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報復」| 羅傑·克勞利專訪

* 本文首刊於2017年5月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發布已通過授權。

《財經》記者 蘇琦/文 許瑤/編輯

法國大選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是因為其後果涉及歐盟能否保住。而歐元區和歐盟之所以遭逢解體挑戰，表面看是因為英國脫歐引發，深層次原因則是近年來一直揮之難去的歐債陰影和難民危機及移民問題。

而歐債危機主要由臨地中海地區的南歐「豬」國引發，而難民移民問題則主要由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動蕩導致，因此再深究下去，就會發現此次歐洲的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是環地中海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地中海地區一直以來既是歐洲的力量源泉，又是歐洲的麻煩製造者，在中世紀時期更是見證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碰撞與廝殺。不過，由地理大發現引發的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似乎將地中海敘事遠遠拋離了國際舞台的中心，西歐、北歐、大西洋世界以及亞太地區的迭次崛起，似乎襯託了地中海地區作為全球化短板的尷尬。

如今，地中海「影響力」似乎捲土重來，展開了自己凌厲的「報復」。這再次提醒人們，全球化的進退，有時更取決於其短板而非引擎。

帶著這些想法，《財經》記者與英國歷史學者、「地中海史詩三部曲」作者羅傑·克勞利就地中海、歐洲和全球化話題展開了討論，希望通過對歷史的檢視和現狀的檢討，能夠提供把握未來的一種視角。

《財經》：有沒有想到過自己的作品在會如此受歡迎？

克勞利：我的書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其他國家銷量只能說還可以，但在銷量非常高。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我不知道讀者為什麼會對我的作品如此感興趣。

我描寫的有些地方，比如威尼斯，就算沒去過，每個人也感到很熟悉，因為看到太多照片、圖像和廣告了。對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說，威尼斯都是一個充滿浪漫氣息的觀光地，所以我能理解為什麼人們想閱讀關於威尼斯的描寫。

「地中海史詩三部曲」

在英國，來聽我講話的人通常年紀比較大，而且通常男性比女性對歷史更感興趣。但的聽眾很年輕，其中很多人可能20歲到30歲，而且女性和男性一樣多。或許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

關於土耳其我也寫了不少東西，我感覺人對土耳其以及伊斯蘭世界當今各種問題和麻煩極具好奇心。我感覺聽眾教育程度很高，他們提的問題非常好，了解得很多。或許他們非常迫切希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財經》：為什麼選擇研究地中海歷史？

克勞利：有兩個原因。一是地中海地區深深紮根在北歐文化記憶中。我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十分景仰。我在學校學過拉丁語，也學過一些古希臘語。要知道，150年以前，伊頓學院等精英學校只教拉丁語和古希臘語。300年來，歐洲都有所謂「大旅行」的傳統——人們前往地中海地區旅行，去參觀古羅馬、帕特農神廟以及雅典遺址。

對我而言，還有家族歷史的原因。我父親是海軍軍官。和平時期以及「二戰」期間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地中海地區。我八九歲的時候，他被派往馬爾他，那時英國殖民就快要結束了。我經常去那邊度假。溫暖的氣候，藍色的大海，還有島上的歷史遺迹，一切都令人心怡。兒時的記憶會跟著你，我當時已經對歷史非常感興趣。我以前讀過關於金字塔的書。我很小的時候就對過去以及大海非常感興趣。多年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地區旅行。

《財經》：寫一本關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陷落的書需要很大勇氣，因為關於這段歷史已經有很多書了。

克勞利：我對伊斯坦布爾還有它的歷史很感興趣。事實上，「9·11」事件之後沒多久我想過寫寫君士坦丁堡的陷落。50年前，著名歷史學家史蒂文·朗西曼用英語寫過一本關於這個話題的書，非常好。但我意識到，隨著伊斯蘭武裝分子的崛起，君士坦丁堡這座城市的歷史意義發生了變化。對朗西曼來說，君士坦丁堡衰落的重要意義與伊斯蘭無關。朗西曼屬於一代偉大的古典學者。對他而言，君士坦丁堡衰落的重要意義在於預示著希臘羅馬古典時期的尾聲，預示著羅馬帝國即將滅亡。50年後，人們對該事件的興趣點已經轉移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關係。

我想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去看這個問題：即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長期以來的關係。所以有可能從一個新鮮的角度來講述歷史。可能20年後人們再寫這個話題的時候又會有完全不同的角度。因為我對這個城市非常感興趣，我對「大圍攻」非常著迷，因為你可以重遊許多事件發生的地點。城市的框架仍完好無損，城牆都還在，你可以經過蘇丹穆罕穆德攻城成功時走過的城門，可以看到當時用過的大炮。你可以想到穆罕穆德將船拉入金角灣的技術難度——正是突破了這個技術難題才破壞了守城者的信心。你可以在這座現代城市進行上述所有研究，非常有趣。在伊斯坦布爾可以觸摸到久遠的歷史，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動力。

《財經》：讀了你的書以後，給我的感覺是，很長一段時間奧斯曼帝國、威尼斯、西班牙等等，都對在地中海地區的爭鬥情有獨鍾，但葡萄牙的航海遠征找到了地中海之外的世界，將地中海舞台甩在身後。

克勞利：是的。這是歷史學家所謂的「大西洋轉移」，大概1500年開始，歐洲的經濟活動中心向西向北轉移，首先轉向葡萄牙，然後轉向荷蘭、英國等能接觸到地中海以外的世界的大西洋經濟體。你在我關於威尼斯的書的結尾部分，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威尼斯人意識到他們的商業模式陷入了嚴重困境——葡萄牙人能直接購買印度的香料，而且通過繞非洲航行，所能購買的數量遠大於威尼斯人通過埃及的穆斯林中間商所購買的數量。

《財經》：所以人們認為這扼住了威尼斯人的喉嚨。

克勞利：威尼斯人1500年左右突然退出香料貿易可能並不是因為葡萄牙人，而是由於經由埃及的穆斯林供應路線出了問題。事實上，沒多久后，香料繼續從埃及進入地中海盆地，所以葡萄牙人的影響可能沒有威尼斯人擔心的那麼大。葡萄牙人可能增加了歐洲的香料供給，因此使得香料貶值。更多人能在食物中添加胡椒，最終香料價格下降，失去了在歐洲的商品價值。

當然，在「大西洋轉移」之後，地中海地區的貿易和戰爭繼續，但這是一片封閉的海域，到不了任何地方，其對於世界歷史的重要性下降。能量從南歐轉移。威尼斯與熱那亞作為創業型近代早期資本主義的領跑者，被拋在了後頭，相形見絀，被後來者排擠出局。19世紀蘇伊士運河開通后地中海曾經短暫地復興，蘇伊士運河提供了通往東方的更短航線，不過最終該運河不夠寬，沒法走大船。所以我們確實看到了大西洋經濟體的發展，以及所謂「地中海文化」的發展——但是作為歷史和旅遊勝地，而非歐洲貿易與理念的活力中心。早在1700年，有錢人就會去地中海旅行度假，因為該地區可謂是一個博物館。

《財經》：地中海似乎被歷史拋在了後面，但現在它似乎重回歷史舞台，還成了麻煩源頭。我們能否說，英國脫歐，甚至歐盟可能解體，這些都是南部歐洲、中東、北非、地中海的亂局和移民導致的？

克勞利：原因眾多，但移民問題以及中東的混亂是（引發）歐洲現存問題的主要因素。

《財經》：應該怎麼稱呼它呢？歷史的報復？

克勞利：我認為地中海歷史存在一個循環——這與地中海的性質有關。地中海非常狹窄。歐洲、亞洲、非洲這三個大陸在此交匯，因此不同的民族離得很近，地中海很容易跨越。如果你從歷史的長遠角度看，地中海使得思想交流、商品交換、宗教傳播、人員往來變得十分容易。這使得地中海在世界歷史上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

但不同民族也能很容易地在地中海開戰，而且移民也十分容易。現在，我們看到這種節奏重新出現。如果說地中海過去是通往東方絲綢之路和商品的大門，那麼如今我們則反過來將其視為人口流入歐洲的大門。

人類移民的模式、地形與大陸使得人們遷移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不斷重建。最近這波難民移民潮的主要困難在於，最無力接納大量移民的南歐較弱經濟體，比如希臘和義大利，接納的難民最多。移民的第一站是經濟陷入困境的希臘，然後是希臘以外的國家。

如果從太空看地中海，很明顯北部地中海岸是綠色的，而毗鄰撒哈拉沙漠的南部非洲海岸一片貧瘠。我一直覺得南邊的人必然會向北尋找更好的東西。事實上，15年前，BBC做了一部虛構紀錄片《征途》，講的是非洲的人們由於氣候變化和戰爭將向歐洲遷徙，而眼下這種假想正在發生。與敘利亞的難民一樣，人們正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撒哈拉沙漠，期待到達歐洲這片綠洲。

《財經》：這個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離不開某種一體化，不僅是南歐，包括北非和中東，某種程度的融合是必要的，歐洲無法獨自保持富強。

克勞利：我同意。

《財經》：但現在看來不大可能。你認為是否會出現新的暴力衝突？

克勞利：是的，現在的局勢很有趣不是嗎。突然間世界大不同。對歐洲而言這裡面有很多問題。歐洲的經濟體發展速度各不相同，德國與希臘之間差異巨大——這種差異正在歐盟內部造成壓力。而且在歐洲部分地區，關於入侵者和難民有著深刻的種族記憶，特別是歷史上維也納城門外土耳其人的威脅。我認為未來可能會很艱難。歐盟是否會解體？無法知道。奧地利和法國的選舉中極右翼候選人並沒有當選，這是希望的信號。

《財經》：但仍有可能選出新納粹領導人？

克勞利：如果馬琳·勒龐當選，法國將面臨極大困難。法國有很多未經同化的穆斯林，而且當地的局勢可能惡化。

我本人投票讓英國留在歐盟。對英國而言，第一個離開歐盟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但也可能導致巨大的經濟災難。英國脫歐對整個歐洲而言不是個很棒的決定。英國脫歐會削弱歐盟。

德國是歐洲的支柱，在儘力維持局勢。他們接納難民的姿態非常可嘉。但這已經造成其社會不穩定，其表現是右翼政黨在德國的崛起。似乎存在連鎖反應。英國脫歐公投鼓勵了美國的川普，也鼓勵了歐洲的右翼政黨。

英國公投的問題在於，試圖通過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來解決一個複雜的難題。其結果是得到一個愚蠢的答案。移民問題，以及令英國人和歐洲人不安的其他經濟問題都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

中東問題怎麼解決？200萬移民怎麼辦？而且強權政治很複雜。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有能力再放200萬難民進入歐洲。與此同時，西方有一種陰謀論的看法，認為普京轟炸敘利亞造反派是為了讓難民大量湧入歐洲，從而在歐洲製造不穩定，並插手美國大選。當前我們需要明智的領導者。

我認為脫歐公投給英國留下了傷痕。英國向來以寬容聞名。如今，一些生活在英國的非土著開始感到有些不安，而過去英國一直相當自由，而且與少數族裔也相處甚歡。但現在情況變糟了。雖然還沒有到特別糟糕的地步，但已經有些糟了。投票支持與反對脫歐的英國人之間的分歧很明顯。你看著自己隔壁的鄰居想道：「他投票支持脫歐，但他是個好人。現在我對他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了？」同時還存在代際分歧。大體上，在歐洲看到機遇的年輕人反對脫歐；他們的父輩更可能投票支持脫歐。

《財經》：這種公投「有毒」？

克勞利：德國沒有舉行公投，因為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就是經過四次公投上位。公投使得宣揚簡單信息的強人掌權。

《財經》：迎合民粹主義？

克勞利：是的。但這確實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歐洲有很多人感到自己被拋棄了。他們對移民感到不安，經濟又不景氣。這些問題加在一起就變得非常棘手。如果敘利亞局勢能穩定下來，那會有所幫助。但眼下似乎不太可能。

西方在中東的戰略介入很失敗。擊垮薩達姆·海珊是錯誤之舉。我們特別是美國人，不理解中東政治的複雜性。一夜之間在其他文化中建立民主是不可能的。有時我們必須現實些：暴君可能比出現權力真空強。鐵托死後，南斯拉夫解體，巴爾幹陷入一片混亂。聰明人會告訴你，敘利亞以及周圍的國家是部落社會，他們的分歧有宗教的原因，裡面很複雜，外人很難理解。統治了中東大部分地區很長時間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政策是不摻和阿拉伯的爭吵。我們則摻和了這些爭吵。顯然以色列的作用使得情況更加複雜。

我認為歐洲即將到來的選舉會很有趣。我不知道默克爾是否會再次當選，她再度當選意義重大。德國很穩定，對於移民人口的管理也很不錯。但如果移民來得太快太多就很難辦。英國人很自豪地談論在「二戰」開始時將猶太人從納粹德國轉移出去，但事實上我們救援的猶太人數量很少。來到英國的猶太人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很容易就融入了社會。

在目前的難民危機中，英國正試圖接納儘可能少的難民。這或許符合英國的最大利益，但我認為對此我們應該問自己一些道德問題。我們在應對伊斯蘭恐怖主義方面有些問題，使得人們對難民感到擔憂，但英國脫歐問題事實上更多地反映了我們對於來自歐洲國家移民的態度。有很多人從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較為貧困的歐洲國家來到英國工作。他們以很多方式做出貢獻。他們中有醫生、牙醫，也有建築工人和清潔工人。經濟上被落下的貧窮的英國工人階層感覺這些移民搶了他們的工作。

英國脫歐的口號是「奪回我們的國家」，但他們將英國的歷史簡單化。我們曾被德國人統治，維多利亞女王講德語，而且可能有德國口音。我們也曾被荷蘭人統治，還曾被法國人統治，「征服者威廉」。但關於英國歷史，民粹主義媒體給人們講述的卻是個簡單的故事。

我們還同美國面臨一樣的經濟方面的問題。在西方，傳統製造業和工業衰落。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川普令人擔憂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承諾讓煤礦和鋼鐵廠重新運轉起來，他根本無力實現上述承諾。他令想要工作的憤怒民眾心懷期望。當他失敗時會怎樣？他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英國也是如此。英國脫歐運動告訴英國民眾，英國可以繼續與歐洲進行自由貿易，同時限制歐洲人來英國工作。這似乎不可能，而且可能產生嚴重的經濟後果。

對歐盟而言，人員自由流動與自由貿易並存是基本原則。沒有人員自由流動，羅馬尼亞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絕對會否決任何自由貿易，因此歐盟必須拒絕，否則整個歐盟將土崩瓦解，歐洲各國將重新建立國家壁壘。這種情況並非不可能出現。歐盟官員被認為冷漠、不了解尋常百姓而且非常不民主。如果勒龐在法國當選，或者如果義大利銀行垮掉，重新建立國家邊界不是不可能。

《財經》：你覺得，在不遠的未來中東地區會變成什麼樣？

克勞利：中東？我認為ISIS會崩潰。他們已經在慢慢垮掉，已經死掉數萬人。當然這會在中東造成另一個真空。人們相信作為ISIS的最後一搏，西歐地區會出現大量恐怖襲擊。我們已經在土耳其和法國等國看到這一現象。

我們將繼續面臨長期的移民問題。僅約旦一國就接納了大量難民，約有200萬人，並且正在儘力而為。問題是敘利亞將發生什麼？我認為這很關鍵。這些難民能否重返家園？能夠達成什麼樣的和平協議？我認為敘利亞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敘利亞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拋開以色列以及ISIS的終結等問題不談。

《財經》：一個暗淡的前景。

克勞利：是的，看起來非常糟糕。你不得不說變化不會很快出現。將這個國家重新拼湊起來將很不容易。西方將很不情願幫助阿薩德這樣做。我毫不懷疑，很多來到歐洲的難民更希望待在敘利亞的家裡。在別人國家待著，找不到工作，而且在該國不受歡迎，並不是件舒服的事情。所以我認為這將持續很長時間。中東的問題一直存在。

《財經》：漫長而痛苦的重組重建。

克勞利：是的，這需要時間和智慧。我不知道怎麼看，但我認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表現得格外幼稚。當然我並不是說英國過去干預得多麼好。「一戰」后，英法兩國出於自身利益瓜分了中東，完全無視當地的部落和宗教現實。

《財經》：一個關於「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老話題。

克勞利：他理解中東的問題。「一戰」后瓜分中東的秘密協議並不明智。過去200年殖民歷史的教訓之一就是不能強迫其他國家接受西式民主。研究英國19世紀初入侵阿富汗的歷史的人都會說：「別去摻和。你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更現實的做法是，認識到自身能做的有限。

我們實現西式民主花了很長時間。我們不應該期待其他國家像我們一樣。土耳其很有趣。土耳其的民主似乎正在使埃爾多安成為一位民選的獨裁者。埃爾多安贏得了民主選舉，然後為所欲為。這顯然沒有理解歐洲的民主理念——即為了維持國家的團結，你也需要考慮那些沒有投票給你的少數人的利益。土耳其曾被視為西式民主伊斯蘭國家的典範，但目前看來該國形勢不妙。

《財經》：對土耳其的未來你怎麼看？土耳其的局勢很有趣，目前權力集中，並且有全面伊斯蘭化的傾向……

克勞利：過去20年來，土耳其一直是伊斯蘭國家的典範，經濟不斷發展，但該國存在地緣戰略問題，該問題歷史由來已久。土耳其位於亞洲和歐洲的交匯處，這可能是具有戰略力量的位置。但同時也受到兩邊的擠壓。

我感覺土耳其可能前途不妙。庫爾德問題再次出現，解決該問題可能是個漫長而血腥的過程。土耳其有潛在的人口擔憂，庫爾德人的兒童數量比土耳其種族的要多得多。未來終有一天，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數量和土耳其人一樣多。凱末爾·阿塔圖克創建土耳其共和國的口號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該口號沒有給其他族裔留下多少空間。

如今埃爾多安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主要是傳統的穆斯林，他們中很多人從農村來到城市。我認為只要經濟強勁，人們就會支持他。而一旦經濟開始衰退，埃爾多安的處境可能就比較艱難。隨著庫爾德與ISIS恐怖行動的增多，旅遊業已經開始放緩。去年，前往土耳其的英國遊客人數下降了40％。2014年，旅遊業在土耳其的GDP中佔比13％，如果西方國家同時將製造業從土耳其轉移，埃爾多安的日子就會變得難過。

土耳其可能分裂，該國一直存在極端左翼勢力。他們定期會復甦。土耳其差不多每隔20年就有一次政變。這一次政變使得埃爾多安清洗了軍隊，而軍隊是土耳其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也一直是建立世俗國家的主要支持者。如果埃爾多安的權力基礎動搖，樹敵太多，那麼就可能垮台。

土耳其現在極為分裂。土耳其的少數派是使用社交媒體的西化且世俗的年輕人，他們受過教育、居住在城市。他們大多身在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即便伊斯坦布爾，有時候也感到像是有兩個世界，一邊是與歐洲城市或北京沒什麼兩樣的購物街，而在傳統的區域，越來越多的女性戴上了面紗。

《財經》：土耳其親西方化的那些力量會反抗嗎？

克勞利：我認為街頭會出大亂子。我不確定西化的年輕人將參與大的暴力行動，但極端左翼勢力相信搞爆炸那一套。土耳其現在的局勢非常不穩定，一觸即發。庫爾德人可能這樣做，ISIS知道他們在旅遊度假區放一枚炸彈就能徹底搞垮土耳其的旅遊業。

我認為埃爾多安在處理庫爾德人問題上做得很差。他認為庫爾德人想在敘利亞邊界為自身打造一小塊區域的威脅比極端伊斯蘭主義更大。事實上，在近來敘利亞以及ISIS的問題出現之前，庫爾德問題已經在改善，可現在又前功盡棄。

土耳其政黨很容易分裂，一旦分裂就會出現混亂。埃爾多安可以威脅歐盟，因為土耳其正管理著200萬難民，他隨時可以將他們放入歐洲。歐盟與土耳其的關係非常複雜。可以說西方過去利用土耳其作為北約的基地，並對土耳其作出了自身無法履行的承諾。尤其是美國極力推銷這一理念：加入歐盟將對土耳其大有好處。但如果土耳其加入，歐盟肯定會土崩瓦解。這一點毫無疑問。英國脫歐運動就大肆宣傳7600萬土耳其人很可能將在歐洲自由流動。這令人們十分害怕。

《財經》：你的下一本書會寫什麼？

克勞利：下一本書會很短，是關於十字軍遠征後期的歷史。十字軍最後一個世紀，大約從1200年到1300年。遠征的最後時刻是1291年圍攻一個名為阿卡的地方，阿卡位於現今以色列的海岸。

《財經》：每個歷史學家的研究背後都有自己的哲學。你的哲學是什麼？或者說你希望通過歷史告訴我們什麼教訓？

克勞利：我的哲學就是，古人與我們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的基本需求都是一樣的。我們要安全、食物、要冒險，有時可能貪婪。這些是人類行為的主要驅動力。當你聽古人談話時，起作用的動機是相同的。

在，我經常被問到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這令我很感興趣，因為這種「人能從歷史中學習」這一理念對我們西方人來說有點陌生。這可能是因為歷史相當連貫，而這種連貫性是西方所缺乏的。我們從十字軍東征可以學到什麼呢？老實說什麼也學不到，除了「不要殺人」。除此之外我看不到有什麼教訓。

我認為很難發現歷史教訓。從近期歷史中可以找到一些短期的教訓，比如歐盟的創建是「二戰」之後的產物，它受益於一個教訓——「不要欺負戰敗國。」「一戰」之後我們沒有記住這一點。當時有人，比如經濟學家凱恩斯，就說太嚴厲懲罰德國會導致另一場戰爭。果不其然。而「二戰」之後，通過重建德國，我們在處理德國方面就好了很多。這算是學到了教訓。

《財經》：這說明總結歷史還是有用的。

克勞利：不過，總的來說，我覺得很難從歷史中學到用於指導未來政策的教訓。或許存在深層的模式。如果縱觀漫長的人類歷史，似乎我們人類正朝著徹底主導自然的方向前進。我們似乎天生就想要得到更多東西。或許這是捕獵採集時代留下的印記，因為你不知道下一頓飯從哪裡來，所以多不為過。但這些觀念跟你決定是否投票英國脫歐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被問到的「歷史教訓」問題十分有趣，這似乎源自文化差異。比如在英國我就從來沒有被問到過這個問題。美國人有時候會看我的書然後總結說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結論：穆斯林很差勁，但事實上如果你仔細看書里提供的證據，你可以看到基督徒也做了挺壞的事。

我發現人們會得出自己的結論。而且人們看待過去的方式可能迅速變化。比如ISIS之後，亞馬遜上對我的書出現了更多負面評論。當我住在土耳其的時候，我個人與伊斯蘭世界接觸的經驗是比較正面的，人們熱愛和平，非常熱情友好。我試著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盡量保持平衡。可是現在，有些人從我的書里得到的教訓是，穆斯林很壞，他們活剝人皮，他們把人釘在木樁上，這就解釋了他們如今為何如此野蠻，但人們忘記了基督教當時做的事情可能沒有好到哪裡去。

所以人們從歷史中總結的教訓變得很快。我認為人們閱讀歷史，任何一段歷史，然後總結出自己想要的結論，歷史的鏡子里照出來的是你自己而已。有些人認為我的書是親伊斯蘭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我侮辱了土耳其的大英雄穆罕默德二世。

或許我們都只從歷史中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歐洲現在處在很有趣的時刻。如果是明智的領導者會怎麼做？我希望歐洲將有明智的領導者，因為目前的問題真的很難解決。但我不確定歷史能給我們多少指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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