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封家書中的左權將軍：軍人、兒子、丈夫、父親……

深情一曲赤子歌

——左權將軍和他的13封家書

「父親犧牲的時候，我還不到兩歲，哪裡會有印象呢？」

首都北京一家社會福利院內，今年77歲的左太北坐在輪椅上，面前的小桌板上擺著七八本關於父親的書，其中有兩本是她自己主編的，一本是《我的父親左權》，另一本是《左權家書》。

捧讀那些泛黃的紙張，左權將軍留下的一個個字詞、一個個標點宛若音符，交匯成一曲深情的赤子之歌，真實呈現出他作為軍人、兒子、丈夫、父親的豐富形象……

報國志堅

左權同志（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一封寫於1937年9月18日的信，是左權回給叔父左銘三的。

彼時，盧溝橋事變剛剛過去兩個多月，工農紅軍改編后陸續奔赴抗日前線。

由於戰事不斷，左權一連幾個月都「在外東跑西跑」，直到叔父的信寄出后將近四個月才收到。而從回信的內容看，這是左權10多年的時間裡第一次得到家鄉親人的消息——他的大哥左育林因為得了肺病，已經在1933年去世了。

突如其來的噩耗，讓左權「悲痛萬分」，也讓他感到深深的自責與不安。

早在1930年，左權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回國后，曾給家裡寫過一封信，告訴家人自己雖然回國「卻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贍養，托於長兄」，他自己「將全力貢獻革命」。

如今，家裡的頂樑柱沒有了，一家老小還能指望誰呢？

忠孝不能兩全，左權內心深處撕扯著、煎熬著，但同時清醒著、堅定著。他懇請叔父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他願以「成功的事業」，報叔父與母親對自己的恩情，報大哥對自己的培養。

隨後，時隔3個月，抗戰形勢急變，華北、淞滬抗戰均遭失敗，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左權在行軍和戰事間隙，又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信末，左權寫道：「我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左權不知，遠在湖南的母親看到這些文字，心中該是何等欣慰，又是何等心疼……

伉儷情深

1940年8月，左權送夫人劉志蘭赴延安學習，夫妻分別時與懷中的女兒左太北合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志蘭親愛的」，這是從1940年到1942年寫的11封家信中，左權對妻子劉志蘭最常用的稱呼。

二人相識於1939年早春，介紹人是朱德。第二年5月，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彭德懷給她取名「太北」。

那張唯一的全家福中，左權抱著女兒，身邊坐著妻子，開懷而笑。不久，左權依依不捨地把妻女送上前往延安的路……

1941年，太行山戰事暫緩，官兵們在院子里種了不少花。9月，花開得歡實，左權在信中告訴妻子，「每次打開門帘，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

那一刻，是愛，讓這位久經沙場的抗日驍將展露出內心深處的溫潤與柔情。

1942年5月22日，前一封信剛剛發出半個月，一位叫江明的同志因事去延安，左權又給妻子寫了兩頁紙，信中寫道：「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廿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二十一個月！誰能想到，這位心裡裝著千軍萬馬、謀划抗日大計的將軍，一直都在默默地數著日子盼望一家團聚。

可就在3天後，為突破日軍重兵包圍，左權不幸犧牲，年僅37歲。

信，最終寄到了妻子手上，可相聚的日子，左權卻再也等不到了……

舐犢之慈

左權的女兒左太北（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父親犧牲那天，左太北還差兩天過兩周歲生日，被母親寄養在延安一個託兒所里。

與父親有關的記憶，左太北是從12歲那年的兒童節開始的。

1952年6月1日，左太北和同學代表少先隊員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獻鮮花。毛主席聽說她是左權的女兒，特意跟她一起照了張相。現在，這張照片和那張唯一的全家福一起擺在她床尾的柜子上，一抬頭就能看見。

讀中學、上大學、參加工作……左太北慢慢長大，可關於父親的印象卻始終是近乎空白，直到1982年她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發還的物品，看到了父親留下的家信。

「每一封信，父親都大段大段地提到我，問我『身體好嗎』『長大些了沒』『更活潑些了沒』……」左太北說，如果不是親眼看這些信，誰能想到一個戎馬倥傯的將軍，對女兒的愛竟然如此細膩。

夏天，他給女兒帶來熱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記掛著小傢伙別凍壞了手腳；女兒病了，他焦急地反覆在信里念叨「有了病必須找醫生」；別人給的糖果，他捨不得吃，連省下的錢一起託人帶去延安……

直到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里，左權還想象著與妻女團聚的情景：「有時總彷彿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裡，又由媽媽懷裡轉到爸爸懷裡來……」

一轉眼，這個再尋常不過的團聚心愿，已經碎了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