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會被人工智慧取代嗎？

當AlphaGo在圍棋界所向披靡，人工智慧在各個領域的運用日益成為可能，人們在滿懷期待的同時也不無憂慮。這種期待與憂慮也在文學界、翻譯界瀰漫，人們在問，離人工智慧獨立、完整、成熟地翻譯一部文學作品還需要多久？作家小白的預測是：十年。如此一來，是否意味著大多數譯者將面臨失業？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文學翻譯除了準確性，更重要的還在於文學表現力。

而準確性和文學表現力恰恰是近些年來文學翻譯作品最被詬病的兩個方面。「文學翻譯質量每況愈下」幾乎已經成為某種共識。但在近日由上海翻譯家協會和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共同舉辦的「再登巴別塔——文學翻譯的現狀與未來」專題研討會上，記者卻聽到了不同的聲音。

「引進來」，文學翻譯質量每況愈下是偽命題？

這是一個「跨界」研討會，主辦方邀請的人員遍布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譯者、編輯、教授、作家、批評家……腦力激蕩，火花四射。不同的身份探討同一個話題，視角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得出的結論和給予的啟發也都不一樣。

上海翻譯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黃昱寧就坦率地表示，在綜合考量的基礎上，她不認為文學翻譯的總體質量在下降，相反，她認為某些單項甚至還有提升。那麼，為什麼會給讀者造成質量下降這樣一種印象呢？黃昱寧覺得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個數學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譯介作品數量呈幾何級數增加，懂外語的人口也以幾何級數增加。其結果是，因為總基數增大，所以其中質量不盡如人意的作品的數量亦隨之增加，而可以在對照原文的基礎上發現問題、提出批評的人數和為這種批評提供的宣傳渠道也遠比幾十年前大大增加，所以造成『翻譯質量每況愈下』這種印象的放大效應特別明顯。其次是時間問題。考量譯作的好壞，不能離開其誕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語境。那些經過時間考驗留下的譯作本身已經經過大浪淘沙，我們耳熟能詳的都是其中的精品力作。名家大師也是在歷經時代的淘洗之後，被後人追認的。」

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朱振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文學翻譯是個很容易引起爭議和詬病的工作，儘管文學翻譯工作者們大都不敢放肆，總是小心翼翼地戴著鐐銬跳舞，但還是不可能盡如人意。「毋庸諱言，對於文學作品，大家的解讀和理解往往因人而異，很難達成共識，更遑論在此基礎上用各自的表達方式和各自心目中的『信、達、雅』的標準把它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了。因此，文學翻譯標準不應太過簡單化，不能光是追求形而下的簡單的技的層面和單一意義的對等，而應更多地考慮文學性的忠實移譯，更多地考慮從其影響和對文學文化方面的貢獻層面上來進行評判。」他呼籲，「對待文學翻譯要持寬容態度」。

那麼，怎樣才算是好的文學翻譯呢？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汪涌豪認為，關鍵在於譯文中漢語性的凸顯。他指出，文學翻譯中洋腔過重的問題由來已久，並且由於文學的特殊性質，這個問題顯得尤其扎眼。因此，在忠實原著、隨文傳意的前提下，如何使譯文最大限度地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進而體現出漢語特有的豐贍與博雅，不能不說是當下亟須完成的要務。

作家小白則從專業作家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現代的翻譯事業其宗旨一開始主要是想要去「看世界」。一個古老國度的人們想通過譯介來儘快地了解世界，改造觀念。因急於進步而帶來的焦慮感表現在對翻譯作品的求多和求快。時至今日這種心態仍影響了翻譯狀況。新一代讀者很多都已能夠用多種語言閱讀，機器翻譯也日益發展。所以未來對文學作品的翻譯，其宗旨必然會有所變化。「作為一個寫作者，對中文表現力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之處確有所體會，我們不能簡單退回到中文的固有程式語法，應該吸收融合外國語言作品中某些長處，改造和發展這門語言」。

「走出去」，僅僅是作家和譯者的私下合作？

「文化走出去」近年來一直是一個熱點話題。在研討會上，翻譯家黃福海對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紅樓夢》和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進行了比較，對於學術界和翻譯界普遍認為的楊譯本不如霍譯本的說法加以批駁。資深圖書編輯彭倫對此從「文化走出去」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楊憲益夫婦的譯本吃虧在於出版社，因為霍克斯的出版社是企鵝出版社，企鵝出版社在英美世界是非常強的，楊憲益這個譯本是官方的外文出版社，在國外的發行渠道自然不及企鵝出版社。這也影響到了該譯本的傳播和影響力。

根據自己在版權貿易領域的多年經驗，彭倫指出，從總體來看，圖書版權輸入遠遠大於輸出，這確實是一個事實。但我們必須認識到「走出去」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一種單向的、主觀的行為。事實上，版權輸出、翻譯出版的工作是雙向的。一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出版，第一步當然是翻譯，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出版者。一部作品只有被一家正規的或者說專業的出版社來出版，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影響，甚至可以具體到由哪個編輯來出版。另外人們還存在這樣一個誤區，認為「走出去」是作家和翻譯家之間的事情，只要找到一個好的翻譯家，這個事情就算成功了。但現實情況是，翻譯家不是經紀人，他們無力推動翻譯作品走向市場。所謂的「走出去」，這個行為的主體應該是國內的出版社或者代表作家利益的代理人，以及國外的出版社或者版權代理人。作家被迫去搞營銷，懂營銷的卻不介入翻譯作品的推廣工作，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關係的錯位，才影響了作家作品在國外的傳播力度。彭倫認為，「走出去」實質上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文化交流，二是版權貿易。版權貿易實際上是一種經濟關係，所以應該走市場化的道路。

對此，黃昱寧表示，「走出去」可以從「引進來」中借鑒某些模式。一是與外方出版機構、代理機構深度合作，尤其是與類似於企鵝、藍登、伽利瑪這樣的大型出版社合作，也許可以嘗試將「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用引進版權來帶動輸出版權，並且逐漸將「走出去」的策動方由中方轉到外方，進一步實現市場化。二是研究、借鑒、發展文學代理人制度。在西方出版業中，社科類著作的版權貿易，有相當比例仍然是在出版社與出版社之間開展的，但文學類作品，尤其是大牌作家的作品，則一般離不開代理人的中介。事實證明，西方的文學代理人制度，是較為適合文學類作品的成熟的經營模式，有利於文學事業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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