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林 | 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

內容提要：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是共產黨軍事上的戰略轉移和政治上的戰略轉變共同演進的結果，其中共產國際、蘇聯因素至關重要。鑒於南方蘇維埃革命運動日趨式微，共產國際、蘇聯提出中共和紅軍向西北發展並靠近蘇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支持西南和西北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紅軍長征的戰略方向總體上是由西進轉而北上，中共中央提出北上經略西北的戰略方針，並將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作為中心任務，從而形成與共產國際、蘇聯支持和發展西北革命的戰略對接；西北革命根據地最終作為中共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的出發點，關鍵因素是在共產國際、蘇聯的指導和幫助下，共產黨實現了從蘇維埃革命政策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戰略轉變。

作者簡介：王樹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員。

原文出處：《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工農紅軍長征是南方的蘇維埃運動失敗，共產黨將革命的重心由華中、華南向西南、西北轉移的重大戰略舉措。中共、紅軍最終立足西北，共產國際、蘇聯因素至關重要。本文擬以蘇維埃革命為大背景，考察共產國際、蘇聯在中共、紅軍長征落腳點確立過程中的影響和作用。

一、共產國際、蘇聯與革命地緣戰略的變化

紅軍長征是蘇維埃革命地緣戰略結構性的變遷。鑒於日本侵佔東北並控制華北，中共喪失華中、華南的蘇維埃根據地，共產國際、蘇聯提出紅軍在四川、陝西，以及儘可能在新疆方向開闢蘇維埃根據地的設想，進而出台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運動的計劃，逐漸形成了推進蘇維埃革命的新戰略方針，那就是支持和幫助中共、紅軍向西北地區發展，靠近蘇聯和蒙古建立革命的戰略根據地。

(一)共產國際、蘇聯支持西南、西北地區革命發展的計劃和行動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蘇聯開始在推行蘇維埃革命的政策。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模式，斯大林親自提出並論證了在建立蘇維埃的方針。共產國際、聯共(布)認為革命是在蘇維埃旗幟下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和城市貧民的革命。只有這種革命，才能夠而且必定不斷得到發展。支持中共開展土地革命，實行武裝割據，同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峙。中共六大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認定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革命的動力，革命只有反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才能進行到底。從1927年秋開始，中共領導的蘇維埃區域日漸拓展，工農紅軍日益成為推動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槓桿。1931年11月，作為蘇維埃革命標識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從地緣政治視角來看，蘇維埃運動主要集中在華中、華南大革命的中心區域：湘、贛、閩、粵、鄂、豫、皖等省份，這裡既是國民黨人傳統的「勢力範圍」，又是南京政府統治的核心地帶。爭奪南方的控制權成為決定國共命運的較量，國民政府的「圍剿」與中共蘇區的反「圍剿」構成蘇維埃革命的基本形態。由於蔣介石南京政府佔據政治、軍事、經濟資源的絕對優勢，共產國際、蘇聯對華政策本身存在「左」傾的缺陷，再加上中共黨內教條主義的統治，1932年秋至1934年秋，中共蘇區的反「圍剿」戰爭接連失利，紅軍主力部隊相繼撤離華中、華南的鄂豫皖、湘鄂西、湘贛等根據地，向西南、西北地區實施戰略轉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撤離紅都瑞金，標誌南方的蘇維埃革命失敗。因此，紅軍長征是蘇維埃革命地緣戰略結構性的變遷。

共產國際對中共和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的舉措基本上持贊同的態度。1932年10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失利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主力放棄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部轉移，同年底即開闢了川陝根據地。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積極評價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四川轉移，認為「在四川、陝南，以及儘可能在新疆方向開闢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1]354紅四方面軍主力的戰略轉移，開中共、紅軍撤離原蘇區開闢新蘇區之先河，四川和新疆逐漸成為共產國際、蘇聯關注革命的焦點，而且川陝蘇區恰恰處於聯結西南與西北交通的樞紐地帶，極具地緣戰略價值。1933年3月，中央根據地贏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提醒中共中央，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游擊鬥爭方法」。中共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鞏固紅軍的有生力量，加強政治和軍事訓練，提高戰鬥力和紀律性，加緊組建紅軍隊伍；堅持將相鄰蘇區連成一片的方針，「但要建立和具備幾個新的根據地，使政府軍難於同我們對抗」。[1]353-3541934年2月至4月，中央根據地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喪失戰略戰術主動權，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是否撤離中央蘇區的問題上躊躇不決，關鍵因素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沒有誰敢在共產國際七大前夕承擔把曾在共產國際的宣傳中作為蘇維埃運動勝利象徵的中央蘇區及其首都瑞金讓給敵人的責任」。[1]17-19實際上，面對中央紅軍日益險惡的處境，共產國際並非不贊同中共中央放棄中央根據地的計劃和行動。

鑒於南方蘇維埃運動日趨式微，共產國際開始關注西南、西北地區的革命運動。1934年8月，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幾乎成為定局，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對不可避免要放棄中央蘇區的認識日趨成熟，共產國際的文件和刊物上越來越注意四川新蘇區。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認為，「四川的政治形勢，對我們來說可能比任何一個省都更有利」。具體的利好因素如下：1.四川提前徵收30歲到80歲人的捐稅，所有農民都處在貧困之中，不僅表現出極大的不滿，而且在許多地方公開舉行起義；2.「該省的軍閥們雖然在形式上聯合起來反對我們，但是他們沒有採取最有效的行動」；3.「碉堡體系還處在發展的初始階段」；4.「該省難以接近，其他省的軍隊現在未必敢於進入」；5.四川沒有任何鐵路，可用來運送火炮等重兵器的道路很少；6.該省在經濟方面是獨立自主的，有人口5500萬或6000萬；7.「在建立廣闊而鞏固的根據地時，四川具有向各個方向，包括向其他一系列省區擴展的可能性」。因此，「從傳播革命的角度和軍事戰略的角度看，這個地區展現出比我們中央蘇區具有的更多的發展前景」。[2]196基於對四川問題的重視，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向紅四方面軍派遣一名軍事專家的意見，並責成東方書記處抽調一批人員派往新疆工作，目的是經過甘肅和青海與紅四方面軍建立聯繫。[2]2079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核心成員賴安提出，鞏固和發展川陝蘇區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具有重大的意義，迫切需要在中共中央和四川之間建立更密切的工作關係和加強對四川蘇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四川省的蘇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決定向四川派遣一位軍事專家幫助紅四方面軍。

1934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離江西蘇區前夕，共產國際執委會內部討論問題認為，四川蘇區就地理位置、自身實力和發展潛力而言，可以在蘇維埃化的事業中發揮極大的作用。共產國際早已向中共提出在華北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任務至今尚未完成，那麼從四川蘇區方面來說，這項任務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由於形勢的原因中共中央不能完成這項任務。在江西中央蘇區遇到困難的情況下，四川蘇區問題就提到首要地位。四川蘇區的紅軍擁有較好的武器裝備，在戰士數量上具有相當強大的優勢，並不亞於中央蘇區紅軍，它所面臨的敵人比江西的敵人軟弱得多。但是，四川紅軍為自己的弊病所困擾，使其不能在西部的革命戰爭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威力。四川紅軍的弊病首先是黨團組織軟弱，在主要根據地的蘇維埃後方組織得較差，黨在四川國統區、在敵軍後方的工作較差，在敵軍中的工作也較差。而所有這些現象的根源就在於四川紅軍及其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領導太軟弱。「問題僅僅歸結為這裡的幹部問題，四川的紅軍不善於造就在數量上和在質量上所需要的幹部」。但是，「消除四川紅軍上述弊病的過程，在沒有外來幫助的情況下，需要太多的時間，而且不經過曲折和政治領導層的內部危機未必就能完成。如果從外部給予幫助，這個健康化的過程就可以大大地縮短，它可以被納入有計劃的發展軌道，這樣領導危機的危險性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因此，共產國際、蘇聯需要關注四川蘇區並對其今後的發展給予切實的幫助。

基於對局勢的分析，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軍事工作負責人施特恩擬定了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運動的計劃。該計劃實施要點如下：1.首先向中亞地區阿拉木圖投入一個核心領導小組，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開始工作；2.西北局最初的任務是研究通過新疆—甘肅、蒙古西部、寧夏—陝西兩方面同四川建立通訊聯絡的可能性；3.在中共上海局、西北局、四川、新疆、甘肅之間建立發展秘密通訊聯絡網，西北局秘密地進入新疆，接近四川；4.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西北局，選派一些中共黨員作為西北局的幹部，同聯共(布)中亞黨組織聯繫獲得相應幹部援助，接收莫斯科經常派遣經過培訓的新幹部；5.西北局的任務是通過與四川的聯繫來組織和領導西北各省的游擊戰，這種游擊鬥爭最終將與四川紅軍的鬥爭融為一體；6.在中亞建立一所秘密的軍政學校，培訓從西北各省派出工作的幹部，接納從四川紅軍通過新疆派來學習的幹部；7.往中亞調運武裝西北各省游擊隊5萬名戰士所需要的一切，建立秘密基地倉庫，儲備能裝備50人、100人和1000人隊伍的成套備用武器彈藥；8.整個援助四川蘇區的計劃預計在一至兩年期限內實現。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的建議強調，「作為西北革命主力的四川紅軍，其今後的發展進程將取決於有計劃地開展業已開始的這項援助計劃」，共產國際、蘇聯至少應該為中共西北局，特別是為其軍事任務抽調強有力的富有創造性的幹部。[2]238-241

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建議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運動的同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了中共中央要加強陝西政治軍事領導，創建陝西蘇區，將陝西蘇區與四川蘇區聯繫起來的任務。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人認為，陝北游擊運動很發展，但是游擊隊沒有強有力的政治軍事領導，「中央應將這地方的工作的注意力提高起來，黨應立刻派許多政治軍事上強有力的幹部去，寧可將一些沒有多大群眾工作的地方黨部省委的幹部，拿去作這樣的重要的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陝南遊擊運動也有很大發展，「如果在這兩方面都加強了領導，最近的將來是可能使這兩方面的游擊運動聯繫起來，創造陝西廣大的蘇區，並且將陝西的運動與四川的運動聯繫起來」。這樣就可以造成一種新局勢，就是一方面川陝蘇區有了廣大的根據地及鞏固的後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陝蘇區與新疆的聯繫。因此，中共中央與四川、陝西黨組織，需要共同努力完成這個對革命具有偉大意義的工作。中共中央必須設法將在北方的陝西、甘肅、寧夏籍幹部派遣回去做游擊隊和士兵工作，同時利用一切北方幹部到西北去完成這些工作，另外派送一部分西北與北方的幹部前往蘇聯學習軍事政治。

按照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意圖，中共上海中央局設法溝通與四川的聯繫，加強對四川省委的領導。1934年9月間，上海中央局就改組國統區工作問題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由於距離遙遠和信使條件，四川的組織與上海局還沒有密切的聯繫。考慮到要加強對省委的領導問題，必須派一位全權代表來四川就地實施獨立的領導」。鑒於四川省委管轄十分遼闊的地域，建議在省委下面成立川東、川北和川南三個特委。[2]261上海中央局隨即派人去川南與紅軍建立了聯繫，但是直至年底尚未回上海。由於中共中央正在西征途中，上海中央局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請求派一個人來做中共中央駐四川的全權代表並負責安排湖南和湖北的工作。並稱，如果四川省委能與紅四方面軍及中共中央建立聯繫，那麼該代表將在川陝省委的領導下或者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踏上漫漫長征路，陷入較長時間行軍作戰的困境，而且中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事實上無法顧及中共黨的全國性工作。根據中共中央的現實狀況，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提出關於在華工作的建議。其中擺在前三位的事項依次是：第一，「調整與[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訊聯繫，而經過[中共]中央在最近幾個月內實現與四川的直接通訊聯繫。建立通訊聯繫是為了領導當前的戰役。要逐漸擴大無線電通訊網」；第二，「研究各省的軍事政治形勢(順序是：西北、東南、西南、西部、滿洲和華北各省、華中和華東各省)並向[中共]中央和有關的[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一定的期限內要完成的一些具體的作戰和組織方面的任務。這樣就會為實施統一的有計劃的指揮作戰創造前提條件。制訂局部計劃，將其教授給地方」；第三，「首先著手實施關於西北(新疆)的建議」。[2]287同年11月初，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請示蘇聯紅軍情報局局長皮爾金(即別爾津——引者)，設法協助調查西北邊疆地區的情況，以便考慮經過西北邊界具體援助紅軍的可能性。1935年4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明確提出紅軍應當在靠近蘇聯和外蒙的西北地區創立戰略根據地。蘇聯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為此組成一個三人小組，專門研究紅軍未來在西北地區的發展計劃和蘇聯援助的問題。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曾接連六次派人潛入西北地區，試圖重新接通與陝北紅軍以及中共中央的聯繫。[3]146-148在缺乏有效聯繫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蘇聯想方設法在西北地區支持和幫助紅軍，中共中央率領紅軍長征將革命重心轉移的目標鎖定在西北，從而達成戰略默契。

(二)共產國際、蘇聯支持西南、西北地區革命發展的動因分析

首先，共產國際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蘇聯在推行蘇維埃革命政策慣性的作用。

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在同中共領導人談話中提出，紅軍和蘇區的發展應當找到一塊遠離心臟地區，同時物資和人力資源充足的地區來作為自己的戰略根據地，然後再據此逐步向外擴展。他並未看好中共、紅軍在靠近南京國民政府中心區域南方發展起來的幾塊根據地，而是比較看重西南地區的四川，認為「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3]6同年，共產國際派出在莫斯科學習的陳中、張義吾、熊效遠等人，取道新疆南部回內地去搞革命，由於途中受阻，只得陸續返回蘇聯。是年秋，張義吾和熊效遠第二次從塔城邊境回國，「任務是在新疆地區開展工作，宣傳馬列主義，為革命打下基礎」。他們在蘇聯駐迪化副領事領導下工作。但由於新疆地方當局防範嚴密，截至1933年，共產黨人在新疆未能開展活動。[4]203

紅四方面軍開闢川陝蘇區，共產國際、蘇聯認為從四川到新疆發展蘇維埃革命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1935年2、3月間，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境地區為擺脫國民黨軍重兵圍追堵截奮力搏殺。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以紅四方面軍開闢川陝蘇區為參照系，對中央紅軍在西南地區發展的前景持樂觀態度。誇大其詞宣稱，「如果說在1933至1934年間已由第4軍團的幹部發展成為超過10萬武裝戰士的軍隊，那麼在最近的半年內也能由集中了優秀軍政幹部的江西兵團發展成為20萬人的一支戰鬥軍隊」。如今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已經擁有在黨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直接領導下的20萬人的武裝力量，可以不擔心與任何一個敵軍的單獨集團進行決戰」。只要中央紅軍在西南開闢新蘇區，中共中央就能真正「在最近的歷史時期內擁有百萬紅軍」。在四川實現這一計劃的土壤是極其有利的，總的形勢現在也對紅軍有利，「只是需要儘快熟悉新的根據地，充分發揮土地革命的力量，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係統，用蘇維埃方式改革財產關係、土地關係和社會關係」。[2]375-3766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郭紹棠提出，鞏固西部以四川為中心的根據地具有全國意義。共產黨的任務是，「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紅軍，依靠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階層擴大其後備力量，把百萬紅軍口號變為具體行動」；圍繞四川根據地建立廣泛的游擊區，爭取擴大紅軍游擊隊的活動區域，將其與紅軍主力總的戰略行動結合起來。[2]454

其次，共產國際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是蘇聯在遠東平衡日本侵華力量，從而保障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蘇聯方面明確表示了「滿洲可以成為在遠東對蘇聯採取行動的跳板」的擔憂。[5]3271932年3月，日本炮製的「滿洲國」宣告成立，直接危及蘇聯在東北的利益。共產國際指斥日本在東北不斷挑釁和製造反蘇陰謀，並稱蘇聯不得不在遠東增加防禦力量；蘇聯政府則宣稱將採取各種方法保證遠東的和平，任何國家危及蘇聯人民的利益，蘇聯人民將與之鬥爭到底。為了牽制日本軍事力量北進，蘇聯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恢復外交關係，與此同時，在南方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蘇維埃革命，在西北支持「親蘇親共」的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公署督辦獨攬軍政大權。

1933年4月，日本侵華勢力由東北逐步滲透到了華北。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分析道，「日本要在察哈爾省假造『獨立運動』，目的是為了入侵內蒙古奠定廣泛的基地，並準備將來進攻蘇聯后貝加爾地區，佔領這一地區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孤立海參崴，切斷和蘇聯之間的貿易通道，從而為自己的『北方政策』打下基礎」。[1]389-390鑒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域遼闊，防禦力量薄弱，蘇聯對日本採取中立政策。中共建立的川陝蘇區是聯接華中、華南和西南、西北的戰略樞紐，而且具有很大發展潛力，「從將來的戰爭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戰略意義」。[2]35因此，1934年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的計劃強調，讓四川蘇區自行發展和放任自流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以後不僅會影響革命的進程，而且在日本發動對蘇戰爭情況下也會影響日本後方的戰略地位」；發展西北的游擊戰爭，「由於這種比較遙遠的時刻可能與日本開始進攻蘇聯的時間相重合，所以限制我們現在就公開給予援助的一些考慮就失去了意義，我們的援助將會成為對西北發展起來的運動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持，即幹部、武器和彈藥的支持」。而創辦軍政學校培訓幹部，「一旦與日本發生衝突時，很快就會需要」。[2]240-241

共產國際、蘇聯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運動的計劃和行動，推進了蘇維埃革命地緣戰略的變化，為現實蘇聯國家利益與革命利益的戰略對接提供了契機。中共和紅軍先後放棄了華中、華南蘇維埃根據地，整體性地向西南、西北地區轉移，逐漸靠近華北抗日前線，在時局演變和地緣變遷兩個層面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從而將軍事上的失利化解為政治上的轉機，為蘇維埃革命向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奠定了地緣政治基礎。

二、共產國際、蘇聯與紅軍長征戰略方針的演變

共產國際、蘇聯提出蘇維埃革命向西北地區發展的戰略構想，但紅軍長征並非是按照共產國際、蘇聯的規劃而行動。中共中央撤離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是將紅軍主力轉移至外線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通過西征就近開闢新蘇區。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共中央提出北上經略西北的戰略方針。中共、紅軍在實施北上戰略方針的過程中，逐步將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作為中心任務，從而形成與共產國際、蘇聯關於發展西北革命的戰略對接。

(一)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西征，開闢新蘇區戰略方針的變化

中共中央、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的戰略意圖是，通過外線作戰從根本上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進而「在西部廣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6]1，開創蘇維埃革命的新局面。1934年6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曾設想，如果中央蘇區戰局不利，東南部將保存三個主力作戰集團：1.由紅七、紅三、紅十軍團組成在中央蘇區東北部活動的集團軍；2.留在中央蘇區進行游擊戰的集團軍；3.在湘贛邊境上的西部集團軍，其中將包括撤到那裡的中央蘇區部隊，還有紅六軍團等。顯然，中央紅軍主力轉移的目的地應該是湘贛蘇區。[2]143-145但是，中革軍委擬出應變預案稱，如若在瑞金地區同國民黨軍決戰失敗，中央紅軍除以一部化整為零散布閩贛各處以牽制國民黨軍以外，全部主力將經安遠、信豐、三南一帶轉進湘南，前往四川或滇黔邊境與徐向前、賀龍兩部會合以圖四川。而該預案的主要依據即是斯大林「以為各省四川最好割據，不畏經濟封鎖。若向新疆、外蒙發展，可取得蘇俄直接幫助」。[7]303-3049月17日，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即秦邦憲)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稱，中共和紅軍「從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對廣東的力量實施進攻戰役」，而「最終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兩省的邊境地區撤退」。[2]251由於外線作戰是無根據地作依託的流動作戰，在國民黨軍重兵堵截尾追的情勢下，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在長途西征的過程中，軍事戰略方針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變化。

中共中央、中央紅軍西征的最初目標是同湘西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然而國民黨軍在紅軍西進的行軍途中，構築碉堡，集結重兵，尾追堵截。尤其是折兵湘江，中共和紅軍失去到湘西的先機。1934年11月中旬，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12月12日，中共領導人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秦邦憲、李德堅持紅軍主力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8]439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會議贊同和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西進渡烏江北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過去在湘西創建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同時指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之西南或更西」。[9]181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甕安的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在通過烏江以後的戰略方針是，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內轉入反攻，「主要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澈底粉碎五次『圍剿」』；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9]19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中央紅軍西征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在失去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情況下，黨自行解除了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毛澤東成為領導紅軍和中共的主心骨。中央紅軍開始經常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以求在有利的條件下取得作戰的勝利。[10]93根據黔北的實際情況，遵義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創建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11]361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撤離遵義，中央紅軍遂向川南開進。中革軍委發布關於渡江的作戰計劃指出：「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後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並爭取四川赤化。」[9]240-241然而，中央紅軍在土城戰鬥中失利，未能實現從四川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的計劃。1月29日，中央紅軍從元厚、土城地區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很快即遭遇川軍的襲截。2月3日至6日，紅軍向川滇黔邊境扎西一帶集結，川軍和滇軍又迅速從南北兩面向扎西地區進逼。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稱，「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9]252，253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提出，「新的革命戰爭的勝利，將使我們中央紅軍在雲貴川三省廣大的地區中創造出新的蘇區根據地」。[9]213，227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重申「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的決定。[9]261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由四川古藺的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貴州桐梓地區急進，隨即佔領桐梓並再占遵義。蔣介石本人統一指揮川、黔各軍，採用堡壘推進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略，試圖圍殲中央紅軍於遵義、鴨溪之間地區。3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告全黨同志書，認為遵義戰役的勝利，給了中央紅軍在貴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腳，開始赤化群眾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可能，提出「打大勝仗來赤化全貴州」的中心口號。[10]127-1303月16日至17日，中央紅軍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往古藺、敘永方向前進。3月21至22日，中央紅軍由古藺二郎灘、太平渡東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先機到達遵義、懷仁之間地區，隨即南渡烏江繼而轉進國民黨軍兵力空虛的雲南。鑒於川軍在金沙江兩岸防守力量薄弱，4月29日，中革軍委提出，「由於兩月來的機動，我野戰軍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條件，一般追敵已在我側后，但敵已集中七十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在現在地區我已不便進行較大的作戰機動，另方面金沙江兩岸空虛，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我野戰軍應運用目前有利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翌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渡金沙江轉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訓令。[9]321，322-3255月3日至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暫時擺脫西征途民黨軍優勢兵力的追堵攔截。

中央紅軍西征的事實說明，西南地區的軍政集團實力強大，再加上國民黨中央軍的跟進，中共、紅軍始終處於行軍作戰的狀態，根本沒有落腳的機會開闢新蘇區，況且中共、紅軍在西南地區的黨組織和群眾基礎薄弱，短期內很難形成戰爭動員的力量。另外，西南地區山高水深、交通閉塞，尤其是少數民族聚居區人口稀少、經濟落後，而且遠離的政治中心。因此，5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進入四川會理作短暫休整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紅軍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至此，中央紅軍長征的路線由西進轉而北上。

(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確定

在紅軍長征北上戰略方針確立的過程中，紅四方面軍經略川陝甘的觀念和行動具有先導性意義。1935年2月，為了衝破國民黨軍的「川陝會剿」，紅四方面軍發動陝南戰役。認為「西北川、陝、甘省是革命之緊要後方」，陝南戰役就是聯合了西北革命火花。提出全軍幹部與戰士要為「鞏固赤區，拿下四川，赤化西北」而拚命努力。[9]451，4533、4月間，為了向川甘邊界發展，配合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境作戰，紅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並取得勝利，遂於5、6月間相繼控制茂縣、理番(今理縣)、松潘、懋功等地區。紅四方面軍領導機關指出，強渡嘉陵江，進取松理茂，「是鞏固赤化全西北的基礎；是根本打擊瓜分、侵吞西北的帝國主義的最重要一戰鬥」，「更是從西北邊境上武裝保衛蘇聯的光榮任務的具體實現」；「松、理、茂是川西天險之區……西方直通蒙古、新疆，根本無後顧之憂」。[9]462紅四方面軍雖然打破了國民黨軍的「川陝會剿」，但是川陝根據地卻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景象是：「良田久荒，十室半毀，新塚滿目，哀鴻遍野」。[12]因此，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蘇區，提出將川陝甘乃至整個西北作為戰略發展方向。紅四方面軍建立川西北根據地，為紅軍三大主力實施戰略轉移提供了聚合地與歇腳點，從而成為紅軍長征由西進轉北上的戰略樞紐。

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懋功的達維鎮途中，於6月12日同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合。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提出，「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9]511次日，張國燾、陳昌浩複電主張，「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或「暫時向南進攻」，[9]517-518從而盡量避開國民黨中央軍的鋒芒。張聞天認為，為了尋求運動戰消滅敵人，紅軍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經開始赤化的地區內，而需要轉移地區。但這種轉移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作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而轉移的範圍，也就在川陝甘地區內。關於深入赤化的任務，卻落在一部分紅軍、游擊隊與地方黨的肩膀上。「如果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仍舊以到達一定地區為我們行動的中心，實際上就是要避免戰爭，放棄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任務，而變為無止境的逃跑」。[9]531中央紅軍西征飽受無根據地依託流動作戰之苦，一到川西北就去遠征青海和新疆或往返南下未免強人所難。由於實施戰略大轉移的境遇和感受不同，再加上個人戰略思維的差異，張國燾與中共領導人在紅軍未來發展方向問題上的分歧顯而易見。

為了解決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問題，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關於戰略方針的報告中，詳盡闡述了在松潘、理縣、茂州一帶不利於建立根據地，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去的理由：1.川陝甘地域便於機動；松理茂地域道路狹窄，利於國民黨軍封鎖，不利於紅軍反攻。2.川陝甘群眾條件好，人口多，是漢人區域，便利紅軍擴大；而松理茂一帶人口只有20萬，又是少數民族區域，不利於紅軍擴充。3.松理茂地域糧食、牛羊缺乏；川陝甘物產較豐富。紅軍若陷入松理茂地區，將無前途。報告分析道，紅軍向南是不可能，國民黨軍已佔領夾金山以南地區；向東過岷江也不可能，國民黨軍已集結130個團的兵力；向西北是廣大草原，條件更艱苦；只有向北發展，採取運動戰迅速攻打松潘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控制北上川陝甘的通道，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為此，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集中於中革軍委。會上，包括張國燾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均同意周恩來提出的北上意見，決定紅軍北上創造川陝甘根據地。[13]287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布兩河口會議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西北各省以至全的勝利」。同時，紅軍必須派出一個支隊，爭取控制洮河和夏河一帶，從而能夠背靠中蘇、中蒙邊界的甘肅、青海、新疆、寧夏四省區向東發展。[9]537

根據兩河口會議精神，中革軍委制定松潘戰役計劃，擬打開紅軍北上川陝甘的通道。由於張國燾拖延部隊行動，紅軍喪失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中革軍委放棄松潘戰役計劃，張國燾對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再度動搖，從而直接影響到紅一、紅四方面軍之間的團結和統一。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爾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會議認為，紅一、紅四方面軍在西北的活動，將大大推動西北地區的土地革命，擴大共產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西北各省是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會議強調，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是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這個根據地的造成，不但是紅軍作戰的後方，而且是推動整個革命前進與發展的蘇維埃國家的領土」；「它是一個團集全革命力量的核心，與散布革命種子到全去的發源地」。[9]608-609毛澤東分析認為，西北地區「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8]465

松潘戰役計劃擱淺，8月3日，紅軍總部擬定夏洮戰役計劃，規定「攻取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9]604張國燾參加沙窩會議時，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實際上沒有放棄因畏懼國民黨中央軍而主張退卻的打算。會後不久，他又提出經阿壩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同中共中央規定的北進夏河流域相左。8月15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和張國燾，提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強調「應專力北上」。[9]626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爾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的報告提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8]467會議要求紅軍主力「迅速佔取以泯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9]636-637

儘管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北上的戰略方針，但是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兵強馬壯，同中共中央離心離德而執意南下。9月8日，朱德、張國燾電令徐向前、陳昌浩，「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9]666中共中央認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而分析究其原因是：1.地形利於國民黨軍封鎖，而不利於紅軍攻擊；2.經濟條件，絕對不能供養大軍；3.紅軍處於少數民族區域，有消耗無補充而決難繼續下去；4.北面被國民黨軍封鎖，無戰略退路。因此，「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9]667-6689月9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和陳昌浩執行南下命令。中共中央懇切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於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認為北上的戰略方針絕對不應改變，紅軍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佔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為避免紅軍內部潛在衝突，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並斷言：「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10]305紅四方面軍宣稱：「北進已經失去了時機，我們的紅軍決定大舉南下，南下的戰略方針是首先消滅四川軍閥赤化全四川，然後進而至於赤化川陝甘，創造川陝甘蘇維埃根據地以至赤化全西北、全。」[9]786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道揚鑣時，紅二十五軍長征率先到達陝甘。中共西北工委認為，「目前革命的發展，使西北在整個蘇維埃運動中佔一最重要的地位」。「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的匯合，是爭取陝甘、川陝的聯繫及聯繫全國各蘇區，在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下的一致行動」。[9]440原中共鄂豫陝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稱，日本佔領華北，並且「企圖首先殖民地化西北，將西北整個造成為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主力紅軍的離開中區，這一新的戰略下獲得新的偉大勝利，開展了蘇維埃新階段上的新形勢的發展」；「特別是中區紅軍最近與四方面軍的偉大勝利的會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敵人新進攻與開創西北革命新根據地，將更有力的掀起了蘇維埃運動的突飛猛進和紅軍新的壯大，更有偉大意義的直接保衛蘇聯」[9]443-444。紅二十五軍同陝甘蘇區紅軍的會合，中共地方組織對創建西北新根據地重大意義的認同，為中共中央堅決執行北上的戰略方針，從而實施經略西北的戰略規劃，提供了動力和基礎。

(三)中共中央北上打通國際聯繫，接取蘇聯援助戰略方針的實施

紅一、紅四方面軍斷然分裂，並未能阻止中共中央實施北上戰略方針的堅定步伐。但是，僅僅依靠紅一方面軍剩餘的部隊去完成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任務顯然不再現實。中共中央開始將實現北上戰略方針的中心任務轉移到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方面來。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紅一軍駐地甘肅迭部的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中央應繼續堅持北上的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應該在川、陝、甘創建蘇區。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北上，所以，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繫，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8]473張聞天解釋說：「因為一、四方面軍分開，我們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們的戰略方針不能不有變更。在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較少可能。所以目前戰略方針，是用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繫，更大規模的來進行國內戰(斗)爭，而不是得不到國際的幫助，我們就沒有辦法。革命是應得到國際的指示，政治上的領導。最近一時期，與國際失去聯繫，這是我們很大的損失。」[14]188俄界會議指斥張國燾，「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以向西南部的邊陲地區(川康藏)退卻的方針，[代替]向西北部前進建立模範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針」。[9]683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譴責中共中央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會議包辦之下，企圖用數千紅軍戰士來掩護各個中央委員跑到蒙古、蘇聯去找出路。預言不出兩三個月，紅一、紅三兩軍必然會在冰天雪地中力量不保。張國燾警告中共中央稱：「若欲從外蒙取得與蘇聯關係，將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藉口，成為罪惡行為。」[3]21然而，無論是應對眼前生存危機的挑戰，還是尋求長期革命的發展，希望獲取共產國際、蘇聯的幫助和支持，從觀念到行為均是中共中央唯一的選擇了。

按照俄界會議擬定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目標是中蘇蒙邊境地區，目的是打通國際路線，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9月18日，紅軍在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休整期間，中共中央決定將北上的紅軍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派謝覺哉、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話與國際接頭」，設法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繫。意外的事情是，中共領導人從國民黨報紙上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根據報紙上披露的紅軍在陝甘活動和陝北根據地的情況，張聞天提議，「同二十五、二十六軍及通南巴游擊區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游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實現毛爾蓋會議制定的關於發展陝甘根據地的目標，爭取中共中央、紅軍陝甘支隊落腳陝北。[14]189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與擴大蘇區」。[8]477博古激情滿懷地宣稱，「蘇維埃的種子在西北原野里已經確立了茁長怒放的根基」，陝甘蘇維埃與游擊運動的發展是赤化整個西北的開端與先聲。日本帝國主義的刀鋒現在正指著陝西、綏遠，這樣「便將陝西蘇區與蘇維埃運動提高到反對日本侵略與保衛蘇聯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哨兵地位」。[9]705-706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抵達陝甘蘇區保安縣吳起鎮。中共中央提出以陝、甘、晉三省為發展的主要區域，決定中共和紅軍今後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的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15]136鑒於張國燾分裂紅軍的教訓，中共領導人甫抵陝北即整合紅軍部隊，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並將紅十五軍團納入其戰鬥序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陝甘根據地肅反擴大化錯誤的糾正，為中共中央立足陝北奠定了軍事、政治基礎。而事實上，陝甘蘇區地瘠民貧、人口稀少、物資匱乏、交通困難。國民黨軍重點「圍剿」紅四方面軍的同時，加緊部署對陝甘紅軍的「圍剿」。中共和紅軍依舊處於求生存謀發展的危難境地。中共中央很快就恢復了以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為中心任務的戰略方針。

中共中央長征期間，共產國際、蘇聯始終關注紅軍發展的動態。1935年11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從莫斯科來到陝北蘇區瓦窯堡。他向中共領導人傳遞一條重要信息，那就是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9]862中共中央一直以來擔心紅軍向中蘇邊境發展會給蘇聯帶來外交衝突的問題不復存在，斯大林的態度更加堅定中共中央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的戰略自信。直羅鎮戰役一結束，毛澤東就提出中共和紅軍須要用極大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國民黨軍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闢我們的蘇區到晉陝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於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9]780-781但是，對紅軍靠近蘇、蒙的路徑選擇上，張聞天建議經寧夏靠近蒙古，以取得蘇聯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毛澤東則主張「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認為「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16]408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確定中共將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基本方針，而在1936年軍事部署方面的總方針是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力擴大紅軍。其中，紅一方面軍行動部署的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並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與其密切聯繫起來，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從而「把蘇聯紅軍同紅軍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結合起來，首先是技術條件的結合」。具體行動方針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在陝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闢山西西部五縣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一萬五千人，並保證必要時返回陝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繫」。

瓦窯堡會議甫告結束，毛澤東即集中精力準備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針對中共黨內對蘇區鞏固和發展的關係，以及紅軍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的爭論，毛澤東堅持認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若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紮，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7]379紅軍東征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提出在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方針下，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在此種方針下，向河北、河南、綏遠三省境內作戰役的跳躍是許可的。決定了以發展求鞏固的原則。1936年4月1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東征紅軍以華北五省為作戰範圍，「第一階段以在山西創造對日作戰根據地為基本方針，以山西為方針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躍入綏遠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為臨時步驟。反對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綏遠作為第一階段之基本戰略方針，也反對不能以臨時的跳躍作為戰役方針」。重申以發展求鞏固的原則。[9]927紅軍東征山西，蔣介石藉機調國民黨中央軍入晉，命令陝西國民黨軍進攻陝甘蘇區，封鎖黃河。鑒於紅軍難以在山西立足，毛澤東提出，「堅持以陝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9]933紅軍東征並未能達到中共中央經山西、綏遠接近蘇聯、蒙古的戰略目標。紅軍回師陝西，國民黨軍立即準備對陝甘蘇區進行新的「圍剿」。為了鞏固和發展陝甘根據地，中共決定西征甘肅，相機攻取寧夏，「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打通蘇聯取得接濟」。時至8月，紅軍開闢縱橫二百餘公里的新蘇區，陝甘根據地發展成為陝甘寧根據地。

紅一方面軍西征期間，中共中央、林育英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性和蘇聯的影響力，促使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紅二、紅四方面軍因無法立足西南而會合北上並向西北轉進。紅軍主力齊聚西北地區固然能夠增強中共發展的實力，同時也便於國民黨集中兵力進行「圍剿」。陝、甘、寧交界地帶，區域狹小，經濟落後，不僅戰略空間局促，而且軍需供養難支。8月25日，毛澤東、張聞天等致電王明稱：為著避免與南京衝突，為著靠近蘇聯，為著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而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面幫助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佔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只好把三個方面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而這種做法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8]5738月30日，中共領導人提出紅軍三個方面軍行動的基本方針：1.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蔣介石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2.緊密地聯合東北軍，並進行西北其他各種的聯合談判，造成西北新局面。3.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係的企圖，準備冬季打通蘇聯。4.發展甘南、鞏固和發展陝南戰略根據地，與陝北、甘北相呼應。紅軍西征甘肅、寧夏以來，中共鞏固陝甘蘇區，發展陝甘寧蘇區，同時逐漸將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方針由東出山西轉變為西進寧夏經綏遠從外蒙接取蘇聯援助。

從1936年春起，共產國際、蘇聯開始通過新疆援助紅軍武器和彈藥的準備工作。6、7月間，莫斯科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繫恢復穩定，季米特洛夫根據中共中央報告的情況，請示斯大林能否每月給中共、紅軍300萬元財政援助，並希望得到飛機、重炮、彈藥、步槍、高射炮、浮橋等軍事援助。9月8日，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致電斯大林建議，同意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堅決地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向前進，因為這樣做可能使紅軍脫離的主要區域；紅軍佔領寧夏地區，將給予大約1.5萬到2萬支步槍，8門加農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外國型號彈藥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南部邊境，通過烏里茨基外國公司出售，同時準備運輸工具把它們運到寧夏。[18]251-252中共中央認為，共產國際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而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要》，部署實施寧夏戰役。10月25日，奉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西渡黃河，第九軍和方面軍司令部及第五軍隨即跟進，寧夏戰役全面展開。10月末11月初，國民黨軍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將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部隊分割開來，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中共、紅軍兵敗黃河的同時，共產國際認為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的蒙古方案是無法實現的，因為紅軍不可能突破到蒙古邊界，尤其擔心，這樣做可能引起日本與蘇聯之間的衝突。建議中共轉向通過新疆取得援助上，在哈密將集中上千噸的軍用物資。[18]30-31中共中央提出，除非蘇聯將物資送至安西，否則紅軍要經過1500里荒無人煙的沙漠接運，是極為困難的。11月8日，中共領導人提出紅軍作戰新計劃，由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創立根據地，並爭取在一年內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紅軍主力東進山西，爭取與蔣介石和閻錫山達成妥協，實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則第一步佔領同蒲鐵路作戰，擴大紅軍；第二步如蔣閻尚無妥協希望，東進有甚大困難，而陝甘蔣軍已東調，我可仍回陝甘，如東出有利，則出至冀豫晉之交；並應計劃第三步出至直魯豫之交渡黃河；第四步到皖豫魯；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陝。而後再轉西北，準備以一年至兩年完成之」。[16]652-6531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結論時明確指出，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紅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行動，都是腳踏兩邊船，最好是，向西的還是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可以轉向東」。[8]609紅軍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的戰略行動受挫，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區形格勢禁。

紅軍長征的初衷是西進開闢新蘇區，在外線流動作戰並未形成持久的戰略方向。由於通訊聯繫中斷，共產國際、蘇聯對紅軍西進戰略方針影響甚微。中共中央北上開闢川陝甘蘇區，背靠蘇聯經略西北的戰略方針，與共產國際、蘇聯支持西北革命的戰略意圖一致。中共中央實施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的戰略方針，雖然得到共產國際、蘇聯的贊同和支持，但是以失敗而告終。共產國際和蘇聯對紅軍長征戰略方針的影響，更多是表現在對中共的政治心理引導而不是對紅軍的軍事技術援助，其政治意義超越了軍事價值。

三、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共革命政治方針的轉變

為了促成各種軍政力量聯合抗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共設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方針，逐漸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紅軍長徵到達陝甘蘇區，西北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中心，中共通過對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造成西北大聯合的格局。在共產國際、蘇聯指導和幫助下，中共中央逐步實現從蘇維埃革命政策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戰略轉變，西北根據地作為中共、紅軍長征落腳點和抗日出發點的歷史地位得以確立。

(一)共產國際、蘇聯逐漸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

工農紅軍長征期間，法西斯勢力在世界範圍內日益猖獗，反對法西斯的鬥爭成為共產國際的首要任務。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前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協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是共產國際、蘇聯改變蘇維埃革命政策的起點。《八一宣言》呼籲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同胞停止內戰，抗日救國；提出組織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以及抗日救國十大方針。[10]263-267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報告中表示：「我們贊同共產黨的倡議，與一切準備真正為拯救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進行鬥爭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反帝統一戰線」。[18]4-5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則認為，「在，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和加強紅軍戰鬥力與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反帝運動結合起來」，而且「蘇維埃應成為全人民在解放鬥爭的聯合中心」。[18]4-5，42-43這就是蘇維埃革命政策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相結合的方針。

共產國際七大將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之所以提出以蘇維埃為中心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處理辦法，首先是因為本身存在中共蘇區和工農紅軍這個事實。而由於莫斯科缺少有關蘇區和紅軍的可靠情報，同時為了宣傳的目的，大大誇大了中共、紅軍的實際力量和發展潛力。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七大發言中介紹稱，蘇區佔有土地200多萬平方里，人口有5600萬。紅軍有50萬人，還有100多萬人的游擊隊。其次，大革命失敗以來，按照共產國際指示和俄國革命經驗，中共一直在實行推翻國民黨政權和國家蘇維埃化的方針，而且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警察、特務的迫害，中共和紅軍蒙受了巨大犧牲。共產國際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處理方式中一個可能的理由是需要考慮，在與中共領導人缺乏有效溝通的情況下急劇改變口號會使中共中央以及與之失去聯繫的中共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迷失方向。再次，如果急劇改變蘇維埃革命的政策，就意味著「單方面解除武裝」和單方面對國民黨蔣介石作出讓步。莫斯科新策略的制定者認為，「今天的敵人明天就可能成為就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途徑問題，以及一致抗日問題進行談判的夥伴」。[18]5-6

紅軍長征將蘇維埃革命推向極限，中共顯然不具備短期內推翻國民政府的實力，而國共內戰與蘇聯希望在遠東牽制日本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由於蘇維埃化的方針是由斯大林本人提出和論證的，而且中共六大以來實行的蘇維埃革命的路線被視為「一貫正確」。因此，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及其後修改和撤銷蘇維埃口號的最大困難之一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蘇維埃化方針都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18]6共產國際七大期間，王明和斯大林講到「抗日政策問題」。他告訴斯大林，中共中央準備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口號。斯大林說，中共這個路線是正確的，但主要的問題在於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當王明講到「人民要武裝抗日」時，斯大林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軟欺硬怕」。「你們這麼多的人民，只需團結合作，只有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王明請斯大林給紅軍以軍事技術援助，斯大林表示同意。而且蘇共中央政治局開始做了實際準備。[19]289，292斯大林一方面贊同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另一方面同意給紅軍以軍事技術援助，實質上是要求中共實行將蘇維埃革命與抗日民族戰爭相結合的方針。這正是共產國際制定新方針的出發點與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的立場所固有的矛盾的根源所在，也恰恰是斯大林最終放棄蘇維埃革命政策的起點。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王明提出，中共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發點是：第一，發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蔣介石的投降政策，國民黨對蘇區和紅軍的進攻。第二，紅軍和蘇區本身存在弱點。僅僅依靠紅軍力量不能戰勝日本，很大一部分人民不擁護蘇維埃，國民黨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黨。中共制定新策略的根據是民族危機引起了各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因此，黨的任務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調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19]297-298會議首次嘗試論證和闡明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思想，以及根據抗日救國十大方針擬對中共政策作出的修改。例如，將「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改為「只沒收漢奸的土地和財產」；放棄對私有企業特別是小企業不切實際的過分的經濟要求，取消實行工人監督生產的無法實行的口號；修改蘇維埃憲法，擴大小資產階級代表以及所有參加同侵略者的武裝鬥爭的人們的政治權利；在組織群眾反帝活動時，首先宣傳「拯救」的口號，而不是「保衛蘇聯」的口號。[18]11-12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在探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時，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修改中共蘇維埃革命政策方面，以期彌合蘇維埃革命政策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內在的矛盾。在較為客觀地分析評估各種政治力量的基礎上，中共提出聯蔣抗日的問題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點。

1935年10月初，《八一宣言》公開發表，中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以在國內外傳播。如果說在《八一宣言》文件形成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尚對蘇維埃革命持幾分樂觀態度的話，那麼在10月15日聽取了陳雲關於中共中央和紅軍主力從中央蘇區轉移到四川的報告后，共產國際執委會就開始正視南方蘇維埃運動失敗的現實了。10月底，季米特洛夫獲悉蔣介石對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反應。蔣確信「共產黨只是現在才真正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並想改變自己的戰線，也就是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進行抗日鬥爭」。王明向季米特洛夫表示，「在實行正確政策和進行頑強鬥爭的情況下，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局面」。[18]62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試圖試探和至少弄清蔣介石是否同意停止同紅軍的鬥爭，而在將來能否把他和南京的將領與政治家列入統一戰線之中」。[18]1311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並公布《共產黨第二次宣言》和《工農紅軍的呼籲書》等文件的收件人中首次包括了蔣介石。12月間，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相關文件中，也未含號召推翻蔣介石的內容。然而，蔣介石乘紅一、紅四方面軍分裂，中共中央立足陝北未穩，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企盡收「剿共」之全功。共產國際呼籲蔣介石停止進攻中共和紅軍未免顯得一廂情願，但是中蘇外交談判最終還是撬開了國共談判的大門。

1935年10月至12月，中蘇兩國政府就蘇聯向提供軍事裝備並簽訂相應的中蘇協定問題展開談判。由於蘇聯與中共的特殊關係，中蘇談判無法迴避國共關係問題。12月19日，蔣介石同蘇聯全權代表鮑戈莫洛夫的談話提出，他希望把1923年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作為中蘇關係的基礎，認為不具備實行蘇維埃制度的必要條件。蔣介石表示，他並不反對共產黨的存在，只是中共主張推翻中央政府而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蘇聯領導人則表示，「如果南京軍隊不同紅軍建立統一戰線，武裝抗日是不可能的，再者蘇聯政府不會充當調解南京與中共關係的中間人角色」。[18]15-16蘇聯政府的立場促進了國民黨與中共直接接觸和談判。1936年1月間，蔣介石指令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同中共代錶王明秘密商談。鄧轉達蔣的意見稱，建議中共撤銷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中共加入國民黨或獨立存在。王明提出紅軍與國民黨聯合的條件是：「第一，互相信任，第二，紅軍與南京軍隊之間切實停止軍事行動。」[18]93，95事實上，蔣介石在處理抗日與中共和各軍政集團關係問題上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理念和方針。[20]626國民黨提出蘇區改制、紅軍改編就是讓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而中共則要求國民黨首先停止進攻紅軍的軍事行動。國共代表接觸伊始即在抗日與統一、停戰與談判先後順序問題上陳述了讓對方暫時無法接受的意向和條件。因此，國民黨沒有停止「剿共」戰爭的跡象，中共則以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為口號繼續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

鑒於蔣介石仍堅持「剿共」的立場，再加上南京政府抗議蘇蒙簽署互助備忘錄，1936年3月至4月，共產國際擬將國民黨內部一些軍政集團作為優先統戰對象。3月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草擬的《的形勢與中共的任務》指出，中共面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全民抗日，「為爭取國家獨立和為實現人民群眾的民族和社會解放而鬥爭，應該是人民反帝戰線的出發點和主要內容」。該文件第一次不提以前關於把爭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鬥爭同擴大蘇維埃的任務結合起來的論點，而且其中修訂的許多行動綱領到取消蘇維埃口號的思想也只有一步之遙。王明認為，中共的政治方針需要前所未有的轉變。「我們希望同所有國民黨軍隊，其中包括南京軍隊聯合起來，這不是一種手腕，而是我們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口號」。至於如何對待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是基本策略問題。國民黨內部出現一些或多或少支持中共政策的派別，「這說明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的分裂是可能的，是能夠把它們爭取到我們方面來的」。吸收國民黨軍政集團參加抗日統一戰線，並不排除同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因為，第一，紅軍遠離華中地區，並不直接威脅南京政府；第二，紅軍成功地完成向西北地區的歷史性長征，南京軍隊和蔣介石本人確信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第三，日本在發動新的進攻，已直接威脅蔣介石在華中地區的主要基地。[18]178-1824月1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提出近期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計劃如下：1.集中力量爭取張學良陝甘的軍隊，由張學良、閻錫山、楊虎城和傅作義的大約30萬軍隊與紅軍建立西北抗日聯盟。2.開展紅軍同桂軍、粵軍和川軍建立統一戰線的活動，以便共同與蔣介石作鬥爭。3.成立一個共同的政治組織，即具有集體或個人資格參加的所有抗日政黨和團體的同盟。[18]194-195

在恢複電訊聯繫之後，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通報紅軍的情況，徵詢莫斯科對中共依靠紅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計劃的意見。主要問題是：1.中共和紅軍在西北的政治軍事計劃，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總方針；2.給予紅軍的物質援助。[18]223-228至此，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擺在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面前的就有兩個計劃：一個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的計劃，總的說來是指望國民黨分裂，利用地方軍政集團的愛國主義情緒亦或反蔣分裂主義情緒；另一個是中共中央的計劃，可能引起國家政治分裂，需要投入巨額經費，還會使蘇聯陷入中央政府與西北政府的對抗之中，在日本侵略面前喪失蘇中接近的前景。[18]21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問題時指出，中共代表團的立場與中共中央的計劃有同樣的缺點。認為「現在在的任務不是擴大蘇區和擴充紅軍，而是要尋找一些機會、一些途徑、一些合適的口號和合適的方法，爭取把絕大多數人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在必須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那就是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共同的抗日統一戰線。意味深長的是，季米特洛夫在修改速記記錄中刪去了這樣一段話：「想一想，在能否進行歷史性的跳越，向蘇維埃化過渡，我們能繼續前進嗎？當然不能。需要考慮條件和局勢，特別是現在人民所處的局勢。」[18]230-233這實際上提出了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就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根本問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採納王明的草案作為基礎，責成王明、康生和陳雲會同米夫和曼達良對會議建議作最後審訂，呈報季米特洛夫批准。7月27日，季米特洛夫寫信給斯大林請求對草案提出意見，斯大林在信上作了簡短批示——「同意」。[18]235，2408月15日，共產國際決議以電報的形式告知中共中央。共產國際認為，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應該對自己從前的政策作出重大修改。「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為了武裝抵抗日本，還必須有蔣介石軍隊或其絕大部分參加。因此，必須採取紅軍與蔣介石軍隊停戰並達成協議的方針。即使在紅軍「被迫防禦」蔣介石軍隊進攻的情況下也要繼續進行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談判。同張學良的接觸必須保持，但是不能把張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建議採用「日本侵略者滾出去」的防禦口號取代「立即對日宣戰」的口號。[18]241-244共產國際、蘇聯關於中共聯蔣抗日的政策基本確立，在放棄蘇維埃革命只是時間問題了。

(二)中共中央逐步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中共中央、中央紅軍長征達到陝北，國民黨軍隨將「清剿」紅軍的重點移至陝甘蘇區，西北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中心。鑒於南京政府與地方實力派存在分歧和矛盾，中共、紅軍在進行軍事反「圍剿」鬥爭的同時，開始將地方實力派作為主要統戰對象。中共政策觀念和行為準則轉變的依據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早在共產國際七大結束前，共產國際和蘇聯情報部門就已採取措施，以便讓中共及時了解新的策略。林育英從莫斯科來到瓦窯堡，向中共領導人口頭傳達共產國際新策略的要點：「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9]849根據這些信息，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地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10]474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聚與組織全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組織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民主共和國」，同時改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大部分政策以適應抗日的要求。「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是黨指導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1936年3月，劉長勝從蘇聯回到陝北，帶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八一宣言》等文件。晉西會議討論認為，瓦窯堡會議決議符合共產國際決議，中共中央的工作與共產國際的決議是一致的，「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繫起來」等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8]525其中，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應當是下層的，而且應當包括上層的策略，為中共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聯合地方實力派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

西北毗鄰蘇聯和蒙古，遠離南京政府的統治中心。紅軍長征進入西北靠近蘇聯，中共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發生結構性變化。中共在江西曾拒絕同福建十九路軍合作反蔣，紅軍長征途中更是同粵軍、湘軍、桂軍、黔軍、川軍、滇軍兵戎相見。紅軍長征達到陝甘蘇區，共產國際的新策略引導中共不再排斥同國民黨上層的統一戰線，蘇聯的背景又成為地方實力派聯共的動因。1936年春，斯大林關於蘇聯援助蒙古抵抗日本侵略的談話公開發表，尤其是蘇蒙互助協定以及備忘錄正式公布，極大地鼓舞了反蔣抗日的各軍政集團。而且，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逐漸深入人心，軍隊的許多高級指揮官和將領都在開始尋求在國內同紅軍和共產黨聯合和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聯合的自救道路。張學良背負丟失東北的包袱，東北軍將士背井離鄉，客居陝甘「剿共」損失慘重，「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共，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的念想。東北抗日將領明確提出，若要收復東北，靠南京政府不行，必須要聯絡中共，並通過中共與蘇聯合作，否則難以進行。陝西的楊虎城和山西的閻錫山面臨蔣介石中央軍排擠的威脅，「一起提出了建立西北四省，即山西、陝西、甘肅和綏遠，還包括紅軍力量在內的抗日同盟的想法」；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派代表去香港找中共工作人員，「就與紅軍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和同蘇聯和中共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談判」；東北的馬占山派代表向共產黨人表示「同蘇聯和中共締結統一戰線」；流亡海外的十九路軍代表陳銘樞等人同中共保持著政治接觸，希望恢復十九路軍抗日，提出三個綱領性口號：1.為了救國必須對日作戰；2.為了加強抗日戰線必須同蔣介石作鬥爭；3.為了保證抗日戰爭的真正勝利必須聯合蘇聯。[18]191-194中共和紅軍在西北地區的發展動態成為國內外關注政治的焦點。

在眾多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中，地處西北「剿共」前線的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首先成為中共統戰的重點對象。事實上，1936年5月間，紅軍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之間基本停止敵對狀態，中共推出了以「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為中心環節的西北大聯合計劃。[17]384-3856月26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稱，爭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運動，在東北軍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居第二位的是楊虎城的部隊，在其他部隊里成績不大。「鑒於兩廣運動在展開，又出現了宋哲元在華北、劉湘在四川的騷動等」，有必要在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方面加速進行準備，以便儘快成立西北國防政府。「根據靠近蘇聯和在西北部剷除蔣介石勢力的原則，將會出現軍隊的普遍發動」。西北國防政府以蘭州為中心，「張(學良)被推選為政府主席和抗日軍司令。我們提出……副主席」。[18]225-227如前所述，共產國際、蘇聯對西北大聯合計劃持否定的態度，明確要求中共同南京政府停戰談判併合作抗日。9月間，中共中央放棄「抗日反蔣」的口號並提出「逼蔣抗日」的方針。問題的關鍵是，蔣介石平息兩廣事變，加緊控制西南，紅軍三大主力齊聚陝甘，西北遂成為國民黨軍「圍剿」紅軍的戰略決戰地。11月間，紅軍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的計劃擱淺，中共在西北地區進退失據。就在中共和紅軍命懸一線的時刻，12月12日，驚天逆轉的西安事變爆發，地方實力派充任「逼蔣抗日」的前鋒，紅軍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結成「三位一體」的聯盟。紅軍長征以「拼將頭顱十萬血」為代價，贏得了中共抗衡蔣介石的政治轉機。

西安事變爆發后，共產國際、蘇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與南京之間的內部衝突，首先爭取蔣介石停止「剿共」的政策。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寫信臆測稱，難以想象張學良採取冒險行動沒有中共中央的參與，要勸告黨採取和平解決的立場。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認為，張學良的行動損害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並且鼓勵日本對的侵略。建議中共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衝突，基本條件如下：1.通過吸收抗日代表參加政府的辦法改組南京政府；2.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合作抗日；4.與同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合作。[18]265-266共產國際的建議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贊同，乃是周恩來同蔣介石達成西安和平協議的藍本，並成為中共同南京政府談判的基本方針。12月28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譴責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訓話發表聲明，公布了周恩來同蔣介石的和平協議，其英譯稿通過史沫特萊的西安電台報道出去了。周恩來與蔣介石的和平協議是秘密的口頭協議，是蔣停止「剿共」的條件，也是其獲釋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宋子文是其中的擔保人。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共產國際提出，必須取消史沫特萊「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這實際上是在委婉地警示中共領導人的立場。然而，無論如何蔣介石畢竟再也難以繼續實行他的「剿共」政策，共產國際、蘇聯基本上實現停止內戰的願望。

在處理西安事變善後事宜中，共產國際、蘇聯推動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政策。早在1936年11月26日，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談話即提出，「應該改變對工作的決定。目前不能搞蘇維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防衛的政府，以保衛人民的獨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蘇維埃，但不是作為政權機構，而是作為群眾的組織。不搞沒收」。[21]48實際上，由西安事變實現和平的基礎非常脆弱，蔣介石回到南京扣留張學良，集結重兵進逼西安，內戰危機再現。為了鞏固國內和平，共產國際、蘇聯將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37年1月19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等就中共支持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內戰的一切措施、蘇維埃制度向人民革命制度轉變兩個問題進行討論。[21]52-53是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認為中共以前所採取的爭取通過排除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辦法來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是不正確的。目前同蔣介石和南京達成的協議本身被看作是蔣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被當作是反對南京的同盟，而不是同他們採取聯合行動反對共同的敵人。這是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中共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切實停止內戰，首先是使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放棄消滅紅軍的政策，爭取同南京採取聯合行動反對日本侵略者。中共的基本方針是，「支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內戰，聯合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措施」。[18]270-271次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徵詢關於從蘇維埃體制轉變為人民革命管理體制的意見，明確指出這首先意味著：1.將蘇維埃政府變為人民革命政府；2.將紅軍變為人民革命軍；3.只在中心城市保留蘇維埃，並且不是作為政權機構，而是作為群眾組織；4.放棄普遍沒收土地的做法。[18]273-274共產國際、蘇聯處理西安事變善後問題的基調顯然是遷就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政策。

共產國際、蘇聯的態度和立場，為中共政治方針的轉變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建議，隨即在由張聞天草擬的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中提出「四項保證」：1.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方針；2.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22]38-39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央開具的保證，意味著中共將從根本上放棄蘇維埃革命政策。共產國際雖然強調中共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但是又擔心中共的政策變得太急、走得太遠，黨內外的多數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可能導致黨和紅軍因迷失政治方向而走向瓦解。2月5日，共產國際又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最好只發表一般性聲明，表示中共和紅軍決心支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採取各種旨在停止內戰和聯合一切力量抗擊侵略者的措施，同時還表示中共和紅軍準備同國民黨和南京政府達成協議，以便根據民主原則並在承認南京政府是全政府的基礎上改組蘇區政權。「暫時不發表關於我們蘇區政策作哪些根本改變的具體聲明。這個問題需要仔細討論，並需要所有黨派、親近我們的人士和民眾對我們政策的這一急劇轉變做好認真的準備」。[18]282儘管如此，按照斯大林的意見，共產國際仍然採納了中共中央草擬的方案。2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發表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第一次提出實現國共合作抗日的條件，公開宣布放棄蘇維埃革命的政策。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雖然言辭充滿反共色調，但是其中含有回應中共中央談判的條件，即提出中共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23]433-436中共的「四項保證」與國民黨的「四條要求」內涵大同小異，為國共合作鋪墊了政治基礎。3月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以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相關決議為基礎，「調整兩黨之間的關係和兩黨在準備和實行聯合抵抗外來侵略者方面的合作關係」。[18]284至此，共產國際、蘇聯徹底放棄在推行國家蘇維埃化的方針，中共停止蘇維埃革命運動。

紅軍長征是中共軍事上的戰略轉移與政治上的戰略轉變相統一的歷史過程。共產國際、蘇聯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為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提供了基本遵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逐步糾正中共黨內的「左」傾路線，從思想觀念到政治策略，實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創造性轉化。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作為國民政府特區試行蘇維埃制度，西北作為中共和紅軍長征落腳點和抗日出發點的地位最終得以確立。

四、基本結論

共產國際、蘇聯支持四川蘇區和發展西北革命運動的計劃和行動，推進了蘇維埃革命地緣戰略的變化。日本侵佔東北，逐步控制華北，中共領導的南方蘇維埃運動日趨衰微，工農紅軍在四川、陝西，以及儘可能在新疆方向開闢蘇維埃根據地，為現實蘇聯國家利益與革命利益的戰略對接提供了契機。中共、紅軍先後放棄了華中、華南蘇維埃根據地，整體性地向西南、西北地區轉移，逐漸靠近華北抗日前線，在時局演變和地緣變遷兩個層面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從而將軍事上的失利化解為政治上的轉機，為蘇維埃革命向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奠定了地緣政治基礎。

共產國際、蘇聯對紅軍長征戰略方針的引導和支持，堅定了中共和紅軍為蘇維埃而戰的理想信念。紅軍最初的戰略方針或者說發展方向基本上是西進，意圖是開闢新根據地，推進蘇維埃革命。在聯繫中斷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蘇聯無從了解和掌控中共的軍事行動，對紅軍西進戰略方針的具體影響甚微。中共中央北上戰略方針的設想是開闢川陝甘新蘇區，進而背靠蘇聯經略大西北，符合共產國際、蘇聯支持西北革命的戰略意圖。當中共中央將實現北上戰略方針的中心任務轉移到打通國際路線，接取蘇聯援助方面來時，雖然得到共產國際、蘇聯的贊同和支持，但是以失敗而告終。共產國際、蘇聯對紅軍長征戰略方針的影響，更多表現在對中共和紅軍政治歸宿感的心理引導，而不是軍事技術性的物質援助，其政治意義超越了軍事價值。

共產國際、蘇聯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設計和實施，推動了紅軍長征由軍事戰略轉移嬗變為政治戰略轉變。紅軍長征並不是單純的軍事行為，中共革命重心的戰略轉移直接牽動的內政外交。日本的戰爭威脅，中共的革命挫折，促使共產國際、蘇聯逐漸放棄在推行國家蘇維埃化的方針，轉而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逐漸改變蘇維埃革命「左」傾的路線，從思想觀念到政治策略，實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創造性轉化。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作為國民政府特區試行蘇維埃制度，西北作為中共和紅軍長征落腳點和抗日出發點的地位最終得以確立。

在共產國際、蘇聯的指導和幫助下，中共放棄蘇維埃革命政策，是紅軍長征最終立足西北的政治前提。但是，從回顧歷史的角度來看，在蘇維埃革命中，共產黨人經受了各種各樣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嘗試、失敗的嚴峻考驗，積累了管理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基本經驗。在紅軍長征中，數以十萬計的中共黨員和紅軍將士為了理想信念英勇奮鬥乃至流血犧牲，鍛造和保留了一支政治精英和軍事骨幹，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力量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4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3]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4]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複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共產黨關係編年史[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1927-1937)：第2輯[A].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6]陳雲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7]賀國光致北平蔣委員長電(1934年10月3日)[A].//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9]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1]陳雲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徐小岩.強渡嘉陵江迎接黨中央——父親徐向前長征中的一段故事[J].百年潮，2016(10).

[13]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4]張聞天年譜(1900-1941)(修訂本)：上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

[15]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1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7]毛澤東傳(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19]郭德宏編.王明年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0]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M].台北：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21]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M].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2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A].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