存款總額占負債總額比重上行。例如，2008年3月美聯儲為貝爾斯登提供緊急資金、聯邦政府接管兩房，10月美國國會通過救助計劃，相繼出資救助花旗集團等銀行，幫助美國銀行業加速恢復。而危機期貸款占資產比重下降，大型銀行降幅尤其明顯。一方面，實體經濟狀況差使銀行業貸款投向受影響，而大型銀行投向企業的貸款規模大，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創新發展，為維持盈利能力，銀行向其他生息資產方向業務拓展增加，大型銀行在金融創新方面優勢高於小銀行。因此，大型銀行危機期貸款占資產比重降幅高於中小型銀行。

3）貸款行業結構：危機期不動產貸款、工商業貸款規模縮減明顯

2016年美國銀行業貸款行業分佈中，不動產貸款4.60萬億美元，佔比49.47%；工商業貸款1.94萬億美元，佔比20.80%；個人貸款1.59萬億美元，佔比17.08%，以上三類是貸款的構成主體。

危機期不動產貸款和工商業受經濟因素影響較大，貸款規模縮減明顯，尤其是不動產貸款在次貸危機后呈現大幅下降，直至2013年有所迴轉。而個人貸款受危機影響較小，在不動產貸款和工商業貸款下降期，上行加速。

3．息差結構：危機期息差先升后降，中小型銀行凈息差高於大型銀行

利率的變動直接作用於負債端，在計息負債成本率中得以體現，而對資產端的生息資產收益率的影響存在滯后，因此在利率變動初期凈息差會呈現相反走勢。經濟危機期間市場利率下降，計息負債成本率率先下降，隨後是生息資產收益率下降。因此，危機期凈息差先上升後下降。

從不同規模角度，美國中小型銀行生息資產收益率和計息負債成本率均高於大型銀行。資產端，中小型銀行在其所在區域具有較高議價能力，生息資產收益率約高於大型銀行1個百分點；而負債端，中小型銀行需要提高其存款利率以獲得足額存款，但由於市場整體利率較低，中小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僅高於大型銀行約0.1%。凈息差為生息資產收益率與計息負債成本率二者相減，因此美國中小型銀行的凈息差高於大型銀行。危機期，大型銀行凈息差受影響波動大於中小型銀行，且不同規模銀行間凈息差差距收窄。

4．資產質量：危機期大型銀行不良率高於中小型銀行，撥備消耗嚴重

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實業企業無力還款，造成大量不良貸款，給銀行業帶來巨大壓力。美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在經濟危機期間增長迅猛，尤其是次貸危機期間不良貸款率上升至5.44%，是危機前最低值0.74%的7倍。不良貸款率自危機開始時上升，在危機后1-2年達到頂峰，經過3-5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水平，一場危機影響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往往長達5-10年時間。

大型銀行不良貸款率高於中小型銀行，而撥備覆蓋率則持續低於中小型銀行，且大型銀行受危機影響波動高於中小型銀行。如，2008年次貸危機中，資產高於100億美元的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7.39%，約是資產為10-100億美元銀行的2倍。主要原因是大型銀行從事大量投行業務，次貸危機期間投行業務大面積受損，資產不良率增大，消耗大量撥備，需要較長時間進行調整恢復。

5．盈利能力：撥備大幅計提導致危機期銀行業凈利潤銳減

1）收入結構：危機期利息收入和支出受利率影響下跌明顯，但凈利息收入逐年增長

從利息收入結構中可以看出，危機期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受市場利率影響下跌明顯，尤其是2008-2010年利息支出下降約80%，而凈利息收入未受明顯影響，逐年增長。主要原因是利率市場化后利率波動幅度加劇，而利息收入中佔比達80%的貸款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中佔比約60%的存款利息支出，二者受利率變動影響明顯，帶動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同漲同跌，而利息收入降幅小於利息支出的降幅，使得銀行在利息收入下降的狀況下，仍保持了凈利息收入逐年增長。

2）凈利潤：撥備大幅計提導致危機期凈利潤銳減，目前仍處危機后恢復期

經濟危機期，美國銀行業加大壞賬和準備金的計提，尤其是次貸危機期間資產減值損失一度高達1930.4億美元，大量減值損失嚴重侵蝕利潤；另一方面，由於股市崩盤，而銀行業手中往往持有較多股票，因此造成大量證券投資損失。撥備大幅計提和投資虧損導致凈利潤負增長，甚至為負值。

6．估值：危機期估值下降，隨著經濟復甦估值有望上漲

經濟危機期美國銀行業遭受沉重打擊，PE和PB受影響較大。截至2016年12月31日，標普500銀行業指數PE為15.05，PB為1.19。近年美國處於危機后恢復期，經濟溫和復甦，銀行股指有所迴轉，與危機前相比估值仍有上漲空間。

7．小結

經濟危機中，美國銀行業股指先於大盤下跌；存款比重上升，貸款比重下降，尤其是不動產、工商業貸款下降導致資產規模縮減；市場利率下調，直接影響銀行業生息資產收益率和計息負債成本率，凈息差先升后降；而美國實體經濟疲弱也嚴重導致不良貸款上升，撥備覆蓋率下降；撥備大幅計提和投資虧損直接導致收入雖有所增長但利潤出現負增長，甚至負值的情形。

隨著經濟溫和復甦，近年美國銀行業發展也呈現出積極態勢。銀行總規模快速增長，規模結構優化，存貸款數額穩步上升；凈息差首度出現回升；不良貸款率下降，資產質量得以改善；撥備計提正常化，收入、盈利增加，不盈利銀行和問題銀行數量下降；資本充足率達標；估值也有所迴轉。這些都是美國銀行業正向著更好方向發展的表現。

三、危機后美國銀行業的自省和調整

經濟危機對美國實體經濟和美國銀行業都帶來重大負面影響，在危機中銀行業也不斷自省，調整業務結構與戰略發展方向。下文以次貸危機為例，探討危機后美國銀行業的自省和調整。

1）調整資產規模

危機前，美國銀行業在經濟向好的支撐下普遍採取擴張性策略。一方面，大規模兼并收購，布局國際化金融市場，提升市場地位；另一方面，開展多元化經營，拓寬業務領域，實現向證券、基金等業務的全能發展。過度重視規模壯大導致在資產投向上偏重於高槓桿高收益的虛擬化項目，造成過度泡沫，也忽略了高槓桿可能存在的高風險。當泡沫被戳破，銀行危機接踵而至。

危機后，雷曼兄弟破產，美林銀行被收購；部分銀行通過縮減貸款額度調整資產規模，例如花旗集團貸款總額由2007年8354億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6533億美元，總規模由2.19萬億美元減少至1.79萬億美元；而部分銀行加速擴張，例如以零售業務為主的富國銀行總規模則從2007年0.6萬億美元上升至20116年的1.93萬億美元。通過調整資產規模，緩解銀行業危機。

2）調整經營模式

不同銀行有不同的經營方式和經營特點。例如，富國銀行注重本土化發展，其約98%的銀行資產和員工都在美國本土，同時富國銀行偏重於社區銀行業務，社區銀行業務對其存貸款業務和凈收益的貢獻度維持在60%左右；而花旗集團約50%的資產遍布國際，且高度運用資產證券化等一系列高槓桿產品。

危機后，銀行業開始重視自身經營模式，部分銀行關閉自營交易部門或減少投行業務，主動調整業務重心。其中，富國銀行能夠逆勢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堅持社區銀行業務；而花旗集團將自身劃分為專註傳統銀行業務的花旗銀行和側重其他非核心業務的花旗控股，並把更多資源集中在優勢業務上，縮減非優勢和虧損業務。

3）加速不良貸款處理

經濟危機期大量問題企業被兼并或倒閉，大量信貸無法收回，美國銀行業計提信貸損失撥備劇增，2008年如今的美國四大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富國銀行和花旗集團）信貸損失撥備高達210億美元、268億美元、160億美元和337億美元，而次年更高達320億美元、486億美元、217億美元和388億美元，均佔到當年利息凈收入50%以上，巨額撥備對銀行業盈利狀況造成巨大壓力。

危機后，銀行業重新審視信貸業務，加速不良貸款處理，減輕撥備計提壓力，大部分銀行在2013年後撥備計提回歸正常值，銀行業的凈利潤也逐漸回歸正常水平。

4）管控經營風險

2010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宣布《巴塞爾協議III》。根據這項協議，商業銀行不但需要上調資本充足率，計提2.5%的防護緩衝資本和不高於2.5%的反周期準備資本，同時，還將引入槓桿比率、流動槓桿比率和凈穩定資金來源比率等要求，以降低銀行系統的流動性風險，加強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而更多銀行也開始重視自身風險管控能力，制定風控計劃。例如，富國銀行在危機后成立董事會風險委員會；摩根大通在「倫敦鯨」事件后，強調董事會及高管層的風險治理機制。這些都對完善銀行業管理制度起到積極作用。危機后美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指標出現明顯提升，對抵禦風險起到正向作用。

風險提示：1、經濟增長超預期下滑；2、資產質量大幅惡化；3、政策調控力度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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