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FDI將呈溫和復甦態勢 前景謹慎樂觀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以下簡稱「貿發組織」)日前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稱，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將呈現溫和復甦的勢頭，2017年前景審慎樂觀。

《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動下降2%，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普遍下挫，流入發達國家的FDI進一步上揚。是全球第3大外資流入國，並首次成為全球第2大對外投資國。《報告》對數字經濟時代全球價值鏈取向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投資政策框架。

2017年全球FDI流量將增長5%，達1.8萬億美元

《報告》認為，各主要區域經濟實現增長、貿易增長回升以及跨國公司利潤率提升，將推動全球FDI流動小幅增長。預計全球FDI流量在2017年增長5%，達1.8萬億美元。2018年將進一步增加到1.85萬億美元，但仍低於2007年的歷史峰值。

2017年，除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外，其他各發展中區域FDI流入量預計普遍實現增長。發展中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FDI流入量預期增長約10%。隨著等主要經濟體增長前景看好，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吸引外資有望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在原油價格上揚及區域一體化的推動下，對非洲的外國投資預計也會增加。轉型經濟體2016年走出經濟谷底，FDI流入量有望進一步復甦。但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宏觀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將導致該地區FDI繼續下降。發達經濟體的FDI流入量今後兩年預計將維持在1萬億美元左右的水平。

同時應看到，全球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風險可能會阻礙全球FDI的復甦，美國稅務政策的變化也可能對跨境投資產生重大影響。

各區域及行業投資流動的新格局

全球FDI復甦之路仍然崎嶇。全球FDI流量繼2015年強勁上揚之後，在2016年失去了增長動力，全年下降2%，降至1.75萬億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同時經濟政策及地緣政治存在重大風險。

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量嚴重受挫，下降了14%，降至6460億美元。所有發展中區域FDI流入量都出現下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FDI均呈下滑態勢。

亞洲發展中經濟體FDI流入量下降了15%，降至4430億美元。這是五年來的首次下降。除南亞以外，各次區域的降幅都達到了兩位數。非洲FDI流入量進一步下滑到590億美元，較上年減少了3%，主要是受初級商品價格低迷的影響。拉美及加勒比地區FDI下滑趨勢有所加速，流入量減少了14%，降至142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於經濟持續衰退、初級商品價格疲軟以及出口下降。

發達經濟體FDI繼上年的大幅增長之後進一步上揚。流入量增加了5%，達到1萬億美元。其中，流入美國的FDI增加了14%，達3910億美元；歐洲FDI流入量下降了6%，達5330億美元；流入其他發達經濟體FDI大幅增長。

發達經濟體在全球FDI流入量中所佔的份額擴大到了59%，但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在全球十大FDI流入地中仍佔據6席。美國仍為最大外資流入地，創歷史新高。在幾個超大型併購交易的推動下，流入英國的FDI達2540億美元，為全球第二位。吸收外資保持在1340億美元的歷史高位，居全球第三位。

從產業上看，流入服務業的FDI繼續佔主導地位，其存量佔全球總存量的2/3左右；受初級商品價格低迷的影響，流入第一產業的FDI在過去幾年受到嚴重衝擊，2016年略有回升。

從進入模式看，全球FDI的增長主要受跨境併購的推動。2016年，全球跨境併購增長18%，達8690億美元。綠地投資增長乏力，表明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經營活動擴張有限。尤其令人關注的是，製造業綠地投資下降了9%，表明全球生產性投資依然不足。

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的發展趨勢

貿發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跨國企業海外分公司的國際生產活動仍在擴張，但近年來放慢了速度。

跨國公司海外分公司的銷售額、增加值和就業率過去五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7.3%、4.9%、4.9%)，均低於2005-2010年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9.7%、10.7%、7.6%)。跨國企業國際生產活動增長率放緩導致全球貿易增長乏力，因為全球三分之二的貿易是由跨國企業全球生產體系即全球價值鏈產生的。

全球國有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貿發組織關於國有跨國企業的新的資料庫顯示，國有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不斷擴大。全球大約有1,500家國有跨國企業，僅佔全球跨國企業的1.5%，但他們擁有86,000多家海外分公司，相當於全球總數的10%。國有跨國企業公布的綠地投資在2016年佔全球總數的11%，高於2010年的8%。他們的總部分佈廣泛，半數以上在發展中經濟體，近三分之一在歐盟。擁有的國有跨國企業數量最多，佔全球的18%。

全球國別投資政策呈現兩大趨勢

趨勢一：國際投資政策制定十分活躍。

近年來，各國新出台的投資政策每年達100項左右。各國新出台的對跨境投資產生影響的其他政策更為廣泛。與此同時，各國還在積極商簽新的國際投資協定。目前正在談判的國際投資協定超過50個，共涉及100多個國家。此外，國際社會還不斷出台涉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的標準和規則。這些都對外國投資的經營環境帶來重要影響。

趨勢二：國別投資政策近年來呈二元化趨勢。

一方面，國別投資政策總體上繼續走向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另一方面，對外資加強監管和進行限制的措施也在增多。2016年，約有58個國家和經濟體採取了至少124項投資政策措施，大部分的措施都以投資促進和自由化為目標，但1/5的措施引入了新的投資限制，遠高於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期的水平。這表明全球投資政策總體走向自由化的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外資的監管和限制。

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繼續擴大

2016年，國際投資協定體系繼續擴大，更為龐雜。各國共簽署了37個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協定總數在2016年底達3324個(2017年到目前為止又簽訂了4個)。同時，至少有19個國際投資協定被終止。這表明，各國加大了對國際投資協定的調整。

投資者-國家爭端案有增無減。2016年，新增了62起爭端案，使已知案件的總數達到767起。至2016年底，在已經裁決的所有案件中，投資者勝訴的佔60%。

國際社會對於改革國際投資體制的共識不斷增強。以貿發組織《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為基礎，2016年G20峰會通過了《全球投資政策制定指導原則》。這是國際社會首次在多邊框架下就國際投資政策問題達成一致。該指導原則為未來新一代國際投資體制的框架奠定了基礎，也為國際投資體制改革指出了方向。

全球投資體制改革將進入第二階段

近年來，國際投資協定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階段性進展。貿發組織推動的全球投資體制的一期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各國新簽的投資協定大多數都參照了貿發組織提出的《國際投資協定改革路線圖》(以下簡稱《路線圖》).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世界投資報告》主編詹曉寧介紹，該《路線圖》提出了改革的五個重點領域：在提供投資者保護的同時加強維護監管權；改革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填補投資促進和便利化的缺失；增加投資者社會責任的條款；增強體制一致性。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體制的改革在議程上處於優先位置。一些新的投資協定增加了以改革為導向的條款，如建立國際投資爭端法院等。投資便利化也日益受到關注，貿發組織的《全球投資便利化行動方案》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此外，許多新協定增加了維護東道國監管權或促進負責任投資的條款。

詹曉寧表示，在改革一期基礎上，國際投資協定體制改革將進入第二階段，重點是老一代協定的更新改進。現行的國際投資協定中有95%是2010年以前締結的。幾乎所有的投資者-國家爭端都是這些老一代協定引發的，而且這些協定造成條約關係的重疊、碎片化和相互矛盾，改革勢在必行。

為此，貿發組織提出國際投資協定改革二期的十大選項並分別作了利弊分析，例如通過新的區域協定整合原有的諸個雙邊協定、簽約國對現有協定中的問題條款加以詮釋、重新談判雙邊協定、終止或放棄舊協定、開展多邊協作等。十大選項為各國改革老一代協定提供了一整套方案，供各國根據具體的國情加以選擇。

作為聯合國系統國際投資政策的主管和協調單位，貿發組織將繼續在改革二期中發揮推動、協調作用。

數字化跨國企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

數字經濟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數字經濟能夠推動各經濟部門的競爭力，為商業及創業活動提供新的機遇和進入海外市場的新渠道，並有助於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數字經濟還能為處理各種發展難題提供新的工具。然而，數字經濟也帶來了一系列政策挑戰，包括如何彌合數字鴻溝，儘可能減少潛在的負面社會和發展影響，以及複雜的互聯網監管問題。

數字經濟對國際生產影響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信息和通信技術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日益提升。2010年至2015年期間，貿發組織排名的跨國公司100強中，該類技術公司的數目增加了一倍以上。這些企業的資產增長了65%，營業收入和僱員人數增長了約30%，遠高於其它行業跨國公司的成長速度。包括互聯網平台、電子商務和數字內容公司在內的數字化跨國企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

本年度的《報告》列出了全球100強數字化跨國企業。數字化跨國企業41%的資產和73%的銷售額在海外。相比之下，傳統跨國企業的比例分別為65%和64%。這表明，數字化跨國企業多為「輕資產」型，對東道國的影響，在有形投資和創造就業方面較低。但他們的投資有利於提升東道國企業生產率，幫助其進入全球價值鏈，也有助於帶動當地數字經濟的發展。

全球各行業價值鏈採用數字技術將對國際化生產活動產生深遠的影響。數字技術的採用可能導致數字化以及傳統的跨國企業有形資產投資強度總體下降，並導致更多的分散的、個性化的生產活動(如3D列印等)。數字技術可能會推動一些跨國公司海外生產活動的迴流，同時也將推動更多產業外包服務。它還可能導致東道國供應鏈關係的重組。

面對數字經濟的崛起，投資政策應充分考慮數字經濟對跨國公司經營活動帶來的影響。在受數字化影響最大的前10位傳統產業中，有5個屬於各國對外資限制最多的10個產業。這表明，傳統的對外資的監管必須適應數字經濟的需要，應避免這些監管阻礙數字技術的採用。

應將數字經濟納入國家投資政策

《報告》對10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數字發展戰略的調查顯示，很多數字發展戰略沒有或未能充分考慮投資問題。

全面的數字發展戰略應當覆蓋對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以及各行業採用數字技術的投資。為大多數發展家實現充分聯通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並不像通常預測的那麼龐大。根據貿發組織測算，這些國家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所要求的全面的3G網路覆蓋，所需要的投資不到1,000億美元。開展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區域投資合作，可以增加基礎設施項目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

促進對本地內容及服務的投資，對於加快數字發展至為關鍵。這意味著需要為數字公司建立一個有利的監管框架，並採取積極的支持措施，包括建立技術創新孵化器、建設或改進電子政務、支持創投及其他創新型籌資等。數字行業的發展應以支持本地企業的發展與促進數字化跨國企業的投資相結合。

促進各行業信息通信技術的投資，並助其融入全球價值鏈，應成為數字發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政策制定者在促進數字發展投資的同時，需要妥善處理合理的公共關切，特別是數據安全、隱私權、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保護和維護文化價值觀等問題。政府需要在兼顧公共關切和私人投資者的利益之間尋找適當的平衡點。

本年度《報告》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投資政策框架，建議將數字經濟納入國家投資政策，使之與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相互配合，以推動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

吸收外資水平不斷提高對外投資進入高增長階段

詹曉寧表示，2016年，無論是吸引外資的水平還是質量均不斷提高，投資環境的總方向在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對外投資進入高增長階段。對外投資的高速增長反映了企業走向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的客觀需要。

2016年，吸引外資在高水平基礎上平穩發展，質量不斷提高。2016年，是全球第三大外資流入國，FDI流入量達1340億美元，較上年微降1%，仍處於歷史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吸引外資的結構和質量不斷優化。非金融服務行業的FDI流入量持續增長，而製造業FDI進一步轉向高端。FDI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推動力量。

吸收外資的政策環境目前正處於一個重要的過渡期。一是從傳統外資管理體制向新的基於負面清單的開放型外資管理體制的過渡；二是從以優惠政策為主向投資便利化為主的過渡。

投資環境的總的方向是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化。《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禁止和限制類產業不斷減少，服務業以及原來對外資有所限制的一些製造行業加大了對外資的開放。同時，投資環境不斷優化、便利化。負面清單之外的外資企業的設立從審批制改為備案制，內外資企業統一註冊資本制度以及促進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舉措，都進一步改善了外資環境。這些都有利於外資流入的增長。

對外投資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2016年對外投資飆升44%，達到183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比吸引外資多36%。還一躍成為最不發達國家的最大投資國，投資額是排名第二位的國家的3倍，為促進最不發達國家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對外投資的高速增長反映了企業走向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的客觀需要。隨著「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的推進，對外投資有望保持在較高水平。同時應看到，對外投資的質量和結構仍有進一步提高的潛力，應加快從點式、分散型投資轉向鏈式、集群式投資，重點著眼於構建自己的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提高在全球範圍內配置和掌控資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此外，的對外投資急需強化海外風險的防控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