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讀書賦予了我厚重的使命感

湯一介 （1927—2014），當代哲學家、國學大師，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我的中學階段正好是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時期我讀了不少書。在國中，我讀的大多是作家的文學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魯迅的《狂人日記》《傷逝》以及古典小說等。十五歲在西南聯大附中讀書時，我和幾位同學一起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我們覺得延安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於是我們就背著家裡人，從昆明乘車奔向「革命聖地」延安。沒想到了貴陽就被當地警備司令部抓住，把我們關在一間小屋裡。先是由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審問我們，我們都謊稱說是要到重慶去念書，後來貴州省秘書長又對我們訓話，最後由聯大附中教務長把我們領回昆明。

回到昆明后不久，我去重慶南開中學入了高中。我開始讀外國文學作品，我特別喜歡讀蘇聯小說，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羅亭》，這些書使我對人道主義有了一定的興趣和認識；特別是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更加深了我對人道主義的了解。於是「同情心」和對生命的熱愛凝聚於我心中，幾乎影響著我的一生。在這一期間，我開始了自己的寫作，我寫了一篇《論善》。我仍然記得它的主旨：珍惜自己的生命是為了愛他人，「善」就是「愛」，人活著就是為了「愛他人」，應是沒有其他目的的。但這時我對「愛」的理解是那麼抽象，它實際上是從愛自己的生命出發的「愛」，它並不是真正的「博愛」。

我高中沒有讀完，就回到昆明家裡，自己讀書，這時我對宗教的書和帶有宗教意味的文學作品開始有了興趣，從而由此前對「愛」的抽象理解而漸漸有了較具體的體會。我讀了《聖經》，知道上帝對人類的「愛」。我讀佛經故事，最喜歡「投身飼虎」的故事。然而對我直接影響最大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貝多芬傳》開頭引了貝多芬1819年在維也納市政府的一段話：「我願證明，凡是行為善良與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而《貝多芬傳》的開頭一段說：「人生是苦難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場無日無夜的鬥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沒有幸福，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這種「悲天憫人」的感情可以化為一種力量，那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生死觀」，一種承擔「人生苦難」、濟世救人的理想。

我的家庭教育對我的性格形成無疑是有深刻影響的。我的父親是一位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並且一直在大學教書的教授。他是一位致力於研究佛教史的學者，但他立身處事卻頗有儒家精神。在我十六七歲時，雖然對儒家思想沒有什麼深刻了解，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還是讀過一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後來一些儒家的「視死如歸」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氣節，對我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貝多芬那段擔當人生苦難的話自然就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其實仍是我以某種儒家思想心態接受西方思想的一個例證。

我那時認為，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活著就應有一種歷史使命感，應對社會負責任。如果一個人不甘於平庸凡俗，自然要擔當起苦難，所以有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說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興衰和人類社會的幸福十分關懷，往往有一種自覺不自覺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是為著一己的小我，而是為著國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為著一個理想的目標，捨生忘死。在這個時期，我常問我自己「為什麼活著？」我很自然地回答：「是為了愛人類、愛國家、愛民族而活，並願為之而奮鬥。」這些思想感情對我的一生來說是寶貴的，因為它無疑是我們人傳統思想文化中應受到珍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