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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大師,看過就知,心中有佛,處處皆修

何為大師,看過就知,心中有佛,處處皆修

物忌全勝,事忌全美,人忌全盛,涵容以待人,恬淡以處世。

—— 弘一法師

人生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禍不及;偶一失謀,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后乃視為故常,而恬不為意。則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 弘一法師

1880年(光緒六年庚辰)10月23日(農曆九月二十日)辰時弘一大師晚年法相,李叔同生於天津河北區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銳,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經營鹽業與銀錢業。父李世珍,字筱樓,清同治四年進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辭官承父業而為津門巨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字叔同。[1] 李叔同幼年時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據說,他降生之日,有喜鵲口銜松枝送至產房內,大家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後來,李叔同將這根松枝攜帶在身邊,終生不離。他的父母都篤信佛教,他的大娘(李世珍的大姨太)郭氏也是虔誠的佛教徒,叔同跟她學會了念誦《大悲咒》《往生咒》。他的長嫂信佛,曾教他背誦佛經。叔同小時候,常在家與三弟一起學僧人作法,「兩個人都用夾被或床罩當袈裟,在屋裡或炕上念佛玩」。李叔同六七歲時,開始跟著年長自己12歲的兄長文熙讀書,並學習日常禮儀。文熙對他督教甚嚴,日常功課不得馬虎,應對進退也不得稍越禮儀。他小小年紀便受到如此嚴格的教育,無疑會使他的天性受到壓抑,但對他養成嚴肅認真的習慣卻大有好處。他日後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樣的好習慣。1884年(光緒十年甲申)5歲在天津。8月5日,父病逝,終年72歲,叔同跟母親在李家的處境更顯尷尬。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李叔同小時候難免有一些自卑傾向,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這樣形成了。1885年(光緒十一年乙酉)6歲從仲兄文熙受啟蒙教育。1886年(光緒十二年丙戌)7歲從文熙學《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及文選等。1887年(光緒十三年丁亥)李叔同8歲時,正式拜常雲庄先生為師,攻讀《四書》《孝經》《毛詩》《左傳》《爾雅》《文選》等,同時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1892年(光緒十八年壬辰)13歲讀《爾雅》《說文》等,始習訓詁之學。攻各朝書法,以魏書為主,書名初聞於鄉。1894年(光緒二十年甲午)15歲讀《左傳》《漢史精華錄》等。是年誦有「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句。而且,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內心「反叛」的種子也開始萌芽。他對兄長從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學習的經國濟世的「正經」學問不那麼熱衷了,卻對唱戲這種「賤業」產生了濃厚興趣,經常去戲園子看戲,成了鐵杆票友,有時還客串某個角色。他對伶人楊翠喜很是欣賞,每天晚上都去「天仙園」為她捧場,散場后,提著燈籠陪她回家。他還指導楊翠喜的唱腔和身段,使楊翠喜的藝術修為大大提高。跟楊翠喜交往,或許是他的初戀,可惜,這個女子後來被賣入官家,幾經周折,又嫁作商人婦。李叔同一片痴情,化作閑愁萬種。[2] 志學之年1895年,李叔同16歲考入城西北文昌宮旁邊的輔仁書院,學習制義(八股文)。和當時天津另外兩處書院(三取書院、問津書院)一樣,輔仁書院與官學已無多大區別,以考課為主,不再講學。每月考課兩次(初二、十六兩日),一次為官課,一次為師課,分別由官方和掌教出題、閱卷、評定等級,發給獎賞銀錢,以督促學業。李叔同在進入書院前,已飽讀過經史詩文,學有根底,加上自幼聰慧,每次考課作文,只覺得有不盡之思緒需要寫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個字一個字書寫在格子中的,老師發下來的紙張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猶未盡,紙短文長,就在一格中改書兩字交卷,博得了「李雙行」的美稱。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獲得獎銀。[3] 1896年(丙申光緒二十二年)17歲夏,出素冊廿四幀,請唐敬嚴師為鐘鼎篆隸八分書。秋,從天津名士趙幼梅學詩詞,兼習辭賦、八股。喜讀唐五代詩詞,尤愛讀王維詩。又從津門書印名家唐靜岩學篆書及治印,並與津門同輩名士交遊。1897年(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歲時,李叔同奉母親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為妻。哥哥文熙從家產中撥出30萬元供叔同家用,這在當時是一筆巨額財富。他買了一架昂貴的鋼琴,開始學習音樂和作曲。那時候,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持維新變法,一向關心國事、憧憬未來又極厭舊制度的李叔同,對這場變革感到很興奮,積極鼓吹新說,並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師」的印章,以示對變法的支持。不料,「戊戌政變」后,六君子殉難,康、梁逃亡海外,這場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外界哄傳李叔同是康、梁同黨,為了避禍,他帶著母親、妻子,遷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來。由於他家在上海有錢莊,他可以憑少東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費用,手頭相當闊綽,他以富家公子身份,與滬上名流交往。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擬宋玉小言賦》,名列文社月會第一。1899年(己亥光緒二十五年),二十歲的李叔同遷居好友許幻園家的「城南草堂」,與袁希濂、許幻園、蔡小香、張小樓結金蘭之誼,號稱「天涯五友」。其後,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過得風生水起,五光十色。他與畫家任伯年等設立「上海書畫公會」;人南洋公學就讀經濟特科班,與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從學於蔡元培;還與歌郎、名妓等往來頻繁;在上海粉墨登場,參加演出京劇《八蜡廟》《白水灘》《黃天霸》等;東渡日本留學,以「李哀」之名在東京首次參與日本名士組織「隨鷗吟社」之雅集;與同學曾延年(孝谷)等組織「春柳社」;留日期間,與一日本模特產生感情,后其一同回國;35歲時加入西泠印社,與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時有往來。[4] 1900年(庚子光緒二十六年)21歲農曆九月十九日(11月10日),子李准生。是年出版《李廬詩鐘》、《李廬印譜》。與畫家任伯年等設立「上海書畫公會」。每星期出書畫報一紙,由中外日報社隨報發行。1901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22歲正月,為許幼園所撰《城南草堂筆記》題跋。春,曾回天津,擬赴河南探視其兄,后因故未果,遂返滬。是年秋,入南洋公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就讀經濟特科班,與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同從學於蔡元培。由於校內新舊思想相爭激烈,校方禁止學生閱讀部分雜誌、報紙,激起學生的憤怒,與校方發生了衝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學生一邊據理力爭,但無效果,於是帶領學生和積極教師毅然離開南洋公學,李叔同也在離開的學生之中。1902年(壬寅光緒二十八年)23歲在各省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鄉試,叔同先後以河南納監應鄉試,以嘉興府平湖縣監生資格報名應試,均未中。仍回南洋公學。1903年,南洋公學發生罷課風潮,蔡元培先生同情學生運動,自動辭職,全體學生相繼退學。李叔同也退學了,不久后,與許幻園、黃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滬學會」,開辦補習班,舉行演說會,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他創作了新戲《文野婚姻》的劇本,寫了大量詩歌,還譜寫了《祖國歌》等廣為流傳的歌曲,他的藝術才華如同天上的新月,放射出奪目的光芒。就在這一年,他的次子李准降生。兩年後,他又有了三子李瑞。1903年(癸卯光緒二十九年)24歲與退學者在上海「滬學會」內增設補習科,常舉行演說會。以「李廣平」之名翻譯《法學門徑書》及《國際私法》二書由上海開明書店相繼出版。1904年(甲辰光緒三十年)25歲三月,曾為「鑠鏤十一郎」(張士釗)傳記著作《李蘋香》撰序,署名「惜霜」。常與歌郎、名妓等藝事往還。在上海初次亮相,參加演出京劇《八蜡廟》《白水灘》《黃天霸》等。12月9日(農曆十一月初三)子李端生。1905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26歲3月10日,生母王氏病逝。攜眷護柩回津。出版《國學唱歌集》。隨後,他把妻子和兩個孩子留在天津,自己東渡日本留學。行前有《金縷曲·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在東京為《醒獅》雜誌撰寫《圖畫修得法》與《水彩畫法說略》。[2] 聲名日顯1906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27歲正月,在東京編輯《音樂小雜誌》。7月聲名日顯(3張) 1日,首以「李哀」之名在東京首次參與日本名士組織「隨鷗吟社」之雅集。1906年9月29日,以「李岸」之名註冊,考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與同學曾延年(孝谷)等組織「春柳社」,此乃第一個話劇團體,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籲天錄》、《新蝶夢》等,李叔同是話劇運動創始人之一。從川上音二郎和藻澤棧二朗研究新劇演技,藝名「息霜」。是年曾回天津,有《喝火令》一詞記己感慨。1907年(丁未光緒三十三年)28歲2月「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飾茶花女一角。此為話劇實踐第一步。7月再演《黑奴籲天錄》,飾美洲紳士解爾培的夫人愛密柳同時客串男跛醉客。留日期間,因與美術模特(姓名不詳)產生感情,后隨同回國。1908年(戊申光緒三十四年)29歲退出春柳社,專心致力於繪畫和音樂。1910年李叔同回國,任天津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翌年任上海城東女學音樂教員,1911年(辛亥清宣統三年)32歲春,創作畢業自畫像。3月,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偕日妻回國抵滬,在直隸高等工業學堂任圖畫教員。同年家道中落。[5] 1912年(壬子民國元年)33歲春,自津返滬,在楊白民任校長的城東女學任教,授文學和音樂課。是年加入「南社」,被聘為《太平洋報》主筆,並編輯廣告及文藝副刊。與柳亞子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秋,《太平洋報》停刊。應經亨頤之聘赴杭州,在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任音樂、圖畫課教師。1913年(癸丑民國二年)34歲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改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5月,校友會發行《白陽》雜誌,設計創刊號封面,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親手書寫石印。1914年(甲寅民國三年)35歲是年加入西泠印社,與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時有往來。課後集合友生組織「樂石社」,從事金石研究與創作。1915年(乙卯民國四年)36歲應校長江謙(易圓)之聘,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圖畫音樂教員,在假日倡立金石書畫組織「寧社」,借佛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二十四年後,南京高師校長江謙大師六十周日甲詩云:「雞鳴山下讀書堂,廿載金陵夢末忘。寧社恣嘗蔬筍味,當年已接佛陀光。」是年夏,曾赴日本避暑。9月回國。秋,先後作詩詞《早秋》、《悲秋》、《送別》等。[6] 剃度出家1916年(丙辰民國五年)37歲因日本雜誌介紹「斷食」以修養身心之方法,遂生出家后(17張) 入山斷食之念。冬,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試驗斷食17日,有《斷食日誌》詳記。入山前,作詞曰:「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返校后,開始素食。時,受馬一浮之熏陶,於佛教「漸有所悟」。[7] 1918年(戊午民國七年)39歲春節期間在虎跑寺度過,並拜了悟和尚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號弘一。農曆七月十三日,入虎跑定慧寺,正式出家。出家前,將所藏印章贈西泠印社,該社創始人之一葉為銘為鑿龕庋藏,並有「印藏」題記:「同社李君叔同,將祝髮入山,出其印章移儲社中。同人用昔人『詩龕』、『書藏』遺意,鑿壁庋藏,庶與湖山並永云爾。戊午夏葉舟識。」九月,入靈隱寺受比丘戒。十月,赴嘉興精嚴寺小住。年底應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8] 1919年(己未民國八年)40歲春,小住杭州艮山門外井亭庵,后移居玉泉清漣寺。夏居虎跑定慧寺,秋至靈隱寺,專事研佛。1920年(庚申民國九年)41歲春,居玉泉寺,為《印光法師文鈔》題詞並序。稱「老人之文,如日曆天,普燭群品」。6月,赴浙江新登貝山閉關,研究律學。秋,離貝山赴衢州,客居蓮花寺。[9] 1921年(辛酉民國十年)42歲正月,自新登返杭州,居玉泉寺,披尋《四分律》,始覽諸先師之作。春,曾在閘口鳳生寺小住,豐子愷遊學日本前夕曾前往話別。3月,自杭州赴溫州,居慶福寺。撰《謝客啟》,掩關治律。6月,所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初稿成。1922年(壬戌民國十一年)43歲正月初三,在家髮妻(俞氏)病故於天津本宅,俗家仲兄文熙來信囑其返津一次,因故未成行。仍居慶福寺。1923年(癸亥民國十二年)44歲2月,在上海與尤惜陰居士合撰《印造經像之功德》。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馬湖、紹興、杭州等地停留。6月,為杭州西泠印社《彌陀經》一卷刻石。9月重至衢州,居蓮花寺。[10] 1924年(甲子民國十三年)45歲4月,由蓮花寺移居三藏寺。不久,取道松陽、青田抵溫州。5月,至普陀山,參禮當代善知識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師,拜其為師並贊曰:「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已。」[11-12] 6月,返溫州整理《四分律》,8月完稿。赴杭州,因交通有阻,暫止寧波,居七塔寺。應夏丏尊之請,至上虞白馬湖小住。10月返溫州。1925年(乙丑民國十四年)46歲春,雲遊寧波七塔寺、杭州彌陀寺、定慧寺。應夏丏尊之請,至上虞白馬湖小住。不久返溫州慶福寺。1926年(丙寅民國十五年)47歲春,自溫州至杭州,居招賢寺,從事《華嚴疏鈔》之厘會、修補與校點。夏丏尊、豐子愷曾自滬至杭專程拜訪。夏初,與弘傘法師同赴廬山,參加金光明法會。路經上海時曾與弟子豐子愷等訪舊居城南草堂等處。冬初,由廬山返杭州,經上海,在豐子愷家小住,后返杭州。[13] 大師漸成1927年(丁卯民國十六年)48歲春,居杭州吳山常寂光寺。7月移居靈隱後山本來寺。秋,至上海,居江灣豐子愷家。主持豐子愷皈依三寶儀式。期間與豐子愷共同商定編《護生畫集》計劃。是年春,豐子愷等編《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內收李叔同在俗時歌曲13首。豐子愷在序言中說:「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們所知,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14] 1928年(戊辰民國十七年)49歲春夏之間,在溫州大羅山誅茆坐禪。秋至上海,與豐子愷、李圓凈具體商編《護生畫集》。冬,劉質平、夏丏尊、豐子愷、經亨頤等共同集資在白馬湖築「晚晴山房」,供大師居住。1929年(己巳民國十八年)50歲正月,自南安小雪峰至廈門南普陀寺,居閩南佛學院,參與整頓學院教育。春,返溫州,途經福州,在鼓山湧泉寺藏經閣發現《華嚴經疏論纂要》刻本,嘆為稀有,發願刊印。9月,在「晚晴山房」小住,10月重至廈門、南安,與太虛法師在小雪峰寺度歲,併合作《三寶歌》。是年2月,《護生畫集》第一份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50幅護生畫皆由大師配詩並題寫。大師在跋中曰:「我依畫意,為白話詩;意在導俗,不尚文詞。普願眾生,承斯功德;同發菩提,往生樂國。」並云:「蓋以藝術作方便,人道主義為宗趣。」是年,夏丏尊將所藏大師在俗時所臨各種碑帖出版,名《李息翁臨古法書》(上海開明書店)。是年,仲兄李文熙卒,年62歲。[15] 1930年(庚午民國十九年)51歲正月,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與性願法師相聚。4月赴溫州,后至白馬湖「晚晴山房」。秋赴慈溪金仙寺,講律兩次。11月赴溫州慶福寺。時人稱弘一大師為孤雲野鶴,弘法四方。1931年(辛未民國二十年)52歲2月,自溫州過寧波,旋赴白馬湖橫塘鎮法界寺。發願棄捨有部律,專學南山,從此由新律家變為舊律家。9月,廣洽法師函邀大師赴廈門。同月在金仙寺作「清涼歌」。歲末在鎮海伏龍寺度歲。1932年(壬申民國二十一年)53歲是年在鎮海龍山伏龍寺為劉質平作書法。年底,至廈門,住山邊岩(即萬壽岩),在妙釋寺講《人生之最後》。1933年(癸酉民國二十二年)54歲2月初曾赴廈門,旋返妙釋寺。是年在妙釋寺講《改過經驗談》,在萬壽岩開講《隨機羯磨》,重編蕅益大師警訓為《寒茄集》。在開元寺圈點《南山律鈔記》,在承天寺講《常隨佛學》。1934年(甲戌民國二十三年)55歲2月,至廈門南普陀寺講律。協助常惺院長整頓閩南佛學院。見學僧紀律鬆弛,認定機緣未熟,倡辦佛教養正院。是年,跋《一夢漫言》,作寶華山《見月律師行腳略圖》。冬移居萬壽岩,講《阿彌陀經》。又編《彌陀經義疏擷錄》。[16] 1935年(乙亥民國二十四年)56歲正月在萬壽岩撰《凈宗問辨》。3月,至泉州開元寺講《一夢漫言》。5月抵凈峰寺,后應泉州承天寺之請,於戒期中講《律學要略》。1936年(丙子民國二十五年)57歲春,卧病草庵,數月方愈。5月居鼓浪嶼日光岩。年末移居南普陀寺。是年,《清涼歌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37年丁丑民國二十六年)58歲年初在南普陀寺講《隨機羯磨》。2月在佛教養正院講《南閩十年之夢影》。3月為廈門市第一屆運動大會作會歌。5月應邀至青島講律,10月返廈門。歲末赴泉州草庵。1938年(戊寅民國二十七年)59歲1月31日在草庵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2月19日入泉州。3月2日講經於承天寺。后赴梅石書院、開元寺、清塵堂及惠安、廈門等處講經。5月4日,即廈門陷落前數日離廈門至漳州南山寺。冬初至泉州承天寺,后移居溫陵養老院。[17] 晚年逝世1939年(己卯民國二十八年)60歲4月入蓬壺毗峰普濟寺閉門靜修。著《南山晚年李叔同(5張) 律在家備覽略篇》等書。9月,澳門《覺音月刊》和上誨《佛學半月刊》均出版《弘一法師六秩紀念專刊》。秋末,為《續護生畫集》題字並作跋。[18] 1940年(庚辰民國二十九年)61歲春,閉關永春蓬山,謝絕一切往來,專事著述。10月,應請赴南安靈應寺弘法。1941年(辛巳民國三十年)62歲4月,離靈應寺赴晉江福林寺結夏安居,並講《律鈔宗要》,編《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冬,入泉州百原寺小住,后移居開元寺。歲末返福林寺度歲。1942年(壬午民國三十一年)63歲2月赴靈瑞山講經。但弘一提出三約:一不迎,二不送,三不請齋。3月回泉州開元寺,后居溫陵養老院。7月,在朱子「過化亭」教演出家剃度儀式。8月在開元寺講《八大人覺經》。10月2日下午身體發熱,漸示微疾。10月7日喚妙蓮法師抵卧室寫遺囑。10月10日下午寫「悲欣交集」4字交妙蓮法師。10月13日晚7時45分呼吸急促,8時安詳西逝,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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