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加拿大華人的洗衣店

（材料都是從舊報紙和一些檔案上翻來的。大部分人的中文名字怎麼寫我並不知道，因為我差不多唯一能接觸到的有他們中文名字的公共材料是他們的墓碑，其他幾乎全部是英文。）

和美國的排華法案一樣，加拿大也在1885出台了法案限制華人移民，且逐步提高稅額，至1903至徵收500刀每人的人頭稅。紐芬蘭省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未加入加拿大聯邦，但也害怕「黃禍」，緊跟著在1906年6月出台了類似的排華方案，徵收300刀的加幣。當年5月有一批大概50多個華人在法案生效前抵達紐芬蘭，30天左右從廣東經香港，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且是在隨官押送的狀態下到紐芬蘭，備受折磨的旅程之後因為避開了人頭稅勉強露出了笑容，而紐芬蘭海關則是一臉不高興，大約一萬六千多刀就這樣沒了，像是遊戲里追殺最後一滴血的敵人馬上就能拿到人頭和金錢獎勵，但功虧一簣還是被對方跑回了大本營，滿血回復。

但顯然，華人移民們並不是回到自己的大本營，等待他們的還有更加艱辛乃至屈辱的生活。

區錦利（Au Kim Lee），1877年生，廣東開平縣東湖人，從英國繞道抵達紐芬蘭。像北美乃至世界各地早期華人以家鄉、血緣、地域（很多情況下這三者是重疊的）為紐帶抱團移民一樣，紐芬蘭最早的一批的華人移民里，大部分都來自開平東湖區氏，或者台山縣的熊氏，四邑地區之一的恩平縣當時也貢獻了不少移民，只是沒有前兩者多。區錦利在1899年抵達紐芬蘭省會聖約翰斯，一開始在附近一個鐵礦工作，因為身材矮小，留著長辮子，被白人戲弄，揪著辮子上下左右拎，一怒斷髮。

繼淘金、修鐵路之後，像執行計劃經濟的任務一樣，北美的華人移民幾乎集體加入了洗衣店這個行業。在中餐館流行之前，這是他們賴以為生的職業。在紐芬蘭聖約翰斯的華人移民沒有例外，幾乎每個人都在洗衣店工作。區錦利很快也在聖約翰斯的New Gower 街開了自己的洗衣店, 名字就叫 Kim Lee。華人能壟斷洗衣店的原因無他，這行業辛苦，只有華人願意干，或者說只有華人願意幹得那麼辛苦。

1932年從廣東家鄉來聖約翰斯的Szeto Ping(司徒平？應該是開平縣人，不確定)在1987年的時候回憶過自己在Tong Lee（我在墓地的一塊墓碑上看到他的中文名字是區庭照，開平縣東湖人）洗衣店打工時候的生活，「我從來沒有睡過好覺，每天八點開始工作，但是我從來沒有在凌晨一點前洗完最後一件衣服。所以我們每天的晚飯也是在凌晨兩點吃的。吃完飯之後，你還要烘乾和熨燙衣服，然後差不多五六點了。所以你大概你有一個半小時的睡覺時間。我們沒時間去床上睡覺的，基本就坐在水桶上，然後趴在熨衣服的檯子上睡覺，然後一個半小時后再起床工作。我也想離開那個工作，但哪裡能去呢？你能去哪裡呢？我當時一直哭的，工作的時候眼淚都掉進洗衣服的水裡。」 我們不知道熊先生在老來回憶的時候是否誇張了衣服店工作的辛苦程度，但洗衣店工作和累基本上是拆不開的。

當時洗衣店的工作環境也不盡人如意，狹小逼仄，熱氣蒸騰，還有意外的風險，1907年8月16日Ching Song 在 洗衣店工作時，被開水燙傷，慘叫聲傳遍整個街區。洗衣店常有火災隱患，1919年在 New Gower 街的一個洗衣店裡，一場大火燒死了 Kong Wah。 而1940年12月31日，新年到來的前一天，熊華章（Hong Wah Chong)，龔遠勝（Kung Yuen Shing）雙雙死於Kam Lung洗衣店的火災中。也許和工作環境有關，我在一個華人墓地的二十塊墓碑上（從1920s 到1940s）統計他們的年齡，平均下來大概37歲，而相比之下在1920-1922，1930-1932， 1940-1942這三個時間段中，加拿大人的平均壽命分別是59歲，60歲，63歲（我的統計和比較方法漏洞很大，僅供參考）。

（儘管區錦利後來上書駁斥反對）區錦利以及其他華人洗衣店在1906年2月份年收到政府關於店內工作環境的警告。從奧布萊恩檢察官（Health Inspector O』Brien）的報告里，我們可以大致窺測下當時華人洗衣店的工作環境（老外和我們人的忍耐力不同，不要被他們誇張的用詞嚇到。）

「檢察官指控洗衣店讓人震驚（shocking）的工作條件，室內所有華人的房子都沒有排水設備，有些房子里甚至連水都沒有，垃圾肆意腐爛。在Prescott的一個房子里，一層居然有21個人（後來區錦利對報告的回復中解釋說檢察官數錯了，屋子裡只有17個人，其中只有10個是員工，其他7個都是剛到達聖約翰斯暫時無路可去，而被他收留的人。) 他們用露天的下水道作為盥洗室。在New Gower 街238號房子，檢察官發現了22個人，簡直像另外一個世界，檢察官進去之後，立刻感覺噁心和不舒服（原文 became sick）。其他一些稍微小一點的房子也都是污濁不堪，灰塵泥土在地板上甚至結成塊狀。檢察官要求每一個戶主立刻打掃清理衛生，並且下次複查的時候建議市管道檢察官也一道前來。」

1920年11月一個本地居民因為擔心衛生和安全，寫信抱怨和反對在居民區的洗衣店。

人對空間和衛生環境的容忍度到現在也居高不下。可能西方人看我們，就像我們現在看印度人一樣（當然許多農村的條件並沒有好到哪裡），我們其實也是如此差不多的的窘境吧。即使今天在北京的海淀昌平，小月河，唐家嶺，西北旺等所謂「蟻族」聚集的群租房裡，如果一個外國檢察官進來，差不多還會得出和一百年前一樣的評價，雖然硬體上已經有了質的提高，但我們的下限還在緩慢追趕。

就像食客對飯店廚房環境如何不感興趣一樣，可能因為只是後台環境惡劣，華人洗衣店還是得到顧客的好評，迅速壟斷市場。洗衣店第一天上門去顧客家裡拿著藍色大袋子收衣服，第二天就能把洗好的衣服送回去，然後收錢。也有上門來取的顧客，華人洗衣工們用牛皮紙包好衣服，繩子打結，雙手交還給聖約翰斯的顧客。靠著人力優勢，價格低廉以及規矩的服務，就像現在的玩具製造，洗衣工（laundryman）基本也成了當時華人的代名詞。沒人在乎你怎麼做出來的，也不會有太多人願意去你的工廠、廠房、食堂、寢室觀看，就像不會有太多人在意衣服是怎麼從孟加拉國雇傭童工的成衣製造廠里生產出來的。如果不是窮，誰又願意那樣工作呢？

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之外，更讓聖約翰斯的華人生活舉步維艱的是無處不在的歧視，從言語，行為到如人頭稅這樣的制度性地針對。1894年第一個到達聖約翰斯的Fong Foi 和Su Hoo Hin面對著圍觀他們服飾、裝扮乃至對他們矮小體型感到好奇的白人們，會不會想到這種好奇心在日後很快就會轉變成一些有意無意的騷擾乃至惡毒的攻擊？

1908年6月8日，晚上10點半，一個醉漢闖入區錦利的洗衣店騷擾他，被趕出去之後，他故意打碎了洗衣店的玻璃。

1908年8月24日夜，Fong Wong位於Murry Street的洗衣店被盜。

1908年12月24日，聖誕夜九點，兩個白人來到Jim Lee位於Carter』s Hill的洗衣店搶劫，將他嚴重打傷后盜走店裡的錢財。

1909年3月8日晚上，Sam Hing位於Theatre Hill的洗衣店被盜。

1909年3月13日，本地媒體有一個連環盜竊案的報道，一個叫Moore的女性在過去幾周先後盜竊Woo Long位於Gower 街的洗衣店和Hon Doo位於Theatre Hill的洗衣店，一個叫Snow的13歲女孩是幫凶。

1912年1月29日，又是區錦利的洗衣店，一個叫Cunningham的白人在攻擊他並打傷他的一隻眼睛之後，又前去Hop Wah位於Casey Street的店攻擊了另外兩個華人。

1912年11月17日下午3點，在Barter』s Hill 街，一個人在路過一群白人的時候，被其中一個白人攻擊面部，之後又將他擊倒並且腳踢他的背部。

1923年6月13日晚上，一個本地年輕人在Cochrane街的一個洗衣店聲稱自己衣服不見了，索要未果之後，打碎窗戶並跳窗離開。

例子太多就不再列了，報紙關於針對華人的惡性事件的報道就像天氣預報一樣，不用擔心素材不夠或者來不及。華人就像牧羊人手下的羊群一樣，吃草產奶褪毛以為生活很有盼頭，但隔三差五就可能被抓去充饑了。白人群體對華人的敵意部分是擔心華工搶了他們的工作（當時主流報紙上很多宣傳華人威脅本地工作的新聞和評論），在洗衣店行業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情況下，一些無能的白人只好用耍流氓的招式來對付華人群體了。我對於歧視並不感到驚訝，地域，種族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歧視本就無處不在，紐芬蘭人歧視華人，他們自己也被加拿大人歧視，Paul Watston，安大略多倫多人，評價紐芬蘭人（包括拉布拉多），「他們就像瘟疫一樣，他們1949加入加拿大聯邦簡直是褻瀆加拿大。在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牧師強姦孤兒，居民捕殺海鳥為樂。」 Paul是海洋環境保護主義者，偏見就這樣誕生了，因為不會考慮對方的生活方式和背景。

為了求得安全或者說在加拿大漫長而嚴酷的冬季抱團取暖，這些來自祖國差不多同一地區的華人們開始結成幾個社團。按照家鄉和姓氏，當時有兩個同鄉會，其中一個就是以區錦利所屬的開平東湖區氏為主，另一個是台山熊氏。他們或買或租把房子改成了類似會館一樣的地方，休閑（打麻將賭博，生活無聊到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就像現在的留學生）議事。

第一代移民由於經濟條件和移民政策限制，基本都是單身漢，從1894年第一個到達紐芬蘭的華人（男）開始一直到1949年紐芬蘭加入加拿大聯邦並隨之放鬆移民限制，期間55年只有一個華人女性。很多華人都在是在結婚之後為了工作或者其他原因，孤身一人來到這裡，投靠鄉親，打工然後匯款回國養家。

區錦利就是這樣。他在家鄉開平東湖結婚，有三個兒子，定期匯款到家裡給妻子Tam Ying撫養孩子。日本侵華戰爭的時候通訊中斷，無法收到贍養費，且由於家鄉戰亂，生活困難，其中一個兒子餓死。他的妻子帶著另外兩個兒子逃難到她姐姐家裡，在那裡一直躲到戰後，但隨後Tam Ying自己也餓死，幸運的是他們剩下的兩個兒子後來都來到了加拿大。Song Hong在1936和丈夫結婚，但一年半之後，他的丈夫就去了加拿大，來到聖約翰斯一個洗衣店工作，三個月之後，他們的孩子出生，她在廣東的的家鄉照顧孩子和岳母，偶爾收到加拿大的丈夫寄來的信，二戰結束之後丈夫在一封信里說，他很開心可以馬上回國和她團聚了。但是這個願望並沒有實現，George Hong，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回國之前死在了加拿大。一些華人最後能贏得家庭團聚，在49年之後把家鄉的妻子兒女接到加拿大，Harvey Fong在1935年和他的妻子在廣東老家結婚，但緊接著他就來紐芬蘭了，一直到15年之後他才在加拿大再次見到他的妻子和他此前素未謀面的15歲的女兒。

華人們來來往往，度海穿洋，離鄉的和守候的，妻離子散，在大洋兩岸的土地上有著同樣的孤獨和艱辛。生活總有牽挂，可是生老病死卻變成了一個人的事情。

杜甫在《月夜》里用自己妻子的口吻寫了分離后月夜凄然的孤單和對他日團聚雙雙望月的渴望。我不知道在聖約翰斯的華人們給家鄉妻子親人寄去的書信里都寫了什麼。但因為彼此距離太過遙遠，他們連同一時間看見月亮的機會都沒有。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加拿大聖約翰斯多雪，從10月可能一直下到來年4月，「雪降盈天地，途中不見人」，唯有守候在家，屋外大西洋吹來的海風經年不斷，刀霜割人，躲在屋內，思念廣東的家鄉的溫度。

日本《古今和歌集》收源宗於（みなもと の むねゆき）的詠冬歌（冬の歌とてよめる）一首，「山裡は冬そさひしさまさりける人めも草もかれぬと思へは」 翻譯過來，「山間冬至日，寂寞與時增。萬物隨枯草，人情也似冰。」 總說和歌很美，帶有日本文學一貫的物哀（物の哀れ），可是用在萬里之外冰雪困頓中聖約翰斯的華人身上呢？

很多人在短暫的一輩子之中都和家人無緣相見，葬在異鄉。二戰之前，北美一些華人的屍骨會由鄉黨出面出資送回國內故鄉重新安葬，和先人在一起，有後人照料在辛勞一輩子之後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但二戰之後很多人永遠的躺在北美大陸了。聖約翰斯的墓園裡看到很多華人的墓碑，他們用中文寫下自己的名字，生辰忌日，籍貫和故鄉，這可能是他們唯一一次在一個公共空間里展示自己身份的機會，而且也不必在乎別人如何的回應了。

每一個華人去世，聖約翰斯的華人群體幾乎全部加入到送葬的行列，從New Gower 街或者Duckworth街或者Water街，一行人守護同胞，前往一個他鄉的墓地（目的）。

在下葬前，聖約翰斯的神父們（R.E. Fairbairn或者W.B. Bugden，或者F.R. Matthews ）會帶著眾人唱一首讚美詩 「In the Sweet Bye and Bye（直譯：好時光會慢慢來到）。張愛玲在《天地人》里調侃這首歌的歌名「甜蜜的再會」，說「大出喪的音樂隊，不知為什麼總吹打著有一隻調子叫做《甜蜜的再會》（Sweet Bye, Bye）。這亡人該是怎樣討厭的一個人呢——和他道別，是最甜蜜的事情。」 我們知道這只是生者對逝者的祝願。對於在異鄉的亡者，在跋涉千里又寒耕熱耘沐露沾霜卻客死他鄉之後，希望確如這首歌所言，有一個更好的地方和時光等待他們。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i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To prepare us a dwelling place the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sing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The melodious songs of the blessed;

And our spirits shall sorrow no more,

Not a sigh for the blessing of rest.

To our bountiful Father above,

We will offer our tribute of praise

For the glorious gift of His love

And the blessings that hallow our days.

補圖

最後一個圖片來自紐芬蘭旅遊局，其他老圖片來自檔案材料，現在的圖片都是我用谷歌街景抓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