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宋詩的理趣

就寫詩宗旨而言，不外抒情、言志、說理三端。詩歌本質上是抒情的，說理非其所長。但愛說理卻成了宋詩的一大特點。宋嚴羽說：「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明李夢陽說：「宋人主理，作理語。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稍後的楊慎也說：「宋人詩主理。」清劉大勤說：「宋詩多言理。」近人錢鍾書也指出：「唐人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宋人以詩說理的內容很多，最重要的當然是表現哲理。譬如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不少宋詩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如梅堯臣《對花有感》：

新花朝競妍，故花色憔悴。
明日花更開，新花何以異。

恩格斯指出：「生命首先正是在於：生命在每一瞬間是它自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黃庭堅《書舞陽西寺舊題處》也說：

萬事紛紛日日新，當時題壁是前身。
寺僧物色來相訪，我似昔人非昔人。

邵雍用詩寫的哲學講義亦稱：

向日所云是，如今卻是非。

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

向日所云我，如今卻是伊。

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

（《寄曹州李審言龍圖》）

最耐人尋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馬上小睡》：

夾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覺據鞍眠。
覺來已失初時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剛剛還是滿眼桃花，在馬背上打了個盹，眼前就是青山綠水了。

佛教徒常以詩來宣傳佛教教義。當然，宗教也屬哲學範疇。《五燈會元》卷一講過一個故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囑諸摩柯迦葉。」佛教教義難以盡說，所以佛祖釋迦摩尼拈花示眾以啟發弟子們，自己去領悟。「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說明只有迦葉有所領悟，所以得到釋迦摩尼的青睞，成了禪宗的創始人。禪宗六祖慧能認為「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於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所以他強調：「令學道者頓悟菩薩，令自本性頓悟。」《鶴林玉露》卷一八載牟尼詩云：

近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
歸來拈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如果把尋春比喻學道的話，為什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主要是因為在自身以外尋春訪道，雖踏破鐵鞋，也無所獲；而在自身中求，則往往能夠頓悟。

道教觀念雖為「一龐大複雜之混合物」，但是其主張貴生避世的特點還是十分鮮明的。道教徒愛用白雲來表現這一觀念，如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隱居不仕，梁武帝要他下山，他不肯，還寫了一首詩作了解釋，其《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云：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正由於像白雲一樣，不受官職的羈絆和牽累，所以他才能在南朝複雜而劇烈的政治鬥爭中，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北宋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詩一首》云：

白雲閑似我，我似白雲閑。
二物俱無心，逍遙天地間。

顯然這首詩將道教貴生避世的觀念表現得更加鮮明和徹底。

劉鶚在《老殘遊記》第九回借小說中人物之口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德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宗教教義由教外人士道來往往更加透徹，如范大成的《提日記》：

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亦夢中。
若向夢中尋夢境，覺來還入大槐宮。

浮生若夢是道教傳統人生觀，與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唐人小說沈既濟《枕中記》、李公佐《南柯太守傳》相比，此詩寫人生無論轉頭未轉頭，夢醒未夢醒，都在夢中，對浮生若夢人生觀的理解與感受，可謂又進了一層。

宋詩中還有許多抒寫生活感悟的作品，這些感悟往往又充滿哲理，因此特別值得珍視。如李沆《題六和塔》：

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

而王安石的《登飛來峰》卻有著不同的體會：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再如釋重顯《五老師子》云：

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僧寶傳》稱顯嘗游廬山棲賢，時諟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藞苴不合，作師子峰詩譏之。這三首詩的主題思想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它們都說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們所處的位置對於人們的思想，人們的生活道路是多麼大，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宋人還常用詩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如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瓮區區亦未貧。』當時故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后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區區老此身。』」從兩首詩中可以看出來王安石是主張改革的，而晏殊（謚元獻）、文彥博（封潞國公）是反對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張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受到了普遍歡迎，如沈遼《水車》詩：

黃葉渡頭春水生，江中水車上下鳴。
誰道田間得機事，不如抱瓮可忘情？

再如韋驤的《桔槔》詩：

露井無窮惠，機心在桔槔。
淺深在應取，俯仰不為勞。
固免羸瓶悔，全勝短綆操。
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還喜歡用詩來探討詩歌理論。如王安石的《題張司業詩》，吳可的《學詩》詩。陸遊也有不少論詩詩值得我們重視，如其《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后二首》之二云：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鏤虛空。
君詩妙處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驛中。

即深刻地說明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再如楊萬里的《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四首》之二：

山思江情不負伊，雨姿晴態總成奇。
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

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正因為他們突破了江西詩派的藩籬，所以在詩歌創作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宋代說理的詩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如劉克莊所批評的那樣：「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之押韻者耳。」像理學家邵雍《擊壤集》中的大部分詩都屬於這種情況。如他的《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於知，小人知人出於私。
出於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
出於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

所以馮友蘭說：「普通所謂哲學詩，或說理的詩，是將哲學的義理，用韻文等出之。這種所謂詩，嚴格地說，並不是詩。詩以只可感覺不可思議者，表顯不可感覺，只可思議者，以及不可感覺，亦不可思議者。其所用以表現者，須是可感覺者。」像上面這首《知人吟》，毫無形象可言，全為不可感覺者，故不能算作詩。准此以談，僧人寫的不少偈頌由於沒有藉助形象來說明道理，也算不得詩。

還有一部分富有理趣，是宋詩的特點，也是宋詩的優點所在。宋人頗愛用「理趣」二字評詩論文，如歐陽修稱：「真宗好文，雖以文章取士……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袁燮指出：「陶靖節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餘子可及。」南宋包恢則在對探討詩歌創作理論時用了理趣的概念：「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清人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首《凡例》云：「詩不能離理，然貴有理趣，不貴有理語。」在他看來，「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何謂理趣？錢鍾書說：「若夫理趣，則理寓物中，物包理內，物秉理成，理因物顯。」在錢鍾書看來：「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所謂冥合圓顯者也。」可見，詩的理趣就是通過詩的形象來表現哲理的藝術趣味。理趣的最高境界是將理溶解於詩的形象之中，使人渾然不覺，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如葉紹翁《遊園不值》：

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作者遊園的目的是為了尋春，柴扉緊閉未免讓他失望，但是一枝出牆的紅杏使他領略到了滿園春色，又給他帶來了一份驚喜。短短的四句詩寫出了作者由期望到失望，再到他的期望意外得到滿足而非常得意的心理變化過程，顯得理趣盎然。我們細細品味，發現這首詩也道出了內容與形式，本質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問題。內容或本質是一定會通過形式或現象反映出來的，春天到來了，我們即使沒見到杏花，也會從桃花、李花、薺菜花、迎春花那兒知道春天到來的消息。

宋詩中的理趣都見之于山水詩、詠物詩、詠史詩，以及形象化的議論中。宋人常在爬山涉水之中對人生有所感悟，而將詩的理趣寓於山水之中。如楊萬里《過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
正入萬山圈子裡，一山放過一山攔。

這首詩講了矛盾無時沒有，無處不在的道理。當我們好不容易爬上一個山頭，以為從此進入坦途，正準備喘一口氣時，會立即發現前面還有新的高峰需要你去攀登。松源當在南京附近（這組詩錄自《誠齋集》卷三五《江東集》，其二云：「山北溪聲一路迎，山南溪響送人行。也知流向金陵去，若過金陵莫寄聲。」），而蘇軾《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自註：「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以錯喜歡鋪為地名，可見楊萬里的這一感悟是人們所普遍具有的。楊萬里還有一首絕句也頗受讀者喜愛：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適1961年7月26日曾將此詩題贈給獄中的雷震：「南宋大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絕句，我最愛讀，今寫給儆寰老弟，祝他的65歲生日。」程千帆先生1994年夏天手書哲理詩七首贈周勃，也有此詩，並識曰：「誠齋此詩可喻將困難解決后之快樂也。」這首詩還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具備衝破阻力的條件，又有衝破阻力的決心，就一定能夠克服重重困難，獲得光明的前途。

詩人艾青說：「借某一事物表達思想的詩，通常叫『詠物詩』。詠物詩也通常被認為是哲理詩。」宋人當然也常寓理於物。如李九齡的《山舍南溪小桃花》：

一樹繁英奪眼紅，開時先合佔東風。
可憐地僻無人賞，拋擲深山亂木中。

這首詩雖然抒發了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情感，但是也說明了條件，譬如地理位置詩何等重要，同樣的人所處地理位置不同，其命運往往很不相同。同一物，不同的詩人藉以表達的理可能是很不相同的。譬如賈昌期《詠凌霄花》：

披雲似有凌雲志，向日寧無捧日心。
珍重青松好依託，直從平地起千尋。

此詩以凌霄花、青松為喻，說明你本身的條件雖然不好，但是只要你有凌雲志，並能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條件，也能獲得成功。梅堯臣的《凌霄花》云：

一日摧作薪，此物當共委。

意思是說依附於人往往沒有好結果，隨著依附對象垮台，自己也就完蛋了。曾肇筆下的《凌霄花》則云：

凌波條體纖，柔枝葉上綴。
青青亂松樹，直干遭蒙蔽。
不有嚴霜威，焉能辨堅脆？

寫凌霄花依附青松卻蒙蔽青松，只有經過嚴霜的考驗，才能辨別各自的品性。

寫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詩稱為詠史詩，詠史的目的是為了發表對現實的看法。宋人也常用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作為載體來說理，如王安石的《宰嚭》：

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

歷史上常常流行一種錯誤的說法，女人是禍水，將國家滅亡歸罪於美女。本詩指出國家安危繫於謀臣，不繫於地位低下的美女。只要將因接受賄賂而代表越國利益的太宰嚭誅殺，則西施呆在吳宮裡也是不用擔心的。王安石此詩和他唯賢、唯才，以及綜核名實的用人觀顯然是一致的。

宋詩中的理趣還表現在形象化的議論中，最有名的例子要算蘇軾那首《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何所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騫驢嘶。

此詩以設問開頭，接著以一個新奇的比喻作答。正是這個形象化的議論將人生經歷的偶然、短暫、變化莫測給充分地表現了出來。蘇轍原作第六句「舊宿僧房壁共題」，自註：「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賢之壁。」可以說往事還歷歷在目，僅四年多時間，就壁壞人亡，成了過眼雲煙。這種感觸曾一再出現於蘇軾的心頭，其《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復云：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這當是他任杭州通判時的作品，作者借對與友人偶然相逢的感嘆，表現了對與友人相識相逢的珍惜。如何對待生活中的遺憾與挫折？我們不妨讀一讀蘇軾的《慈湖夾阻風五首》之五：

卧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
且並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岩？

這首詩通過形象化的議論說明，在人生的道路上到處都有艱難險阻，我們應當用樂觀的態度來對待它。

宋詩富於理趣是詩歌本身發展的結果。詩歌具有說理的傳統，現存最早的一首兩言詩：「喪馬，勿逐，自復。」實際上就是生活經驗的總結。《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已經運用詩歌形象說明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而且這種變化有時甚至是非常巨大的：「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豳風•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則是一首完整的哲理詩。

漢樂府《長歌行》：「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輝的花葉到秋天就衰敗了，百川東流一去不回等一連串的詩歌形象說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道理，頗富於理趣。

晉代甚至出現了以詩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乾癟，而受到了鍾嶸的批評：「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

唐代創作了不少理趣渾然的作品，如李白的《越中覽古》：「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這首詩既抒發了滄桑之感，又說明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道理。失敗者因為發憤圖強而走向勝利，勝利者由於驕奢淫逸而走向滅亡，吳越兩國的鬥爭史證明了這一點。只是作者將其融化在詩的形象之中，使人渾然不覺而已。

前人哲理詩寫作的經驗與教訓當然會給宋人提供借鑒。此外，由於宋詞的盛行，宋詩進一步由妓席歌筵轉入書齋案頭，宋詩拓寬內容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尚未充分發展的哲理詩，正好給宋人留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宋代以前，佛經中的偈頌通過翻譯和模擬寫作，已經完成了本土化和詩化的過程，如拾得云：「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仔細。」貫休《喜不思上人來》也說：「偈是七言詩。」這種詩偈成了釋子們專門用來寫禮佛體會的白話詩。其特點是除押韻與每句詩的字數一致或大致整齊外，不考慮聲律。正如寒山詩所說：「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雲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其成熟的標誌是出現了王梵志、寒山、拾得、貫休這樣一批專門寫詩偈的侍僧。《全唐詩》收唐五代侍僧66人，而《全宋詩》收侍僧、詩尼約750人。由此可見，宋代僧人寫詩偈是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甚至到了「不學詩無以言」的地步。這當然也從一個方面推動了宋代哲理詩的普及與繁榮。

宋代詩人學者化也是宋詩尚理的重要原因之一。陳衍提出了「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概念：「證據精確，比例切當，所謂學人之詩也；而詩中帶著寫景言情，則又詩人之詩矣。」如果將唐宋詩加以比較的話，則唐詩多為詩人之詩，而宋詩則多為學人之詩。其實宋人已清晰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如劉克莊指出：「本朝則文人多而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才力，或逞博辨。少者前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嚴羽也稱：「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緻；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

宋代許多著名詩人都是學者，除文集外，多著有學術著作。如歐陽修著《毛詩正義》，與宋祁等奉敕撰《新唐書》；王安石著《周官新義》、《字說》等；蘇軾著《東坡易傳》、《東坡書傳》等；陸遊著《南唐書》、《老學庵筆記》等；楊萬里著《誠齋易傳》、《庸言》等；朱熹著《周易本義》、《詩集傳》等。他們還強調了讀書窮理對詩歌創作的重要性，如陸遊云：「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朱熹也說：「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這也導致了宋人在寫詩時往往愛作理性的思考，試以楊萬里的兩首小詩為例。其《清明日欲速石門未到而風雨大作泊靈星小海四首》之一：

一生行路竟如何，樂事還稀苦事多。
知是風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風波。

此詩不僅對自己的生活經歷作了總結，而且還揭示了風波與客子之間的辯證關係。「風波欺客子」是人們所普遍認識到的，而「客子犯風波」確實常常被人們忽略掉了。再如《新晴西園散步四首》之一：

久雨令人不出門，新晴喚我到西園。
要知春事深和淺，試看青梅大幾分。

作者將青梅大小作為衡量春事深淺的參照物，既表現了作者善於思考，又說明了作者觀察事物詩多麼細緻。而作者久雨新晴后的喜悅心情也就溢於言表了。

總的來說，詩人之詩通常借詩歌體裁抒情，而學人之詩通常借詩歌題材說理。如唐人往往通過落花來表達自己的惜春之情，以及對青春消逝的哀傷。如孟浩然的《春曉》：「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劉希夷的《代白頭翁》略云：「洛陽兒女好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而在宋人看來，「蘭芳春谷秋菊籬，物必榮枯各有時」。花開花落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如秦觀《春夏》云：

節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兒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宋人甚至清晰地認識到了紅花與綠葉間的辯證關係，紅花雖好需綠葉相扶，如楊萬里的《東園探桃李二首》之二：

有花無葉也孤寒，有葉無花草一般。
最是桃花饒態度，醉紅嬌綠惱人看。

當然，宋詩尚理與兩宋理學盛行也密切相關。理學的代表人物，北宋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南宋有朱熹等。這些理學家們寫了不少詩來宣傳自己的哲學觀點，有的人寫的詩還相當多，如邵雍現存1583首，朱熹現存1318首。宋末元初的金履祥編了《濂洛風雅》六卷，選錄「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詩，而冠以濂洛詩派圖。」而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僅選錄詩人二十五家。可見兩宋理學家寫作哲理詩的盛況。當然理學家們寫的大量哲理詩都缺乏詩意，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批評。如上述提要指出：「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吳越矣。……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為詩者，終綜李杜，不宗濂洛。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清人王士禎也說了同樣的意思：「宋人惟程、邵、朱諸子為詩好說理，在詩家謂之旁門，朱稍勝。」理學家們寫的哲理詩恰恰從數量方面導致了宋詩尚理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理學家也寫了一些富有理趣的哲理詩。最有名的例子當數朱熹的《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曾多次談到過讀書的方法與感想，如謂：「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或問：看文自為眾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卻又一說，看來看去，是非常短，皆自分明。」「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輕者出焉。」又說：「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得見。」「看文字，當如高【舟我】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才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這些話也很鮮明生動，而朱熹的那兩首詩既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又顯得更蘊藉耐人尋味。就認識論而言，朱熹也是主張實踐出真知的，其《大學章句》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他在詩中用形象化的語言，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如《出山道中口占》云：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

如前所說，春可以用來比喻道理，則此詩肯定了在書本之外去探尋事物之理。再如《淳溪甲辰中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諸同游相與一笑》之八：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岩下水縈洄。
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這首詩告訴我們，如同不親口吃一下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一樣，遊人不登上鼓樓岩，就不知道鼓樓岩上的佳景，實踐是獲得正確認識的重要來源。可見宋代的理學家為宋詩富於理趣的特點的形成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綜上所說，詩不是不能說理，關鍵是如何說理。那些用韻文寫的毫無形象可言的哲學講義與詩無關，而富有理趣的詩乃是情感與智慧，哲理與形象的融合，我們應當視為瑰寶。而在這方面，宋人成功的經驗與不成功的教訓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原題《論宋詩的理趣》，載《文學評論叢刊》第六卷第二期，收入《詩學問津錄》。為方便閱讀，省去了部分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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