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歷史重現？

在廣場協議簽署后，美元對於其他國家主要貨幣（日元，德國馬克，英鎊，法郎等）的幣值果然開始迅速下降。比如從1985-1987年短短的兩年內，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幅度超過50%，對於英鎊和法郎的貶值也接近50%。

1988年，這家始建於1907年的「廣場酒店」被一位地產大亨買了下來。這位地產商名叫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川普同時指派他當時的妻子，伊凡娜川普（Ivana Trump）為該酒店的總裁。

為了購買這家酒店，川普花了4億7百50萬美元（約合今天8億多美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從以花旗銀行為首的銀行財團取得的貸款。在購買了這家酒店后，川普又花了5千萬美元來做裝修和翻新。過重的貸款和利益終於將川普壓得喘不過氣來。1992年，川普和花旗集團為首的銀行財團達成協議，出售該酒店49%的所有權，用來免除銀行向川普發放的價值2億5千萬美元的貸款。

誰有沒有料到，在時隔24年後的2016年，地產商川普竟然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成為第45任美國總統。

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推行了一系列「讓美國更加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其中有一條提的比較多，那就是其他國家都在操縱他們的貨幣匯率，而美國人太「傻」，因此在國際貿易上吃了大虧。

舉例來說，2017年1月31號，川普設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主席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讓德國在國際貿易中佔了美國的便宜。

在2016年的總統選戰中，川普更是多次公開指責通過匯率操縱獲得不公平的貿易優勢。在他的公開演講中，川普甚至指責在「強姦」美國，正通過國際貿易「殺死」美國。

在把美國所有的主要貿易夥伴罵了一通之後，川普是不是正在醞釀第二次「廣場計劃」，逼迫主要貿易國抬高他們的貨幣幣值，人為降低美元幣值，來幫助美國振興其出口和經濟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1980年代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

工業五國（G-5）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的大背景，是美元幣值經歷了連續多年的升值。

上圖顯示，從1980年算起到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的時候，美元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其他貨幣大約升值了一倍左右。在強美元的影響下，美國的出口企業（比如通用，福特，IBM，卡特皮勒等）受到「重創」，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來越不如日本和德國的競爭對手。因此這些企業開始聯手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出手干預外匯市場。

大型製造企業出口疲軟，導致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日漸嚴重。到了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的時候，其貿易赤字達到了GDP的3%左右，是當時的歷史新高。

1985年2月，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指定James Baker為財政部長。正是這位Baker先生，推動了工業五國在美國紐約的廣場談判，並成功扭轉美元的幣值，以及接下來幾年的美國貿易平衡。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軸快速劃到2016年，看看美國經濟是否面臨類似的情況。

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元幣值達到了一個歷史新低。從2011年開始，美元開始逐漸升值。從2011年的低點算起到本文截稿（2017年2月）時，美元大概上升了45%左右。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元在本輪走強周期中的升值幅度不及1985年前的美元大牛市。

從美國目前的貿易情況來看，2015年的貿易赤字大約佔到GDP的2.7%左右。這個赤字雖然和1985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差不多，但是此時和那時有很大不同。目前美國的貿易赤字，其情況是在變好而不是變壞。

從1990年開始，美國的貿易赤字就不斷惡化，在2006年達到了創紀錄的6%（經常項目/GDP）。而從2006年以後，其貿易赤字逐年縮小，其趨勢是逐漸走向貿易平衡水平的。

如果仔細對比2017年和1985年時美國面臨的環境的不同，我們就不難發現，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美國的對手變了。

1985年時，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這也是為什麼當年的《廣場協議》需要這幾個國家參加協商的原因。在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在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興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歐洲的戰後經濟復興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馬歇爾計劃」的成功，而美國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則直接在日本做上了「太上皇」。基於對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恐懼，歐洲和日本在軍事安全上極度依賴美國，因此在《廣場協議》中美國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明顯的阻力。

在《廣場協議》簽訂以後，美國的這幾個「好夥伴」也十分配合，積極執行「弱化美元」的經濟政策。從1985年開始，美聯儲不斷降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11.8%降到1986年的5.8%左右。而日英德法央行則保持其利率不變。美國和這幾個國家利率差的不斷增大，為美元幣值走弱添加了一針催化劑，加快了美元貶值的速度。

但是，時過境遷，今非昔比。美國的川普政府如果想在2017年再度啟動類似於《廣場協議》的匯率干預，那麼他就會發現，自己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上圖顯示的是以國際貿易量計，各國貨幣和美元交易的比例。我們可以看到，的人民幣已經成為美元的第一大貿易貨幣，其次是歐洲的歐元和墨西哥比索。當年的日本（日元）和英國（英鎊）都已經淪落到了不起眼的貿易夥伴。

也就是說，如果川普政府想要人為的壓低美元匯率，那麼他們需要談判的對手就是：，歐盟和墨西哥。這也是為什麼川普的經濟智囊納瓦羅將攻擊對象指向德國的原因所在。而和墨西哥從來就是川普貿易保護政策針對的主要對象。

問題在於，，歐盟和墨西哥，這三大經濟體，還會像1985年的日英法德那樣對美國唯命是從么？雖然理論上歐盟還面臨俄羅斯的軍事威脅，但是其威脅程度和冷戰時期的前蘇聯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歐盟在安全上對於美國的依賴遠不及當年。而，從來就不像日本那樣是美國的小跟班，斷不可能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讓美國人做主。

唯一可能比較好捏的軟柿子大概就是墨西哥了。得益於北美自貿協定（NAFTA），墨西哥有龐大的依賴於美國的出口行業。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反覆叫囂要墨西哥支付那堵牆的費用的原因所在：因為他知道，如果美國和墨西哥真的打起貿易戰，墨西哥遭受的損失會嚴重得多。

讓人覺得有些諷刺的是，不管是否會像日本那樣屈服於美國的「淫威」，兩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上的目標反而是一致的。

從2015年年初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斷貶值，從6：1左右一路貶到7：1左右。在短短兩年內（2015-2016），人民幣兌美元就貶了17%左右。

為了延緩人民幣的貶值速度，政府不斷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干預，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從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外匯儲備，已經從2014年的高點4萬億美元，下跌到2017年1月的2.99萬億美元，短短兩年內下降了25%。可見中央政府為了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也是下了血本的。

由此可見，不管是美國政府也好，政府也好，大家都不願意看到人民幣快速貶值。因此不管川普是否會將列為「匯率操縱國」，兩國對於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是一致的，因此也省去了再舉行一次「廣場會議」的必要。

川普能夠做什麼？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目前美國再次啟動「廣場會議」2.0的條件不成熟，不太可能達到其在1985年通過《廣場協議》達到的政策目標。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川普政府能做些什麼呢？

首先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美聯儲制定其貨幣政策時，遵循的一向是「我的政策，你的問題（My policy, your problem）」的指導原則，即只從美國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而完全不顧其國際影響。如果美國政府對於美元的過分強勢有所不滿，那麼美聯儲就可以通過其貨幣政策工具（比如降息，量寬等）來影響美元的匯率往下走。

當然嚴格來講，美聯儲是獨立於美國政府運行的。由於美國的經濟復甦和就業率上升比較健康，因此目前美聯儲預計的是一條美元的「升息之路」。同時川普政府也需要面對被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的阻力，因為有不少共和黨員信奉的經濟政策是減少徵稅，減少負債，減少赤字。通過「印鈔票」的方法來試圖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被過去幾年的事實證明有很多副作用，其民意支持度很低。

這就指向了川普政府可能推出的第二種策略：貿易關稅。通過貿易關稅來懲罰那些貿易夥伴，達到減輕美國貿易赤字問題的方法，是美國歷屆政府管用的伎倆，川普政府也不會例外。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對從進口的輪胎徵收懲罰性的35%的關稅，在當時還引發了一場中美之間小小的「貿易戰」。從川普過往的言論來看，拿或者墨西哥開刀，針對某種進口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還是很有可能的。

當然，這種「都是別人的錯」的經濟政策是否湊效，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元幣值的走向受到很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不可能因為幾個簡單的懲罰性關稅就開始逆轉。川普政府想要完成他對美國選民許下的「把工作帶回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承諾，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遠不是那幾句口號能夠解決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想通過1985年《廣場協議》那樣的人為匯率干預來達到扭轉乾坤的目的，在今天應該是不太可能了。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