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小確喪」（總第269期）

喪文化——從習得性無助到「自我反諷」

（增補版）

杜駿飛

社交媒體上經常出現各類段子、毒雞湯，如「生活就是到處碰壁」「鹹魚總有翻身的一天，但是翻身之後，還是鹹魚」等都受到青年群體的追捧。在日常交流中，他們還喜歡用馬男波傑克、鹹魚等「喪」特徵的表情包。該類現象不僅出現在網路上，也逐漸滲透到青年人現實生活的語言交流中。

更有一些商家借勢營銷，推出了「加班不止加薪無望綠茶」「前男友過得比我好紅茶」等商品。一時間這種以自嘲、頹廢、麻木生活方式為特徵的「喪文化」在年輕人中流行，成為一道獨特的文化圖景。

喪文化現象背後，是青年群體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的一種精神訴求和社會心態的映射。它有著獨特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內在心理特徵，以及因為媒體介入而帶來的更為深層的行為轉變和心理期待。

喪文化與習得性無助

百度百科上將「喪文化」定義為「一些90后的年青人，在現實生活中，失去目標和希望，陷入頹廢和絕望的泥沼而難以自拔，他們喪失心智，漫無目的，蹣跚而行，沒有情感，沒有意識，沒有約束，只能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屍走肉」。

從此定義來看，似乎有誇大的嫌疑，但頹廢、絕望和麻木等詞語確是傳達出「喪文化」使用主體的基本思想狀態。表面上看，今天，年輕一代的生活質量，其絕對值比他們的前兩代人要富足很多。但是，由於成長於社會轉型時期，殘酷的壓力和無情的競爭，也是他們的先輩未曾經歷的。權力和資本、經濟和社會、知識和情感、過剩和匱乏，交錯相逼，年輕一代的焦慮早已無與倫比。當他們走出校門，猛然遇見現實的真相，發現跟生活扳手腕幾乎毫無可能。並且，前路漫漫，希望渺茫，內心的無力感和缺失感更是無以復加。

這種難以言傳的人生挫敗感，需要找一個釋放的出口，於是只好通過似是而非的「喪文化」予以表達，半是自嘲，半是宣洩，其中還間雜著幾許抗議。

美國心理學家賽利格曼在研究動物行為時提出了「習得性無助」的概念，認為：「人對自我能力和自我環境控制力的知覺是從經驗中習得的。」他將這種由於個體在經歷某種學習之後，在情感、認知和行為上表現出消極狀態的特殊心理狀態稱之為習得性無助。

喪文化中充斥著悲涼、失落、孤苦、無依的意涵，以及頹廢、麻木、得過且過的生活態度，其特徵符合習得性無助理論的描述。習得性無助理論認為：「當一個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敗后，他將停止嘗試，並把這種控制失敗的感覺泛化到所有情景中。」通常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們會認為是自己的能力存在某種缺陷，而導致一些認知障礙和情緒失調等狀況的發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歸因過程中，具有習得性無助心理的個體更傾向於認為，失敗的困境是自我內部因素造成，而非外部環境或其他情景因素。長此以往，慣習的無力感會從根源上挫敗一個人的自信心乃至改變其整個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產生較大消極負面影響。

習得性無助感是一種因為失去自我控制力而導致的，拒絕努力的自我挫敗思維。就心理學維度而言，這種社會心理主要體現在低成就動機、低自我概念、消極定勢、低自我效能感四方面。習得性無助個人的生活經驗往往是失敗的，收到身邊領導和朋友的評價也是負面的，逐漸形成了刻板的思維模式和認知態度，並以消極的方式重複不變的對待生活和工作，從而陷入消極無望的心境之中。

喪文化得以在社交媒體流行，其使用者遵循上文描述的心理變化軌跡。喪文化的追隨者多為青年人，一部分人恰逢適婚年齡，在面對車、房等巨大經濟壓力，面對階層提升、自我實現的渠道變窄等現實困境時，所產生的無力感，逐漸瓦解其夢想和鬥志。當其受挫時，容易尋找那些顯而易見的客觀原因。此時，就催生了「條條大路通羅馬，有的人出生就在羅馬了」「如果你覺得自己一整天累的跟狗一樣，你真是誤會大了，狗都沒你那麼累」這一類消極情緒。

因此，從喪文化的表徵和所傳遞的消極情緒等維度來考量，可以被認為是由於習得性無助心理所生髮的社會心態或文化現象。

這種現象之所以會迅速發展，我認為還與集群中的迴音室效應有關。迴音室效應一般是傳統大眾媒體傳播中出現的情形，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並以誇張或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

迴音室效應在閉塞的前互聯網媒體時代是顯著成立的，而在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圍牆被瓦解，公民新聞的低門檻等似乎削弱了迴音室效應。但更多的人會選擇不信任媒體，而傾向於信任自己所屬的群體。有學者指出迴音室的產生恰是經由了社會群體的中介才成為可能。胡泳指出：「回聲室效應在社交媒體上造成的一個結果是過濾氣泡的產生。將相異的觀點有效的排斥在外。」

如此，當喪文化段子和表情包等不斷在青年群體的互動中重複出現，就會給人一種幻覺，即喪文化在青年群體中代表了主流。而類似階層的受眾在無邊界的傳媒環境下很容易受到教育，並且被喪文化所感染。長此以往，喪文化的涵化作用得以體現，使得人習得性強化了消極因素的自我感受。

喪文化與「亞文化光譜」

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亞文化形態，喪文化並不是只有「喪」。作為一種狂歡式的話語場域，喪文化也並不是只自我否認。

對於大多數的年輕人來說，雖然常使用「加油，你是最胖的」等「喪」味濃重的語言和表情，但其內心和行動並非是一味消極，相反，其戲謔、狂歡、反思、消解、抗議含義，才是它真正的文化內核。

這裡，牽涉到這一代青年對自身際遇的歸因：他們是否都認為當前的不良生活狀態是由於自身原因所致？是否都因此而導致了低成就動機、低自我概念、消極定勢、低自我效能感？顯然不是。因為這些心理要素無法解釋喪文化中形形色色的複雜情緒，及在各類話語場合中的複雜意涵。

阿布拉姆森（L. Y. Abramson）等人提到，人在不可控的狀況下遇到失敗和挫折后，會有三種歸因的維度：內部——外部、穩定——不穩定，普遍——特殊。當歸因於內部、穩定且普遍的因素時，則會產生「結果不可控」的期待，出現動機水平降低、認知和情緒受損害的無力感癥狀。

在喪文化使用人群中，未必都會歸因於內部、穩定且普遍的因素。相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歸因於外部，或歸因於不穩定且不普遍的因素。此時，在該部分人群中，便不會產生「結果不可控」的心理預期，因此，在葆有期待的條件下，習得性無助心理就不會發生。

如果我們把喪文化中的群體心理理解為一個「亞文化光譜」，也許能更好地闡述它的豐富內涵。喪文化如同一切亞文化一樣，絕無可能只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扁平化存在，而是一條心理、情緒與理念之河，這條理念之河當然有上游和下游。我們可以假設，它的「亞文化光譜」從積極到消極依次排列著：自我強化、狂歡、戲謔、抗議、消解、反思、麻木、頹廢、自我否定。

不過，為什麼人們在觀察喪文化時，大多只能看到它消極、絕望的色系呢？甚至，一部分體驗喪文化的青年人群也傾向於這樣的解釋。我的理解是，人們容易「看到」符合自己想象的成因，即使是與他「感到」的尚有差別。

社會學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論經驗的組織》一書中指出，「框架」是一個涉及認知領域的概念。框架作為一種基礎的認知結構，能引導人們感知和重現現實。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十分接近認知心理學中的「解讀圖式」（schema of interpretation）一詞。解讀圖式指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和分析以大腦中已有的一些既定模式為基礎，它涉及紮根於人們大腦之中的已有觀念和既有價值傾向，在人們的無意識之中發揮作用，而這一過程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建立起來的。便於進一步分析，戈夫曼使用一個特定的術語來描述被框架化的經驗（framed experience）——經驗/活動截片（strips of experience/activity）。經驗/活動截片是指活動流中的一個片段或部分，既可以是一個自然的片段，也可以是一個人為的片段，能從參與事件的主體的視角中察覺到。

在體驗、描述、歸因喪文化時，人們很容易被以上規律所左右，比較願意以最便於解釋的歸因去簡單解釋喪文化。正如卡內曼和特威斯基所論：人在歸因時，並非總是按理性去進行因果分析，而會走近路達到結論。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利用兩種啟發法進行推理判斷：一是代表性啟發法，二是可得性啟發法；前者指人們在進行推理判斷時往往選擇有代表性的事例，後者指易於進入頭腦的信息往往被利用。

正是這種心理惰性，促使觀察者與體驗者均容易忽略喪文化中的廣譜性，事實上，後者早已超越了自我否定的習得性無助。

一個強有力的佐證是，青年群體中流行的喪文化，其娛樂意味相對濃重。與習得性無助內核不同，青年人在「喪文化」中體現出的自嘲行為並不是真正認同自己很「喪」、「一無是處」。相反，他們通過誇張的方式放大生活中的「小確喪」，減少理想與現實落差的衝擊。例如，年輕人會對「葛優癱」等「喪文化」典型符號進行加工，製作成表情包進行傳播、調侃和模仿，其本身更接近於自嘲和狂歡，而非徹底的消極、頹廢和自我放棄。通過自嘲和解嘲，青年人可以巧妙化解壯志難酬的尷尬，宣洩內心不滿，獲得心靈慰籍。

簡言之，喪文化的習得性無助和非習得性無助的差別，首先在於行為主體的內核是否為真正意義上消極和無力。前者通常具有低成就動機、低自我效能感和消極的定勢等特點，而後者雖然同樣以「無助」為外化表現，卻是以「無助」為外殼，實現對現實壓力的解構和反抗。在這樣一個複雜過程中，戲謔、狂歡、反思、消解和抗議相伴而生，共同構成了喪文化的複雜文化面貌。

喪文化與「自我反諷」

在這裡，我想給出這樣一種判斷：具有亞文化光譜的喪文化，在大眾傳播里的風行一時，是因為它具有在不同青少年人群中的最大公約數——「自我反諷」。換言之。自我反諷，有可能是它在大眾傳播中的真正的文化內核。

在修辭學中，「反諷」（irony）這個概念與「悖論」密切相關，尤其是在新批評的理論系統里，「反諷」這個術語是關鍵詞。反諷理論的主要闡述者布魯克斯認為：「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我們稱之為反諷。」「反諷」本是指一種「所言非所指」的語言現象，在「反諷」中，符號意義的表述屬於「正話反說」：其真實指向與它在字面上的意義有所不同、甚或截然對立。

觀察一下當下的媒體環境，它對個人的干預和滲透程度已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個體對外界及自我認知和定位，受到媒體的極大型塑。但同時，由於信息獲取渠道的多元性，媒體行業被污名化等原因，個體在信息篩選和接受中，對媒介傳達的信息並非是完全信服。隨著互聯網賦權的增加，受眾的地位向「用戶」發生轉變，他們可以實現對媒介內容的自主選擇，具有很大的懷疑和反抗空間。因此，這種悖反心態很可能會在網路話語中有所體現，於是，原本屬於自我批判的喪文化，其話語很容易走向「反諷」，即以能指反抗所指，在千篇一律的「喪」文本中實現對自我否認之否認。

這種自我否認之否認的旨趣，還可以很方便地使得對「喪」的歸因由個體向群體轉移。換言之，當「喪文化」的群體以一種顯然不合理的話語對現狀作絕對化的自我歸因時，它所帶來的解構效應，反而使得「喪」的歸因得以遷移出去；在這樣的傳受機制下，產生了一系列具有很強閱讀張力的「喪文化」段子，它所導致的笑聲，實現了社會傳播意義上的「反諷」。

回到本文最初所談的習得性無助的產生，其原因往往與不正確的歸因有關。例如，有藝術類學生在英語學習中有嚴重的自卑心理，並將失敗歸因於常態的「能力」問題，把成功歸因於偶爾的運氣。張昊等人也提到，預防習得性無助的一大關鍵，在於引導其正確歸因，歸因於外因或偶然性原因，而非歸因於天資不足、能力不夠等「永久性」的內因。

實際上，「喪文化」的不喪之處，在於青年人在面對失敗的結果時，實現了辯證視角下的歸因。一方面，身處現實困境中的青年人依然會體驗到因個人能力、原生家庭環境等因素而導致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青年一代通過話語共享也逐漸證實了同齡人面臨的情境是相同的：階層日益固化、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社會結構性壓力加大。因此，他們面對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青年群體所面臨的群體性問題。這樣，在對現實的失敗進行歸因時，關注視角即可逐漸從個人的內部轉向群體的外部。

作為一種亞文化，「喪文化」已經通過葛優癱、馬男、鹹魚等種種標誌性的符號生產，形成了新的意義生產和傳達。雖然外部表徵都類似於自我嘲諷，但這種文化雖然內核仍可能是「不自我拋棄，不自我放棄」，只是其外化形式卻與主流文化截然不同而已。在這裡，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喪文化」對已有文化的對抗性解讀。

這種對抗性解讀的一個例子是：把某品牌的對勾標識和「Just do it」的口號，改為倒對勾標識、「Just quit it」的喪形式等。這種對常見話語或品牌標語進行重新解讀的做法，其本質上以「喪」的形式爭奪主流文化中的話語權。文化參與者從「假正經」轉向「假不正經」，以消解社會壓力，實現情緒宣洩。

對常見話語的重新解讀和對現實壓力的反抗，成為了青年群體實現個體間身份認同的有效鏈條。他們以喪文化符號作為認同標識而聚集在社交公共平台，交流和對話，形成身份建構和文化共同體。同時，喪文化作為廣譜的亞文化，也在與主流文化進行著大規模的意義博弈。

結論是：喪文化在使用「喪」的表述，來傳達與「喪」無關的宏旨，包括向外部歸因、文化認同、代際身份區隔、對抗性解讀、文化挑戰、壓力釋放等。當此之時，「所言非所指」的喪文化文本，實現了典型的「反諷」：千篇一律的「喪」的自嘲，其真實指向與它在字面上的意義迥然不同，亞文化的光譜亦得以形成。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喪文化，幾乎傳遞了「反諷」的各種形態與功能，唯一的不同在於，它把反諷指向了自身，形成了獨特的「自我反諷」。「自我反諷」堪稱是喪文化的一個思想貢獻，它也是當代青年亞文化網路集聚的必然歸宿。在這個歸宿中，自我否認與自我確立得以融為一體，喪文化由此成為形形色色的青年階層的文化公約數。

今日概念回顧

「喪文化」；習得性無助；社會心理（低成就動機、低自我概念、消極定勢、低自我效能感）；思維模式、認知態度，社會心態；迴音室效應、社交媒體；「亞文化光譜」（自我強化、狂歡、戲謔、抗議、消解、反思、麻木、頹廢、自我否定）；歸因，自身際遇歸因；「框架」、解讀圖示、經驗/活動截片；「小確喪」；反諷，「自我反諷」；身份建構，文化共同體，話語權；意義博弈（向外部歸因、文化認同、代際身份區隔、對抗性解讀、文化挑戰、壓力釋放）；青年亞文化，文化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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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賀芳菲

責編｜胡園

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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