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論是否推動了美國廢奴

1871雜誌上刊登的達爾文的諷刺畫。資料圖片

1959年底，英國出版了《物種起源》一書。達爾文親自將此書寄給了美國哈佛大學植物學家阿薩·格雷(AsaGray)。格雷在這本新書上做了許多筆記，隨後把書借給了妻子的娘家兄弟、兒童福利活動家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恰逢布雷斯前往馬薩諸塞州康科德演講，便把書帶到了政治家富蘭克林·桑博恩(Franklin Sanborn)家裡。1860年新年，布雷斯和桑博恩等四人圍坐在康科德的一張餐桌邊，思考著這本面世不過一個月的書，另兩位是哲學家布朗森·奧爾科特(BronsonAlcott)和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也都頗具聲望。

蘭德爾·富勒(Randall Fuller)在他最近出版的新書《一本改變美國的書》(TheBook That Changed America：How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gnitedaNation)中提出一個觀點:達爾文《物種起源》最初在美國的傳閱，催化了美國的廢奴運動，並由此改變了美國。

格雷和康科德餐桌邊的那四位讀者一直都熱衷於推動奴隸制度的廢除。其中，只有格雷對達爾文演化論中深奧的生物學細節感興趣，其他幾位的關注點都在於書中所提示的關於人種的內容。

結合《物種起源》的字面內容，最早這幾位讀者的讀後感無疑是很古怪的。因為達爾文在書中小心地迴避了人類演化的問題，對種族問題更是隻字不提。尤其是在結論中，達爾文絲毫未有可能具有煽動性的、容易被認為是異端的措辭，也並未直陳:儘管人類被認為是上帝創造的，但實際上是演化而來的。他在500頁的作品中，只用短短12個內斂節制的辭彙一筆帶過這個敏感的問題: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ofman and his history(人類的起源和歷史終將被闡明)。

然而，這足夠了。每個人，包括康科德餐桌邊的四位，分明能從字裡行間體會到達爾文內心的聲音:人類，就像其他物種，是通過自然選擇從自己的祖先那裡演化來的。

那麼這與廢奴運動有何關聯呢?當時的人們正在熱烈辯論，人類是單一起源，還是不同種族獨立起源?多重起源說廣受為奴隸制辯護的人們的歡

迎。按照他們的想法，亞當夏娃創造白人，而其他種族來源於更早、更低級的生物，由此，白人可以對非上帝創造的非白色人種適用不同的道德標準。多重起源論者往往認為，黑人只是近似於人類但是比人類低級，或者壓根就是從其他物種來的。這就是白人藉以奴役黑人的說辭。

但是，如果人類是單一起源———就像達爾文認為的———與其他物種的起源一樣，那麼黑人和白人就相當於是遙遠的親戚，那麼奴隸制在道德上就無法立足了。在演化生物學史上，這種情形可能並不多見———達爾文的想法和《聖經》的字面意思是趨同的。《創世紀》也持人類單一起源說，奴隸制的支持者忽視了這個細節。根據富勒在書中所揭示的，達爾文之所以令格雷和康科德諸位感到興奮，是因為提供了足以推翻多重起源論的科學的理由。

富勒新書中還有一部分有趣的內容，呈現了康科德知識圈的面貌。他筆下的人事範圍寬廣，包括許多別具色彩的人物:比如奧爾科特的女兒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她在作為《小婦人》的作者而家喻戶曉之前，寫過不同種族之愛的故事，儘管這在當時是必然無法發表的;哈佛教授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是種族主義和多起源論支持者，近乎不共戴天地反對著達爾文的理論;約翰·布朗(JohnBrown)試圖主導一場奴隸反抗，最終失敗，桑博恩曾暗中給他提供過經濟支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由一名奴隸奮鬥為演說家和作家……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遺憾的是，富勒搜集的這些豐富的素材仍然不足以支持他的論點———達爾文的書為廢奴主義者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並最終導致了美國內戰。

首先，康科德的廢奴主義者們儘管從達爾文的理論中找到了依據，但他們在道德層面對奴隸制的譴責其實在此之前就已經很強烈了，對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只是這種影響力潛移默化，持續「悶燒」了幾十年。第二，達爾文的觀點其實也給了奴隸制的支持者們以匕首和投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就選擇性地採用了達爾文的觀點———自然群落間的種間競爭，並因此認為白人在生存競爭中超過了黑人。就像《聖經》本身那樣，「起源」的話題被不同的觀點斷章取義地加以利用，去支持多樣化但經常彼此衝突的意識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問題所帶來的真正革命:在涉及生命史的討論時，人們逐漸用純粹的自然主義的解釋取代了神聖的創造論的觀點。在此書出版后的十年中，幾乎所有美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都接納了達爾文的觀點。這不僅改變了生物學的環境，也修正了人類對自我的認識。上帝創造人類的觀點漸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是隨時出現變數的自然界選擇和洗牌的產物。達爾文在一封寫給格雷的信中也毫不諱言:人類的演化是和上帝無關的。

然而，或許是因為信仰的因素，富勒書中的五位主人公中有四位最終並未堅持到底地接納達爾文的觀點，只有梭羅，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正是在處理康科德的林地數據中度過的，但他也未能完全接受達爾文的自然主義觀點，比如他認為科學在解釋情感和行為方面仍然是無力的。

自1860年至今，事情似乎並無多大變化。2014年，一項蓋洛普調查顯示，42%的美國人是反對演化論的地球創造論者;31%是神學演化論者，接受某種形式的人類演化，但堅持認為這是由上帝指導的;只有19%堅持達爾文自然演化的觀點。

(本文編譯自芝加哥大學生態和演化學系教授Jerry A.Coyne發表於《華盛頓郵報》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