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之作，憂患之書」｜《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

在《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的寫作環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幾近枯竭，整體的文化秩序已經支離破碎，德國和歐洲精神陷於危境中。危境自然引發普遍的危情，更有憂鬱的悲情。

庫爾提烏斯

「賞析之作，憂患之書」

「《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恰在《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以下簡稱《歐拉》）問世的同年（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錢鍾書自序其書，夫子自道。對於《歐拉》，亦可作如是觀：寓憂患於賞析，含政治於學術，融義理於辭章，於個體修身養德，於群體經濟治平。「蓋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氣澤芳臭。」正聲微茫之世，存亡續絕之時，錢鍾書和庫爾提烏斯不約而同地為「文學之愛者」奉獻一部賞析之作，自然不只是好事「幫閑」，無聊「幫忙」。「文運」正變興衰，牽扯著「世運」起落沉浮。作為個體而存在，文學研究者興趣的轉向同文運、世運休戚相關。

庫爾提烏斯是古典語文學家格勒貝爾（Gustav Gröber，1844—1911）的親傳弟子，是拉丁學家埃伯特（Adolf Ebert，1820—1890）的再傳弟子。以語文學方式治學，庫爾提烏斯嚴守古典學家法，研治新版古法語《列王記》，探討法國批評家布呂內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的文學思想。以柏格森、羅蘭、佩吉、紀德、克洛岱爾、巴雷斯、巴爾扎克、普魯斯特、瓦雷里等文學巨星為媒介，法國文化和思想悄然進入庫爾提烏斯的血脈，一個嶄新的法蘭西世界在他的心空冉冉上升，朗然而且瑰麗。通過這部藉文學為媒介呈現的法國文化史，神聖不朽的歐洲文化統一秩序得以傳承——一條「偉大的存在之鏈」貫穿古今，從未斷裂。一旦神聖秩序破裂，存在之鏈斷裂，歐洲文化的精神就陷於可堪憂患的危境之中。本著柏格森式的直覺，庫爾提烏斯敏銳覺察到這種危境，義無返回地告別法國，掉背孤行，意欲「回到更古老的意識層面，首先便是羅曼中世紀」。在冥冥之中，他尋找一條通往羅馬的道路，重構「羅馬象徵秩序」。初訪羅馬，他就感到羅馬是一座聖城，祖先的故土，朝覲的目標，慕悅的對象。帕拉蒂諾山上帝王宮殿的遺址，無言地向他訴說著羅馬帝國的永恆榮耀。一種強烈的歸屬感油然而生：自己屬於「永恆的羅馬」。這份憂鬱的鄉愁，這份神秘的歸屬關係，蘊含著充滿多種象徵意義的奧秘。羅馬象徵秩序，為千年萬載的歐洲提供了經天緯地的永恆尺度。「成為羅馬公民」，「獲得帝國公民身份」，便成為庫爾提烏斯靈魂深處書寫《歐拉》之最隱秘的動機。

1932年，庫爾提烏斯發表《岌岌可危的德國精神》，描述德國偏離羅馬象徵體系，歐洲精神的野蠻化，理智主宰地位的去勢，種族怨恨的涌動，以及傳統人文教育的衰敗。所有這一切徵兆，均為歐洲敗落的表徵，納粹政制的特徵。於是，他果敢切斷通往法蘭西之路，而轉身朝著拉丁中世紀漫遊，呼籲一種新人文主義，一種貫穿了從奧古斯丁到但丁的整個中世紀的經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為經典古代招魂，乃是迫於德國進退兩難的現實——背叛羅馬帝國的志業，又徘徊在歐洲之外。焦慮與怨恨交織，絕望與妄念並存，庫爾提烏斯及其同時代的人對德國精神的復興深信不疑，同時面對最為深重的歷史危機束手無策。庫爾提烏斯在1932年這個德國歷史的轉折點上，對自己所處身其中而日漸荒蕪的現代性感到萬分茫然。他不斷地提及查理曼帝國的歷史個案，苦苦地追尋中世紀的經典古代模式與近代德國政治之間的微妙關聯。現代性作為中世紀神聖秩序的世俗化，因而現代政治同基督教的神學絕對主義之間存在著模擬關係。洛維特、施米特以及布魯門伯格對於現代與中世紀關係的描述，也鏡像式地映射在庫爾提烏斯對於歐洲歷史的整體性反思之中。在他的構想中，羸弱的德意志帝國對於偉大的查理曼帝國，永遠懷有一種怨恨而又羨慕的矛盾情感，這種情感構成了近代歷史的張力。德國精神在當下陷於危境，乃是因為德意志背叛了查理曼的事業，決裂了羅馬象徵體系，種族怨恨甚囂塵上，教育野蠻化暢行無阻，破壞性的文化無時不在，虛無主義長驅直入湮滅了人文化成之道（paideia）。反抗邪惡的種族主義，拒絕狹隘的愛國主義，庫爾提烏斯祈望從古典人文主義之中提煉出超民族的人文主義，藉以挽救在現代進程中瀕臨滅頂之災德國精神，藉以矯正歐洲在現代世界上的偏航。

歐洲一旦偏離了羅馬象徵體系，經天緯地的人文主義尺度就被絕望地廢黜了。一旦廢黜了這一永恆的尺度，歐洲思想活生生的統一制序就開始土崩瓦解。「因為蠻夷今天到來。皇帝在靜候，恭迎蠻夷的首領。」20世紀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ontantine Cavafy, 1863—1933）的詩句，誇張地呈現了現代歐洲的野蠻化災難。羅馬皇帝膜拜蠻夷，甚至禮拜金色怪獸，意味著虛無主義一統歐洲，人文主義病入膏肓，一場末日學的災難自空而降。蠻夷長驅直入，宣告「精約之世」（era of concentration）壽終正寢，而「博放之世」（era of expansion）如期而至。早在1908年，美國新人文主義者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發表《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哀嘆大雅不作，世衰道微，將現代精神的危境追溯到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今世延續文藝復興所開啟的「博放之世」，解放思想籠罩一切，「官覺之解放」、「理智之解放」，以及「良心之解放」，構成了近代最基本的特徵——「專重智識及同情之開拓」。「而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正具愛瑪生所謂智識饕餮，若輩急求脫去中古傳說之羈勒，又深幸自然與人性今得合一而息爭，狂喜之餘，遂謂禮文與選擇毫無需要。如拉伯雷蓋禮文與選擇二者皆非所具，雖有偉大天才而不得謂為合於人文。自古人觀之，乃為未開化之野人也。若此專務開放個人之才智機能，無軌範，無訓練，舍節制而樂自由，遂生博放時代所特有之惡果，漫無標準，凌傲自是，放縱自恣，於以加甚，或竟足危及社會之生存，於是社會起而反抗個人，而精約之時期繼之。」「博放之世」廢黜了「禮文與選擇」，拒絕了「軌範與節制」，可謂斯文掃地，禮樂沉淪，沒有溫柔敦厚的美德，卻有目無綱紀的張狂，沒有中正節制的虔誠，唯有自我伸張的虛妄。盧梭張揚感情自然主義，將古典人文主義湮滅在異教神的狂歡盛典。「魔鬼被認為是始終否定的力量」，使理性獲得驅動力的唯一方式是將美德轉變成一種更專橫更驕奢淫逸的激情：「眩暈就是國王，它趕走了宙斯。」由狄奧尼索斯為主角的浪漫主義「新神話」以統一的名義發起了一場「系統的生命叛亂」，分裂了古典理性主義的透徹澄明的制序。

「系統的生命叛亂」（Systematische Triebrevolt）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對現代人的理念的描述。舍勒所見，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頗為契合：現代人放棄了富有意義的象徵制序，而放任情感生命。「人的生命驅動力在新世紀里對片面升華的一種系統反叛……在歐洲已成了時尚」，「生命女神」取代了「精神女神」。這種貌似「后大戰現象」，卻是一種深深根植於歐洲歷史之中的黑暗「集體無意識」。在這種集體無意識的驅動下，人的反叛，黑暗的反叛，任性的反叛，本能的反叛，都將出演世界劇場的啟示錄戲景。於是有必要建立新的均衡，實現人的「諧調」——種族的諧調、人性內在的諧調、男性原則與女性原則的諧調、歐洲與東方的諧調、人類生命與其生命範本的諧調。現代人進入諧調時代，「就必須再一次學會把握那種偉大的、無形的、共同的、存在於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於永恆精神領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同時還有世界進程與其第一推動力演變之間的同契性，以及這個第一推動力和世界進程的同契性」。一望便知，舍勒的「諧調時代」願景及其普遍的「同契性」，乃是庫爾提烏斯「普世的人文主義大同境界」的基本元素。舍勒對庫爾提烏斯的影響，見於《歐拉》全書。《歐拉》開篇，他就引用了舍勒的話來描述「時代精神的危境」：「曾幾何時，自由的學術研究與思想體系聯合起來，反抗至高無上的教會對頭腦的禁錮。然而，作為兩者的聯合體，民主擴張卻悄然成為思想自由的最大威脅。在西方和（可能的）北美，蘇格拉底與阿那克薩戈拉的那種民主正死灰復燃。」在舍勒和庫爾提烏斯看來，民主的擴張乃是過度的自我伸張，不僅不利於道德和社會的進步，而且成了思想自由的敵人，從而加速了教育的野蠻化，惡化了現時代精神的危境。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將這種現時代精神的危境稱為「世界危機」：「構成人類世界幾千年的東西正面臨著崩潰」，「歷史的文明和文化脫離了它們的根，沉浸在技術經濟的世界中，沉浸在空洞的理智活動中」。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長歌當哭，哀嘆「德意志精神的終結」和「西方的沒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斯賓格勒用玄學的詩學的方式把握到了現代世界所遭遇的三大挑戰：「文化」喪失生命而蛻化為「文明」，生活的技術層面與生存的道德層面永無止境的悲劇衝突，以及自由主義對意義的剝奪、對文明的破壞、對宗教的摧毀和驅使國家走上毀滅的不歸路。所有這一切，都是歐洲偏離羅馬象徵秩序的危險徵兆。象徵著現代生活方式的國際大都市，已經耗盡了古代城邦的田園詩意，湮滅了羅馬帝都的神聖靈韻，「金錢和智力」為它們最後的勝利而彈冠相慶，人與自然之間原本愜意的紐帶無法修復地斷裂了。

《歐拉》成書於1932年至1948年間。這是一個被斯洛戴蒂克（Peter Sloterdijk,1947—）稱之為「后歷史的時代」：「構成歷史的歐洲擴張載體的潛在能力已經滅絕」，「舊世界已經在對星球本身的開發當中將初始的潛能消耗殆盡，它剩餘的能量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揮霍一空」。在這種嚴峻的精神危境當中，庫爾提烏斯採取了雙重「以退為進」的策略：退回到「文學的地窖」，打開通往人類思想共同遺產的大門；退回到拉丁中世紀，在孕育了全部生命的源頭活水之中沐浴療傷，在野蠻人和異教者的掌控下拯救查理曼帝國遺產，在信仰緣光的燭照下從人的諧調之中獲取新的精神能量。以退為進，便為歐洲以至於普世的人文主義發掘出「一種令人愜意的理智不在場之證據」（a welcome intellectual alibi）。為完成這一使命，庫爾提烏斯懷著千禧年主義的夢想，在冥冥之中走上了一條通往羅馬的道路。

(選自庫爾提烏斯《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即將上市)

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

【德】恩斯特·羅伯特·庫爾提烏斯 著

林振華 譯

《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是文學批評領域的經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歐洲文學與中世紀文學之間的關聯，前所未有地發掘了二者之間的連續性，庫爾提烏斯憑藉此書一舉成名。該書旨在研究中世紀拉丁文學及其對後續近代歐洲語言文學作品的影響。庫爾提烏斯認為，以往標準的「古典—中世紀—文藝復興—近代」的文學劃分方法，反而割裂了這幾個時期文學的連續性；再者，對於很多文藝復興時期和後來的歐洲文學，如果我們無法通過慣用語、隱喻、表達方式，或者說主題，闡釋它們同中世紀拉丁修辭的關係，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們。「文學主題」（literary topos）的概念能成為文學批評慣用語、術語，該書功不可沒。

庫爾提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 1886-1956），德國文獻學家、羅曼語言與文學批評家。生於德國坦恩（Thann），曾遊歷德國、瑞士、英格蘭等地，1904 年起在波恩學習梵文和比較文獻學。1913 年，他提交了大學教師資格論文——論述十九世紀法國批評家布呂內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的文章，並因此成了編外教師（Privatdozent），不久在波恩又榮升副教授。1920 年，他在馬爾堡出任大學教授，1924 年，前往海德堡任職。五年後，他返回波恩，接替著名的語言史專家呂布克（Meyer-Lübke），擔任羅曼文獻學教授，直至退休。1956 年，庫氏於羅馬逝世。著有《岌岌可危的德國精神》（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新法蘭西的文學先鋒》（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等。