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梅長蘇」：紅透中國，卻要赴美深造

春晚之後，胡歌向媒體透露，接下來一年或更長的時間，他將暫停接戲，出國留學。報道稱，胡歌計劃下月先去美國讀英文，然後入美國紐約大學學習。

胡歌這兩年正在爆紅，他願意急流勇退再去「充電」，輿論一片讚揚之聲。願意學習當然是好事，不過何必去美國？

雖說學無止境，但畢竟你在已經功成名就，你取得成就，早已超越了一般的美國老師所能夠給予的水平。如果去美國講學、合作拍片都是可以的，但去留學，卻未免過於委屈自己，也委屈了影視文化界——的大明星，也還沒有達到美國大學生的水平，不是嗎？我們幾曾見過好萊塢的大明星到留學？

以「梅長蘇」的影響力，胡歌赴美留學，對一般冬粉、學生的心理暗示也不可小覷：「梅長蘇」紅透了半邊天，尚且需要去美國留學，可見美國是何等光明神聖之所在。

功成名就後到美國留學，似乎是影視文化界的一種風氣。比如央視「一姐」董卿，也是在人氣最旺之時，到美國留學。筆者當時很訝異她為什麼不是到美國授課？最低限度也應該是訪問學者吧？美國的當紅主持人會到的某一所大學當普通學生嗎？

董卿留學歸來，除了天增歲月人增壽之外，主持風格與水平，似乎並無明顯提高，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還有鳳凰衛視的「戰地玫瑰」呂丘露薇，2003年伊拉克戰爭初期，她冒著美軍轟炸重返巴格達，讓多少人心潮澎拜？可是後來放著好好的戰地記者不做，又去哈佛留學了，結果回來之後，就開始在微博和節目中大擺公知腔，反而失去了觀眾的尊敬。

明星赴美留學，和組織部曾規定領導幹部非經哈佛培訓不能提拔、北京大學規定如果不是洋博士就不能做教授一樣，本質上是喪失了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其邏輯前提是默認自己的所屬的文化共同體是一種低級的文化，而西方/美國是一種高級的文化。

其實，這也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第五代」導演興起以後，在影視文化界，乃至整個知識界被默認的「範式」，即「」和「西方」不僅僅是有區別，而是有不同的等級：VS西方=傳統VS現代=愚昧VS文明=落後VS先進=醜陋VS美好……

在這樣一個「範式」的統攝下，一個演員，哪怕在大紅大紫，但如果沒有在美國受過某種加持，就無論如何都覺得不夠味，圈子裡也會覺得你缺點什麼。這種心態，就好比科舉時代，一個官員如果不是進士出身，則無論當到多大的官，總覺得有無法彌補的缺憾。

在這種「範式」的影響下，尤以八十年代為甚，功成名就的男女明星飛蛾撲火一樣撲向美國，在放著好好的明星不當、好好的電影不拍，卻非要到美國去端盤子。陳沖、龔雪、張瑜……一個又一個。有的從此石沉大海，有的若干年後黯然回歸，卻已人老珠黃，江湖也不是從前的那個江湖了。

「小花」還沒有充分開放就凋謝了。這些驚鴻一瞥的女明星，不能像她們的前輩那樣，留下更多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這對她們自己，對喜愛她們的觀眾，對的電影事業，其實都是一個莫大的損失。

藝術創作最主要的是要解決立場與情感的問題。明星去美國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可能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是赴美明星無一不變得暗淡無光的根本原因。

「梅長蘇」又何必要重蹈覆轍呢？

當然，明星應該不斷的進行學習，但他們主要應該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學習。

不了解的現實生活，對的普通百姓沒有感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真正反映時代精神的藝術形象，創作出具有恆久藝術生命力的作品，就只能拍出各種「小時代」和「金瓶梅」。

比如胡歌主演的《偽裝者》，在我看來就是「小時代」和「金瓶梅」混合物——主創人員看來真的是偽裝者——他們偽裝是在表現的抗日故事，但這個故事和抗日無關，和也無關，只和他們自己的戀物癖有關，和他們對豪門貴族痴男怨女的無聊想象有關。

真的，「梅長蘇」或其他明星，想學習的話何必一定去美國？吃透，確立立場、情感，才能創作出真正扣人心弦的不朽作品。

還是毛主席說的透徹：「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長假當中，看了幾集電視劇《偽裝者》，感覺這簡直就是一部國民黨軍統的英雄史詩，你已經完全不能把軍統和《紅岩》中的渣滓洞、白公館這些殺人魔窟聯繫起來。在劇中，軍統特務們精忠報國、出生入死，專業、老練而又富有獻身精神。尤其是主人公明台的老師王天鳳，更是一位外表嚴厲冷峻，內心卻充滿慈愛的父親的形象，堪比紅色經典《英雄兒女》中的政委王文清，老實說，改開后的影視作品中，沒有一個共產黨人被這樣表現過。

雖然電視劇的後半部分表現了軍統發國難財以及明台投奔共產黨，但軍統的形象已經不可動搖了，而且這種處理給觀眾的感覺更像是一種「妥協」——為了遷就今天的執政黨的一種妥協，所以也就不再會認真對待這種情節了。

任何影視作品，都有一個「誰在講故事」的問題。但「講故事的人」除了在那些使用倒敘手法的作品中外，一般不直接出現，但「他」的感情、立場，卻直接決定著整部作品的感情、立場。

看《偽裝者》以及近年播出、上映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電影《太平輪》等，你會感到「講故事的人」是一位國民黨的老幹部，他在回憶早年的崢嶸歲月，講到過五關斬六將就眉飛色舞，講到國民黨的失敗，就痛心疾首，充滿了無限的同情與惋惜。

影視劇的視角、情感、立場逐漸國民黨化、民國化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我想，箇中原因，除了新右派/自由派發起的大規模改寫歷史的運動影響外，還應該和當下的社會結構、社會心理已經民國化了有關，文藝作品，無非也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折射。

《偽裝者》這類作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徹頭徹尾的精英史觀。主人公都是出身名門望族，畢業於國內外名校，他們出入客廳、酒吧、舞廳、俱樂部，代步則是各種豪車，他們衣著考究、身手不凡、談吐風雅、外形俊朗、風度翩翩、劍膽琴心……，他們喝著紅酒、調著情、訴說著家族恩怨，在上海灘風光旖旎著，一不留神還把國給救了，由於他們肯屈尊救國，國家真應該對他們感激涕零。在他們急公好義、慷慨救國的過程中，「組織」通常是一個壓迫性、干擾性的存在，人民呢？則連影子也看不見。

抗日戰爭的歷史、人民戰爭的歷史，就這樣悄悄地被改寫成了精英救國的歷史，它使已經非常自卑的底層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其傳遞的暗示是，今天我們也應該對精英頂禮膜拜。

誰說文藝作品的功能只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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