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萬兵：回復「陳思安」閱讀《變形記》！

文學創作指導導師：網路文學院院長、《新文報》主編 、作家第一村知名作家王萬兵及工作室鼎力推薦。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你去年出版了小說集《接下來，我問，你答》。詩人西川有一個評價說你的小說「是些狂想的寓言」，「邪門的富有衝擊力的行筆與我們身邊平庸的寫作拉開了距離」，你認同這個說法嗎？先說「邪門」吧，我覺得「邪門」不只是技術，而且是一種藝術家的精神氣質。

陳思安（譯者、戲劇編劇、導演）：西川作為成熟的詩人，在閱讀小說時有比較獨屬於他自己的視角。談不上好壞或正確與否，就是獨屬於他。在我跟他的交流中也好，在我們對彼此的評價中也好，我們都覺得好玩兒的部分，就是我們不願意用其他人常用的說法或辭彙去界定、評價某些事情。有時「發明」一些新的說法是好玩兒的，發現朋友身上別人還沒看到的事情也是好玩兒的。好玩兒就挺好。至於說「邪門」，我想他那麼說有一部分的原因——也許有49.95%的原因——是他對我寫作的觀察，其餘部分大概是他對我這個人的想法吧。細想這個辭彙的話，裡面大概有很多比較複雜的成分，有關於文風的，有關於精神氣質的，有關於理念的，可能還有別的。但我不太細想。他就那麼一說，我就那麼一聽。因為「辭彙」這個東西，對人是有魔力的。在你都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它就有可能通過某種方式去影響你的寫作。對於定義性的辭彙，我都抱有一定的警惕。所以評價這種事兒，聽聽就算。

何平：可是我們的生活和表達又不得不依靠詞來定義，西川說「平庸的寫作」，這是我們當下文藝圈裡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吧？你意識到「平庸」是哪些方面的？就你的寫作而言存在反抗這些「平庸的寫作」的動力機制嗎？

陳思安：「平庸」也是一個危險的辭彙。很多時候它指代的並不是一種表面化的現象或風格，而是埋在下面藏在後面的東西。那些東西一點點啃噬著人賴以生存的信念，讓人變得軟弱。我們都知道安全的道路是什麼樣的，但可以選擇不走安全的路。在不太遠的之前，不那麼安全的路不僅是很多寫作的人在追求著的，甚至如果你做出過分安全的選擇，會被朋友同輩笑話嫌棄，現在有點相反。就我個人而言，並沒有什麼反抗平庸的寫作這樣的動力機制，這沒什麼好反抗的，所謂「平庸的寫作」又不是我的對立面，我也沒有那樣的假想敵。非要說到在反抗什麼，大概也是在反抗過分安全的生活與寫作。更進一步說，是反抗自己。反抗自己對某些危險事物的渴望，反抗自己放棄堅持的可能性。內心是一座戰場，邊打邊前進。

何平：那麼，你理想中的不平庸的寫作是什麼樣子的？

陳思安：好的作品和作家，各有各的好。我經常會看同代人的寫作，看看大家都在關注的議題，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書寫，有很多我挺喜歡。當然也有不喜歡的。這純屬個人喜好問題，也沒更多可說的。說到理想的寫作，人各有異吧。我對自己的要求是，用不得不選擇的那種方式，寫不得不去寫的東西。從內容、到形式、到語言，由當時當刻自己最關切的真實感受和思考出發，不考慮其他。也許囿於寫作技巧的成熟程度、經驗的深度或自己的性格特點，最終每一篇作品的完成度有高有低，但在思想上和內心裡容不得勉強。不痛不癢、可寫不寫的東西，對我沒有意義，估計對閱讀的人也沒啥意義，那就不要寫，還費電費鍵盤，印出來還費紙。

何平：這種苛刻直接帶來的結果就是你的寫作量很少。再說「狂想的寓言」，我覺得這也是當下文學匱乏的精神氣質，如果讓你選，你哪些小說最具有這樣的「狂想」？

陳思安：在最早開始寫作的時候，由於知識、積澱、視野和勇氣的緣故，我寫了一些貼著地皮，或者踮起腳尖來的東西。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各方面的成熟，膽子也變得大了，開始敢跳高了，看看離地三尺是種什麼感覺。再之後，就是寫作《接下來，我問，你答》那本集子前後，開始試著更野一點，狂一點，看如果飛起來了，但是腰上還拴著一根繩子，風箏似的飄在空中，到底會怎麼樣。這個逐漸飛升起來的過程，對我個人來說是刺激和有價值的，在有些人看來可能會覺得這個作家不那麼靠譜，不太踏實。人對踏實靠譜好像有種偏執的追求。有個前輩看完那本小說集認真地跟我說覺得這樣真不太靠譜，對我的發展不利，讓我多去看看別人（那些成熟的前輩們）都是怎麼寫的。當然我也看，但畢竟那不是我。我如果不能成為我，寫作於我就沒有意義。近一年在寫新的小說集，又有了些新的體驗。相比起風箏，現在我覺得可以再進一步，試試超人。可以飛，別說飛到空中了，飛到外太空都行，但是隨時可以調整方向，平穩落地也沒問題。風箏畢竟還是被風帶著跑，栽到地上容易摔得鼻青臉腫。鼻青臉腫也有鼻青臉腫的樂趣，但不間斷地自我更新是一種更強烈的樂趣。

何平：你的小說有一種狠勁。我不是只針對《一定要寄出的信》這樣「極端」題材的小說，而且是像《接下來，你問，我答》這樣像「剝洋蔥」一樣把人黑暗的心一層一層剝開，而《垃圾共和國》剝開的則是我們生活現實的心。還不是「剝洋蔥」吧，「剝洋蔥」是流眼淚，你剝開的鮮血淋漓的血肉，是世界和人性的諸種不堪。

陳思安：我一直在抗拒一種傾向——有點吸引人但同時需要抵住誘惑的傾向——為揭露黑暗而作的揭露，為昭示不堪而作的昭示，為表現極端而作的表現。我願意相信大多數作家在寫作類似題材的時候都不是出於嘩眾取寵的心情，而是真誠地關注那些問題，那些慘烈和那些捲入其中的人，並且某種程度上相信自己的寫作可以「改變點什麼」。但是這種真誠和相信，同時也埋伏著危險和困境。作家本人容易陷入一種濟世的上帝視角錯覺中，放縱了自己的筆觸，也容易滑入某種矯情的造作之中。這時候我會提醒自己，作為作家，我不是負責記錄、批判和矯正的，我需要去發掘孤立事物背後的東西，去努力觸及本質，但也要學會傾斜著說出來，而不是大白話講給人聽。

何平：「傾斜著說出來」，在我的理解就是確實存在著「文學」這種和世界相處的方式，而性別的差異性也確實客觀存在著，我覺得女性在解剖世道人心上有屬於性別的敏感和狠勁。

陳思安：事實是，世道人心本身就容不得女人失卻那種關涉性別的敏感和狠勁。當然這不是必需品，很多女人沒有那些也都活得好好的，但卻也不是奢侈品，因為生活中目之所及太多細節都不停地在提醒著你。身為女性，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消解或抵抗，但註定無法視而不見。女性對男性的恐懼和男性對女性的恐懼截然不同。女人被看作是行走著的子宮/生殖器官這樣的體驗估計也少有男性能感受。不過跟剛才說的一樣，這些東西得傾斜著說出來，講太白了就沒啥意思。

回復「陳思安」閱讀《變形記》

何平：翟永明說你小說極具「實驗性」，她是從你涉及到的詩歌、戲劇向小說衍生的角度談的。事實上，你的小說確實從詩歌和戲劇中汲取到養分，特別是戲劇，你覺得呢？

陳思安：這個問題挺有意思的。以前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現在變得不那麼理所當然。即便20世紀時寫作的人依然天然地被要求涉獵廣泛，以詩歌錘鍊語言、以戲劇磨礪結構能力和人物塑造、以小說包容廣泛認知、以學術研究深入理論能力。像納博科夫這樣的高手更是能融各項所長於一爐，《微暗的火》這樣的作品令人驚嘆。現在文體與文體之間的壁壘在批評中無形間高築到很難翻越。如果一個人涉獵多種文體，經常會被認為哪一種都寫不好，寫作的分類職業化傾向在其中盡顯無餘。詩歌、童話、戲劇的寫作和創作，毫無疑問都對我的寫作幫助極大。這些幫助有技術層面上的，也有精神層面上的，趣味層面上的。以前有時聽誰就某一篇小說就說我寫得很有戲劇特點我會反感，因為很多時候他不是在跟你探討，看都沒看過多少，他也沒耐心要跟你探討，他就是迅速給你下個判斷，划個分類，掛個標籤，這樣他輕鬆。現在我連反感也沒有了，挺理解的，人的本質都比較懶惰，他懶他的，跟我沒啥關係。

何平：但我認為你小說的「實驗性」和你處身、經驗和想象的世界密切相關。是你理解的現實需要你不斷去「實驗」。也許研究你各種敘事實驗背後的「現實」更有意思。總體感覺，你的小說終極指向是反觀人性和批判現實的。

陳思安：關於小說的「實驗性」，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係，算是被爭論最多的話題之一了吧。像您說的這種願意將敘事實驗與其寫作背後的現實相關聯的判斷，已經是非常客氣，非常理想的探討了。因為還是傾向於相信作家不是沒事兒閑的或者標新立異就去胡寫對吧。我得說，我寫過一些就是為了文本實驗而寫的作品，目標最明確的，是《十四段的變奏》。這個系列，借用了十四行詩的分段、韻律和迴旋結構，寫的卻是虛構的小說，語言上傾向於尋找詩、小說和散文之間又之外的一種語感。除了這些特地而作的實驗之外，確實有很多如你所提到的，與處身和經驗的現實相關聯。在那些作品中，形式與內容——在理想的狀態下——可以形成某種角力，它們在角力中摩擦出一些新的東西，可能不屬於內容，也不屬於形式，那個東西也叫人感覺到興奮。

何平：《十四段的變奏》的變奏是很喜歡的小說，喜歡它不是「十四段」和「十四行」的表面相似性，而是對小說內在結構的自覺，「十四段」是結構性的，許多「十四段」放在一起又是結構性的，這其實回應了西川的「狂想」，你是一個天馬行空的狂想者。

陳思安：我不想老是回應西川對我的說法，還是那句話，他就那麼一說，我就那麼一聽。真聽進去了，就被那些說法魘住了。真要天馬行空，就得一身輕鬆。背上什麼好的壞的，都是負贅了。

何平：「天馬行空」，這也許能理解你不同的藝術身份和不同的藝術實踐。

陳思安：在寫作和其他工作中，我始終有一種直覺式的感受。今時今日，一個創作者，企圖只通過提升自己所在領域所需的技能而獲得更大發展已經是一種妄想了。這個不止針對寫作者，對於所有創作領域的人來說都是一樣。在沒那麼久遠的過去，作家可以只讀書寫作，藝術家可以只畫畫，音樂人可以只懂音樂，但在現在，缺少綜合素質及視野的創作者只能成為殘疾的創作者。時代改變了，就是這麼簡單。跨界的概念在逐漸消亡，因為面向未來的創作要求人得通達開闊，放棄畫界為牢。我喜愛戲劇的工作，成為戲劇導演逼迫一個人去了解、去學習更多的東西，文學的、藝術的、設計的、聲音的、光影的、表演的、管理的……我腦袋裡存在多種聲音、多重身份，它們偶爾也打架，但更多的時候在相互支撐。這樣還不錯。目前能控制在不出現精神分裂的狀態。

何平：你覺得這和你成長經歷有關嗎？

陳思安：一切的創作都與成長經歷有關。我的朋友覺得我一直很叛逆，但我自己覺得自己其實已經非常乖了。可能過分乖了。有時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居然考上了很好的大學，居然也順利畢業了，居然還曾正常工作了幾年。要是真的有自己心底想過的那麼狂野，以上都不會發生了吧。所以我是個分裂的人，內心時常陷入戰亂，要看彼時哪一方佔了上風。

何平：你生逢大事件很多的時代，你肯定有自己的小時代，可以說你記憶中印象比較深的事情嗎？

陳思安：不太喜歡「小時代」這個詞。我們每個人都有個人生活，這是沒有疑問的，但這個詞總讓我感覺一些挺重要的東西被矮化了。我的個人生活有挺多重要的事兒啊，但目前不打算拿出來說。可以說出來的，與寫作相關聯的比較重要的事兒，就是辭職吧。辭職那年26歲，辭職以後始終是社會閑散人員的狀態，以前國家稱之為盲流青年，估計未來也差不多是這樣。就是一種徹底放棄的狀態。不納入任何一種體系之中，孤懸著，徹底放棄規範化的人生和可預期的未來。不指望一切，包括不指望寫作可以維持生活。想明白這一切之後，就辭職了，那大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生節點，26歲之後就一直在順著這個思路活著。不知道下一個節點在哪裡，發生了再說吧。

何平：你，包括你周圍的朋友，其實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你覺得做這一切的時候容易嗎？

陳思安：說容易也容易，就是放棄大部分人渴望的那種「正常」生活吧。不過那種正常生活在我們看來也從沒正常過而已。我們都是消耗非常低的人，基本上能找個地方住就行了，其他方面真的是沒啥消費，為國家省電省水省布省木頭。而且我們都還特瘦，飯都吃得不多。但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因為有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家人和伴侶的理解與支持，拋開這一點，就絕對是不容易的。我也有不少認識的寫作者在從事繁重的工作養家，一點點擠出來業餘休息的時間堅持創作。這種堅持，要耗費掉巨大的體力、耐力和意志力。從這一點講，不管我生活的好壞，都已是一個幸運的人。還有什麼好奢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