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定內心的方向，千迴百轉煉到極致，即為人生的大智。

周梅森，人們所熟知的身份是：頂級作家、金牌編劇、《人民的名義》編劇暨作者；

而在此之外，他還曾是：下井礦工、雜誌編輯、改革開放下的地產商、最早一批股票大戶，掛職出任過市政府副秘書長。

從「錯字連篇」的小礦工到「眾人矚目」的大作家，很多人覺得周梅森的人生活得像個傳奇……

其實，他真實的經歷，才是一局真正精彩的「勝天半子」。

1956年，周梅森出生在江蘇揚州。貧窮，是他對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小時候特別苦，吃不飽，尤其是1960、1961年，煤礦周圍的榆樹皮都被扒下來吃了，所有榆樹都死了，還吃楊樹的花，北方叫『毛毛蟲』。」周梅森回憶說。

不僅人挨餓，連天上飛的鳥都餓得往下掉：「記得有次我和弟弟就撿了幾隻奄奄一息的麻雀，瘦得就剩皮包骨，我們把麻雀放在沸水裡燙燙就吃了。」

三年自然災害后，又趕上十年浩劫。周梅森所在的學校也跟著停課。打架鬥毆、拉幫結、拚命玩耍……這是周梅森記憶中渾渾噩噩的少年。

直到14歲，子頂父職的他當上了一枚半工半讀的礦工。周梅森終於迎來了自己人生的一次轉機。

當礦工雖然工作辛苦，但在當時卻是個不錯的工作。

因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普遍很高；且每月九塊錢的工資和一年一套的工作服，也是筆不小的財富；再加上編製穩定，算得上是響噹噹的鐵飯碗。

曾經，周梅森也一度想牢牢抱緊這個飯碗。

但也正是那個時候，周梅森與文學也有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某次他從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兒看到一本書，這本書前面少了十幾頁，後面少了十幾頁。但有一行小字赫然清晰，即：「你用劍征服世界，我要用筆征服世界。」

當時他並不知道這本書就是赫赫有名的《巴爾扎克傳》，但那行鏗鏘有力的小字，讓少年周梅森很是觸動。

如今，周梅森在他所有的履歷上，學歷一欄，依舊大大方方填著：高中。

有記者採訪他時，他進一步笑說：「我其實高中都沒畢業，國中也沒學好。」

那次與文學觸電后，周梅森當即開始提筆寫作。

「那時候沒有稿紙，我在下井的時候就專找包炸藥的紙。炸藥紙一般要塗一層蠟，塗蠟之前要切下來很多碎紙片，就在那上面寫。」周梅森說。

在那樣的稿紙上，他寫下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說，名為《煤鄉怒火》，總共25萬字。

「但我那時總共掌握的漢字也就三千個左右。」他說。

如今他自評「那就是一堆垃圾文字」、「我都不敢看」。但在那時，尚未真正見識過這個世界的周梅森，「卻以為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堪比半部《紅樓夢》」，他信心勃勃地把稿子寄給了當時頂級的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結果當然是石沉大海、希望落空……

但當時周梅森依然不停地寫、不停地投，投了被拒、拒了再寫。由此倒是和當地的郵遞員都混得很熟，他們一看到他的信，隔著一條街就開始大喊：「周梅森，稿費（廢）稿費（廢）。」其實不過是種調侃。

他總大包大包地寄出，又大包大包地收回。周圍的人都覺得這人又軸又二。

他們說：如果周梅森要能成為作家，那這個世界就奇怪了。

命運的拐角出現在1979年。

憑藉著一股驚人的毅力，在從未被認可的絕境下，已堅持寫了六七年的周梅森，終於有兩篇文字見刊，發表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按他的話，是「非常意外地」被發表了。

但也正是因為這兩篇文字，被省級雜誌《青春》看到。當時的新人才奇缺，各行各業百廢待興，《青春》雜誌也由此向他拋來橄欖枝。

可當時，當礦工的周梅森已有了相當不錯的收入，「我是技術工種，相對輕鬆，算是很好的。而如果去當編輯，每個月至少要少拿20塊錢。在當時，20多塊是很多的，相當於一個年輕工作一個月的工資。」

可周梅森還是堅決要走。

如今年過六十的周梅森，對當時的這樣一幕依然記憶猶新：

「我當年基層單位的一個支部書記，送我走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他說周梅森啊，你走了以後肯定後悔，你的工資永遠也漲不過你那幫同學們。」

許多年後，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想起當時的情境始終萬千感慨。

「事實上，我那些留在煤礦里的同學全都下崗了，生活費也就是三四百塊，好的四五百塊。」

命運始終青睞不斷超越、不貪安逸，保持進取和自我挑戰的人。

正式成為雜誌編輯、進入文學界的周梅森，因為已有多年的基礎，寫作很快開始顯山露水。

他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書籍《沉淪的土地》發表在1983年，一發表即引起了轟動。

此後，他相繼出版了《黑墳》《軍歌》《大捷》《國殤》等一系列歷史與戰爭題材的作品。不僅獲得了文壇主流的認可，且被當時的文學界評論為「現象級作家」、「周梅森現象」，即作家憑藉史料和想象力，也可以創作出有價值的文學作品。

從1983到1993年，他相繼出版了12部小說，其中有3部被改編成影視作品。

可正當聲明鵲起時，周梅森卻又主動選擇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拐點：下海經商。

有人說，周梅森下海是為了解時事、掌握時代發展的脈絡，但他自己否認：「我下海就是為了賺錢。」

雖說當時改革開放的浪潮下「遍地是黃金」，可事實證明，這黃金並非唾手可得。

周梅森選擇的項目是當時大熱的地產，他來到廣東惠陽的淡水，據他回憶，那是全第一個把土地分割成郵票大小賣的城市。

他當時和人合夥買下一塊七八十平方米的地，蓋了六層。為了讓上層空間更大，從第二層開始逐層向外飄。蓋出來像紀念碑、也像塔。「結果旁邊樓看了，也都跟著我們這樣干，最後房子建出來都不能開窗戶」，「也沒有地下排污系統」。

按他自己的話說：「我創作的開頭搞了一堆文字垃圾，之後又造了一堆建築垃圾。」

普通人轉行遭遇失利和重創，如果覺得自己不是那塊料，索性淺嘗輒止、很快放棄，但周梅森偏偏是個不服輸的人，他骨子裡甚至越挫越勇、熱血澎拜，永遠雄心萬丈……

這之後，他陸續嘗試過別墅項目、承包過高速公路修建、賣過鮑魚、差點倒成飛機、成為最早一批股票大戶……簡直是哪裡有式的開發，哪裡就有周梅森的足跡。

後來他自己總結：

雖不曾暴富，但也到底實現了經濟自由。

真正厲害的人，是無論命運給了你什麼，我都有本事剔除糟粕、拎出精華，把劣勢轉化為優勢。

周梅森正是如此。

他在商寫商、從政寫政(后曾掛職出任過市政府副秘書長)，按照他自己的話：「我長期以來的做法是，每進入一個新的平台（領域），就會在這個平台之上寫出一系列新的作品。」每一段經歷都在他筆下轉化為成功的素材。

他坦言，如今名聲大噪的《人民的名義》，正是源於自己的一場官司：「我持有徐州當地一家銀行的股權，被代持的民企朋友違規抵押了。」這是大風廠股權糾紛的原型。

在此之前，周梅森在文學圈其實是個爭議人物，很多人不看好他寫的東西，說他的作品「離現實太近、未經沉澱、看不清楚」、「不符合文壇主旋律」、「題材太過敏感不易出彩」。

可他自有自己的信仰：「多年之後，我重讀《巴爾扎克傳》，更堅定了走批判現實主義之路的信念。」周梅森說，文學作品要想影響人，就必須在社會生活的現場，而這個現場」，就是現實主義，即真實的生活。

事實證明，這一局，他又贏了。

從當初孤注一擲的「棄工從文」；他靠選擇與毅力，贏了第一局；到後來他下海、從政、做自由投資人，又以自己的經歷和執著地對生活的介入，贏了第二局……他才是真正「勝天半子「的那個人。

《天局》一書的作者矯健，曾這樣解讀過「勝天半子」：這其實是一種追求正路上的極致主義精神。可惜，祁同偉只讀懂了一半。

選定內心的方向，千迴百轉煉到極致，即為人生的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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