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如海」：中國地緣政治及其運用

毛主席的詩詞中的戰略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地緣政治，是毛澤東詩詞中被人認識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這是因為毛澤東在詩詞中直接提及地緣政治的較少，而若不從地緣政治視角，毛澤東的許多重要詩詞中比如「盡開顏」「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等意境連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鬥爭，就不能得到更準確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馬上接近真理。1927年，共產黨一年學到的東西比其他所有時間都要學得多。黨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論，到了1927年「四一二」后，共產黨幹部脫掉西服和皮鞋，穿著草鞋進山，拿槍。這樣才換來了根據地大發展。但形勢剛好轉，又開始玩虛的。上次陳獨秀是「高學歷」，這次王明不僅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高學歷，還帶著斯大林支持光環，又有軍事顧問李德協助。這時共產黨還不夠成熟，總覺得外來的和尚念經能念真經。王明見過斯大林，因此，沒有人敢懷疑他會有錯誤。

王明為什麼會失敗呢？還是他的認識是從外邊帶來的，這樣的認識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水土不服。當時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軍事鬥爭。軍事鬥爭就要了解，對當時的共產黨來說首先是南方山地的地理特點。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歐洲大為不同。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南方則是峰嶺橫縱的山地。在歐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戰壕，在決戰中解決問題，歐洲各國及蘇聯打仗都是這種打法。李德把這種戰法就帶到，帶到南山地。山裡頭打仗是什麼呢？山裡頭打仗，山體就是掩體，河川就是戰壕，想決戰都難找到一塊平整的地。1933年底，李德（奧托·布勞恩）來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李德要紅軍正規化，軍事理論要歐洲化。李德在回憶錄中說：

劉伯承擬訂了三種類型正規軍建設方案，我作了鑒定后，方案就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與蘇聯紅軍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員方面，也就是說在人員的數目、尤其是在武器裝備方面當然比蘇聯紅軍落後多了。

在作戰方面，李德一反毛澤東的山地游擊戰術，要求紅軍在到山裡頭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尋求與國民黨部隊決戰。1934年4月，李德以筆名「華夫」發表《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系統地提出他將在蘇區推行的軍事思想和作戰原則，認為：

在敵人主攻方嚮應建立防禦體系，以此來直接保衛蘇區。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彈藥）牽制住敵人最大的兵力。應在重要的戰略地點建立分散的堡壘或牢固的陣地（堡壘群），來抵抗敵機的轟炸和炮兵的射擊。在山區只應進行靈活的防禦戰。無論情況如何，我們必須經常記住我軍的特點，尤其是紅軍善於英勇作戰的能力。每次防禦時，應組織積極防禦，堡壘地帶應配置一定數量的人力和火炮火。

如果只看平面地圖，那說出來的多是神話；如果我們看立體地圖，說出的話多是人話。王明、李德面對平面地圖，神話滿篇。在他們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飯睡覺的，打仗是不需要輜重運輸的。讀李德的書，讓人發笑，為什麼？因為你是人，知道山地之難；要是俄國人，就不會笑，就覺得李德是對的。因為歐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來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軍隊，打仗時在山裡修碉堡，找開闊地決戰。前陣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宜昌保衛戰》，從那裡能看出國民黨、日本人都是這麼打仗的：在山裡頭修碉堡、挖戰壕，搞決戰。國民黨的抗戰詞典中多「決戰」，八路軍的抗戰詞典中儘是「大捷」。日本、國民黨、李德的戰爭理論都是來自歐洲大平原的經驗總結。博古王明、李德放棄有利於紅軍的地形優勢，用自己人少的劣勢與數倍之敵硬拼，豈不是自找倒霉。毛澤東和朱德不是這樣，他們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勢掩護，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隨時都將敵人分解為一堆堆少數並個個殲滅。國民黨胡宗南到了陝北以後，被毛澤東牽著鼻子到處轉。共產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與國民黨一樣，結果在1934年底的湘江之戰中碰得頭破血流：出門的時候八萬多人，回來的時候剩3萬多人。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說：「在這個時期，我們犯了兩個重大錯誤，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戰略，用陣地戰對付占巨大優勢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紅軍無論在技術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適合於陣地戰。」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當時王明也不是個人現象，當時根據地稍微好一點，又要搞形式主義，選幹部重洋文憑，看履歷。這種風氣下毛澤東、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說毛澤東不正規。1931年12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后投奔紅軍，毛澤東要求「對這支隊伍，要努力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而這支隊伍中的許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為了更順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這支部隊，毛澤東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長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訴他：「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台。」

現在也有這類問題，張口閉口都是美國。其實今天來自美國和昨天來自蘇聯的理論一樣不靠譜，「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同志了解情況」。可王明哪聽得進毛澤東的話。幹部一正規化就將毛澤東排除了。毛澤東沒文憑，大專文憑都沒有；他又不會外語，英語、俄語都不懂。毛澤東哪一條都不夠，但他能打仗，知道國情。

現在我們一些人講了現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論。什麼「一小時打遍全球」，可是只要打仗，還需要部隊，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輜重。這些都不是發射導彈、一個原子彈爆炸就能解決問題，還得面對生活在當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鮮地形，如果沒有當地人民歡迎，外人是進不去的。如果人進不去，導彈技術有什麼用。在南方山裡，蔣介石在江西沒打贏，蒙古人沒打贏，隋煬帝在朝鮮半島北方山地沒打贏，美國、蘇聯人在阿富汗沒打贏，外人怎麼能「迅速拿下」？凡是山裡打仗，當地人不支持誰都打不贏，必須跟當地人結合。為什麼？一座座山峰就像是叢叢利刃，大部隊進去后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隊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條件下發揮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隊的「大部隊」就很容易為當地人用「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國民黨部隊就是在湘贛大山讓毛澤東、朱德的部隊一口一口吃掉的。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到陝北去，也無法取得勝利。明白了這個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在湘贛時期，形勢越是困難，其詩詞越是洋溢著大革命失敗后少有的必勝的樂觀精神。除了前引「風卷紅旗」「紅旗漫卷」「紅爛漫」「紅旗亂」「誰持彩練當空舞」等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情緒的詩詞外，還有如：

西江月·井岡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清平樂·蔣桂戰爭（1929年秋）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梁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 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採桑子·重陽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年春 ）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特別是到了1934年夏，毛澤東已被博古、李德（德國人）等排擠出了領導集團，在會昌「養病」，毛澤東在《清平樂·會昌 》一詞中仍是樂觀的。

清平樂·會昌 （1934年夏）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1962年毛澤東給《人民文學》編輯部談到這幾首詞時說，這幾首詞「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的樂觀情緒源於他已經找到了在山地開展游擊戰的規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升落。

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實際結合需要真懂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要懂實際的政治家。而檢驗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環--如紅色履歷、文憑、職務、出身等，而是實踐，而且還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實踐檢驗。

1934年10月，毛澤東在於都接到中央紅軍準備戰略轉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八萬六千餘人，開始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紅軍突破一道道封鎖，一路上，軍情急迫，毛澤東已無當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從容心境。這可從其間寫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來。詩曰：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苦戰五晝夜，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的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我軍與優勢之敵苦戰，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紅軍雖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第五軍團和在長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國際師損失過半，第八軍團損失更為慘重，第三十四師被敵人重重包圍，全體指戰員浴血奮戰，直到彈盡糧絕，絕大部分同志壯烈犧牲。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被阻於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已由出發時的八萬餘人銳減為三萬餘人。」

湘江之戰後，中央開始認識問題的嚴重性。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並找到真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召開了遵義會議，黨中央推選毛澤東同志主持軍事工作，而這時交到毛澤東手中的部隊只剩三萬多人。但要從根本上扭轉黨內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危害，毛澤東知道這並不是換一兩個領導人那樣簡單，其路如鐵，其聲如咽，馬蹄聲碎，前景如血。毛澤東和黨中央已有了「而今邁步從頭越」的心理準備，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澤東在《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中一改以前的樂觀，心情凝重：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結果，紅軍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下，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使黨暫時脫離了王明、李德錯誤路線帶來的險境。這次勝利，也是共產黨成功地使生長在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移入，與實際結合起來的結果。

但是，這才是開始，因為更嚴峻的考驗還在「殘陽如血」的前方。

過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點，又遇到了張國燾路線的干撓。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鬥爭的焦點並不是外來思想與實際的矛盾，而是對國情，尤其是對地緣政治特點認識深淺的矛盾。

毛澤東比較早地注意並嫻熟地運用地緣政治（傳統稱之為「歷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學說為國內國際鬥爭服務。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曾主講過地理課，他講述學習地理與革命工作的關係。要求學員除對全國性的地理概況有所了解，對本省的山川形勢、人情風俗習慣，以及地理上給予政治的影響等，也都要了解。建國后，毛澤東要求高級軍事幹部關注和研究華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時，毛澤東注意到林彪「篡黨奪權活動」的企圖，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麼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裡？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了解華北的歷史地理。」1956年3月8日，毛澤東在聽取交通部彙報時說：「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1964年3月5日，毛澤東在與金日成談話中提到羅馬尼亞，說：「他們的地理位置沒有東方國家好，這對他們不利。」毛澤東這裡說的「他們」，既指羅馬尼亞也指歐洲。

地理位置的好壞取決於主觀對其規律的把握。毛澤東在當時黨的領導層中是對地緣政治及其規律認識最深刻的人。如果說，毛澤東與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鬥爭源於對南方山地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戰爭規律認識差別，而接下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爭執則源於四川和西北地形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戰爭規律的認識差別。深度不同的認識，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實踐結果。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國燾關於長征方向的爭論焦點在於對四川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差異。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共中央內部關於長征路線出現分歧。其主要表現在南北兩個大方向，具體說三個方位，一是南下川西北，這是張國燾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陝甘，這是毛澤東的方案；還有一個就是張國燾作為妥協的北進新疆的方案。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瓮中之鱉」的危險，而張國燾則固執於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線，表示：「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瓮中之鱉。」張國燾的回電帶有明顯的抵觸情緒，其「決不會做瓮中之鱉」是對6月26日召開的懋功兩河口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張國燾南下方案用語的決絕回應。

在這兩個方向的選擇中，誰對呢？在沒有實踐結果前，真不好說。但從歷史經驗上說，毛澤東同志的方案是有利於革命事業的選擇。

我們看，張國燾要南下川康地區，而四川的地形就像個盆子，由此進入中原只有兩個出口，一個是重慶，另一個是漢中。從漢中東出，就進入南陽盆地，由此北上就可直取洛陽。劉秀是從那裡起家的。這也就是說，要想在四川能成點事，重慶和漢中這兩個地方必須控制。當時張國燾不懂這些，張國燾要回去四川。毛澤東知道，歷史上蒙古人入川，結果大汗蒙哥死在重慶釣魚城下。另一例子是乾隆曾舉四川全省之財力遠征西康的大小金川，也是不了了之。這些張國燾不懂，自然與毛澤東說不到一起。

四川在地緣政治中是有其特殊個性的地方。歷史上有兩個姓張的人對四川形勝認識淺浮而又有執著入川的情結：一個是張獻忠，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有錢沉入河底，1646年與南下入川的清軍作戰全軍覆沒。另一個就是張國燾。虧得被毛澤東從四川拉出來，不然，1937年底蔣介石遷都重慶后，張國燾的結局不會比張獻忠更好。

但當時誰敢懷疑張國燾方案有錯誤呢？沒人敢懷疑，因為他身上光環太多：如果說王明受過斯大林單獨召見，而張國燾則受到過列寧的接見，而且是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再加上張國燾又是我黨為數極少的創始人之一，陝南根據地搞得還不錯。但是所有這些掩蓋不了他在重大問題上出的錯。毛澤東與王明、張國燾的鬥爭並不涉及共產主義世界觀，而是涉及為實現共產主義方式。他們這代人都是敢於鬥爭，但差別就在於善於鬥爭。在這方面，他們書都讀得多，而毛澤東讀得最活，特別是他比其他人更結合實際。

比如毛澤東青年時喜歡《三國演義》，他可以將書中的知識應用於革命實踐。大家都知曹操於公元215年拿下漢中又讓出漢中，為什麼呢？守不住。因為當時同年即215年劉備已拿下了成都，從成都北進漢中必贏，為什麼？劉備蜀國的資源運輸比曹操方便。打仗就是拼資源。曹操得從陝西那邊翻山運載物資，劉備則在家門口。所以，劉備拿下成都后，曹操就趕快退到秦嶺之上，把漢中交還給張魯。公元219年，劉備輕取漢中，就把張魯消滅了。估計毛澤東注意到這一歷史經驗，並將這一經驗用於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大家看印度與的邊界地形，藏南地區很像陝西漢中，喜馬拉雅山與秦嶺相似，其地形用曹操「直為天獄中」的比喻並不為過。印度地勢與四川相似，印度之於藏南易於實際控制，因為南上的資源運輸線較短，較北下輜重補給更為便利。

對北方防禦而言，能夠保證戰爭勝利的補給線陡長，因而南下容易控制難。

為什麼我要講這一點呢？這是因為有的同志不理解1962年毛澤東為什麼打了以後又退回來。如果僅看平面地圖，你就不理解毛主席為什麼要退回去。如果你看了立體地圖你就不會埋怨毛澤東了。毛澤東遇到的也是曹操攻取漢中後面對的同一守不住的問題，守不住就不如退回。遵義會議上凱豐說毛澤東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但不管讀什麼書，能將書活才是本事。毛澤東將《三國演義》這本書讀活了。而王明那些人讀的是馬列的書，卻將書讀死了。1964年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都屬於被蘇聯那些「五帝三皇」們騙了的「無涯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