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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名師談:如何撰寫第一流的博士論文?

復旦大學名師談:如何撰寫第一流的博士論文?

1992年,已經是一名講師的我得到歷史系領導的同意,通過正規的學校招生考試,榮幸地拜汪熙先生為師,成為一名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專業中美關係研究方向的在職博士研究所。那時,汪先生雖已年屆七旬,但精神矍鑠、體力充沛,幾乎不亞於壯年之人。他除了自身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外,還承擔不少社會職務,有大量的學術與社會活動。因此,做他的學生,就經常會被他「抓差」,這對於我這種還要承擔本職的教學與科研任務的在職生來說,有時不免感到有點累。然而,如今回想起來,正是這些零零總總的「差使」,令我的眼界大開,使我超越早先較為狹隘的歷史學專業眼光,將對歷史與對現實的認識結合起來,形成更具理論性的識見和分析能力。

1992年11月17日,復旦大學鹿錫俊博士論文答辯,王立誠擔任答辯秘書。正面左起第三人為:王滬寧教授;靠窗的

在上世紀90年代,雖然已經提出解放思想,但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界總體上還是比較閉塞的,與國際學術界的關係還比較隔膜,而汪先生的許多工作便旨在通過加強中外學術交流來改變這種狀況。那時幾乎每年都有由他牽頭或參與組織的國際學術會議,有經濟方面的,也有中美關係方面的,我也因此常被指派做一些會務工作。這些會議為中外學者間的接觸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對於吸收國外學術思想的精華和提高學術界的理論水平有重要的意義。

例如,汪先生於1995年12月在復旦主持召開一次題為《市場經濟與農業:問題與前瞻》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的既有來自美、澳等國以及世界銀行的專家學者,也有來自國內各高校和研究所的專家教授。在會上,中外學者就1993年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后「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各種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在有些問題如土地所有制改革問題上甚至發生激烈的爭論。當時,我受命為此會在《復旦學報》上發一篇綜述,汪先生給我的指示便是:不要迴避爭論,要全面、客觀地反映各家觀點,注意揭示新概念和新思路。而如今從這篇綜述反觀,可見當時會上的許多建議與國家後來採取的政策是相吻合的。尤其是,會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個當時世界經濟學界已普遍重視而在則幾乎全新的概念(當時國內普遍宣揚的是「發展是硬道理」)。這一概念對於後來發展觀變化的影響之大如今已無庸贅言,汪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而我能為此做些工作,不僅與有榮焉,也長了不少見識。

在學術研究上,汪先生主張一種研究範式,他稱之為「立體研究」,即:「研究一個課題,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我們都應該把它懸在空中,對它進行上下左右前後,四方八面的全方位的考察、全方位的分析,因而也全方位地收集材料」。他強調,這樣做,「可以少一些片面性,多一些實事求是」。而且,「一個事物的上下前後左右及四方八面的表現可能並不一致,也可能互相牴牾,但這才能提供比較鑒別的機會,也提供了去偽存真的可能性。」他在推動中美關係研究的學科發展時,便努力貫徹這一研究範式。為此,他從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最基礎工作做起。我成為他的學生后,便參加了他主編的《150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1823—1990》的編寫工作。後來,又在他的指導下,先後撰寫了《回顧與展望:1979—1993年中美關係史研究》和《中美經濟關係研究述評》兩篇文章。這些文章既涉及對前人成果的總結和研究發展狀況的概述,也對如何推動中美關係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提出諸多設想,雖然我不敢輕易妄言其實際社會效應如何,但至少就我個人而言,寫這些文章確實使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樹立起一種全局觀念,從而為從事自己的獨立研究打下較為紮實的基礎。

1980年代中期,汪熙教授在法國巴黎訪學,與復旦王滬寧教授合影留念

作為汪先生的學生,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無疑要遵循立體研究範式。經過師生間的多次商討,我選取了滬江大學這所美國在華教會大學為研究對象,因為上海市檔案館有這所學校的較為完整的檔案,符合汪先生所一貫強調的研究必須依據最原始資料的標準。於是,以這批檔案資料為基礎,我在汪先生的指導下,結合其它各種資料與前人研究心得,對滬江大學的歷史進行上下左右前後四面八方的史實梳理和分析,在揭示這所學校各個時期主要特點的同時,從其展現的各種錯綜複雜關係折射近代教育領域中美的文化衝突與調適特徵,最後總算寫出了汪先生滿意的論文。而在這寫作的過程中,在不斷承受汪先生鞭策和批評的過程中,我體會到這種立體研究的艱難,總算明白了何為高水平的學術研究,也對怎樣從事高水平的學術研究窺得一絲門徑。

說實話,做汪先生的學生是辛苦的,但又是幸福的。汪先生在對學生提出嚴格要求的同時,對學生的支持和幫助是絕對真誠和慷慨的。我們每個學生的博士論文都能在他主編的《中美關係研究叢書》中作為專著出版,這在學術經費極為匱乏、學術專著出版極為困難的90年代是極為罕見的優越條件。我還因汪先生的推薦,於1997年在香港大學當了4個月的訪問學者,使得博士論文中原先在美國教育史資料方面的短板得以彌補,並且第一次領略了「一流大學」的風範(當然,後來我到英國牛津大學去學習時,又發覺港大還是差了一口氣)。最令我感動的是,當我的博士論文在2001年最終完成修改,準備以《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教育——滬江大學的歷史》為題出版時,汪先生在中風尚未完全痊癒的情況下,還專門為此書寫了一篇《叢書主編前言》。真是師恩深重啊!

對於也成為一個老師的我來說,汪先生樹立了一位好老師的榜樣。最重要的是,他以其言行告訴了我,何為「師德」二字!(編輯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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