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學是怎麼做到學術自由的？

沈凌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

德國公立大學政府撥款，教授自治，教授有任意開課權，大學自定教學科研等事務。校長由教授輪流坐莊。

德國是現代大學的發源地。我記得歷史最悠久的應該是海德堡大學，有超過六百年的歷史。所以波恩大學的200年校慶在或許會引來一片驚嘆，但是在德國，這算是一個「年輕」的大學。但是校長說：波恩大學和柏林（洪堡）大學一樣，都是在1810-1820期間建立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大學。從這個角度講，說母校是當前最古老的現代化大學，亦不為過。

為什麼要把歐洲大學的歷史在1810-1820划斷，作為一個分水嶺呢？

因為在這之前的歐洲教育，有兩個體系。一方面，教會壟斷著教育權，他們的神學院，其主要目的是傳播一種思想（基督教教義），當然也意味著扼殺別的思想；這有點兒類似於皇帝的翰林院，雖然也是學術機構，但是他們的主要職能是網路天下英才，服務於社會管理。另外一方面，市民階層需要一些實用的技術，比如醫學商學數學等等，於是民間自發辦起一些不受教會控制的大學。比如義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建立於1087年，至今差不多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了；還有諸如布拉格、維也納、和海德堡大學等等，都屬於這一類。

到了十九世紀，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德國，慢慢形成。當時，在歐洲範圍內，德國這個地理區域是相當落後的，和義大利、法國這些先進國家根本沒法比。這有點兒像版圖內的東北。直到清朝末年，東北地區仍然是地廣人稀。德國那時候比清朝時候的東北更加落後，當時在現在德國版圖內仍然存在著很多獨立的小國家，彼此征戰，好比春秋戰國。其中最大的一個叫普魯士王國。1806年普魯士敗於拿破崙，被迫簽訂《提爾西特和約》，割地賠款，稍微像樣一點的哈勒大學也被法國佔領。

窮則思變，敗了才會想到卧薪嘗膽，奮起直追。為了獲得生存空間，和法國英國這些先進國家競爭，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決心重整旗鼓。他對逃出來的教授們說：「這個國家必須通過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手段！」國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說：「普魯士要想取得軍事和政治組織結構上的世界領先地位，就必須首先有在教育與科學上的世界領先地位。」這時教育家洪堡出任內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長。他認為：「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為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啟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

1810年柏林大學誕生，1818年波恩大學建校。這些新式學校和原來的大學完全不同。

首先，普魯士國家取代教會成為大學的財政提供者。通俗地講，這是國立大學，而不是教會大學，也不是私立大學。這個原則被德國人一直堅持到了21世紀。兩百年來，德國大學增長迅速，現在全德國有超過一百所大學，和英國美國不同，德國的大學全部都是國立的。而且保證對全世界的學生敞開大門免費服務（這個情況正在緩慢地改變），所以我去念書的時候，十分驚訝:怎麼都已經開始灌輸教育收費理念了，德國大學居然還是免費的，而且對外國人都免費！國家撥款，保證了大學的運轉，也是學術自由的生存前提。教授不必為了五斗米發愁，也不必屈從於市場需求或者教會思想。國家撥款，也保證了落後國家的大學能夠獲得充足的資源去彎道超車。

其次，國家不干預大學管理和學術研究。俗話說，吃人家的嘴短。一旦政府握緊錢袋子，大學教授就會從仰市場或者教會的鼻息轉變為仰政府的鼻息，一樣不能促進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作為現代大學的創始人，洪堡先生清楚地知道學術自由的重要性。所以他和德國皇帝議定：新版大學必須是教授自治的大學。大學自我決定教學科研等內部事務。大學校長由教授們輪流坐莊，教授有任意的開課權，工資由國家支付，享受社會中上層的生活待遇。同時實行嚴格的退休制度，不管是誰，到了65歲，都得讓位。企業家資助教授的研究課題，經教授與校長聯名簽字，就可到稅務局申請減稅。

由此看出，現代大學的基本要義是兩個：第一，政府給錢；第二，政府不管事。這個和一般企業管理相悖的重要原則才是奠定現代大學的基礎。如果政府不給錢，大學生存不下去；如果政府給了錢還要管事，那麼它就成為羅馬教廷的翻版，仍然不可能激發科學的進步。只有給錢而不管事，才是激發科學創造的唯一一條道路。

這是一個非常不讓人放心的制度設計。從一般意義上的組織管理看，給錢而不管事，那麼必然會面對一個效率缺失的狀態。對於人來講，我們記憶中的大鍋飯不就是這樣的一種制度嗎？說句實在話，這的確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制度，也可以想象：能夠在當時設計出這樣的制度是需要怎麼樣的智慧和勇氣。

社會需要有人去面對未知發問，探索未知是不可控的，所以科學家不是工程師。我們平時熟悉的管理模式和制度，都是針對已知世界的，難以簡單地照搬到大學管理中。也許有人會說：企業家同樣面對不確定性和未知的市場風險，我們不是設計了市場競爭機制來獎優罰劣嗎？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成功的代表，市場獎勵他們世界首位的財富。但是你仔細想想，企業家所面對的市場風險相較於科學家面對的整個未知世界，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比爾蓋茨的windows設計也不過是電腦技術的一種運用而已，即便如此，市場已經給予了如此大規模的獎勵，讓他做了世界首富。如果牛頓、愛因斯坦都需要產權保護來獲得經濟回報的話，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整個世界奉獻給他們呢？所以，用市場化的方法對純粹公共物品的科學創造進行經濟獎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一旦給科學創造以壟斷權力，就像是微軟、英特爾一樣收取專利費，也不利於整個人類迅速地傳播和利用科學原理。

由此，現代的大學制度其實是轉換了一個激勵機制：不是用物質化的東西去獎勵科學家，而是用崇高的社會地位去獎勵他們。讓他們成為自由人，享受中上等的物質生活，衣食無憂（但絕不是奢侈豪華！），同時要求他們開放所得到研究成果給整個社會共享。而什麼樣的人才能夠成為這樣的教授科學家呢？只能由已經是教授科學家的同行來評定。這就是最最重要的「大學自治」原則。

柏林大學的出現，成為現代化大學誕生的標誌。此後，這種模式被德意志三十多個邦國競相效仿，發展趨勢如雨後春筍。它們都是綜合性大學，與工科或實用學科的專門學院有嚴格區別。大學成了對世界進行新解釋的中心，人文科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的新體系也確立了真正的獨立地位。教授們不再像神學院時代那樣，只能在一種思想體系中思考。研究不為人知的東西，發現新規律，增長人類的新知識，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為優秀的研究者，才能成為大學教師；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課。大學成為研究者的共同體。

科學與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動了普魯士王國的現代化進程。1870年普法戰爭再次爆發，這次法國大敗。排除了法國干擾，德意志各邦完成統一，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其雕像，如今矗立在波恩南部五十公里的「德國之角」。在普法戰爭前，德國已經居於世界科學領先地位。這裡出現的科學家可謂群星燦爛，如數學家高斯、物理學家赫茨、洛倫茲、普朗克、愛因斯坦、化學家李比錫、奧斯瓦爾德、哈維爾,這個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而美國雖然在20世紀初時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在科學、教育方面，只是德國的學生。在這方面，也是德國的學生。蔡元培就曾幾度留學德國。他主政北京大學，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主張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都受益於德國，甚至他女兒取名威廉，都可見他從德國受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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