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不黑暗：中世紀的再發現

「黑暗時代」不黑暗：中世紀的再發現 薛涌

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概述了比利時史學家Henri Pirenne的觀點：「野蠻人」不野蠻。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並不意味著文明的斷裂和「黑暗時代」的來臨。野蠻人不是來摧毀羅馬文明，而是來享受這一文明的果實，進而保存了這一文明。真正的「斷裂點」，是伊斯蘭勢力西進，到八世紀控制了北非和地中海，切斷了羅馬世界傳統的「內湖」和貿易航路。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不得不退縮內陸。貿易、貨幣、文字都漸漸丟失。這時才是所謂「黑暗時代」。也就是說，Henri Pirenne把「黑暗時代」的來臨從五世紀末推延到了八世紀初。

那麼，「黑暗時代」是否黑暗呢？二十世紀的另一批史學家，對「黑暗時代」這個概念本身提出了挑戰。據說法國著名人類學家杜蒙（LouisDumont）曾對他的學生講：「到公元一〇〇〇年時，歐洲的基本工作已經完成了。」（轉引自Mitterauer，xvi.）意思是，構成現代歐洲或者現代西方的基本要素，到那時已經造就。此言雖然有故作驚人之誇張,但也概括了西方學者中漸漸形成的共識：從西羅馬滅亡到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這一傳統史學中所謂的「黑暗時代」，恰恰是現代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框架的形成期。

我們不妨對歷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檢視。羅馬帝國飽受「野蠻人」攻擊之前就東西分治。從一開始，東羅馬帝國就是比較富庶強盛的一方，成為帝國的中心。日耳曼將軍奧多亞克廢除了最後一位西羅馬帝國的皇帝后，之所以要把皇帝的權杖獻給東羅馬帝國，號稱自己是代行東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威，就是因為在傳統上，羅馬帝國的真正統治核心在東方的君士坦丁堡。在這個意義上說，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不過是羅馬帝國失掉了一半領土，甚至是相對不重要的一半領土。東羅馬帝國，也就是我們習稱的拜占庭帝國，又繼續存在了一千年左右。

（Peter Heather所著《帝國與野蠻人》（Empires and Barbarians））

這一格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長時段的比較機會。羅馬帝國到公元二世紀達到頂峰后就開始衰落。這期間雖然多有起伏，但衰落的大趨勢從來沒有能夠逆轉。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使日耳曼因素和羅馬因素混合雜交，創立了相當獨特的封建體制。這包括國王和貴族或封臣之間個人化的紐帶，領主經濟和地方社會的自立性，教會的神權對王權的制約以及其限定王權所發展出來的憲政因素等等。所以，西羅馬帝國滅亡后雖然引起了政治秩序的混亂，但也刺激了新制度的生成。東羅馬帝國憑藉著其雄厚的資源和相對容易防禦的地理位置，免於了「野蠻人」的征服，繼續維持著帝國的權威。但這種帝國體制並無法扭轉自二世紀以來的衰落大勢，反而導致了制度的僵化。乃至到了十三世紀初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來自四分五裂的西羅馬帝國故地的騎士們，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以自己扶植的拉丁皇帝取代拜占庭帝國的皇帝。雖然講希臘語的拜占庭皇室很快復辟，但東羅馬這一統一的帝國，面對西方各色小王國和天主教廷，已經是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到十五世紀面對奧斯曼土耳其的威脅，拜占庭皇帝如同叫花子一樣忍辱負重地到西方求助，最終也沒有避免被奧斯曼征服的命運（拜占庭帝國與天主教西歐的關係,可參見DonaldM.Nicol的著作《拜占庭與威尼斯》）。換句話說，羅馬帝國延續下來的一半，遭遇的是拜占庭式的命運：被野蠻人征服的一半，則最終演化為現代的西方。

這一事實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許多西方人並不把古希臘、羅馬當作西方文明的「主體」。在他們看來，現代意義的西方，並不是對於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的「繼承」，而是在所謂的「黑暗時代」中生成的。是這個「西方」，後來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古希臘羅馬的文明進行了「吸收」。

那麼，把過去的「黑暗時代」突然抬到如此高度，是否有些矯枉過正呢？我們不妨從經濟、社會組織到政治結構一層層地分析。

美國技術史學家Lynn White Jr. 自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力倡「中世紀農業革命」說。他指出，人們之所以維持著對「黑暗時代」的偏見，在於過度注重上層社會，而忽視了大部分人口的生活和經濟形態。傳統意義上的「文明」，多屬於統治階層的財產。日耳曼人的征服，導致了統治階層的更迭。上層社會的秩序當然受到嚴重的破壞，文化藝術跟著衰敗。但是，整個羅馬帝國末期，經濟低迷，人口萎縮，衰勢難以逆轉。真正的生機，還是在「野蠻人」到來之後。所謂「黑暗時代」領主莊園里的一個普通農奴，其生活水平比起羅馬帝國的無產者都明顯要高。這是一系列的「農業革命」所造就的。這種革命包括重犁的發明、新作物的引進、三分地和休耕制度的形成，乃至馬匹、水力、風力技術所帶來的「能源革命」。這些變化，當然沒有產生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米開朗琪羅等文化巨人，而主要是在無文字的階層中展開。但是，在當時的農業社會，這是社會最根本的進步，致使土地產出更多的糧食，能夠支持更多的人口，並且使勞動力獲得更充分的雇傭。這也是公元一〇〇〇年後歐洲人口迅速反彈的基礎。當然，這一切，都和「野蠻人」密切相關。

（林恩.懷特（Lynn WhiteJr.1907-1987））

Lynn White Jr.在一九六二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世紀的技術與社會變遷》一書中，系統總結自己的研究，稱現代西方的技術優勢是在我們所謂的「黑暗時代」所奠定，力創一派新說。他後來還強調，天主教的「能動性格」（activistcharacter），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心理基礎。這方面的文章大多收到他的論文集《中世紀的宗教與技術》中。他甚至把當今世界面臨的生態危機歸結於中世紀的進取創新的傳統。大力鼓吹防止地球暖化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也特別對他的理論提出反駁。可見其影響之大。總之，LynnWhiteJr.對「黑暗時代」的顛覆是徹底的、全面的。從最基層的農業經濟到宗教文化，無不涉及。他也不是孤軍奮戰，而是代表了二十世紀西方學術的重大傾向。比如，法國史學家G. Duby陸續出版了一系列中世紀社會經濟史的著作，強調中世紀的技術和經濟進步，成為歐洲的權威學說。這些學術努力，使人們對中世紀的看法大大改觀。不過，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到七十年代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對西方學術文化的了解也深受影響。直到今天，知識界對四十年代以前以及八十年代以後的西方學術還相對熟悉些，對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學術則多少處於「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狀態。所以，儘管LynnwhiteJr.、G. Duby等幾十年前的學說到今天己經有修正之必要，其基本構架仍有著巨大的解釋力，並且是學術界相當陌生的。我不妨僅僅選擇其中幾點與本文相關的要點加以介紹。

下表中的人口數據，提供了一個比較直觀的討論起點。（以下兩表均轉引自Maddison，32）

西歐人口水平（公元0—1400年，人口單位：萬人）

年份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300 1400

人口 2470 2760 2290 1860 2040 2541 4089 5835 4150

西歐人口年增長率年份增長率

年份 0-200 200-600 600-1000 1000-1300 1300-1400

增長率（%） 0.06 －0.10 0.08 0.28 －0.34

從這個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下列事實：歐洲公元二〇〇年前的人口發展，是羅馬帝國前兩百年最繁榮時期的寫照。自此之後，人口不斷下降，反映著羅馬帝國的衰落。這種下降趨勢，一直持續到公元六〇〇年，其間並沒有因為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羅馬的滅亡而出現大的波動，說明「野蠻人」的入侵併沒有加速人口的衰減。從公元六〇〇年開始，人口呈加速度的反彈，到一〇〇〇年時幾乎接近了羅馬帝國鼎盛期，一二〇〇年則遠遠超出羅馬帝國的鼎盛期。到一三〇〇年，西歐人口竟比羅馬帝國的高峰時期人口還要高出一倍多。一四〇〇年人口的下降，則體現了十四世紀中期黑死病所造成的禍害。這時正好也進入了文藝復興時代。另有中世紀專家得出大同小異的估計：歐洲人口在九五〇年時為二千二百萬，到一三〇〇年為五千五百萬。這意味著140%的增長（轉引自Comet，11，footnote 2），一三〇〇年左右的人口高峰，無論是前面的羅馬帝國，還是後面文藝復興，都遠遠無法與之相比。

所謂「黑暗時代」，最早是義大利人文學者彼得拉克在一三三〇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他以前的時代。「中世紀」這個辭彙在拉丁文中第一次出現，是在十五世紀，所指的也是類似的時代。總之，兩個辭彙都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概念，大致可以互換使用。這種概念，如同希臘羅馬的「野蠻人」的概念一樣，所揭示的不是對概念所指的現象的理解，而是不理解。希臘人和羅馬人，往往把與自己不同、講話聽不懂的異族，都統稱為「野蠻人」。至於這些「野蠻人」究竟如何生活、彼此有何異同，都不甚了了。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發現了古典文化，覺得自己獲得了文化新生，於是，就把自己和古典之間的時代統統稱為「黑暗時代」或「中世紀」。所謂「黑暗」所揭示的，恐怕更多的是這些人文學者們自己的兩眼一抹黑，看不清那段時期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十九世紀的學者漸漸從這種兩眼一抹黑的狀態中走出、發現了中世紀文明的巨大成就后，「黑暗時代」慢慢被限定為「中世紀早期」，大致時限為公元三〇〇至一〇〇〇年。二十世紀，隨著中世紀研究的突飛猛進，嚴格學術意義上的「黑暗時代」的概念幾乎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3到7世紀）、「大移民時代」（300-700）等概念。前者著重於揭示羅馬帝國的衰落，後者聚焦於日耳曼人的民族移動所產生的衝擊。這兩個概念雖然都僅僅涉及了歷史的某一個片面，但至少透露出對所描繪的時代或現象的理解。即使採用對「黑暗時代」最狹隘的界定，即三〇〇至一〇〇〇年之間的「中世紀早期」，我們也可以發現，自公元六〇〇至一〇〇〇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比羅馬帝國最強盛的頭二百年還要快。公元一〇〇〇年後的人口增長速度，則比羅馬帝國強盛期快四倍多。要知道，在工業革命前，人口規模主要是被糧食生產所制約。沒有農業的進步，就養活不了那麼多人。另外，戰爭、疾病等原因，對人口增長也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在一般情況下不如糧食這個因素那麼具有決定意義。所以，人口增長一般都是繁榮的直接體現。從上述人口數據上看，我們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說，到公元六〇〇年後，歐洲獲得了新的動力。這種動力，比羅馬帝國的前二百年還強大，延續的時間也長得多。特別是在十至十三世紀之間，農業經歷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擴張。（Raepsaet，55.）難道這不意味著一個文明頂峰嗎？

（林恩.懷特著《中世紀的技術與社會變動》（Medieval Technologyand Social Change））

中世紀的輝煌，已經為西方史學家所公認。但如何解釋這些業績，則眾說紛紜。G. Duby直截了當地把人口增長和開墾土地的邊疆精神當作黑死病前中世紀的歐洲的特徵。另有學者稱土地開墾不過是人口增長的自然結果，或公元一〇〇〇年後的氣候暖化有助於農產量的提高。還有學者承認，羅馬帝國所代表的古代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社會衰朽，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確立刺激了農業的發展。但最引人注目的解釋，還是中世紀的技術進步。（Comet，11.）

說到技術進步，首推是新作物的引進和普及。這裡特別突出的，是有別於小麥等傳統農業「基礎作物」的「第二代作物」：黑麥和燕麥。這兩種作物本來屬於和傳統穀物共生的雜草。當氣候變冷和雨量增加打擊了傳統穀物的耕種時，這兩種作物開始在中歐地區流行。其中，黑麥對冷、熱、旱、澇的抗拒能力都非常強，對土壤肥力的破壞比起小麥來也小得多，可以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種植。另外，其成長速度快，成熟期短，對剛開墾的土地適應力強。這些品質都導致了黑麥在北方的流行。燕麥對土壤要求不高，喜濕冷的氣候，雖然對於酷熱、冬寒等則比較敏感，但作為北方典型的夏季作物還是頗為適宜歐洲的環境。另外斯佩爾特小麥（speltwheat）也曾在古代後期流行過一段時間，但到了水磨普及后，因為產後加工相對昂貴而被淘汰，影響不及前兩種作物。

黑麥和燕麥本在羅馬帝國的邊境外種植，後來被引入邊境內側，使「大日耳曼地區」成為羅馬和日耳曼農業傳統的交匯點。這大概受到羅馬邊境大量屯兵的刺激。特別是騎兵的存在，使人畜都需要穀物。不過，這兩種作物的盛行，還是在西羅馬帝國崩解以後。五世紀末，黑麥在法蘭克人統治的北高盧大量種植（另有學者認為公元前一世紀黑麥就在高盧地區出現，但公元四、五世紀開始流行。在法國北方，黑麥的推廣在西部要比在東部快。Comet，16—17.）。在中南歐洲，黑麥的普及總和法蘭克人的擴張相伴隨。在阿爾卑斯山以北、萊茵河與塞納河之間，這兩種作物在法蘭克帝國的腹地紮根。（Mitterauer，3—5.）在當時的歐洲，小麥是上層社會的穀物，價格很高。黑麥為普通百姓特別是窮人的食物。燕麥則在一些地區被用來作麵包，但更多的似乎還是用於飼料，特別是馬飼料。（Comet，15-17.）這和我們後面要討論的馬在農耕和交通上的普及不無關係。

與新作物密切相關的，就是三區輪作制（threefieldsystem）漸漸替代了兩區輪作制（twofieldsystem）。關於三區輪作的最早文獻記載出現在八世紀下半期，但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種制度在六或七世紀就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施行。兩區輪作是指一半土地耕種，一半土地休耕，以恢復地力。三區輪作則把土地一分為三：用三分之一的土地在秋天種植冬季作物，如小麥、黑麥、大麥等等；用另外三分之一在春天種植夏季作物，如燕麥、大麥、豆類等等；最後的三分之一則用作休耕地。這種耕作制度，比起傳統的兩區輪作有幾大優勢：第一，一年有三分之二而非一半的土地用於耕種，增加了農地使用效率，並在此基礎上提高了產量；第二，對勞動力進行了更合理的分佈，不僅冬夏兩季的農活均勻，等這兩季農活完成後，農夫又可以對休耕地進行翻整；第三，因一年之中在不同時期耕種不同作物，當某一季度遭遇自然災害時，就不至於毀掉全年的收成，大大減少了損失；第四，休耕地和收穫後土地用於放養牲畜，不僅增加了農用牲畜的數量，也為土地製造了大量肥料。（Mitterauer，5-6.）

另有些學者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認為三區輪作未必大規模地提高了農產品的價值。因為秋天播種的冬季作物價值較高，但僅用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春天播種的夏季作物多則是比較廉價的穀物。比起用一半土地集中耕種小麥等貴重穀物來，增益並不明顯。儘管如此，這些學者也承認，這樣的制度大大降低了自然災害的風險，在農地的擴張不斷擠壓牧場的情況下，飼料作物保證了農用牲畜的數量。

根據最為謹慎的估計，三區輪作制度最晚到十三世紀穩定確立下來。另有些學者則大膽一些。他們發現，在七六五年和七七一年以前，春種的記錄非常少。但自此以後春種記錄則頻繁出現。（White Jr.，1940，152，footnote1.）這大概意味著在八世紀晚期，三區輪作的一些輪作要素已經具備了。因為文獻不足，我們對三區輪作的普及率和時間框架很難確定。一些考古發現證明，在法國地區，十世紀以前居民們的食物包含著大量肉類，但自此以後穀物的比重急劇增加，到了十二、十三世紀，穀物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卡路里。「穀物化」成為一個明顯的趨勢。（Comet，15，29-30.）這些都意味著深刻的農業革命。

在耕墾技術上，重犁和畜力的使用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古代歐洲普遍使用的是一種輕犁，或稱ard。其結構是一根大致垂直的木柱，底端裝有犁刀，另有一根向前伸的大梁與木柱交接，由畜力牽動這根大梁來耕作。這種簡單的結構，使犁刀僅能在地上劃出一道淺溝，故又稱淺耕犁。重犁則要複雜得多，裝備有犁刀、水平犁鏵、犁壁等部件。這種重犁能夠有效地深耕，把土壤翻起攪碎，而不是淺淺地劃出一條淺溝，進而特別適用於濕重的河底土壤。傳統的耕犁因為犁得太淺，經常必須進行交叉犁地，即先縱向犁一道，再橫向犁一道，相當費工。重犁則犁一道即可完成，特別適合三區輪作制中條狀帶土地的耕種。更重要的是，重犁因為體重耕深，需要更大的力量驅動，農夫們經常必須把他們的牛湊在一起集體耕種。這不僅強調了畜力的運用，也為中世紀集體協作的莊園經濟打下了基礎。

另外，古代歐洲畜力的運用非常缺乏效率，大多隻知道軛式挽具。這種挽具很適用於牛，卻不適用於馬。到了九、十世紀之間，現代的馬軛(頸圈)、縱式軛具、馬掌等被發明出來，使馬匹得以在農業中大量使用，漸漸代替了緩慢的牛耕。顯而易見，馬能夠有效地牽引重物后，對物資運輸的效率提高恐怕更大。在Lynn whiteJr.看來，十一、十二世紀馬給歐洲提供的畜力，和蒸汽機在工業革命中帶來的變化可以相提並論。公元一〇〇〇年以後歐洲的高速增長，和馬匹的使用密切相關。（White Jr. 1940，153-155.需要指出的是，後來的學者對這些「技術革命」的說法進行了許多修正。比如，一些新技術因素在古代後期就已經出現。在耕種中以馬代替牛未必就是進步。每個地區，在不同的時代都可以根據具體環境和經濟狀況決定使用什麼技術。這方面的修正理論，詳見前引的Raepsaet的論文。）

以上所涉及的，還僅僅是穀物的種植。在穀物加工過程中，磨坊的出現則是另一個重大突破。古代歐洲就有磨坊。不過，所使用的磨全是橫輪式的。中世紀的磨坊，則採用的是縱輪磨，效率提高了許多。在八到九世紀，磨坊在法蘭克帝國的腹地非常集中。水磨受到水力資源的限制，即使在臨河的地區，水流也因季節有所不同。風磨的出現，則可以和水磨互相補充。歐洲風磨最早的範本，大概出現於一一八〇年的諾曼底。隨後迅速擴張。磨坊的興起，刺激了歐洲人飲食的「穀物化」，直接導致了麵包的流行；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結構。因為磨坊的資本投入大，特別是水磨除了建造費用外，還要掌握水權，一般都是領主興建，然後對前來磨製穀物的農民收取使用金。（WhiteJr. 1940，153-155.需要指出的是，後來的學者對這些「技術革命」的說法進行了許多修正。比如，一些新技術因素在古代後期就已經出現。在耕種中以馬代替牛未必就是進步。每個地區,在不同的時代都可以根據具體環境和經濟狀況決定使用什麼技術。這方面的修正理論，詳見前引的Raepsaet的論文。）一方面，領主在這裡確立了某種經濟壟斷，另一方面，磨坊也成為莊園中的聚地和市場，甚至討論社區事務的「公共空間」。領主經營的烤爐，也是尋著同樣的邏輯。這大大強化了領主的莊園經濟。這種社會結構，對於三區輪作的組織效率具有重大的作用。

用WhiteJr.的話來總結，中世紀的輝煌，首先不在於哥特式教堂，也不是經院哲學，而是農業革命中的畜力、水力、風力從十一、十二世紀開始迅速取代了人力，結束了建立在奴隸的廉價勞動之上的羅馬經濟體系，使歐洲走向了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WhiteJr. 1940，155-156；）後來的學者則特彆強調市場、貿易和城市化的作用，認為貿易和城市化增加了非農業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提高了糧價，使農業生產更加市場化，使利潤刺激對農業的投人。但這種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是馬在內陸運輸中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交通效率，整合了城鄉經濟。

當然，中世紀技術革命有著非常豐富的面向。系統討論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圍。比如，風力和水力並不僅僅用於磨坊，也用於釀酒業和紡織業。馬具的改革不僅增加了馬匹在農業和交通中的運用，也提高了軍事技術、塑造了中世紀的騎士。甚至住房的建造和取暖方面，也都有著革命性的突破。上面所討論的，主要是和農業有關的若干要點。因為那時的歐洲主要是個農業社會。農業技術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

那麼，這些技術革命從何而來，又有著什麼樣的影響？這就需要藉助「大移民時代」（300-700）的觀念了。

「大移民時代」，指的是羅馬帝國後期開始，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南下，打亂了以地域組織人口的羅馬世界的秩序。考察上述技術進步，基本全是以這些民族的遷徙為轉移。因為日耳曼民族本身在進入羅馬世界以前沒有文字記錄，許多細節尚不清楚。但根據羅馬世界片段而且片面的記載，輔以各種考古發現，我們大致可以推斷：這些日耳曼部族大多處於初期的農業社會，並非匈人等游牧部落。不過，北方日耳曼地區經濟比較落後，人口稀少，缺乏發展農業的動力。等這些日耳曼部族遷移到羅馬邊境附近，就和羅馬那種以小麥、橄欖等為主幹的農業傳統發生碰撞。因為邊境地區大量屯兵，特別是許多日耳曼部落要為羅馬服務，糧食需求提高。開墾土地、提高產量等等，就成了緊迫的使命。後來歐洲莊園制度的流行，和這種大規模的土地開墾（有人稱為「大開墾」）有重要關係。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農業革命」，也在情理之中。雖然具體的時間地點不容易確定，但我們大體可以說，「農業革命」的核心主要在阿爾卑斯山以北法蘭克帝國的腹地，也就是今日法國和德國等地。三區輪作中的新作物比較適應北方寒冷的氣候，在南方則效益不大。在時間上，大致以八世紀末卡羅琳王朝時代為開始，一直持續到十三世紀。到十三世紀末端，歐洲人口達到前近代的頂峰，一直到工業革命前後才被超越。歐洲日後的工商業都有巨大進步。但是，在一五〇〇至一八五〇年間的第二次「農業革命」發生前，這第一次「農業革命」構成了歐洲經濟的一個高峰。

可見，我們無法把日耳曼人的南下描繪為文明的毀滅，也不能僅僅認為日耳曼人保存了羅馬文明。日耳曼人帶來了一場革命，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和經濟重心。PeterHeather在《帝國與野蠻人：羅馬的滅亡與歐洲的誕生》中，對「大移民」的觀念進行了相當充分的發揮。在他看來，傳統上有兩種移民理論。一是精英替代論，即移入的征服者替代了傳統的統治階層，而不觸及被征服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大部分人口的生活；一是層進論，即小規模移民，使移民集團比較和平地融人原住民中。日耳曼人的南下，突破了這兩種模式。其移民的基本單位，至少有一萬名武士，外加親屬家人。也就是說，一個移民集團可以有幾萬甚至十幾萬。幾個集團相加，就可達數十萬人。這種規模的人口遷徙，不可能僅僅到被征服社會進行「精英替代」，也不會無聲無息地融入原住民中。當然，更沒有證據表明「文明毀滅」，即對原住民進行種族清洗。這裡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是日耳曼人是在羅馬人口銳減、人力資源緊缺的過程中進入的。這些曉勇善戰但急需尋找食物和土地的日耳曼人，及時填補已經成為空架子的羅馬軍團，並在被遺棄的土地上定居，和羅馬形成了強烈的互補和合作關係（Bendix，23.）。所以，這種遷徙的結果，只能是對羅馬社會根本性的改造。

從地緣上看，阿爾卑斯山北面羅馬帝國邊境的周邊地區，本來因為農業生產落後，難以支持大量人口。日耳曼部族的規模也比較小，當他們為羅馬效力時，羅馬經常通過糧食供應對之進行操縱。更早時期，羅馬人向北征服之所以很快終止，也是被資源供應的「自然邊界」所局限。可見這裡並無建立龐大的政治架構的資源。但是，到了五世紀以後，歐洲的中心就離開了地中海，而移至阿爾卑斯北面的易北河和大西洋之間。作為羅馬帝國邊界的萊茵河，正好在這一廣大地區的中央穿過。原來的邊疆演變為中心地帶。那裡的日耳曼人，通過與羅馬的互動，特別是為羅馬提供的服務，慢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得以發展出更加複雜政治組織結構，建立了規模更大的部落聯盟。雖然這些在羅馬邊境崛起的部落，沒有一個大到足以挑戰羅馬帝國，但由於背後匈人入侵的推動，都不約而同地大舉移入羅馬帝國境內。這就使帝國難以招架，最終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Heather，361-371，598-605.）

這一過程不僅形成了新的政治地域，也打造了新的政治社會結構。在進入羅馬帝國境內之前，日耳曼人都屬於自立的小部族。根據塔西佗的記載，這些部族的男性多組成一種叫comitatus的武裝團伙，效忠於一個有感召力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親臨戰陣，身先士卒。其追隨著也要隨之赴湯蹈火，以命相許。在這些日耳曼部族裡，臨陣退卻，或領袖戰死自己卻活著回來，是不能忍受的終身大辱。顯而易見，這樣的倫理是基於小部族之生存本能，用以保證大家在關鍵時刻團結一心、無人退縮。這裡特彆強調的是，comitatus的本意，包含著朋友、同伴之意。或者用北京話來說，就是「哥們兒」。我們這些在「文革」中長大的人大概還記得，當時社會失序，青少年中出現了許多「流氓團伙」，到處打群架，其中的信條是「為朋友不惜兩肋插刀」，也確實經常出人命。這種「流氓團伙」，其實和comitatus就非常相似。comitatus中的領袖，和大家的關係相當平等，通過協商來行使自己的權威，很講「哥們兒義氣」。他的權威，是建立在大家「服氣」的基礎上的，是一種個人魅力性的權威，比如為人仗義、勇武等等。大家相信他會捨身為了整體的利益服務，並且有能力給部族帶來勝利，於是都肯為他而捨命。可想而知，作為領袖，如果你為人怯懦、不夠仗義，權威會即時崩解，不會有人再跟著你。

隨著與羅馬帝國的互動，這些部族漸漸向羅馬帝國內部移動，同時也組合成越來越大的部族聯盟。這些聯盟的領袖，也就是日耳曼的國王，其權威還是根植於comitatus的結構，只是有了更廣泛的感召力，具有某種神性。日耳曼部族相信，某個家族的血脈中，有一種能夠通神的品質，使這個家族的成員獲得了領袖的權威。不過，這種權威，是需要不斷地在沙場上證明的。當一個國王缺乏能力，而他的兄弟卻很有才幹時，人們可能就會覺得這個家族的神性傳到了他兄弟那裡，隨之進行廢立。更大的危機，恐怕還是有幾個能幹的兄弟，大家都想繼承王位，這就免不了一場內部的廝殺。在這個過程中，部族成員掌握著選擇權，進而有相當大的說影響力。所以，日耳曼的王權，一方面算是家族的遺產，一方面又有相當的民主性，即需要建立在部族共識的基礎上，乃至部族成員每每通過歡呼的方式來選舉國王。

日耳曼的comitatus的，是歐洲封建制度的重要起源。Comitatus的領袖和成員之間個人的紐帶，很像日後歐洲的國王和其封臣之間的關係。這其實是一種契約關係：封臣通過對國王的服務來獲得國王的保護，國王的權威建築在其捍衛公共秩序的能力之上，有一種公共性。如果國王濫用這種權威，過度謀求自己的利益，對封臣無限征索，侵犯了大家的自由，那就破壞了大家的「哥們兒義氣」，會受到封臣強烈的挑戰，甚至會失去自己的王冠。這種權力架構，當然有著強烈的不穩定因素。每次權力交接都可能引起內爭，沒有誰能夠建立當然的合法性。等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后，教會的權威也自然侵入這種權力結構中：既然國王的權威帶有某種神性，既然有幾個人在競爭王位，那麼最終的獲勝者就迫不及待地需要教會的認可，以證明自己的權威是上帝賦予的。所以，中世紀的國王，大多由教會加冕。（Bendix，23-35.）

這種日耳曼傳統的另一個發展，是地方性和自治性的權力結構。哪怕是王權，也要建立在這種地方性和自治性的基礎之上。在進入羅馬帝國之前，日耳曼人中那種comitatus的權力結構，要求領袖不時地通過擴張來獎賞他的跟從者，比如新的土地或戰利品。入主羅馬帝國后，則喪失了這種擴張的空間，紛紛就地紮根，無法獲得擴張回報。同時，羅馬那種龐大的稅收體系也被打破，日耳曼國王也就不具備論功行賞的財政能力，只能把佔有的土地作為獎賞分給大家自主經營。擴張時代相對集中在國王里的軍事權威，在和平時期就這樣分散到封臣手中。所以，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不僅意味著羅馬秩序的崩解，同時也是羅馬時代「野蠻人」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結構的轉型。其中的一個明證是：四世紀匈人侵犯歐洲，推動了日耳曼人的移民。九世紀末馬扎爾人（Magyars）的進犯雖然具有同樣大的破壞力，卻沒有引發類似的移民。「大移民時代」已經終結了。這體現了日耳曼社會巨大的變化：當初那種在廣闊空間擴張的遊動式農業社會，已經轉型為在地性農業社會。（Heather，577-609.）特別是莊園制的建立，使領主成為一個獨立王國的統治者。他不僅組織相當自給自足的生產，而且通過領主法庭等一整套制度維護這地方的公共秩序。這種自治傳統，對日後歐洲的「國家建設」的意義不在王權的發展之下。（關於莊園制的意義，Mitterauer，25-57.）

從以上的立場看待現代西方，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其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傳統，還是以地方自治為根據的民主憲政，都受惠於「黑暗時代」之賜。歐洲的「黑暗時代」，實際上是世界文明的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