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讀史】1905東京大騷亂：狹隘民族主義之禍

1905年9月5日，美國東北部的古老小鎮朴茨茅斯，日本和俄國的代表在《朴茨茅斯和約》上簽字，長達一年多的日俄戰爭宣告結束。 這是一場奇特的戰爭。戰場不在參戰國，而是在第三國（）的領土上。戰爭激烈而殘酷，血流漂杵，雙方傷亡人數相同，都達到了27萬。戰爭後期，俄國完全失去了贏得戰爭的希望，日本也無力繼續打下去。於是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斡旋下，雙方在遠離戰場萬里之外的美國簽訂了和約。

日俄在美國斡旋下籤訂《朴茨茅斯和約》，中立者為羅斯福

和約規定，俄國必須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獨佔利益，不得反對日本在朝鮮採取的任何措施。俄國把在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南滿鐵路和南滿的採礦權，以及薩哈林島南半部的主權轉讓給日本。由於這些條款條件優厚，《朴次茅斯和約》被認為是日本勝利的標誌。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心目中，日本在海戰和陸戰中的勝利，毋庸置疑地宣告了一個強國的誕生。

就在條約簽訂的同一天，三萬東京民眾結隊來到了草木繁盛的日比谷公園。這裡毗鄰皇宮，曾是陸軍近衛師團的練兵場，兩年前才修建成為日本首個德國式洋風近代式公園。雖然當天下午天氣濕熱難耐，這些普通的日本公民還是聚集在一起聆聽演講。 當時的日本政府志得氣滿，首相桂太郎把對俄國的勝利讚譽為日本近代歷史上的偉大時刻。對於執政的精英們來說，戰勝一個西方強國代表著明治夢想的實現，同時也是一個輝煌的成就，證實了日本近代化努力的成功，國家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標誌著日本已經躋身強國陣營，有了一個更安全的未來。

國際社會也持同樣評價，《紐約時報》社論認為，這場勝利確保了日本未來的「和平和安全」，並創造了「工業成長和國家發展的無窮機會」。 然而聚集在日比谷公園的平民並沒有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他們心中充滿了不滿和怨恨。幾乎所有的國民以忍受高價商品、增稅甚至兄弟父輩血灑疆場為代價，支持了日俄戰爭。可以說，這是一場日本的「人民戰爭」。他們不知道在決定陸戰勝負的奉天會戰中，日本軍隊的彈藥幾乎耗盡，俄國軍隊若再能堅持一下，其戰局將難以估計。這場戰爭損耗之大，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倫敦和紐約借入逾1億日元的貸款，超過戰爭總支出的三分之一。

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告訴人民殘酷的真相，反而大肆宣傳有關東鄉平八郎上將在對馬海峽了不起的勝利，報紙上也充斥著日軍節節勝利的故事，以及在旅順和奉天的輝煌戰果。彼時日本民眾對現實政治非常不滿——貴族和財閥憑什麼掌握國家大政，讓我們老百姓赴死打仗呢？可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大量「愛國主義」宣傳，不但吸引了無數年輕人走上戰場，也讓對戰爭真相一無所知的民眾陷入瘋狂。他們暫時忘掉了對藩閥政府的不滿，反倒齊心協力支持政府，期待著戰爭給他們帶來巨大的果實。

自從甲午戰爭之後，戰爭會刺激經濟發展的說法就開始流行起來。1905年日本氣候不順，農村勞力又因忙於戰爭而嚴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價上漲，店鋪門可羅雀。根據十年前中日《馬關條約》的經驗，許多民眾認為，日本已經崛起為世界強國，戰敗的俄國會向日本支付巨額戰爭賠償金，大家都可以分羹一杯。一位主戰的大學教授甚至異想天開地提出，俄國賠償30億元，日本佔領庫頁島、堪察加和沿海州，接管東清鐵道，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國軍艦的方案。

然而，從朴茨茅斯傳的消息讓這些夢想落空了：出席和平會議的日本代表未能取得整個薩哈林島，也未能帶回戰爭賠款。民眾一下子掉進「冰窟窿」之中，他們認為政府沒有從俄國手中謀得足夠的讓步，談判代表「笨拙」而且「意志薄弱」，「可恥地」簽訂了和約。 日比谷公園被一種焦躁不安的氣氛所籠罩。鞭炮燃放，氣球飛向天空，銅管樂隊奏響愛國歌曲，演講者一個接一個地敦促內閣和天皇「拒絕屈辱的和約」，命令軍隊繼續「擊潰敵人的英勇戰鬥」。

當數萬人聚集在一起，且人人都認為自己被無恥的政客們出賣了的時候，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心理群體」 就形成了：「群體中的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他變成了一個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即一個行動受本能支配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這樣的群體很容易干出最惡劣的極端勾當。

群情激奮的人群開始朝皇宮前進。當警察試圖阻攔時，雙方發生了衝突。瘋狂的民眾用棍棒和石頭攻擊警察，襲擊了德富蘇峰主辦的親政府的《國民新聞》報社，並放火焚燒內務大臣官邸和派出所。混亂一直持續到次日，東京戒嚴，政府出動軍隊鎮壓。此次騷亂中，共有兩所警察署、219個派出所或警察崗亭（佔東京市區的70%）、13座教堂、53戶民宅和15輛電車被燒毀，這場騷亂的參與者有1700多人被捕、300餘人被起訴、87人被判刑。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燒事件」。

在日比谷打燒事件中被燒毀的設施

接著，騷亂蔓延到橫濱、神戶一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反對媾和運動，並通過了反對媾和和追究內閣成員責任的決議。雖然最後都被鎮壓了下去，然而接連不斷的騷亂為日本造成了巨大損失，桂太郎內閣也被迫辭職。

這場明治維新時代發生在政治中心的一場規模最大的騷亂，引人深思：當一個國家強大后，其國民該如何自處？經過明治維新，日本崛起為東亞強國，日本國民也沉浸在可怕的民族崛起迷夢中。他們不知與世界和平共處，而是夢想從侵略中獲得利益，因此支持政府發動對外戰爭。他們只關心掠奪他國的財富，根本無視對別國的傷害。這種自私狹隘、不辨是非的民族主義，雖給本國帶來了暫時的利益，但是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不可避免地使國家陷入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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