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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推送過一篇諾蘭今年新片《敦刻爾克》的科普長文？
文中說到，1940年英法同盟軍在歐洲戰場艱難撤退。
但在當時，美國對戰爭是什麼態度呢？這個後來在廣島、長崎投下了兩大枚原子彈的國家，為何在文中完全沒有存在感？
這可不是因為作者忘記提了。大家還記得歷史教科書中定義的「孤立主義」吧。由此代表的中立態度，就是彼時的美國對歐洲和亞洲戰事的所居的立場。
一戰初期，美國保持中立，二戰爆發后，於1930年簽訂過《中立法案》的美國終於在珍珠港被襲後放棄了這項國策，此後其逐漸走上干涉主義道路
不過，最近Netflix推出的紀錄片《五人歸來：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有可能讓你對美國的態度發生180度大逆轉。
你會發現，原來在好萊塢，有這麼五位大導演的態度，竟是與孤立主義完全不沾邊的！
正相反，他們不僅策略性地與政府斡旋，甚至還直接穿上軍裝奔赴前線！
親自上陣后，戰爭永遠地改變了他們。而他們留下的影像，也為從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美國人，提供了他們對於二戰的唯一記憶。
這五個傳奇般的人物，就是弗蘭克•卡普拉、喬治•斯蒂文斯、約翰•福特、威廉•惠勒和約翰•休斯頓。
從左至右依次為弗蘭克•卡普拉、喬治•斯蒂文斯、約翰•福特、威廉•惠勒和約翰•休斯頓，這五人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參軍奔赴二戰前線
這一串曾經閃耀於奧斯卡影史的人名，對現在的很多電影觀眾來說，也許頗為陌生。
Netflix顯然也明白這點，所以他們在紀錄片中特地邀請了好萊塢當紅的五位大咖級名導來介紹他們，並幫我們梳理出事件的原委。
五 人 歸 來 ：
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Five Came Back (2017)
導演: 勞倫•布羅澤
編劇: 馬克•哈里斯
主演: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吉爾莫•德爾•托羅 / 保羅•格林格拉斯 / 勞倫斯•卡斯丹
共3集×60分鐘
1080p+Netifix官方中字熟肉已出，請自行尋找
豆瓣評分：9.1
IMDb ：8.6
本片的原著亦已推出中文版
《五個人的戰爭: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作者：馬克·哈里斯
譯者：黎綺妮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頁碼：612
* * *
使 命 開 端 —— 接 近 真 實
二戰初期，世界局勢急劇惡化。與此同時，好萊塢卻還在製造著夢幻泡影。
對此已經忍無可忍的五人組逐漸走上叛逆之路。他們開始在虛構的故事中摻入真實。
Netflix邀請五位大導演講述二戰時五位名導的故事，此外，還有梅里爾斯特里普的旁白，可以說，這是個由11個人講述的故事
首先是威廉•惠勒。
這位強調「40次威力」和「拍99次」的完美主義者，曾執導過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詳的影史經典。比如，《羅馬假日》、《賓虛》和《黃金時代》。
負責介紹他的史蒂文•斯皮爾伯格（《辛德勒的名單》《拯救大兵瑞恩》）說惠勒最吸引人的一點，就是他對自己猶太信仰和文化的堅持。
也正因為自己是猶太導演，惠勒比誰都更了解納粹的殘酷本質。當時，他遠在家鄉法國米盧斯的家人和朋友正在遭此劫難。
二戰期間，米盧斯被德軍佔領，很多年輕人被徵召入伍，該市市容也被炮火毀壞
同樣有所反應的還有弗蘭克•卡普拉。
1934年，卡普拉憑藉電影《一夜風流》而「一夜」成名。
他將即興表演的默劇搬上銀幕，將其變成插科打諢的有聲喜劇。這個嘗試令觀眾們欣喜不已。
吉爾莫•德爾•托羅（《環太平洋》《血族》）評價卡普拉為「一位在電影中建構情感的大師」。
《一夜風流》、《迪茲先生進城》和《浮生若夢》為卡普拉贏得了三座奧斯卡，但名譽的與日俱增卻沒能消解外人對這位「小義大利佬」冷嘲熱諷。
非常擅長拍攝輕鬆喜劇電影的卡普拉突然對戰爭題材產生興趣，這也許不僅是因為他想嘗試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因為想讓外界正視自己，圖為卡普拉（最左）與《一夜風流》的兩位主演克勞黛•考爾白、克拉克•蓋博
於是，卡普拉受羅斯福演講的啟發，試圖換一種方式證明自己的價值。
他選擇親自參與戰事。
如果說驅使這兩位導演關心戰爭的，是他們的移民身份。那麼約翰•休斯頓、約翰•福特、喬治•斯蒂文斯三人，則毫無疑問是美國主流態度的反叛者。
這三位導演也有著共同的特徵——他們都有勇往直前的男子氣概，而且總是想挑戰自己。
約翰•休斯頓一生執導了47部電影，寫了36部電影劇本，出演過51部電影中的角色，獲得過15次奧斯卡獎提名，他閱歷豐富，喜歡繪畫、拳擊、雕塑、賭博、獵狐...曾經身無分文去巴黎學畫並在路邊乞討
拍出黑色電影「開山之作」《馬爾他之鷹》的約翰•休斯頓，早期並非以作品而聞名於好萊塢。
他最初是因為風流倜儻的壞男孩形象而備受矚目的。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教父》《現代啟示錄》）說，很多人拿休斯頓與歐內斯特•海明威比較。他們的才能與叛逆並存。
所以，當休斯頓暗自將《錦繡山河》的劇本變成一則反希特勒寓言，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他曾直言，好萊塢總是把他的好劇本改成爛電影。
如果說休斯頓對希特勒行為的諷刺還比較隱秘，福特則直接拍出了反戰電影。
1928年，他的《一門四子》毫不掩飾地披露了戰爭的代價。
福特1928年的《一門四子》知名度不是很高，這是福特在1917-1928年間拍攝的55部默片中，為數不多被保存下來的一部，約翰•韋恩也在其中飾演了一個無名角色
其後，他的《歸途路迢迢》和《憤怒的葡萄》不僅奠定了其影史地位，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現實情況。他甚至直接在影片中插入了挪威戰敗消息的報道。
此外，福特還請求政府成立官方的海軍攝影部。這裡後來被稱為野戰攝影隊。
保羅•格林格拉斯（《諜影重重》《菲利普船長》）說福特擁有分裂的個性。
他渴望成為紀律嚴明、剛正不阿的人，但這又會與他叛逆的局外人身份發生矛盾。
他酗酒劣行的背後，其實包裹著他極為敏感的思想家與藝術家身份。
所以，他看得出，世界正在崩塌。
約翰•福特生於愛爾蘭移民家庭，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天生如此桀驁不馴，他是有史以來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次數最多的導演（4次），渴望軍隊秩序感的他還獲得過很多軍職及文職勳章
1938年，喬治•史蒂文斯拍出了好幾部女性輕喜劇的奠基之作。
其代表作包括《活潑小姐》、《歡樂時光》，以及由凱瑟琳•赫本主演的《寂寞芳心》和《小姑居處》。
但史蒂文斯並不滿足於此。
勞倫斯•卡斯丹（《星球大戰》《奪寶奇兵》編劇）說，史蒂文斯對於簡單的事情不感興趣。他總是想挑戰自己。但這未必總能得到支持。
他曾嘗試性地向雷電華RKO提出，要拍一部反戰小說《光榮之路》。這遭到了老總的拒絕——「現在不是製作反戰電影的時候，因為戰爭已經爆發了」。
斯蒂文斯想要拍攝《光榮之路》的企劃被拒絕了，因為「戰爭就要爆發了」，所以人們不需要一部「戰爭電影」
在官方「置身事外」的大環境中，1941年，由休斯頓擔當編劇的一戰電影《約克軍曹》上映了。影片意外地取得了票房成功，卻嚴重地激怒了孤立主義者們。
他們向好萊塢檢舉，指責休斯頓拍政治宣傳片。
電影出品方華納對此做出的回應可謂擲地有聲——「事實上華納兄弟唯一的罪行就是，在大銀幕上真實呈現了這世界的模樣」。
電影是危險的，它所呈現的真實，並不一定能被接受
與此同時，之前提到的惠勒，想直接拍攝影片《忠勇之家》，講述英國一家人勇擒德國飛行員的故事。
因為這部影片對德國人的做了批判，米高梅老總路易斯•B•梅耶對其百般阻撓。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美國被迫宣戰，全國進入戰時戒備狀態之後，好萊塢才承認自己不再能維持往常的歌舞昇平了。
導演借影片直接向全美國人喊話，戰鬥吧，上帝會保佑正義的一方
戰 區 —— 親 臨 真 實
假象的破滅，使這五位導演終於迎來了直面戰事的機會。
他們也走出了攝影棚。遠離虛構，親臨真實。
當時，好萊塢有三分之一的男性應徵入伍。軍方卻表現出對這批好萊塢來者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政府和好萊塢之間也存在一種曖昧不明的關係。政府既想利用好萊塢，又怕因此而招來非議。
儘管如此，參謀長馬歇爾將軍還是邀請卡普拉抵達華盛頓，與他商量大型戰爭系列電影《我們為何而戰》的拍片計劃。
卡普拉（左）與馬歇爾（右）商量拍電影的事情，戰時電影在美國，也開始發揮它的宣傳作用
影片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讓剛上戰場的孩子們知道他們穿上這身軍裝的必要性。
之前，馬歇爾將軍搞過演講，也出過書，但號召力都很一般。而他發現，男孩兒們喜歡看電影，所以最後似乎也只有靠電影才能辦成這件事。
當卡普拉製作出《我們為何而戰》的第一部——《戰爭序幕》后，他卻遭到了負責監督好萊塢戰爭電影拍攝的羅威爾•麥利特的阻礙。
麥利特認為影片太過血腥，會導致民眾從此憎恨所有德國人。
卡普拉為自己辯解道，他並不想製造憎恨，而是「想要消除一切憎恨，但消除憎恨得先結束戰爭，用糖果是沒辦法做到的。」
當戰爭已經打響，迴避便無法換來和平，導演手中的膠片也成為了武器
對此，斯皮爾伯格也有補充說明。
他說，這一時期的觀眾， 「習慣看美化過的好萊塢戰爭片。而一旦有約翰•韋恩參演，電影著重的就是戰爭英雄而非戰爭本身了」。
如《飛虎隊》、《直搗東京》、《糊塗英雄傳》、《鮑爾利閃電戰》、《空中堡壘》、《海峰》等的戰爭片，不會讓觀眾看到血腥的畫面，但又能讓他們體驗到足夠的緊張刺激。
可是，這跟真實的戰爭完全不同。
「應該拍什麼樣的電影？」，各個時代的所有影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五位導演開始摸索更加可行的紀錄片與宣傳片形式。
卡普拉第一次看到萊妮•里芬斯塔爾拍攝的納粹宣傳片《意志的勝利》時，完全被電影本身的力量震驚了。他認為自己無法完全製作出能「與之媲美」的作品。
《意志的勝利》記錄了1934年的納粹全國黨代會，電影的主題即渲染德國已經重返世界大國陣列，希特勒作為國家真正的領袖將為之帶去榮耀，里芬斯塔爾憑此片在德、美、法、瑞典等國獲獎，她使用的移動攝影、製造扭曲視角的長焦鏡頭、航拍和音樂，對此後的影視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於是他索性轉變策略：用德國的東西，作美國的宣傳。
卡普拉運用自己把控喜劇風格的能力，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剪輯成諷刺的鏡頭，讓他們看起來就像漫畫小丑一般滑稽可笑。
事實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演講中亢奮的身體動作就已經很有荒誕感了
另一邊的福特也早就有服役的打算。他加入軍隊后，被派去的第一個戰地就是中途島。
很顯然，深入腹地的福特並不想把電影拍成給政府看的東西，而想製作一部給大眾看的真正的電影。於是，我們就有了《中途島戰役》。
福特的《中途島戰役》記錄了1964年的美日中途島海戰，影片全部是真實戰爭場景的記錄，福特在拍攝過程中曾經受傷，但他蘇醒過來后又再次投入拍攝，並因此獲得了紫心勳章，約翰•休斯頓也參與了影片解說的創作，本片獲得了194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格林格拉斯說，在《中途島戰役》構圖不易的畫面中，那來自真實戰場的意外品質表現出了未經修飾的原始戲劇性，「那是電影最具現代性的一刻」。
福特想讓這部影片得到完整上映，於是他心生一計，把拍攝到羅斯福總統兒子的鏡頭，也剪輯進電影給白宮看。
果然，羅斯福總統看后激動到語無倫次：「沒錯，那是B17轟炸機……我希望每個美國人能儘快看到這部電影」。
「不經意間」出現在影片中的羅斯福的兒子
最終美國四分之三的影院都上映了《中途島戰役》。
也因為這部電影，未經歷過戰爭的美國人與戰爭間的距離突然拉近了。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彩色的戰爭紀錄片，從此，尋求真實親臨感的影片也開始成為主流。
同樣被派去前線阿留申群島的休斯頓，也拍出了紀實的《阿留申群島戰役報告》。在戰場上，他曾親眼見到一名炮兵被打死。
同樣的，為了讓這部超過40分鐘的影片完整上映，休斯頓也想出了絕招。
他聯繫媒體說政府阻止他的電影上映，這樣一來，軍方迫於輿論壓力只好將完整版呈現給觀眾。
其後，休斯頓的《聖皮耶特羅之戰》因拍攝了美軍戰士屍體的真實畫面，招致了將軍們的強烈反感。
他們直言這是一部反戰爭的電影，並認為這會讓戰士們士氣低落，讓沒上過戰場的士兵心生恐懼。
而休斯頓的回答則是，「如果哪天我拍了支持戰爭的電影，我就應該被槍斃」。
毫無疑問，在這個時期，五位導演拍攝的紀錄片普遍都遭到過軍方的質疑。
惠勒的《孟菲斯美女號：一架空中堡壘的故事》也是如此。有些人不喜歡裡面粗俗的語言，有些人則抱怨拍攝的戰鬥機採取了躲避戰略。
但惠勒一路向上駁回了反對意見。最終《孟菲斯美女號》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史上第一部在《紐約時報》頭版刊登出影評的電影。
導演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炮火中捕捉到的
真實畫面，最終收穫了票房與口碑
科波拉認為，這些電影一方面有實戰的精彩畫面，另一方面又有與實戰有關的冒險故事。因此，觀眾會感到很興奮。
但是，影像的真實並不代表拍攝者支持戰爭或崇拜戰爭，「就我看來，我拍攝的《現代啟示錄》絕對不是支持戰爭的電影」。
《現代啟示錄》改編自康拉德的中篇小說《黑暗的心》，美國特種部隊軍官韋勒奉命深入越南叢林刺殺叛逃的美軍上校科茨，卻在途中顛覆了自己對戰爭和人性的看法，韋勒不知道殘酷的戰爭對人類文明進步到底有何意義
科波拉的觀點其實也說明了目光倫理與真實在電影中的矛盾關係。
人們越遠離真相，好奇心就越強。而當他們一步步逼近事實時，好奇心卻漸漸消散，道德驅力則逐漸加強（出自李洋《目光的倫理》）。
於是，好萊塢的這五個人，褪去了虛構的外殼，走在通往真實的路上，他們也因此飽嘗了身體的折磨。
福特受了槍擊，惠勒為拍攝新型戰機失聰了，史蒂文斯忍受著哮喘折磨……
除此之外，親臨戰場的他們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拷問。
勝 利 的 代 價 —— 反 思 真 實
布萊士•帕斯卡說過，人脆弱得像一根蘆葦，毀滅他不需要整個宇宙，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做到。
硬漢福特也曾這樣坦誠過：「我是懦夫，為了證明我不是，我受過八次或九次表彰。
你勇往直前地做一件事，等到一切結束后，你的膝蓋會開始顫抖。我知道我仍是懦夫。」
1944年，福特和史蒂文斯被軍方選中拍攝著名的諾曼底登陸日。
身著軍裝的福特和史蒂文斯原本記錄下了諾曼底登陸當天的寶貴影像，但真實再一次因其殘酷性而沒能被世人接受
誰曾想到，福特和史蒂文斯的攝影師們在諾曼底登陸的當天所拍攝到的影像，竟然成了不能曝光的資料。
原因是，諾曼底登陸首日，有超過四千名同盟軍士兵魂斷沙場。所以，鏡頭中的影像之殘忍，不僅顯示不出戰士的英勇，倒更像是一場大屠殺。
結束任務后的福特，獨自一人來到法國海岸邊一間軍官住的屋子裡。
整整三天，他在那裡爛醉如泥。福特不再監督海軍，他的戰時服役結束了。這也是福特戰爭生涯的句點。
但對史蒂文斯來說，這次打擊卻是他在歐洲的事業轉折點。他從此毫不避諱地呈現戰爭的所有層面。
從平凡的軍旅生活到可拍的戰爭事實，史蒂文斯對真相不做篩選。
史蒂文斯鏡頭中的戰爭「日常」
當史蒂文斯進入「死亡工廠」達豪集中營時，他尤其感覺到自己的職責有所改變。
「我產生了有生以來最強烈的感受，恐懼和憎恨，還有赤裸裸的真相，我不敢相信在集中營發生的種種暴力和邪惡，竟然是人類所為。」
史蒂文斯利用攝影機收集來的證據，製作了紀錄片《納粹集中營》。
在1945年11月29日的紐倫堡國際法庭上，他向納粹德國的二十一名高級戰犯放映了這部電影。
二戰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由蘇、美、英、法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預備法官組成，對無法確定具體犯罪地點的納粹德國首要戰犯進行統一審判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放映。
法庭上，電影不再是造夢機器，而是呈堂證供。
這場放映改變了德國戰犯的認罪態度，那些真實而恐怖的畫面讓他們深深地不安。
事實上，對這五位好萊塢大導來說，他們本沒必要參與這場殘酷的戰爭。但他們卻毅然決然地趟過了片可怕的渾水。
科波拉認為這也為他們提供了「製作偉大電影的養分」。
戰後，這五個親歷了戰爭的人，再也做不到像以前一樣，進入攝影棚拍虛構的故事了。
《一夜風流》與《生活多美好》的不同，顯示了卡普拉的變化。正如吉爾莫所說，他的作品雖是喜劇，卻比其他任何電影都讓你哭的厲害也思考的更多。
《生活多美好》劇照
此外，福特拍出了《菲律賓浴血戰》拷問著生命的意義，休斯頓則拍出了《上帝說要有光》，這是第一部涉及戰後PTSD（創傷後遺症）的電影。
而在二戰浩劫中，失去了所有猶太家人和朋友的惠勒說，「我認為電影要讓人思考，讓人感受，可以的話，電影要讓他們離開影院后，仍能魂牽夢縈。」
有關電影的思考也許在戰爭中被這五人深化了，但它永遠不會因為戰爭的結束或五人的離世而就此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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