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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公安局拘留

被「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公安局拘留

報告文學連載1:張揚與《第二次握手》罪案始末

編者按

根據作者授權,本刊即日起連載張揚先生的報告文學《張揚:我與<第二次握手>》(十年前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

作者回顧了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歷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席捲全國、風靡一時、影響一代人的手抄本時期;「文革」中曾遭到「四人幫」的瘋狂圍剿,作者因此被逮捕入獄並內定死刑的冤獄時期;改革開放終獲平反,作為本案「主要犯罪事實」的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也得以重見天日、正式出版的驚心動魄的歷程。

1975年1月7日上午,生產隊長來找我,說是公社「革委會」周主任讓我去談「口糧問題」。

我是1965年9月從長沙市「上山下鄉」的,在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嶽人民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插隊落戶」。

1965年9月,張揚「上山下鄉」到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嶽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這是大隊(現為村)全景。攝於2001年冬。

那時,我們下鄉已經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已折騰了九年。我們這個知青組和附近所有的知青組一樣,人都快走光了。女知青都嫁了人或不知去向,男知青也都「離鄉背井」,以種種手段跑江湖混生活;還有一些知青「病退」回了城,極少數招工進了廠礦。

我們組只剩下我一條光棍。我經常出工,累了或病了也在自己的土磚屋內歇幾天。那幾天我正歇著,搬來土磚和了泥巴砌了個自己設計的「多功能灶」,也就是灶膛不直通煙囪,而是讓煙道斜著上升,呈階梯狀排列多個「灶膛」,可以擱置其他鍋、盆、壺等,充分利用餘熱。

「多功能灶」點火試了幾次,惹來很多社員和小孩圍著看;但我還不滿意,還想「改進」,每天都累得不堪,搞得滿身泥水。生產隊長來叫我時,我仍圍著自己的「新發明」團團轉。

我們這個生產隊,絕大多數男人都姓黃,彼此都有點親緣關係,卻沒有任何宗族觀念,從來不「團結」。幾乎每年都要選出一位新的生產隊長,當然一般也都姓黃。現任隊長也姓黃,卻並非本地人,而是從株洲農村遷來的。當時的農民都很窮,他這外來戶就更窮,連住房都是別人丟棄的破屋。

因為缺這樣少那樣,便趁知青們不在時搬走我們一些生產生活用具。他搬走了我用什麼呢?於是向他索還。黃隊長惱羞成怒,和他那快嘴利舌的老婆一起跑上門來又叫又跳大肆辱罵,罵娘,罵我是「勞改犯」,等等。接著又打擊報復,剋扣我的口糧。

我多次向公社反映,但無人理睬。好了,今天終於叫我去談話了!

公社「近在咫尺」。兩三分鐘后我就跨進了公社革委會周主任的屋子。黃隊長也跟了進去。我一屁股坐下,便滔滔不絕地說開了。黃隊長則不斷駁斥我,為他自己辯護,聲稱他的所作所為不是打擊報復,不給我口糧是對的,等等。

周主任則神情古怪,哼哼哈哈,像在傾聽我的訴說和我們的辯論,又像是心不在焉;他似乎是下意識地點了點頭,也不知在朝誰點頭……

也許就在周主任點頭時吧,門外走進四個男子,都身穿當時那種藏青色警服,戴著同樣顏色的大蓋帽。他們默然無語,呈半環形在我的前面和側面坐下。我瞥瞥他們,旁若無人,繼續侃侃而談。

公社革委會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不知朝誰又點了點頭,一面望著一位警官道:「怎麼樣,你們說說吧。」

什麼,他們說說?不是談我的口糧問題嗎,他們能說什麼?

然而那位中年警官居然開口發問了,而且是望著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回答了,卻感到茫然。

「哪裡人?」

「年齡?」

「現在住址?」

幾個問題我都回答了,卻仍然沒有反應過來,根本沒考慮這幾個傢伙為什麼問我和有什麼權利問我。我從來沒遇見過這種事,這種場面。

「你被拘留了。」他簡單而平穩地向我宣布,同時亮出一張紙頭。

這不是我第一次被拘留,卻是第一次看到拘留證。我接過紙頭看看,是「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公安局簽發的,「執行人」一欄中寫著「李樹貴」,大概就是眼前這位中年警官吧……

「咔嚓」一聲,我被戴上手銬。

我瞥瞥周主任。他避開我的視線,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

我又瞅瞅黃隊長。他滿臉愕然,簡直有點手足失措。我記得,至少他當時並沒有流露出幸災樂禍的神態。

警察們押著我走出公社。畢竟是「文革」後期了,又畢竟是省里來的公安人員,很注意「政策」;走進我那低矮、破舊、陰暗的土磚屋后,又亮出一張「搜查證」,讓我簽字。

我瞅瞅,那搜查證是「瀏陽縣革委會」公安局簽發的。我想他們離開省會時多半是忘了辦搜查證,因此在路過瀏陽縣城時讓縣公安局給開了一張,以便完全符合「程序」……

既是「搜查」,首先是搜身。我身上什麼也沒有,只從上衣兜中搜出一封信。

我沒有保存信件的習慣,讀後總是隨即毀掉。這封信是兩小時前鄉郵員剛送來的。我沒馬上毀掉,而是塞進左胸兜中,心想過一會兒再讀一遍吧——不料「捕快」們比我的動作還敏捷!

「是你妹妹寫的?」一名警官問。

來信對我的稱呼是「哥哥」,落款是「妹妹」。

「嗯,」我點點頭。

其實不是妹妹,而是女朋友。那時的戀人之間經常是這樣彼此稱呼,於是我倆也這樣。她在長沙工作,長得很漂亮,有一雙特別美麗的大而黑的眼睛,睫毛很長——但我覺得她最美的是心靈。不然,她怎麼會愛上一個毫無前途可言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呢?

要說前途,我最美好的「前途」充其量是「病退」回城,然後當個炊事員、清潔工什麼的。但我沒有病,怎麼「病退」呢?然而她知道高度近視者可以病退,而我正是高度近視。於是她幫著我辦。我弄到了好幾份醫院證明,打了病退報告,這報告已經順利通過了生產隊、大隊、公社、區、縣五級,正轉往長沙,只剩下最後一關了,不料……

真後悔這信沒馬上毀掉,像對待其他一切信件一樣!我窮得一無所有,只剩下這麼一點美好的有價值的東西深藏在心靈中,竟也不能保住,還勢必連累無辜的她——想到這裡,我的心臟抽搐了一下!

我戴著手銬,站在一旁,冷冷地瞅著正在屋裡屋外翻箱倒櫃、「深挖細找」的警察們。看得出他們的本領十分高超,每一個角落、每一道縫隙都不放過,卻又有條不紊,不像「造反派」抄家那樣大轟大嗡,蠻橫粗野,又搶又砸,肆意破壞。

他們從我住處搜出未寫完的小說《寒霜的歌》。如果這手稿能寫完,大概是一部中篇。套用一句舊話吧,真是「明珠投暗」了!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寫我的一段愛情經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寒霜」少年時與我同學。多年後相逢,正值「文革」前夕,那時我已是下鄉知青,而她是歌劇演員;因此,作品從一開頭便貫串著、回蕩著歌聲……

後來,啊,不,我和她沒有「後來」。

我們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但出身不好可以當知青,卻不能當演員;因此,「階級路線」壓得她簡直喘不過氣來,直到最終離開舞台,成了工人,而且是臨時工。她一度把我當作「精神支柱」,堅決要遷戶口,要到大圍山,要跟我一起生活。她說她能吃苦,能「自食其力」,等等。

我更加堅決,堅決阻止了她;我知道,當臨時工也比當知青強。我們終於分手了,一切以悲劇告終;凡事涉「知青」,那時是不可能不以悲劇告終的……

我寫這部中篇小說跟寫其他文字一樣,不是為了出版或發表;那時的,基本上已經沒有了發表文藝作品的機會。

我寫作只是為了給自己看,給身邊幾個朋友看,或者借用魯迅一段話吧:「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

然而,現在,手稿還沒完成便被搜走了,人也失去自由了,連「延口殘喘」的權利和可能也被剝奪了!

當時沒有現在這種囚車。從長沙迢迢三百多華里趕來抓我的是兩輛北京吉普。

公社機關里裡外外已經圍聚了許多人,都是公社和下屬單位的幹部職工和附近的社員,都是熟人,都以難以言喻的目光望著我,包括我們生產隊的黃隊長。

我在公社戴著手銬吃了午飯。戴著手銬隨警察們走出大門時,我神情從容,朝周圍的人們微笑頷首,略略環顧四周,很像故事片中被國民黨特務或日本憲兵逮捕的地下工作者。我鑽進一輛吉普車的後座。兩名警察,包括那個李樹貴,將我夾持在中間。

公社緊靠著彎曲的山區公路,距縣城一百二十餘華里。我是知青,是當時社會最底層的人;憑這身份,不管犯了多大的事,哪怕是殺了人,充其量關在縣看守所「待決」即可。

然而,奇怪,在瀏陽縣公安局停車加油和交接檔案后,車子繼續前行,往長沙方向開。終於,下午抵達長沙市,在省公安局(即原省公安廳)院內停了一會兒,又開出來,黃昏時分到了省城東北角的上大壠,這是個房屋、街道和地形都很凌亂的地帶,一片灰濛濛的。

丁字路口有一家湖南綢廠,原是勞改工廠,后改歸地方,招了不少工人,但仍有一些勞釋就業人員。綢廠的門牌是「東風路11號」,這路上卻沒有12號門牌;綢廠內有一座高牆、崗樓和電網圍著的神秘院落,「東風路12號」門牌便釘在那院門上。

院門外還矗著一堵照牆,以擋住人們的視線;那裡面是一座監獄,目前的正式名稱叫作「省公安局看守所」。

後來才知道,這裡最初是國民黨將軍何鍵二十年代修建的「模範監獄」,用於囚禁共產黨人、革命者和他們想囚禁的任何人;往後不論形勢怎樣變化乃至政權怎樣更迭,其作為監獄卻始終不曾變化過。不知從什麼年代起,這裡有了一個頗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里。

看守所內羈押的都是未判決和判了徒刑暫未投入勞改的犯人。緊貼看守所有一家小印刷廠,歸省公安局管轄,做工的都是服刑犯人,多是從本看守所轉過去的。「鹿洞里」成為綢廠、印刷廠和看守所的代名詞。

「文革」以來,政治氣候波詭雲譎,鹿洞里前後關押過不少原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現任省革委會副主任之類人物,罪名五花八門,「叛徒」「特務」「走資派」(統稱「叛特資」)「反革命兩面派」「反革命野心家」「反革命壞頭頭」和「黑線人物」,等等。

關押一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鹿洞里來說恐怕還是第一次。我被解除手銬,關進監號。

「鹿洞里」監獄。1975年1月7日,張揚在瀏陽大圍山區被捕當天即被解送到此關押。張揚平反出獄後於1980年5月重訪「鹿洞里」並留下這張照片。

因為是沿用了約半世紀的老牌監獄,建築質量又遠沒法跟巴士底或秦城相比,鹿洞里監獄已陳舊不堪,牆皮剝落,百孔千瘡;不知什麼年代鋪的水泥地面,又冷又濕,幾乎能踩出水來,而且春天經常滿地是水。當年顯然極度缺乏鋼材,所以牢門是厚重的木門,但也厚不到哪裡去,也就一寸多吧;門上有個鵝蛋大小的監視孔,可由獄卒在外隨手開閉,但也能由犯人從裡面撥拉(當然,這樣做是「違法」的)。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窗戶,全是木製的,分上、下兩檔,每檔都有兩個木格窗扇,蒙著窗紗;那窗紗當然絕對阻擋不住千百個蚊蟲的入侵,卻多少顯示了一絲人性,好像考慮到犯人也不應被蚊蟲叮咬似的。窗扇上當然不能安裝玻璃,卻可以糊窗紙;每逢初冬,獄方就發漿糊和一種輕薄而半透明的「皮紙」給犯人,讓他們自己糊在窗上抵禦住部分風寒。窗柵是一排碗口粗細的木頭,大概是五十或六十年代又加了一層螺紋鋼柵。

「模範監獄」,顧名思義,就是讓人參觀和供作示範的。應該承認,建於二十年代的這座監獄就上述特點而言還是有一點「模範」味兒的。

鹿洞里監獄共有三十來間牢房,大的十來平方米,小的七、八平方米。因為是省公安局看守所,而由省公安局直接處理的犯人並不多,所以我去的時候一共只關押著八、九名犯人,後來最少時只有三、四人,最多時也只有一二十人。

我走進那間牢房時,裡面已有三位「難友」:

一位是冶金部長沙有色冶金設計院的工程師,姓余,四十多歲,廣東中山人,早年畢業於長春地質學院,多年從事水文地質和工程地質工作,下文稱他「老余」吧;他是個政治犯,而當時全的政治犯全被稱為「反革命犯」。

另一個是省地震大隊工人,姓王,三十來歲,有些文化,滿腹牢騷,我始終不知道他的確切罪名。

還有一個小夥子,姓趙,二十多歲,油腔滑調,是個痞子,還逗人喜愛,省革委會第幾招待所食堂廚師,慣偷,庫房中的糧油佐料菜蔬,樣樣都偷。

省公安局的任務之一是受理省直單位和中央駐湘單位的案件。他們三人之中,老余是「中央駐湘單位」的,而王、趙是「省直單位」的,都符合「條件」,所以被關押在這裡。我不知道還有些什麼「條件」,而我符合其中哪條;也就是說,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到了這裡的。

(立法網新媒體中心覺林寺/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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