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一生唯謹慎：謹慎還有敦厚，換來他後半生的平靜

青年時期的鄭洞國

1924年春，從湘西大山中走出一位熱血青年，他輾轉數千里，前往廣州，準備投考黃埔軍校。為了能參加革命，錯過報名期限的他，甚至冒用他人之名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誰能料到，當年的文弱書生，10餘年後竟成為一代名將。他便是在抗日戰場上功績赫赫的鄭洞國。

3月15日，鄭洞國長孫、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鄭建邦接受了記者的專訪。鄭建邦在祖父身邊生活了很長時間，祖父晚年的心路歷程及回憶文章，都是由他整理撰寫的。談起祖父，鄭建邦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說是一代人的一個縮影。如果把他放在那個時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黃埔軍校，為的是救國救民；跟隨蔣介石在國民黨陣營里幹了20多年，不能說不努力，可還是慘敗；最後，當年的對手把自己的理想實現了，他覺得挺好。

在鄭建邦看來，祖父每一次的人生選擇，都離不開他骨子裡的「忠厚」。談起祖父的戎馬生涯及後來投身新建設，鄭建邦如數家珍：

1

冒名頂替 考入黃埔

1903年，我的祖父鄭洞國出生在湖南省石門縣南嶽鄉的一個農民家庭。從石門中學畢業后，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祖父聽聞同鄉要去報考廣州黃埔軍校，也躍躍欲試。他投考黃埔軍校的過程堪稱傳奇，可以算得上是黃埔軍校史上唯一的冒名頂替者。祖父當年輾轉很多城市，報名都已經截止，他非常沮喪，到了廣州后，準備索性留在廣州的營盤裡當兵，下期再考。沒想到他所住的旅店，老闆也是湖南人，還住著很多來投考軍校的同鄉。祖父遇到從湖南臨澧去投考的王爾琢、黃鰲、賀聲洋，黃鰲告訴祖父，自己當初怕考不上，報了兩次名，現在已經被錄取了，還多出一個名額。「你要不要頂我的名字去考？」黃鰲給祖父出主意。祖父這時候也急了，頂著黃鰲的名字進了考場，最終通過了考試。入學后，真假黃鰲被分在一個隊里，都是黃埔軍校一期二隊，教官一點名，兩個人都說「到」，祖父壓力特別大。半個多月後，祖父跟校方主動承認了錯誤。後來經校方商定，既然學生都是抱著為國家獻身的目的，考試也通過了，就把祖父的名字改了過來。

祖父在黃埔軍校期間，正值大革命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在軍校十分活躍。祖父比較親近的同學，有很多在中共黨史上赫赫有名，比如井岡山時期的參謀長王爾琢，就跟我祖父是中學同學。因為祖父在校期間，一直跟共產黨員走得很近，所以到現在一些黨史材料還說，祖父當時是共產黨員。我專門問過祖父，他說不是，但思想是很接近的。

祖父在黃埔接受的鍛煉，影響了他的一生。從黃埔軍校畢業后，他參加了東征、北伐。開始有五六年的時間，蔣介石並不信任祖父，懷疑他是共產黨員，不肯重用他。直到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原聯合發動反對蔣介石的戰爭。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次夜襲蔣介石，中央軍措手不及，全線潰退，祖父當時是團長，冒死守住了這個陣地。在這之後，祖父立了功，很快升為旅長，從此就在國民黨的軍隊里走順了。

2

抗日名將 戰功赫赫

直到新成立前，應當說祖父都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將領。

祖父在黃埔系中被稱為「長者」，並不是因為他年長，而是因為心胸寬厚，用兵穩健大膽。國共合作分裂后，祖父留在國民黨的陣營里，他參加過內戰，也抗擊過日本侵略軍，但我後來整理他的資料時發現，從1933年到1945年，長達10多年的時間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蔣介石圍剿鄂豫皖和進攻中央蘇區，他參加了。大多數時間，他都馳騁在抗日疆場，參加了幾乎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的戰役。1933年的長城抗戰，祖父任中央軍第17軍2師4旅旅長，在古北口死守兩個月。戰役期間，祖父曾奉命率部撤往後方休整，行軍途中忽聞接防的第83師陣地被日軍突破，傷亡慘重，師長劉戡憤而自殺未遂，形勢岌岌可危。祖父立即率部連夜返回前線。當他趕到前線時，陣地上屍橫遍野，當時晨曦微露，滿山都是穿著土黃色軍裝的日本士兵，祖父手裡只有1000多士兵，他急了，脫掉軍裝，帶著一個特務排，哪裡危險就往哪裡沖。戰士們也都豁出去了，就是這股拼勁兒，打退了日本人，贏得了後續部隊增援的時間。

1938年3月，祖父率第2師參加徐州會戰，在震驚中外的台兒庄大捷中戰功顯著，升為第98軍軍長。之後，他隨著部隊南撤，又參加了武漢會戰和其他一系列戰役，但真正讓他一戰成名的還是崑崙關戰役。1938年底，祖父任國民黨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新編11軍（后改為第5軍）副軍長兼榮譽第1師師長。1939年12月，他率部參加崑崙關戰役，指揮榮譽第1師承擔正面主攻任務，同號稱「鋼軍」的日本第5師團血戰20餘日，在友軍配合下全殲日軍第5師第12旅團，斃敵旅團長中村正雄及部屬5000餘人，一舉攻克崑崙關天險。后升任新編第8軍軍長，率部參加鄂西會戰。宜昌失陷后，祖父指揮第8軍在長江一線負責防務近兩年，擊退日軍數次大規模進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戰區主力反攻宜昌，殲敵甚眾。

▲1943年，開羅會議后，蔣介石視察駐印遠征軍。前排右起：鄭洞國、蔣緯國、蔣介石、宋美齡、蒙巴頓

3

和史迪威共事 有些煩惱

1943年春節過後，蔣介石發來急電，將祖父從鄂西前線召回重慶，任命他為駐印度軍新1軍軍長。當時，遠征軍副司令長官羅卓英跟史迪威鬧翻了，被史迪威趕走，蔣介石開始物色人選，最終他們想到了為人忠厚、溫文爾雅的鄭洞國。

當時的緬甸戰場萬眾矚目，軍隊在後來的作戰中可謂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頭鼠竄。但對於祖父來講，作為一個軍人，卻很煩惱。名義上是軍長，其實說什麼都不算，只能管部隊的軍風紀律；另一邊，蔣介石又給他施壓，還得把握這十萬大軍。史迪威很霸道，什麼事都是自己說了算，底下的軍官，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馬上送上飛機，回國！

祖父的副官黃仁宇，就是後來寫就《萬曆十五年》等著作的大歷史學家，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祖父曾兩次飛回重慶，要求蔣介石換人。蔣介石大罵：「我派你去，就是讓你受氣，你不受氣怎麼行？！」然後又安慰他，你好好乾，國家需要你，逼著他還得去。

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祖父在印緬戰場的處境十分艱難。他既要千方百計地搞好與盟軍的關係，又要小心翼翼地維護國民政府和軍隊的尊嚴和利益，還要顧全大局。好在隨著共事日久，史迪威與祖父的關係逐漸融洽，祖父隨著史迪威一起參加了緬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對日軍第18師團的戰鬥。在密支那戰役的關鍵時刻，祖父受命到前線指揮，最終攻克了這座緬北重鎮。1944年9月，他升任遠征軍駐印度副總指揮。之後，駐印軍攻克日軍侵犯我滇西的戰略要地——緬北重鎮八莫，次年初與駐滇西的遠征軍部隊勝利會師。史迪威將軍與祖父先後共事一年有餘，他後來對祖父非常尊重和禮貌，經常主動與他商議軍務，兩人還常常一起到前線視察部隊、指揮作戰。1945年8月，祖父奉命回國，任國民黨第三方面軍副司令官。

▲在印緬指揮作戰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鄭洞國（後排中）、杜聿明（前排右）等

4

在東北的日子 最難熬

應當說，任何一個人的思想轉變都有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國民黨的老前輩，早期就跟共產黨同舟共濟。祖父是在共產黨的對立面，蔣介石又非常地信賴他，而祖父從小就受傳統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這對他影響很大。蔣介石打內戰時，祖父並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說，我們好好和平建國不好嗎，幹嗎還要再打仗，再說在江西時共產黨只有幾萬人，我們費了那麼大勁還剿不了，現在他們已經是百萬大軍了，怎麼個剿法？但當時蔣介石及很多國民黨將領都信心滿滿。

1948年東北內戰開始后，那裡的戰場早已不是國民黨的天下。1月，精銳的新五軍被全殲；2月，解放軍再戰遼陽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斷了長春和瀋陽之間的聯繫。3月25日，祖父「臨危受命」，來到了被解放軍重重包圍的長春。祖父被任命為「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當這個省主席的時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長春的城門，外面全都是解放軍。守了7個月，這7個月是祖父最難熬的日子，而且越來越難熬，解放軍後來越圍越死，城裡糧食也沒了，燃料也沒了，十萬軍隊還有幾十萬老百姓，怎麼辦？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後，祖父的部屬們都動搖了，覺得犯不著給蔣介石賣命，紛紛起義或投誠。

祖父很少跟我們提及長春圍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時光。他曾在撰寫的文史資料中說：「我看著天上的太陽，都覺得沒有光芒。」長春和平解放后，組織安排他去哈爾濱後方休息，很優待他，住一個小樓，還把繼祖母從上海接過來一起住。這個時候，祖父的思想才開始發生轉變，他看到他的老師邵力子、張治中，還有同學陳明仁，這麼多人都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有道理。他開始讀《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包括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1952年，祖父應周恩來之邀，遷居北京。這不是簡單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共產黨的領導，參加新的建設，這是一個政治上的決定。

▲1960年10月19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頤和園會見黃埔校友，前排右一為鄭洞國將軍

6

毛主席的誠懇 感化了祖父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提議祖父為國防委員會委員，還受到主席的親切接見和家宴招待。

這次到毛主席家吃飯，祖父有些戰戰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進屋，主席就從沙發上站起來，迎到門口，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講：「鄭洞國，鄭洞國，你這個名字好響亮啊！」大家就笑，賀龍、葉劍英他們也在旁邊笑。坐下來以後，主席問：「你吸不吸煙？」祖父說吸，毛主席的煙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點。主席從沙發上站起來，拿著火柴給他點煙。這個細節，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誰都這樣。但祖父卻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蔣介石會給誰點煙嗎？祖父在蔣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點都不能含糊，畢恭畢敬。這一刻，祖父確確實實感到毛主席和蔣校長不大一樣。

祖父曾在家裡學過毛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他沒什麼基礎，學起來有難度。他想求教，就問毛主席：「您的馬列主義是怎麼學的？」主席告訴他：「當初做工人運動時，開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鐵道上轉來轉去，心裡特別痛苦，也著急。後來明白了，臉還是娃娃臉，身上還是學生裝，所以工人跟你有距離。一個人只有把架子放下來，思想轉變了，立場才能轉變。」毛主席在宴席上的這些話，影響了祖父，從此他開始真正改變立場。

6

反右」「文革」中 基本風平浪靜

五十年代，祖父不過五十幾歲，從前他是那麼叱吒風雲，而今忽然閑散下來，面對這樣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靜，而且他把自己調適得非常好。雖然不必按點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包括民革的、政協的，還有些對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

他從來沒有覺得寂寞，常跟朋友們打打橋牌。張治中將軍的女兒張素我，還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們家裡的常客，幾乎每個禮拜都來。杜聿明也老到我家來打牌。杜聿明老兩口打牌還耍賴。祖父說：「他是自己的老長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糾正。」可杜聿明女兒杜致禮就在一邊說：「爸，你不能耍賴。」 後來年紀大了也打不動了。

1957年，全國開始了「反右」運動，民革的陳銘樞和龍雲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無恙。「大鳴大放」時，中央統戰部來了兩位處長，希望祖父給共產黨提提意見。他說沒有什麼意見，非要說，我也只能說共產黨好。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見，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什麼可說。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沒有參加過什麼實際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會上的轟轟烈烈的建設，至於共產黨在具體工作上的一些缺點、問題，他並沒有看到。他跟我講過，原來一天兩本《大內參》覺得看不過來，就退了。每天只看《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其次，他這個人一生都是非常謹慎，自己沒有考慮好的事情不會輕易去講，有點兒街談巷議，他覺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隨便講，因此「反右」對於祖父來說「風平浪靜」。

1966年「文革」爆發，聽祖父講，那時候紅衛兵亂搜家，根本就是無法無天了，不過，紅衛兵只到過我們家一次，還非常客氣，只說「鄭先生，我們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沒有破壞，就收走兩把軍用水果刀。

祖父跟劉少奇、賀龍都算大同鄉，尤其是賀老總，他的老家湖南桑植縣與祖父老家湖南石門縣相鄰，所以有時見面，賀龍老是說：「洞國，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帥，公務繁忙，怎好打擾？可在「文革」時有人要他揭發賀老總，他堅決不幹。祖父這個人從來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線，毫不含糊。

張學思（張學良之弟），當時是海軍副參謀長，海軍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談，讓我祖父揭發張學思是「隱藏在黨內、軍內的大叛徒、大內奸」。祖父想這從何來？有什麼根據呢？造反派就「啟發」他，說「當時國共在東北內戰，三人調停小組時，張學思曾密謀向國民黨投誠」？其實就是叫祖父指出，共產黨方面派到東北軍調小組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思是「內奸」。祖父想了想說不大可能。那邊就繼續「啟發」，說「我們現在有確鑿的事實，而且張學思本人也不否認這個事。你的年紀大了，而且隔了幾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說再想想。之後這些人不斷來，來了好多次。祖父後來跟他們講，這個事如果有的話我應當知道。當時，他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是副司令長官，而且是管作戰的，杜聿明生病，他兩度代替指揮，這麼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嗎？最後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我祖父講：「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不能隨便冤枉好人。」 一直還算客氣的造反派這下急了，就拍桌子說：「你不老實，你沒有冤枉好人，難道是我們冤枉好人了嗎？」祖父一看這些人翻臉了，出於自尊他冷冷地說：「你們冤枉沒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對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

當時這樣的舉動，就準備著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後來也沒事。

7

為老兵們 盡一點力

「文革」結束后不久，全國政協開始恢復工作，1979年，祖父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當時他已經年近八旬，仍積極建言獻策。80年代，要求落實政策的原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老兵特別多，當時我媽管家，每個禮拜都有幾個來求助的老兵。這些老兵沒吃沒喝，來了以後就住家裡，走時還得拿點兒衣服、拿點兒錢。更多的老兵上訪寫信，祖父得開一個證明，說明他的歷史情況。那時我們家每個月光買郵票的錢就是六七十塊。後來，民革中央機關說這個錢是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

之所以這樣做，是出於老人家的一貫想法，覺得給國家減輕點兒負擔，更重要的是他內心深處很痛苦，「這些人原來跟著我，抗戰也抗戰了，內戰也打了，最後也跟著我投誠了，還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對待。」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是人家確確實實是跟著他出生入死，現在有困難，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幫這些人做點兒事，聊表寸心。

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88年的漫漫人生道路。臨終前他說：「我現在對國事、家事均無所憾，只可惜沒有看到祖國統一。將來國家統一了，國民革命就算徹底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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