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回放│彭剛&劉文明：全球視野下的歷史寫作

4月30日，東方歷史沙龍第126期邀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彭剛和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歷史學院教授劉文明與大家暢談「全球視野下的歷史寫作」。儘管是五一假期，兩位嘉賓深入淺出的講解還是吸引了許多讀者在現場駐足或通過線上直播收看。今天博雅君就與大家分享對談的精彩內容。

歷學的「碎片化」與「全球史」書寫

劉文明：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今天我們所討論的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麥克尼爾。麥克尼爾是1917年出生的，去年7月份去世，到今年如果在世的話是100歲。他整個人生歷程比較長，著述非常多。他的成名作是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可以看作是「全球史」興起的重要標誌。麥克尼爾祖籍是加拿大，他在十歲的時候隨父母遷到美國芝加哥，一直在那裡上學，從中學到大學，後來在芝加哥大學教書，他在芝加哥待的時間非常長。他在二戰期間還曾經服役，當過炮兵，人生經驗也是比較豐富的。我們大家都知道，麥克尼爾在整個學術生涯當中有很多著作，也有很多已經翻譯成中文了，比較有影響的著作，如《西方的興起》（1963），《世界史》（1967），以及七十年代的《瘟疫與人》，一直到2003年出版的《人類之網》（北大出版社此次出版中文修訂版書名改為《麥克尼爾全球史》）。麥克尼爾對於「全球史」這樣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是公認的貢獻非常大的人物，所以一般將他視為「全球史」領域的奠基人。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為威廉·麥克尼爾頒發「國家人文勳章」

彭剛：說到當代史學的發展，的確是非常難描述。無論是還是西方學者，要描述幾千年來傳統學科的發展，要描述古代、要描述中世紀、18世紀、19世紀都相對比較簡單，可是到20世紀情形就變得非常複雜了。我想我們在座的聽眾，無論是對歷史專業有多少了解，大家可能都會有所耳聞，或者有不同程度的了解，那就是現代歷史學在19世紀以後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變得越來越專業化。從前的歷史學家，遠的比如的司馬遷，希臘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現代之初的休謨、孟德斯鳩、吉本，他們這些人是政治家、法官、思想家，同時客串歷史學家的角色。可是到19世紀後期之後，就像哲學家開始變得主要身份是大學哲學系教授，歷史學家的主要身份也成了大學里的歷史學教授。現代歷史學開始專業化之後，加上別的各種各樣的因素，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是，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專門，對歷史學家專業技能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換句話說，用今天人們經常聽到的略帶貶義的話說，歷史學家不再像以前人們所認為的那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對整個人類歷史都有所了解，而是變得對越來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來越多，對某一個歷史片斷了解得越來越仔細。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擔憂，歷史學變得越來越專業化，歷史學知識也越來越碎片化。作為歷史學知識的創造者，歷史學家也變成了各個小的領域的專家，的確，事實在很大情形下正是這樣。

前不久我在清華校內聽到一位工科出身的教授說，現在學科分野越來越厲害，這件事挺麻煩的。他舉例子說，你到醫院，固然是頭痛有管頭的醫生，腳痛有管腳的醫生。如果你的手指頭出了問題，你當然不能看口腔科醫生。可現在情況是，處理不同的五個手指頭的醫生，最後都會不一樣，因為每個手指頭很不一樣。歷史學科有時候也變成了這樣一種情形，一個學科內部，也變得隔行如隔山，人們之間可能互相不太了解。

20世紀之後，歷史學變得越來越碎片化

我想，這樣一種專業化、碎片化的情形，其實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也就是說，從19世紀後期開始，人們就在感慨，歷史學家不再能夠給我們提供整體歷史的圖景，他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那個時候人們對這種情況不太擔心。為什麼不太擔心呢？因為那個時候人們還普遍相信，人類歸根結底有一個整體的、統一的歷史。什麼意思呢？就好像我們先認定了人類的歷史最後是可以從整體上了解的，只不過限於每個歷史學家的精力，限於每個歷史學家所關注範圍的大小，他總是只能夠在一個既定的領域內收集史料，提出自己的解釋。用一個我覺得非常恰當的比喻，歷史學家群體就好像在共同面對一個巨大的拼圖遊戲，每個歷史學家只負責面前的一小塊。但是我們大家都相信，你在這一小塊做拼圖，他在那一小塊做拼圖，有無數的歷史學家做了無數次拼圖，最後終歸會拼出一個巨大的、完整的、有意義的圖景來。

說到這兒我想起，這樣一種信念特別像前些年北京辦奧運會的時候，滿大街都能夠看到的那句標語所講的，歷史學家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他們乾的還是同一樁事。可是最近幾十年有一個大的變化，就是歷史學家仍然在做自己很專門的、很細部的研究，然而他們不再相信，或者很多人很難再認定：我干我的活，你干你的活，最後我們乾的是同一樁活；我們做著非常有限的事情，但我們的結果最後可以拼合成一個整體的圖景。所謂寬泛意義上的後現代主義，講的主要就是這件事，講的就是整體的、統一的圖景，那個宏大的敘事不存在了，所以碎片化就成其為問題了。但是無論怎樣，歷史學專業化的發展、多元化的發展還在進行當中。這種專業化、多元化，一方面是現代學術體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現代社會越來越多元化的反映。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原因是，正在從事寫作和研究的歷史學家和要完成博士論文的人越來越多，所以他們要不斷朝著不同的方向來做。

「全球史」並不只是做拼圖

但是與此相併行的，我們也看到另外一種趨勢。在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細小的研究很盛行的同時，人們也分明看到了，一方面，公眾有這樣的需求：歷史學家還是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整體的圖景，讓我們對人類整體歷史能夠有所了解，有所把握；另一方面，專業的歷史學家也有很多人從不同角度來做出這樣的努力，而這樣的努力也開始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認可。麥克尼爾那一代人剛開始時所做的工作，恐怕當初受認可的程度，和 「全球史」作為一個新興的領域和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在今天受到認可的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就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而論，一方面就好像人天然是形而上學的動物，他要追尋整個世界、人生的意義一樣，他也想對整個人類歷史過程有所了解，這是一種不可遏制的需要。另一方面，這樣一種「全球史」的發展，也的確提供了足以讓我們在智力上對它高度尊重的成果。

什麼是全球史？

彭剛：什麼是「全球史」？其實在歐美world history和global history基本上是同義詞。可是在我們有意識的把世界史和「全球史」分開，為什麼？因為在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世界史指的是之外的世界歷史，相當於外國史。世界史在不是world history，而是histor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而「全球史」是以不同於從任何種族、任何民族國家、任何特定文明為中心，企圖從整體上來了解人類歷史，來對人類歷史進程做出解釋的這樣一種努力。這樣一種努力是否意味著，原來有人了解歷史，有人了解東歐歷史，有人了解西歐歷史，我們把它拼合起來，就成了「全球史」？當然不是這樣的。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拼合，怎麼理解呢？我想起來，剛才主持人說清華大學是我的主場，這個主場理工科非常強大，作為一個歷史學教授，我經常受到理工科老師的熏陶，有時候也借用他們的一些表述方式。我記得有一次跟一位理工科同事聊天，他有一番話對我啟示非常大。他說，你考察問題的尺度不一樣，你的整個參照系就不一樣。他舉例子，比如你要自駕車旅遊，或者坐高鐵，從北京到上海，你只需要考慮兩點之間的距離，你把地球看作是平的就行了，可是如果你要設計國際航班的航線，比如說從北京飛到波士頓，就要考慮到地球是一個球形，這樣來設計航班才最合理，飛機就要從北極圈飛過。所以你考慮問題的尺度是不一樣的。又比如說你考慮大尺度的天文問題的時候，甚至可以把太陽看作只不過是一個質點。我想，所謂的「全球史」，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拼合，考慮問題的尺度不一樣之後，它關注的要素也不一樣，所以它提供給我們了解人類歷史的視角就非常不一樣了。

視角的變化：從月球表面看地球

今天我們討論的這本書叫作《麥克尼爾全球史》，其實麥克尼爾後面還應該加一個s，是父子倆，老麥克尼爾和小麥克尼爾，學一代和學二代，學一代非常傑出，學二代也非常厲害。我希望我們以後也有這樣的學二代。老麥克尼爾固然很了不起，而小麥克尼爾是一個環境史家，他還有幾本專著，國內已經有了譯本，有的正在翻譯當中。比如其中一本的副標題是「二十世紀環境史」，大標題是「陽光之下有新事」，什麼叫「陽光之下有新事」？《舊約·傳道書》里有一句話：「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什麼意思呢？比如，研究史的學者會說，如果你從戰國時期穿越到乾隆時代，大概是比較容易適應的。相比起來，今天在監獄里與世隔絕二十年放出來，微信什麼的你都不懂，手機也不會玩，適應的困難更大。歐洲史學家也經常會說，一個人如果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他從古希臘古羅馬穿越到工業革命之前的歐洲，沒有什麼大問題；當然也有變化，可是這個變化不足以讓他完全無法適應。可是相反現代社會變化非常之大。什麼叫「陽光之下有新事」？20世紀人類在深刻地改變地表的同時，改變了大氣層，改變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本身，小麥克尼爾在考察這樣的問題。我為什麼提到這個問題呢？麥克尼爾父子要用一本中文本大概不到500頁的書，來講述整個人類的歷史，他們的關注點與以往的歷史學家非常不一樣。比如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就成為他們關注的非常重要的角度。又比如老麥克尼爾不滿意於之前人們對於歷史的了解，除了由於以往的人們過分從專業、狹隘的視野上了解局部的歷史，他企圖像湯因比一樣來對整個人類歷史做一番關照之外，還在於他有自己的一些視角。在他看來，不同文明、不同人群之間的相互交往、接觸、交流、碰撞，這是使得整個人類文明、整個世界歷史發生動態變化的最重要的因素。這樣一個層面，就成為他考察問題的最為核心的角度。

我想到今天為止，「全球史」發展有非常不同的模式，各種模式都有長足的進展，之所以有不同的模式，就在於不同的模式在整體考察人類歷史的時候，它們的參照系，它們所選取的因素，它們用來作為解釋的最主要的一些要素是非常不一樣的。而這樣一些要素，是從前那些更專門的、更細緻的歷史研究沒法替代的。就好像望遠鏡永遠不能替代顯微鏡，來幫助你看到微觀世界一樣，可是一直用顯微鏡來觀察微觀世界的話，你也不可能看到望遠鏡所能夠看到的更廣大的世界。所以我想這幾十年來，「全球史」之所以開始在很多原來對它抱有疑慮的高度專業化的歷史學家那裡得到認可，開始贏得智力上的尊嚴，就在於它的確有了一些創造性的發展，有了一些重要的價值。

「全球史」如何興起？

劉文明：剛才彭老師談到20世紀以來歷史學出現的新問題，我想補充談一下「全球史」是如何興起的。實際上在西方，在歐洲，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世界史」這樣的作品，在英語中是world history或universal history，在17、18世紀主要是通俗讀物，在19世紀歷史學職業化之後，這種東西也存在，當然它基本上都是大眾化的讀物，不是學術上的東西。所以世界史在西方雖然作品一直存在，但是一直作為一種大眾化的通俗讀物而存在。而專業的歷史學研究領域是比較細的，以民族國家史為主流。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才開始比較宏觀地考察歷史。到二戰快結束的時候，西方學術界以麥克尼爾為代表的，同時還有好幾個人，開始思考如何把世界歷史看作是一個相互聯繫、相互關聯互動的整體性的歷史進程加以研究和書寫。

這種新的「世界史」，後來又被稱為「全球史」。所以宏觀的歷史書寫早就有，但是作為一種職業化的歷史書寫的「全球史」，應該說是從麥克尼爾時代才真正開始，也就是說，在美國和歐洲，世界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存在，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的，此前世界史寫作雖然存在，但是是通俗讀物，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它不存在，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培養博士和碩士項目之後，歐美才開始有了世界史這門學科，所以他們說的world history，也就等同於我們講的global history （全球史）的概念。麥克尼爾對此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過去西方在教學領域，大學里的歷史通選課一般是「西方文明史」，從麥克尼爾等人開始才嘗試用「世界史」取代「西方文明史」，作為一種大學通識教育課程。

「全球史」另一位領軍人物斯塔夫里阿諾斯

但是「全球史」也就是「新世界史」，作為一種史學思潮發展到歐洲、發展到非西方世界，包括這麼廣大的世界範圍之後，出現了一些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要說「全球史」，什麼是「全球史」一下子很難講清楚，因為很多人開始做「全球史」的時候，他們每個人從自己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對「全球史」的理解和對「全球史」的寫作都有不同的風格。「全球史」一開始出現，從它一產生並不意味著只有麥克尼爾這唯一一種模式，實際上與他同時代的也有另外幾位很有影響的學者，他們的路子跟麥克尼爾路子是不一樣的。比如與他同學校的學者馬歇爾·霍奇森，是研究伊斯蘭文明的，他也是「全球史」重要的奠基者之一。還有一位叫菲利普·D·柯丁，他的一本已譯成中文的書叫《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與他同時代的還有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

所以麥克尼爾是一個代表，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在做這種努力，這些人在研究的時候相互是不聯繫的，並沒有形成一個團體，所以每個人的路子是有區別和差異的。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到七八十年代，開始慢慢形成了一個小群體，到八十年代以後，就發展非常快了，出現了各種各樣風格的「全球史」。當然麥克尼爾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是「全球史」主流的東西，他一個重要的觀點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聯繫互動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他的這種思想從他最早的、1948年出版的一本教材《西方文明史綱》開始萌芽，正式提出是在1963年《西方的興起》中。一直到後來的《世界史》《麥克尼爾全球史》，一直貫穿著這個思路，人類歷史是一個不同群體、不同文明不斷互動的歷史進程，這是他的主要貢獻，這種觀點在「全球史」研究中也是主流的觀點。但是「全球史」發展過程當中，還有很多其他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視角去進行思考。類似的如彭慕蘭的《大分流》，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都是「全球史」很重要的著作。他們的研究路徑跟麥克尼爾也不一樣。

所以「全球史」在眾多歷史學家推動之下，到現在已經是非常多元化了，還有一種趨勢就是越來越微觀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各種各樣微觀的「全球史」，比如說寫棉花、寫土豆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還有比如大衛·阿米蒂奇研究《獨立宣言》的全球史，我們可以把「全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很細微的個案研究，這樣就出現了微觀視角的「全球史」，這種研究現在越來越多。可以說「全球史」的發展到現在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狀態，也變成越來越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證研究。當然，即便是研究小的問題，從宏大的視野和互動角度看問題，這個沒變。麥克尼爾所開創的反歐洲中心論，從互動、整體的觀點看問題，這些都沒有變。

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命運共同體

彭剛：「全球史」是歷史學新發展中一個新的領域，同時也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我個人認為，歷史學作為一門人文學科，離不開它的價值關懷，它要關心人們特別是普通人在過往的命運，它要通過觀察人類在過往的命運，觀察人類在過往的生活、觀念、交往方式的多樣性，使得我們的心態更加多元，更加開放，也使得我們對人類將來的命運抱持一種更加善意的心態。我覺得「全球史」非常值得讚許的一點就是，在價值觀方面，它關注的是人類作為共同體所面對的共同的命運。其實大家如果讀這本書就會發現，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中，父子倆關注的是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命運，而他們的心態和看法也並不完全一致。而對於考察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命運，「全球史」在興起之初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它超出了民族國家的單位來考慮問題。我們都知道，現代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單位就是民族國家，而過往歷史學與這樣一種格局相對應，主要關注的是政治史，是民族國家扮演主角的政治史。這樣的史學當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危機和挑戰，因為人類過往的經歷不光是政治經歷，還包括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主要的一點是，影響特定人群、塑造了人類生活面貌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有很多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參照系看不到的，有時它會成為你的盲點。比如說現代人類走出非洲，遍及從極地到非常炎熱的熱帶地區，他們之間從來不缺乏相互的交流，人群之間的遷移、衝突、合作一直在發生；又比如說氣候變化對人類歷史影響非常之大，而氣候變化顯然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問題。又比如說物種之間的交流，思想觀念的傳播，疾病病毒的流傳等等，歷史學家開始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些因素對人類歷史面貌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如果你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對這樣一些問題你可能是視而不見的。

老麥克尼爾在他的宏觀著述之外，有一本相對討論比較專門問題的著作《瘟疫與人》，這裡面討論的很多問題，是接受傳統訓練的職業歷史學家通常所不會注意的。為什麼歐洲人到了美洲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印第安人趕走，變成主流人群，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們帶來的病毒。這在今天是常識了，可是幾十年前並不是常識。比如《瘟疫與人》中專門談到，西班牙殖民者不過六七百人，去打幾百萬的印第安土著，一開始一敗塗地，結果後來他們帶來的病毒，一夜之間使得墨西哥城陷入了可怕的瘟疫之中。印第安人的戰鬥力彷彿一夜之間損失了一大半，可是西班牙人卻不受任何影響。因為病毒在適應它併產生了抗體的人群中，與在對病毒完全陌生的人群中，造成的結果大不一樣。這樣的一些因素是傳統歷史學從來沒有考慮到的。比如劉文明教授剛才也提到的哥倫布交換，什麼叫哥倫布交換？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新大陸和舊大陸之間，新世界和舊世界之間，人口在遷移，思想觀念在傳播，動、植物物種，病毒、瘟疫等等都在進行交換，這些交換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比如現今南方有些地區的人非常能吃辣，但是在這之前是沒有辣椒的；又比如說玉米、番薯、土豆這樣一些原產於美洲的物種來到后，原來同樣的單位面積能夠產出的食物產量大大增加，而且原來被認為不適合種植小麥和水稻的坡地、半乾旱地區也開始被重視，摩梭人才被趕到了瀘沽湖邊。我記得尼采說過一句話，大意是說整個世界發生變化，不是嘭的一聲巨響，而是靜悄悄的噓的一聲。我們以往習慣於關注戰爭、革命、政變等等這樣一些彷彿對人類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戲劇性的場面，而真正影響人類生活面貌的某些東西，往往是在波瀾不驚的狀態下靜靜地發生的。就好像今天某些科學技術帶來的變化，不聲不響中卻深刻地影響著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全球史」的出現，不是說一批人厭倦了我們只知道越來越小的歷史，所以趕緊來做綜合，來提一些大的問題，不再只給你描述某一個時代，人們在某一小塊地方、某一個領域是怎麼生活的，我來告訴你一個更大範圍內人類生活總的面貌。不光是這樣，還有新的視角，它使我們關注到影響人類生活的很多新的因素。「全球史」的發展，一方面它開拓了新的領域，發展出新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使我們看待過往傳統歷史的眼光產生了變化。我想到了我的清華同事、也是前輩師友的李伯重教授的一本新作《火槍與賬簿》。這本書一方面非常好看，另一方面代表了最高的研究水平。比如他考察的時期是明清易代，說起明清易代，我們非常熟悉，會馬上想起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吳三桂、陳圓圓、李自成、韋小寶，（笑）我們想到的是這樣一些人。可是這本書裡面講的是什麼問題呢？是說當時似乎是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可是如果放開眼光來看，除了，在亞洲其他地方，包括南亞、東南亞，在歐洲的各個地方，在俄羅斯，在美洲，也都出現了普遍性的危機。為什麼出現普遍性的危機？因為當時是北半球的第五次小冰河期，整個氣候發生變化，平均氣溫降低了。平均氣溫降低就意味著，人們在原來的土地上無法生產出滿足原來人口規模的食物，這時候，不管是什麼人、採取什麼舉措，都註定了要在既定的這個大格局中來應對這種變化。又比如明清易代之際，發生了很多戰事，如果你從「全球史」角度，從新的兵器的發展和使用以及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來看，對於具體戰事的了解又會有不同之處。所以說，「新世界史」、「全球史」這幾十年的發展提供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它不僅使得我們開始覺得，真的有可能從更宏觀的角度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命運共同體，也使我們在觀察過往，在關注無論是比較大、還是比較具體而細微的問題的時候，眼光會發生變化。而歷史學的生命就在這兒，即便面對的是同樣的事件、同樣的材料，我們的眼光不一樣，我們投射在它上面所看到的東西也都會不一樣。所以從這樣一個意義上來說，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學，就像克羅齊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劉文明：剛才彭老師講了這些，我也想到在「全球史」興起之後，對於傳統史學的很多老問題的研究出現新視角的例子。比如說「全球史」興起之後一些學者提出來，為什麼在人類社會發展當中，美洲和非洲發展慢一些，歐亞大陸發展得快一些？一些「全球史」學者認為，當人口遷徙是橫向的、同緯度遷徙的時候，由於環境相似，生產、生活方式很多也是相似的。這個地方人吃的東西與其同緯度的地方也可以種，容易傳播技術；但如果是垂直遷徙的話，由於不同緯度的氣候是不一樣的，這個地方種植的作物，在那個地方是不能種的，食物栽培就出現了問題。而恰恰在歷史上，非洲和美洲的人口遷徙是南北的遷徙，這種遷徙阻礙了技術進步，不像歐亞大陸多是東西向的流動，有利於不同人口相互學習、技術提高和社會進步。這些設想我們過去是不太注意的。同樣的，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曾經提到，為什麼中華文明最早起源於中原地區，然後不斷往南遷徙，開發江南，為什麼開發江南這麼慢？這跟我剛才講的南北遷徙是一個道理，北方人往南到氣候炎熱的地方，環境不一樣，病菌不一樣，是很大的障礙。所以他認為江南開發緩慢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緯度的因素在起作用，當然要論證他說的對不對，需要用大量證據說明，他提出的是一個假設。

又比如歐洲殖民，到美洲很容易殖民，佔領大量的土地。實際上他們首先到達的地方是非洲，非洲那個時候也是屬於部落社會的狀況，完全可以殖民，但為什麼沒有呢？因為歐洲人一到非洲就「打擺子」（患瘧疾），疾病、病菌、氣候很不一樣，歐洲人適應不了，這就是生態環境的影響，一直到在美洲發現金雞納樹，最後到東南亞種植，作為用來防治瘧疾的藥品，歐洲人才敢去非洲。

對談現場

彭剛：在我個人對「全球史」的有限閱讀中，我得到的一個啟示是，跨學科的知識結構，超出單一學科之外的知識素養，對任何學科，包括歷史學來說都太重要了。前一陣非常火的《人類簡史》這本書，那位作者就特別善於把很多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多學科的知識，組合到一個你讀起來很愉快、很容易接受的文本當中，這當然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本領。剛才提到，「全球史」有很多種模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模式，是從生物學、地理學這樣一些角度，來對人類整體的命運提出解釋，來解釋大的歷史脈絡，這中間當然有不少是歷史學家所做的努力，也還有一些主要身份不是歷史學家的人所做的貢獻。比如在也有很多讀者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他本來的身份是一名演化生物學家。你現在打開世界地圖，會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區域中，歐亞大陸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如今在整個世界的格局中，佔有著特別重要的特殊地位，今天的美洲和澳洲可以被看作是歐洲文明的延伸。為什麼如此？從前的解釋很多流於人種和文化的優越論，比如認為有的人種就更適合於長跑，更適合跳桑巴舞，而不適合從事創造性勞動。又比如，認為某些文明就更有進取心而更有創造力。而戴蒙德的解釋非常簡單，他講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說，非常重要的一步是什麼？農業和畜牧業的發明。它有什麼前提？要有可供馴化的物種。直到現在為止給人類提供了絕大部分熱量的植物物種是什麼？就是小麥和水稻。直到現在為止給人類提供肉食和乳品的是什麼？牛、羊、豬。在人類歷史上起過非常大作用的，既能夠給人提供肉食，又能夠變成勞動力，又能夠成為作戰和運輸武器的是什麼？也就是牛和馬。而這樣一些物種在各大陸最初的分佈是極其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每塊大陸天然的在物種稟賦方面的差別是巨大的，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們將來對人類文明整體的貢獻。所以還是回到剛才的看法，就是說，一方面全球的眼光，超越歐洲中心的眼光，超越民族國家的眼光，它不光使我們獲得一個望遠鏡，它還使我們提出問題、觀察問題的方式不一樣了。另一方面，複合的知識結構，自覺的跨學科的知識素養，也是現代知識創造在各個門類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劉文明：「全球史」作為史學的一種思潮和流派，也為歷史研究新增加了很多研究領域。大家都知道「全球史」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興起的，事實上全球化的很多問題也就成了全球史研究的對象，尤其是這些問題我們過去歷史學界是不太注意的。比如，超越民族國家的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現在這種組織數量非常多。但是我們歷史學界在過去對此幾乎是很少涉及的，這種跨越國家邊界的，不是政府行為的社會組織，它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怎麼樣影響到國際政治，影響到人們生活？這些都是歷史研究很大的空間。大家知道在歷史學之中，跟「全球史」還有一個並列的概念是跨國史，實際上跨國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全球史」的一個流派或分支。以入江昭為代表的跨國史研究，比較注重強調研究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整個全球化背景之下，國際組織的影響越來越大。實際上這種歷史研究的領域我們過去是沒有太注意到的，所以「全球史」的發展，實際上給歷史學增加了很多新的東西。還有剛才彭剛老師提到的傑里·本特利，《新全球史》的作者，他很大的一個貢獻是繼承了麥克尼爾文明之間互動的觀點，提出了跨文化互動的概念。從跨文化互動研究世界歷史這個角度，我們過去也是不太注重的。不管我們過去做的文化交流史還是國際關係史，傳統方法都是以國家為本位的做法，現在從全球史、跨文化角度來講，不管是什麼交往，你要關注的是互動雙方不同文化背景所帶來的影響，因為不同文化的人，對同樣一個東西的理解是不一樣的，包括商品流動，包括人員流動、技術傳播、觀念傳播等等。實際上這是跨文化當中的本土化，這些東西在歷史學研究當中要慢慢考慮進去，是對過去研究的一種補充。

傑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我自己做過一個關於1918年大流感的個案。西非的奈及利亞，現在是木薯生產大國，在1918年之前不是這樣的，奈及利亞人的食物原本主要是山藥，後來改成種木薯。實際上山藥的營養和口感都比木薯要好，為什麼改種木薯？就是因為種山藥花費的勞動力更多，而種木薯簡單一些，不用怎麼栽培管理。由於當地很多年輕勞動力死亡，缺乏勞動力所以才改種木薯，當地勞動力為什麼大量死亡？就是因為當時奈及利亞是英國殖民地，英國的海軍到達港口以後，把流感病毒帶了過來。事實上英國人帶來的流感也不是發源於英國本土。這個流感最早發生在美國，美國在1917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派軍隊到法國跟英國軍隊並肩作戰，把病毒帶到了歐洲，傳染給了法國和英國的軍隊，英國軍隊又將其帶到了西非的奈及利亞，結果導致當地大量青壯年死亡。所以當地人不得不改種木薯，一直到現在奈及利亞都是木薯生產的大國。其根源是美國發生的流感導致世界性的流行。從「全球史」的角度來思考我們過去沒有想過的事，這是很有意思的。這類案例很多。

啟示：「移情」與「想象力」

劉文明：下面回到這本書，因為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主題是「全球史」的書寫，這本書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怎麼去寫「全球史」。歷史書寫在過去有一個傳統叫作移情，你寫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要進入當時的狀況下理解當時的情境，用這種方法才能寫得好，你不能用現在的觀點、價值觀和經歷去講那個時候的事，所以移情在傳統史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但是「全球史」興起之後，這種方法不太管用了，因為他寫的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的人和事件，它是從宏觀視野講有關聯性的很多東西，從這個角度的移情怎麼移，是非常困難的，往往有一種跨文化的障礙。尤其我們做外國史，你說我做非洲，我要理解非洲人，做美洲要理解美洲人，這是有一定文化障礙在裡面的。「全球史」更是如此。麥克尼爾講的是網路發展的歷史，這是需要想象力的。所以「全球史」書寫的想象力不同於我們過去移情的想象力，後者在某種意義上帶有文學的色彩，是一種詩性的東西。那麼「全球史」更多的需要一種關聯性、邏輯性的想象，世界怎麼從小範圍的網路，發展成為大範圍的、更加緊密的網路，這是需要想象的。麥克尼爾在這本書中對他過去《西方的興起》的突破是什麼呢？過去是以文明為單位，講不同文明之間是相互互動的，而現在這本書里幾乎放棄了以文明為單位，而是以關係為單位，研究的是關係，是網路關係。所以他這種研究方法也受到了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影響。這是這本書從方法論意義上對歷史寫作的啟示。

彭剛：「全球史」不僅是考察的範圍、規模、時段前所未有的擴大，還意味著提出問題、考察問題的範疇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劉文明教授剛剛用了想象力這個詞，我非常贊同。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想象力在歷史學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禁忌，是不能說這個詞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我參加一個有很多著名歷史學家參加的會議，有一位我非常崇敬的歷史學家提到，余英時先生某一本著作，好就好在充分展示了一個出色的歷史學家應該具有的想象力。後來有一位也很知名的歷史學家暗中回應了這句話，說我只知道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是沒有什麼想象力的。也就是說，在後者看來，講想象力只是亂了歷史學的家法，真正嚴謹的歷史學者，應該對想象力保持足夠的警惕。其實我想，這就看你對想象力怎麼理解了，如果你是無中生有的想象力、天馬行空的想象力，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把想象力理解為：我是不是可以從別的視角提出問題，我是不是可以轉換我的眼光解決這個問題，我是不是可以在史料構成的證據鏈不夠的時候，對整個事情的可能性做出推斷，如果你對想象力做這樣的理解的話，恐怕和任何一個學科一樣，歷史學最出色的研究者也必須展現出第一流的想象力。而我們傳統的歷史學訓練恰恰過多地壓抑了這個層面。

另外文明老師提到，傳統歷史學重視的是移情，對於「全球史」來說移情不重要了，這個我也贊成。為什麼傳統歷史學重視的是移情，因為傳統歷史學主要的內容是政治史，而且這個政治史，主要是重要人物做出取捨和選擇的歷史，因此你關注的是項羽為什麼不把劉邦幹掉，荊軻最後為什麼沒有刺成秦王，你關注的是這樣一些事。你關注的是這些事，你當然要設身處地地設想。無論是從古希臘的修昔底德還是從西漢的司馬遷開始，一直到現在，歷史學家都強調設身處地地替歷史當事人做出選擇，來代替他設想。可是歷史學本身特別是現代歷史學的發展是多元化的，可以有經濟史、社會史、家庭史、心理史等等，他關注的可以是事件，可以是結構，他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社會科學化的，甚至是採取自然科學的很多方法，它也可以仍然保留傳統的政治史那樣一些視角。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倒覺得史無定法。或者說歷史學有太多的方法，凡是各種人文社會科學能夠採用的方法，歷史學都不妨敞開自己的懷抱盡情的來學習，而不必因此擔心它從此變得不是歷史學了，它不會變得不是歷史學了，它只會使其他別的學科更多地受到歷史學的熏染，而變得多少開始具有歷史學那樣厚重的歷史維度和時間維度。

更多閱讀：

北大博雅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