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中國真正的大師？

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個中緣由很複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徵。

主要活動時間都在上個世紀的大師們，大多數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遭際，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毀謗被誣陷，卻總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煉獄，也不放棄期盼現代化的追求。

他們無不是堅定的愛國者，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而罕有人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領域，為促使超越現狀而走向世界前列，盡心儘力。

只見假大師得意，未見真大師發聲，「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學術評價機制，尚不足以判別真偽呢?

到底什麼人有資格叫大師，其中又有哪些人是真大師？我們先從大師這一概念的歷史沿革說起。

01 「大師」這一稱謂的歷史演變

上世紀中葉以後，有幾十年，「學術大師」變成惡名，被指為「封資修反動權威」。直到「文革」鬧得民窮財盡，這才承認「知識就是力量」。先是工藝學家和科學家，繼而社會的人文的各學科的大師，都很艱辛地恢複名譽。

所謂利必有弊吧。時近新世紀，我們的主流媒體和權威衙門，忽然爭相封賞「大師」，甚至輿論愈非議而表彰更過分。個中緣由很複雜，有一點是無疑的，即將不擇手段揚名立萬，看做「大師」的表徵。

其實「大師」稱謂，起初出現在漢初，並非了不起的名目。在秦始皇燒書以後，有機會聽到秦博士伏勝念過燒剩的《尚書》殘篇，而後跟著講點殘篇大意的山東儒生，無不稱做「大師」。歷經兩漢三國南北朝隋唐，直到宋元明清，文化日趨普及，人們對傳統的認知日趨專精，「大師」也成了對在經史諸子的特定領域真能繼往開來人物的尊稱。

梁啟超

比如清末民初，梁啟超在輿論界執牛耳達二十年，可謂著作等身，卻沒人稱他為大師。所以者何?因為前有康有為、章太炎，繼有王國維、陳寅恪等，都在思想文化界堪稱創業垂統的大師，儘管王、陳等生前名氣遠不如梁。

難道大師的學識都勝過梁啟超嗎?不盡然，有的至今尚有爭議，如馬一浮。不過隨著現代化日進，學術分工越來越專門，誰能在專門領域做出獨特貢獻，並被歷史證明沒有他的貢獻，人文教育和科學衛生等構成的總體文明史，便如缺了一角。這樣的杰特之士，當然可稱大師。

誰都知道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是一個需要巨人併產生了巨人的時代，「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對引導歐洲走出中世紀的巨人即大師的謳歌，直到1925年才隨著《自然辯證法》的問世而公表，被譯成漢語的時間更晚。

然而，不過數年，1934年夏季，陳寅恪寫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就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賢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

陳寅恪

誰都知道，陳寅恪晚年曾反對當局強制研究機構學馬列，卻並不意味他拒絕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相傳他早年留德時讀過馬克思著作，又曾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因而他的歷史見解出現與馬克思、恩格斯類似說法，可謂所見略同，也表明他沒有「凡是敵人所是必以為非」的荒唐心態。比如關於大師巨子的歷史界定，就令我每讀總想起恩格斯對達·芬奇、馬基雅弗利以及馬丁·路德等人的讚揚，也不由得越發憎惡斯大林的假冒歷史唯物主義。

因此，陳寅恪關於大師的界定，即學術實踐能夠繼往開來，尤其善於創新，非但開拓學術新領域，而且指明學術的發展方向與方法，都是「大師」概念的題中應有之意。但他以為大師的事業 「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則未免陳義過高，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的社會政治環境。

即如他說話的時代，自稱孫中山信徒的蔣介石，已在用「軍政」實現所謂「訓政」，以至陳寅恪要藉紀念王國維之死，呼喊學者必須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過二十年，他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自己的追求，必須「以生死爭之」，更說明他所說大師著作可以轉移時代風氣，在尚止於理想，跡近浪漫主義，最終被「文革」的冷酷現實所破碎。但理想的破碎不等於界定的錯誤。

02 現代大師的個性

主要活動時間都在上個世紀的大師們，多數人經歷過由帝國、民國到共和國的時代巨變。他們都關注與世界的命運。他們都了解仍在活著的文化傳統，多半都曾思考與世界的歷史相關度。他們未必贊同顛覆現狀，卻無不認同現狀需要改革，乃至提倡社會政治改革。他們大多數人還有一個共同的遭際，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毀謗被誣陷，卻總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煉獄，也不放棄期盼現代化的追求。

近三百年的史表明，現代化的最大阻力，並非經濟落後，而是明清以來的政治體制陳腐。據說清代的「康乾盛世」是傳統的頂峰，至今仍有自詡「大師」者，指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大錯，宣稱「告別革命」。清末官場甚囂塵上的「開明專制論」，所謂「與上言仁政，與下言服從」，也被當做百年來「訓政」在不絕如縷的實際理論核心。

眾所周知，十四世紀以後，的專**制主義，愈來愈以權力獨**裁為表徵。無論帝國還是民國，元首稱皇帝、總統、主席還是別的什麼。唯有一人可稱「今聖」。等而下之，官府無論大小，總是所謂一把手控制實權。章太炎在清末曾說人人都有皇帝思想，於實相雖不中，也不遠。

權力至上必定導致所謂新權*威主義主宰政壇。從蔣介石到毛澤東，都認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在民國初年，孫中山說是反袁世凱戰爭失敗，是由於革命黨人都不聽他的話，根本原因在於人民的程度太低，必須在武裝奪權后實行「訓政」，用他的孫文學說狠狠教訓百姓若干年，然後賞給他們一部憲法，實行「憲政」。

蔣介石上台便照計而行，效應就是「訓政」數年，訓出了日本侵佔半個，也訓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後的紅色政權。等到蔣介石被毛澤東打敗，想到以「憲政」救命，但被欽定國民大會選成總統不過年余，便滾到台灣再度「訓政」去了。

胡適（前排左二）

毛澤東反蔣曾受眾多民主人士的擁護，只是不久便對這班人士和知識分子好對他的決策說三道四，感到不耐煩，由肅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適、胡風)，再以百家爭鳴「釣魚」，接著就是那場把55萬高中級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的「反右鬥爭」。由「文革」史表明，毛澤東至死仍在堅持「訓政」。他去世后，情形有改變，眾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師，被平反昭雪。

據我的了解，雖有個別學者以「應帝王」為己任，但大半都認同人類社會應有普世價值。因此他們無不是堅定的愛國者，中華文化的捍衛者，而罕有人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領域，為促使超越現狀而走向世界前列，盡心儘力。

03 實例：有哪些人稱得上大師

例如馬相伯、蔡元培和陳寅恪三位。他們的信仰和追求，理念和學說，自我定位和社會評價，都有很大差異，卻都是蓋棺可以論定的大師。

蔡元培

馬相伯即馬良馬建常，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與滿清到民國歷屆政府不斷強調的尊孔讀經，格格不入。但他是現代教育的實踐家，震旦、復旦、輔仁三所名校的創辦者。他在清末就提倡的「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不僅為張之洞激賞，還在民初成為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理念。

他在教會內部反對梵蒂岡任命的洋主教剝奪華人自主傳教的謬論，但在民初又堅持反對康有為、陳煥章要以孔教為國教的言行。正是他堅持信仰自由、教育自主以及對於袁世凱、蔣介石的文化專制都挺身批判，才使他得到舉國敬重的百歲哀榮。

蔡元培以清末進士並點翰林，卻成為民間辦學的楷模，同盟會前身之一光復會的創始人。辛亥革命伊始，他就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立下的不朽業績，便是廢止全國學校的尊孔讀經。後來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恪守「兼容並包」的學術自由理念，將官僚養成所的北京大學，轉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以後他宦海浮沉，也曾列名國民黨右派的「清共」提案。但他隨即贊成宋慶齡發起的保衛民主大同盟，並在國民政府體制內，創辦大學院、中央研究院，力求給教科文諸領域的學者，開拓自由研究而激勵創新的生態園地，證明他確實無愧於教育現代化的大師稱號。

陳寅恪則以純學者而名垂青史。他於清末民初在日本歐美長期留學。他不在乎學位，卻在乎追求新知，因而成為在瑞士聽過列寧演講的第一個人。他對古今語言文字掌握多達十七八種，他對中西社會歷史的認知，在同輩中幾乎無人能及，以致他沒有學位沒有論著，被新成立的清華研究院聘為導師，而經他指導或聽講的研究所，以後多半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學者，並終身以曾名列陳氏門牆為榮。

陳寅恪的歷史論著不算多，但大都成為文史研究新門類的開山名作。然而作為文史大師，他留下的最大遺訓，莫過於作為學者，必須具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到做到。曾拒絕蔣介石的拉攏，不像馮友蘭、顧頡剛那樣熱衷於躋身「國師公」。也曾拒絕出任科學院歷史二所所長，明知那是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名，卻堅持如果就任，所內研究不可跟著意識形態轉悠。

他在解放初拒赴海外，甚至拒赴香港，證明他是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他恪守學者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也使他付出了巨大代價。這位國寶級大師，竟沒逃脫左禍，「文革」開始，年已八旬，仍被紅衛兵惡鬥致死。

04 真大師的意義何在？

大師中的悲劇人物，常常體現堅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反而被指斥為悖時逆說乃至心懷叵測。郭沫若對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的政治批判，便是顯例。

於是，略說在新世紀的開端，向觀眾更其是青少年學生介紹教科文衛諸領域大師的必要，似乎不算辭費。

那必要，在我看來至少有這樣五點。

第一，人決不缺乏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非但在科學技術領域，眾多大師堪稱本專業的第一流專家，其成就往往前無古人，也置身於世界前列。即如深受權力疑忌干擾的人文社會學科，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做治學準則的，也所在多有，代不乏人。除王國維、陳寅恪外，費孝通的社會人類學、周予同的經學史、譚其驤的歷史地理學等，都是前現代沒有的或僅見雛形的新學科。

問題是的社會政治環境，雖然今昔不同，卻未必有利於自然科學、人文社會學科的創新。毛澤東提倡「革命的實用主義」，晚年更要對自然科學家划階級，因而理論的自然科學難以昌明，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諸學科只能變成當前政策的註腳，而文史哲研究更時時要提防棍棒。這樣的威脅沒有消失，而「見利忘義」又已瀰漫教科文衛的每個行業。人們追根溯源，歸因於中世紀式的權力機制，並未跟著「文革」而被徹底否定。百年來大師多悲劇人物，豈非明證。

第二，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以大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是主要的動力。無論主流輿論如何否定，什麼「知識分子最無知識」、「高貴者最愚蠢」、「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都不能改變百餘年來，的每一變動，促進者都是學者文士。即使反變革方面，欺世盜名或助紂為虐的主角，也必是知識分子。上世紀中葉在愈演愈烈的反智主義運動，恰好反證知識分子對於公開的變相的專制主義，都是難以克服的障礙。

第三，要走向現代化，如王元化所說，需要有學問的思想家，有思想的學問家。這正是教科文衛各領域內大師的寫照。古稱覺悟未知的事理曰學，有所不知待人解答曰問。因而大師作為學問家，必定好學不倦，不會不懂裝懂，但他們做學問，必定用自己的頭腦思維，不會人云亦云，從而形成自己的認知體系。在這一點上，真大師體現的共性，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為青年學人樹立榜樣。上世紀中葉以來，學風文風陋劣，教育領域弊病尤甚。無論大中國小，總視有學問有思想的教師為異己，當做改造乃至革命的對象。相反，曲學阿世或者不學有術之徒，常可名利雙收，成為學界的不倒翁。這在年輕學生看來，與時俯仰最保險，堅持真知很可怕，追逐權力才有利，那效應就是置公共利益於不顧。各行各業的杰特人士的成長過程，讓青年學人開始了解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有出息的人。

第五，向現行的學術文化政策提出了問題。比如說對知識分子以左中右劃線，把「聽話」、「緊跟」、會揣摩、善附會等，當做人文社會學科是否為己服務的尺度，賞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盜名的假大師層出不窮。我們的教科文衛當局，普遍面臨誠信的缺失，而表彰假大師，阻遏人們對學術騙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評，無疑是一大原因。但願官位與智商背逆的某些教育文化決策者，能悟出一點什麼。

我相信可能有活著的大師，惜因寡聞而未見。我也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隨著文化生存環境不斷改善，未來必定大師越來越多。不過由生者來看，只見假大師得意，未見真大師發聲，不禁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學術評價機制，尚不足以判別真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