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的少年與少年的蔣勛

■ 前言：

這些人當初從大陸這樣移民過來台灣的時候幾乎都是少年。
他們出去冒險，或者嚮往一個地方，一片新土地，
甚至連兩腳都沒有機會踏到這塊土地上，
可是他們的屍骨在這裡。
這當中似乎有一種年輕的精神，或說少年的精神在這塊土地上，
而這個東西讓我覺得，我不希望台灣太老。

謝旺霖

八里淡水河岸旁，蔣勛畫室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蔣勛的少年與少年的蔣勛

謝旺霖

走入畫室，便見河流悠悠地躺在窗前，水光粼粼躍動。稍往左看，可以望見出海口，遠方海口，接連天空無邊的霽色。這樣看著望著，不知不覺就忘了此行的目的。

電話鈴聲響起，我睜開模糊的雙眼。那端聲音傳來：「吵醒你了嗎？猜一猜我現在在哪兒？」他的聲音興奮得像個追風少年。我瞥了一下掛鐘，早晨七點半。他說要讓我聽，手機高高舉在空中。澎湃的浪濤兀自深情地拍打在岸上，淘洗岸邊滾滾的卵石。

我知道——那是七星潭獨有的聲音。

「看見太魯閣的畫嗎？」我轉過身來，才發現稍前匆匆一略壁上的墨畫，原來是太魯閣。我從窗邊移步至畫前，順著山脈纏綿的走勢，想起同登錐麓斷崖那次，在山水的中途，一行人都累癱了，就睡卧在懸壁間輕搖的弔橋上。恍惚中，我忽然醒轉，正聽見他打手機給遠方的朋友：「嘿嘿！猜一猜我現在在哪兒呢？」

畫室里的一切總要使我分心。終於讓自己坐定下來，隔桌面對著他。我搔搔頭，尷尬笑了一笑，記起了今天第一個問題。

謝旺霖（以下簡稱謝）：是什麼原因開始觸發您寫「少年台灣」系列？

蔣勛（以下簡稱蔣）：大概從青少年時期，我就喜歡背著背包在台灣亂跑。沒有計劃，也沒有目的，經常會因為一個地名很特別，就想去。譬如有一次，我在「月眉」，去看了做交趾陶的林洸沂。然後在那個夏天，很熱很熱的晚上，突然看見很藍的天空上那種星月。你會覺得，唉！這地名怎麼會跟這個天氣密切相連？

寫《少年台灣》的時候，有個習慣是背著背包坐在小火車站等車，就開始做點小筆記。那筆記不是有目的的。可能剛好看見瞎了一隻眼的老人，天長地久坐在那裡不知道要幹嗎，我就開始描述他的動作，描述他跟周邊扶桑花的關係，然後，陽光在他身上慢慢地消失。這本書很多東西是從這樣的筆記整理出來的。

我想這些都跟一般可能世俗所說的旅行無關，它比較接近流浪的旅行，會讓你意外碰到一些難忘的事情。

謝：可是您也寫了許多的篇章，像「大龍峒」之類，似乎不只是被地名所觸發。

蔣：其實有好幾篇是寫朋友的故鄉。後來有一種動機，碰到一個人我就會問：「你在哪裡長大的？」很多人回答台北、台中或高雄。不過這類大都市往往很抽象，不具體。再問下去，就慢慢找到，像芝山岩、苑裡、燕巢等這些小地方。

像那時正在寫《少年古坑》，有一天碰到一個企業的老闆，我們聊了起來，後來她一說到「古坑」，就很興奮地開始一直講，那個董事長的職位突然不見了。她說：「哇！我們那個古坑哦，我們每天放學回家就斜背著一個書包開始跑，那時候剛剛發育，書包袋子摩擦我的胸部，覺得很痛也在跑。然後我就一腳踩進蛇坑，然後發現，哇！全部跳起來都是蛇。」我想如果沒有人問她，她大概不會經常想起這樣的事。

那些小地方往往充滿他們的童年，很深、很具體、很獨特的生命記憶，嗅覺的、觸覺的、身體的那種記憶，我很想幫他們把那些記憶釋放出來，找回來。我覺得找回來以後，他們才有故鄉。而「大龍峒」的部分，則是寫我自己的童年。

謝：為什麼《少年台灣》每個篇章的名字都冠上「少年」？

蔣：我第一本出版的作品《少年》（詩集），就用到「少年」。我想，「少年」是我對「青春形式」的某一種迷戀。

喜歡「少年」兩個字，多少是受到父母的影響。我來自外省家庭，父母也許是基於一種鄉愁吧，都喜歡談他們自己源遠流長的家世，像我的母親有滿族正白旗的血統。但我到了巴黎之後才發現，父母的鄉愁其實對我來說都不具體。我有自己的鄉愁。我的鄉愁是大龍峒，從童年開始就在這塊土地上生長的東西。

台灣有一種話，叫「開台祖」，意思是，你跟這土地的關係是更確定的。我在想，如果父母跟著姐姐移民到加拿大，他們的遺體也埋葬在加拿大，那我會不會是「開台」第一代？

謝：所以「少年」，具有訴說自己的童年、鄉愁和土地，包含時間與空間的意義？

蔣：在我畫室旁，有一個墓，以前附近是個碼頭。一八二七年，漢人移民在那裡下船，但船行過程里有不少人死在船上，倖存者便合力把屍體就地埋葬。那些死者都沒有個人的名字，因此叫「萬善同歸」。這些人當初從大陸移民過來台灣的時候幾乎都是少年。這些人，他們出去冒險，或者嚮往一個地方，一片新土地，甚至連兩腳都沒有機會踏到這塊土地上，可是他們的屍骨在這裡。

這當中似乎有一種年輕的精神，或說少年的精神在這塊土地上，而這個東西讓我覺得，我不希望台灣太老。

台灣的年輕，也可以包含很多東西。就像我去看馬祖的燈塔，發現守燈塔的，竟然有俄羅斯人、英國人、丹麥人、荷蘭人等。台灣後來在兩蔣時代強調漢族統治，所以可能不容易理解這些事。如果我們有機會，將十六世紀后這些世界船隊在島嶼上踏過足跡的經驗和生命留下來，很可能會讓這個地方變成非常混血的文化。這也是我比較想講的廣義的「少年」。

謝：關於「青春形式」與「台灣」的關係，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蔣：我覺得台灣的年輕，有時候是很冒進、冒險，甚至魯莽的。你在這本書里時常可以見到，不知天高地厚，不畏死活去做一些事，充滿頑強、耐苦的生命力。

這樣的生命力，可能也跟殘酷、毀滅聯繫在一起。這些東西構成我對島嶼某一種文化性格的理解。它們是一種美學，不太講合理。它們或許暴烈，非常情緒化，很容易自我毀滅，然後也不在意毀滅。我覺得這種美學形式的本身，沒有所謂的好壞，就像書里我寫到的有些人物，第一代在海里死亡，第二代繼續還是那樣，表面上是某一種宿命，但我不覺得它是悲劇，它裡面有一種美，就是漂亮，台灣那種生命力的漂亮。這些其實都是一種「青春形式」。

謝：剛才提到「大龍峒」，我觀察到您在書里，時常有一種對庶民文化的關注與欣賞，這跟您的成長背景有關嗎？

蔣：對，我想有關。當時大龍峒除了少數當地的士紳家庭以及移民，我們大概是唯一的外省家庭。我後來升學，國小同學幾乎在畢業后就失學了，開始從事各行各業，在菜市場賣菜，殺豬，運煤球，變成底層的勞動者，非常成熟。那時經常走過攤販，他們忽然會割下一塊豬肉，或抓起一顆菜頭拋給我。你還在傻裡傻氣讀高中，少年維特煩惱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賺錢養家，辦桌結婚了。那個差距讓我覺得自己好窩囊。

對那些生命的著迷，似乎是我不可擺脫的宿命。可是那些東西在都市一直擴大后，就漸漸減少了。

我好像一直都住在都市邊緣，像住大龍峒，當時是台北邊緣，現在住八里，又是台北邊緣。我覺得在都市邊緣，是你去凝視都市很好的角度，因為你不會一下子變成被物質所囿養的寵物，就是覺得還有一種流浪的東西在身上，讓自己自在一點。如果這是作家非分之想的話，我希望島嶼這樣的生命力可以久一點，否則許多的創造力會因此而流失掉。

謝：我注意到本書收的文章，可分為兩個時段：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到二○○○年十二月，以及二○○七年一月到二○○八年十二月。這之間相隔了六年，當初的想法，跟六年後再繼續寫，有何不同的轉變嗎？

蔣：你不提我大概沒有特別的反想。我想那會不會是我時常在這片島嶼浪蕩、遊走，本來感受到的快樂、喜悅，與很澎湃熱情的那種愛卻漸被澆熄，其間大概有六年真的是非常沮喪。

大約在一九九九年，有一種興奮，因為很具體感受到這個島嶼將要改變。它可以改變，讓它再有一次可能性出來。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的夢想。

到了二○○六年，重新拿起筆來寫《少年台灣》，是因為知道自己有過不實際的夢想，而我不該把它加在當年遊走在島嶼的快樂上，我回來以島嶼的方式去看它，那種信仰才是比較具體的。就像我在《聯合文學》另一本作品《島嶼獨白》（一九九七）中，不稱它為「台灣」，而稱它為「島嶼」。我覺得自己可以從過去是威權的黨，或有可能也變質的新的黨，從那中間的關聯跳脫出來，回到個人身上，所以我又開始背著背包，到處去走，覺得自己可以更快樂。

謝：這本書混融了像小說、散文和詩的筆法。就形式上來看，非常特別。譬如，您會使用括弧，但括弧有時跟主文有關，有時卻自成一格，甚至有一種斷裂的效果。您就這方面是否特意設想過？

蔣：我不太喜歡文體分類，就是歸類成小說、散文或詩，也不太喜歡書寫者太早被定義為詩人或散文家、小說家。因為我覺得這會使形式上產生一種捆綁。我很喜歡像加繆、卡夫卡、沈從文。他們寫的很多的札記，其實很難歸類，甚至我覺得好像是散文，可是裡面的人物時常比他們的小說還強，或者說它的詩意性，比詩還要高。我希望抓到這個。

我喜歡不定性文體。因為不定性在書寫時，能給自己更高的自由或散漫性。我還不能夠定義到底是自由，還是散漫。像括弧，我忽然不想寫前面，就用括弧把自己跳出來。跳出來時，也許是另外一個人在看這件事，也許是我自己的分裂，或者說是這裡面的某一種斷裂。用這個斷裂，可以造成更像札記的部分，如果是札記，它的角度就可以跳，所以我當時不太在意這是不是一個完整的文體，就大膽地玩了這個部分。

這次重讀，我覺得未來如果要繼續寫《少年台灣》，可能會更多用這種形式。

謝：這本書裡面，有沒有您比較喜歡的篇章？

蔣：其實不是篇章，我覺得是人物。我後來再讀，突然覺得好懷念這些人物啊。

另外，譬如書裡面的《少年豐山》，大概是我寫的唯一一個，今天電子業里的上班族。開著MiniCooper，穿著阿瑪尼襯衫，拿普拉達手機，身上有古龍水香味，那樣雅痞的人物。他那天載了一個搭便車的，只為了「豐山」這地名就想去流浪的少年背包族。而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沒有那個能力了。寫的時候，很憂傷，我覺得好怕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我忽然發現寫他，大概是在寫一個我害怕的遺憾吧。

謝：所以這裡面其實也包含一種自我的提示，或說反省，甚至是期待？

蔣：我相信這個島嶼是個年輕、富足的島嶼。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們在富有裡面到底流失了什麼？這個島嶼流失了什麼？有沒有可能就是在今天，忽然心血來潮。特彆強調心血來潮，就是不要有什麼計劃，背起一個背包就走了，不要擔心今天晚上睡哪兒，也不要擔心下一頓飯在哪裡吃。

如果我們處在一個富足的狀態里，你在擔憂什麼呢？這些擔憂是不是現在的都會裡誇大出來的，一種對於生命的褻瀆？

而我希望這時的《少年台灣》，可以讓大家重新去行走這個島嶼，就是背著一個背包就走了，去探索一個新地方，去看看那些完全不同於你生活的人，或者回到記憶里曾經住過的小小的故鄉、小區。說不定你認識的人還在，與他們交談幾句，我覺得那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可能會是有趣的平衡。

謝：您覺得身為一個創作者，該如何拓展他／她的創作之路？

蔣：身為一個創作者，如果不能獨自走出去，如果他經驗一個土地裡面的人的生活愈來愈少，這樣的經驗少掉以後，一定是創作的萎縮。因為創作一定是來自這種東西。我不覺得創作必然是從閱讀來的，它應該是從生活出來的。

我一直喜歡的作家，如沈從文、高爾基，都是從生活出來的。高爾基的《童年》《我的母親》《我的大學》都是他在俄羅斯浪蕩時的記錄。沈從文寫《從文自傳》《長河》和吊角樓里的妓女那種生活，全是在家鄉和當兵時浪蕩的記憶。我覺得這些都是最好的文學。

好的文學，並不是讓人停留在這個文學本身，而是讀完以後把它丟開，去看那一塊土地和那裡面人民的生活。我不知道這樣的文學態度是不是對的，可是我覺得有一天這些書寫被丟開，然後他們借著這些書寫去了刺桐，去了金門的水頭、馬祖的芹壁、蘭嶼的野銀，也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當我衰老時，看著島嶼少年走過，依然意氣風發。」這是台灣美學大師蔣勛寫給台灣的情書，他深入台灣的各個角落，愛戀這片土地上的人，記錄他們的故事，同時也書寫他自己青春的孤獨，充滿詩意的文字也勾動著讀者的鄉愁。

除了深情的台灣故事和原汁原味的光影記錄之外，新版隨書附贈蔣勛私藏的台灣浪遊指南。帶上這本書，去真正認識台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